魏峯：中國生產率下滑？舊瓶舊酒的新炒作
“全要素生產率”數據否定了“中國經濟奇蹟”？
近期，圍繞着中國連續多年二位數增長時代告一段落的背景，對於中國經濟是在轉入較低增長但仍然相當高速的新常態，還是更大幅度跌落甚至進入停滯時代前的暫時盤整，再次成為全球經濟學界和媒體財經專欄最熱門的話題之一。而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何看待和分析驅動了中國近數十年高速發展的經濟模式的內在質量和效率。
本月初《華爾街日報》刊發了一篇報道，聲稱兩份分別由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高級顧問及中國中心經濟研究部主任伍曉鷹，和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濱撰寫的獨立研究報告，都通過分析對比中國和東亞另一些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數據，發現中國經濟過去的高增長下，生產率卻提高的非常緩慢（相比發達國家和其他較先進的東亞經濟體的同期數據），進入新世紀以來甚至出現了多年的負增長。根據作者的解釋，這意味着儘管中國過去幾十年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奇蹟，但這“奇蹟”主要是依賴增加投入而實現，不僅實際效率很低，並且還越來越低，因而是不可持續的。
“全要素生產率”數據否定了“中國經濟奇蹟”？
這個觀點遭到了前倫敦市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羅思義的反駁， 在9月4日的演講中，羅思義認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這種理論早就被世界權威組織所放棄，而歷史實踐證明增加投資才是加速增長最有效的途徑，中國奇蹟在經濟規律本質上其實是完全“普世”的。
並非生產效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理論的缺陷
在筆者看來，羅思義相當有力的論證了投資（包括資本和人力）在各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地位，不過由於主題和篇幅的限制，對“全要素生產率”為什麼不能起到主導增長的作用，並沒有詳細闡述。閲覽過《華爾街日報》報道的讀者可能還是會有疑惑：TFP看上去不就是被稱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進步嗎，即使中國過去數十年經濟奇蹟的基礎是穩固的，但如果勞動生產效率始終徘徊不前，不是終究會讓經濟增長停擺嗎？
其實不然。
全要素生產率並非是勞動生產率的另一個代名詞，雖然聽上去二者相當接近，但實質差距巨大，有時甚至還會發生背離的情況。例如，根據北京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莫志宏、沈蕾的研究（注1），中國1952-1978年的全要素生產率是-1.9％，但同期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仍然有1.78％。其他學者的研究，雖然最後數據不完全一致，但大致結論都是一致的。將TFP增長率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或產業科技水平進步劃上等號的看法，其實是由於文字歧意引發的誤會。
雖然在一般討論中，TFP通常被理解為“由於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但實際上，首先正式提出TFP概念的美國經濟學家肯德里克（J.W.Kendrick）在他的名著《美國的生產率增長趨勢》中，對TFP的定義是“經濟增長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長解釋的部分”，即排除資本、勞動、土地等投入後的“增長餘值”，而不是一個明確的有固定範疇的概念。而開創了對TFP進行定量分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把TFP作為一個單獨要素予以分離時，也將之稱為“我們無知的度量（measurement of our ignorance）”。“之所以用一種否定的表述來定義這個概念，是因為現實中技術進步的形態多樣，原因也非常複雜，當人們不能仔細區分到底是何種原因引起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時，便籠統地説成是‘技術進步導致了生產率的提高’”（注1）。
如果用更直白的話語來解釋，含義就是：在具體的案例（確定時期內的個別經濟實體）中，經濟學家們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清楚TFP裏到底包括了哪些內容，其中比例又是如何分配的。而是在把已經清楚來源的經濟增長部分去除後，將剩餘還沒弄清楚的“餘值”一股腦的扔進TFP這個筐子裏。索洛在剛把全要素生產率概念引入他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模型時，甚至將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經濟增長的87.5%全都歸因於TFP的進步，這在以後被證明完全是誇張失真。
不過儘管後來的經濟學家者們進行了大量修正，但TFP理論與經濟運作的實際經驗間仍然經常發生衝突。莫志宏等人就指出，長期的統計數據都表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高於歐洲（平均），但TFP增長卻低於歐洲（同注1），於是從TFP增長理論出發，會推出一個違背邏輯的結論——美國和歐洲的生產效率都比對方高！這種難以解釋又無法迴避的矛盾正是TFP理論並不成熟嚴密的無奈表現。
可以任人擺佈的“全要素生產率”
勿庸言説，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之所以刺眼，主要在於它引用的報告中，中國的相關數據很不好看，尤其與東亞另幾個經濟體相比，更甚至可以用糟糕來形容。份量最重莫過於這段分析：“伍曉鷹表示：1978年至2012年期間，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年增長率為1%，期間人均年收入由2,000美元增至8,000美元。相比之下，日本1950年至1970年的相似高增長時期，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4%，台灣在1966年至1990年為3%，韓國在1966年至1990年為2%。他稱，相關經濟體的購買力因素已考慮在內。”
根據筆者所知，伍曉鷹的這個研究結論很可能是目前為止，對中國1978年後TFP增長率最低的估計了。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報道聲稱是依據兩份獨立的報告推出的，但通過分析被引述的報告內容，並查證作者以往的公開論著，可以比較有把握的確認，其實二位作者對中國經濟模式及未來前景的看法並不相同。真正一貫嚴厲質疑中國統計數據，並認為中國經濟的真實規模、增長速度和未來潛力都被大大高估的只是伍曉鷹，除了利用TFP數據發出警告外，近期他還發表論文認為中國的實際經濟規模足足被官方誇大了三分之一以上。而朱海濱對這種激進觀點應該是相當不以為然的，2012年他在研究報告裏就明確表明，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表明中國官方有意捏造重要的統計數據。
遺憾的是，筆者目前沒能查詢到被引用報告的全部原文，無法進行直接分析。不過業內人士都知道，TFP是一種非常容易被原始取樣和計算方式左右的數據，對同一經濟體的同一時段，經濟學家完全可以輕易的得到差距極大的不同結果。而根據伍曉鷹在報告中使用的中國人均收入數據，通過查證一些資料推測，有理由懷疑他是否在設計模型之初，對結論就有了某種傾向性（注2）。
注3：《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再測算：1978-2007年》，李賓、曾志雄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年第3期
當然，中國TFP數據自90年代以來總體上就呈持續下跌之勢，這確實得到了國內外大多數經濟學者的認可。但對於這種現象的解釋卻是各有千秋。有的學者，如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的李賓、曾志雄（注3），西北大學和寧波工程學院的李婧、邢向陽、郝索（注4）等人各自通過更新假定和要素，重新計算出新的數據，認為中國的TFP增長率其實被嚴重低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的鄭玉歆則對TFP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及度量經濟增長質量的侷限制，直接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注5）。他和隨後呼應的林毅夫等人（注6）的觀點，實質上與羅思義現今的看法相當接近，雖然比較委婉，但都開始質疑現在的TFP理論是否能有效的指導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政策。
注4：《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再研究》，李婧、邢向陽、郝索，《統計與決策》2012年第17期
其實還是冷飯新炒
其實，通過對TFP數據的分析，推導出中國經濟奇蹟即將“減速、剎車、破滅”之類的結論，伍曉鷹並不是什麼發明者，甚至連“先知先覺者”之一都稱不上。這個榮譽應該落在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頂級論評員之一的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頭上。
1994年克魯格曼發表了至今為止他最為著名的文章——《亞洲奇蹟的神話》，用TFP理論為依據，將整個二戰後的東亞經濟奇蹟幾乎抨擊的一錢不值，並在之後的論著中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注7）。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一連串潰敗的亞洲經濟體成就了他“預言大師”的地位。自此之後，更加自信的克魯格曼成為了當代經濟學界最大牌的“中國空頭派”。儘管屢次預言失敗，但仍然抱持着原有的觀點不變，伍曉鷹只是又一位拾其牙慧的跟隨者罷了。
不過應該承認，雖然基本理論依據依舊毫無新意，但在漏補細節漏洞上還是有所改進伍的。細心的讀者不知有沒有注意到，之前被拿來與中國進行對比的東亞先發經濟體，有日本，有韓國和台灣，但少了“四小龍”中另外的新加坡和香港。當然，那可能僅僅是因為作者覺得都列入比較會顯得太臃腫，或是認為它們作為城市型經濟體，具有不適合橫向比較的特殊性。不過，新、港兩地的TFP歷史數據與其經濟增長間的互動，其實都頗有可談之處，在國際比較中也算是個不大不小的熱門話題，這裏向讀者們略加介紹。
新加坡的TFP一直就是東亞曾經歷過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中的“異類”，克魯格曼當年抨擊亞洲模式是虛假繁榮，最直接的批評對象就是新加坡。實際上，根據克魯格曼等人的計算，在獨立後直到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的TEP幾乎沒有增長。作為批判亞洲虛假經濟奇蹟的基礎性論文，美國經濟學家艾爾文·楊（Young）在其著名論文《雙城記：香港與新加坡的要素集聚與技術變遷》裏，開始的測算結果，新加坡在1966-1990年的TFP只有0.2%，經過修後也只有1.0%，而香港則高達2.3-2.4%。（注8）很顯然，根據TFP增長理論，香港發展後勁應該遠遠高於新加坡，然而眾所周知，現實狀況卻恰恰相反。
注8：《東亞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研究述評》，沈紅芳，廈門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更矛盾的是香港本身的數據比較。據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張應武的研究（注9），香港的TFP增長率從2O世紀8O年代起，經歷了一個從上升到下降再到上升的波動過程。在2O世紀80年代中後期增長率達到頂峯，但在香港迴歸前跌至谷底，香港迴歸後又開始回升，進入本世紀後甚至超過了2O世紀8O年代的最高水平。結合香港的實際經濟增長情況就會發現，80年代其TEP增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還比較匹配，但進入90年代後就發生了嚴重背離，完全無法體現出對長期經濟增長的預見作用。
注9：《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香港經濟影響的實證研究》 張應武 《亞太經濟》2008年第5期
TFP的滑落是高增長、工業化的必然代價？
如前所述，在國內部分經濟學者的努力下，近年來對於TFP與經濟增長在理論上的關係有了新方向上的新觀念。根據對中國，對東亞多個有過高增長經驗的經濟體，以及美國早期工業化的歷史數據進行研究和對比，林毅夫等人提出，其實這些經濟體的早期發展模式實際是相當接近的，都是以資本和勞動投入增加為主導的，只有在工業化進入高級階段後，全要素生產率才會逐漸提高，佔據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位置（仍見注6）。在這個過程完成前，急於提高TEP增長率，也許會是拔苗助長。
而南京審計學院經濟學院的劉瑞翔，對1987-2007年期間中國的產業結構變遷進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這種觀點。根據他的研究（注10），產業結構變化是導致中國經濟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其背景在於中國近幾十年處於急速的工業化進程，幾乎連續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產業結構升級。即從農業向以紡織業為主的輕工業升級，再從輕工業向化工、機械電子等重工業部門升級。由於工業的投資規模大於農業，而重工業又比輕紡工業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所以在統計上，這二次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對TFP增長率往往都是負值。因此，即使TFP較高的增長模式確實較優，作為追趕型的後發經濟體，中國也沒有條件去選擇以全要素生產率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
注10：《中國的增加值率為什麼會出現下降?一基於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框架的視角》，劉瑞翔，《南方經濟》2011年第9期
用淺白的比喻，如果只單純計算眼前的TFP增長率，那學造飛機還不如一直縫襯衫。在從縫製襯衫升級到製造飛機的過程中，TEP指標幾乎無法避免會暫時下降。但是相信沒有幾個中國人會對“生產一億件襯衫才能換一架波音飛機”的國際產業分工地位，感到依依不捨。更有助於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能讓絕大多數國人分享到更多的發展紅利，代價只是被幾個“空頭”多威嚇幾句，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註釋引用
注1：《全要素生產率單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莫志宏、沈蕾，《北京工業大學學報》2005年第5卷第4期
注2：伍曉鷹在報告中使用的中國人均收入，是1978年為2000美元，2012年為8000美元。這隻可能是基於購買力平價指數（PPP），並經過歷史通脹係數調整後的數據。
筆者查詢到，根據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按人均購買力評價(PPP)國際美元(現價)計算，1978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為340美元（按GDP體系是222美元），而1978-2012年間中國GDP平減指數是5.88，調整後正好可以得到2000美元的數據。然而2012年按PPP指標的中國人均國民收入，IMF給出的數據是9162美元，而按世界銀行的PPP轉換因子係數計算，更接近11000美元（當年人均GDP38459元人民幣，人民幣對美元的PPP轉換因子為3.51）。
還不清楚伍曉鷹在報告中使用的“8000美元”數據來源於何處，但由於PPP估測的工作量相當繁瑣龐大，在已有國際權威組織提供了現成數據的情況下，除非有特殊需要，一般人都不會再自己專門構建模型取數。而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不同的比較年份數據卻取自兩個完全不同的來源，這也是經濟分析中的大忌。
注3：《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再測算：1978-2007年》，李賓、曾志雄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年第3期
注4：《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再研究》，李婧、邢向陽、郝索，《統計與決策》2012年第17期
注5：《全要素生產率的再認識》 鄭玉歆 2007年1月13日清華大學召開的中國生產率研究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
注6：《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相關爭論的再探討》 林毅夫 任若恩 《經濟研究》2007年第10期
注7：《亞洲奇蹟的神話》 保羅·克魯格曼 《外交》1994年11/12月期，《流行的國際主義》第11章1996年
注8：《東亞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研究述評》，沈紅芳，廈門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注9：《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香港經濟影響的實證研究》 張應武 《亞太經濟》2008年第5期
注10：《中國的增加值率為什麼會出現下降?一基於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框架的視角》，劉瑞翔，《南方經濟》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