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思德：奧巴馬之後，美國會有怎樣的總統
【奧巴馬如今焦頭爛額，在國內，問題頻出的醫改網站被曝燒掉21億美元；又因對軍人隨意“揮一揮手”，陷入“拿鐵敬禮門”。在國際舞台上，奧巴馬在聯合國演講中，將俄羅斯與埃博拉、伊斯蘭國並列，引起一片譁然。
奧巴馬的第二任期一度被寄予厚望，現在，批評奧巴馬似乎成了新的“政治正確”。美國《外交政策》集團首席執行官戴維·羅特科普夫刊文質疑：奧巴馬的外交政策能否得到拯救？著名政治學者福山與前美國駐阿富汗大使撰文抨擊奧巴馬應對伊斯蘭國的政策。
美國中期選舉臨近，但許多由希望到失望的美國人，目光已經投向“後奧巴馬時代”，希拉里也蠢蠢欲動，為2016年參選總統造勢。
美國政壇存在一個“歷史規律”，即總統輪迴説。那麼，奧巴馬是哪一類總統？在他之後，又會有怎樣的繼任者？】
後奧巴馬時代，美國會有怎樣的總統？
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如今進入收官階段，而新一屆的總統大選也開始預熱，眾多有意競逐白宮的候選人都在摩拳擦掌。但不論下一屆總統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都很可能在兩個歷史規律的作用下進入一個短暫的衰退期，如何把握這個歷史機遇，將是擺在幾個試圖挑戰美國霸權的新興國家面前的重大課題。
美國的政黨重組
“政壇重組”是美國政治史的一個規律性現象，基本上每隔三四十年美國政壇將會出現一次大洗牌。各方勢力會借所謂的“關鍵性選舉”的機會合縱連橫，在同一個政黨下形成新的選民結構，然後這個利益共同體會在內外作用下逐漸瓦解，直到新一輪的重組徹底打亂舊秩序形成新的選民結構。比如説同樣叫民主黨，傑克遜時期的民主黨、富蘭克林時期的民主黨和如今的民主黨的選民構成就有極大的差異。
1800年大選傑斐遜終結了聯邦黨自1789年立國起的12年執政，開啓了“弗吉尼亞王朝”的穩定統治（28年）；1828年民主共和黨分裂，繼承傑斐遜衣缽的安德魯·傑克遜締造的新民主黨時代卻最終導致南北兵戎相見（32年）；但1860年突然崛起的共和黨在林肯的帶領下不僅在大選中擊敗民主黨，在戰場上終結了奴隸制，還在接下來30年時間內助美國完成工業化（36年）；可工業化卻製造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政治腐敗低效，貧富差距加大，城市化導致的衞生治安等。新移民湧入導致的社會緊張等矛盾推動了共和黨內的進步派在1896年上台，標誌着美國進步主義時代拉開帷幕（36年）；可親資本的共和黨改革力度過於温和，美國經濟在20世紀20年代的狂飆突進後突然崩盤，最後美國人民用選票把下身癱瘓的羅斯福抬進白宮（48年）；左派勢力在把美國逐漸福利國家化之後終於在1980年擋不住里根為首的保守派的挑戰，美國社會也開始了漫長的右轉（至今34年）。
很多學者認為奧巴馬2008年的勝選標誌着新的政黨重組的完成，因為那次選舉包含了諸多關鍵性選舉的特徵：選民參與度達到一段時間內的高點（2008年投票率新高），黨內初選的路線鬥爭極其激烈（2008年希拉里和奧巴馬纏鬥到最後一刻），競選議題極具爭議和分裂性（2008年經濟衰退），選民團體大規模轉換門庭（之前一直因社會議題親近共和黨的拉丁裔，因為共和黨阻撓移民改革在2008年轉投民主黨）。
可隨後民主黨卻並沒有成為一個穩定佔據主導地位的執政黨，同時佔據白宮和國會的優勢僅僅維持了兩年。2010年中期選舉共和黨再度佔據了眾議院的多數，而這個多數一直維持到現在，即使2012年奧巴馬連任成功也沒有扳倒共和黨在眾議院的主導地位。而這種府院分治的局面導致奧巴馬施政遇到極大阻力，當下圍繞在民主黨周圍的利益共同體並不穩定，也就遑論形成長期的民主黨政權。
美國總統的輪迴
美國政壇的另一個歷史規律就是總統輪迴説。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藏傳佛教的轉世説，指的是兩個不同時期的總統會在內政外交上面臨驚人相似的局面或採取類似的舉動。而這個理論要結合上面的政黨重組理論來理解。
這個學説按照政黨重組的界限，傳統上將總統按照時間軸分為“再造河山總統”（Presidents of Reconstruction，指重組期上位的總統），“蕭規曹隨總統”（Presidents of Articulation，指緊接前者接替的總統），“雀佔鳩巢總統”（Presidents of Preemption，指作為反對黨意外入主白宮的總統）和“分崩離析總統”（Presidents of Disjunction，指執政聯盟崩潰前夕上任、國內外危機重重的總統）。
第一類總統在20世紀有西奧多·羅斯福（麥金利總統意外遇刺身亡，老羅斯福以副總統接任推進進步主義政策）、富蘭克林·羅斯福和里根。這些總統都被選民看作是救世主，都是在危機中解民倒懸。老羅斯福：就任時各種由工業化導致的社會矛盾一觸即發，無政府主義者公然刺殺麥金利總統；小羅斯福：就任時外部德意日法西斯崛起，內部大蕭條社會動盪，政府信用跌至谷底；里根：卡特時期內部經濟滯脹，外部面對蘇聯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質危機等問題處理不當。
麥金利總統遇刺
因為新組成的執政聯盟力量處於鼎盛，所以可以對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方面進行全方位改革，並在短時間內取得顯著成效。麥金利/老羅斯福：反壟斷訴訟肢解鐵路和石油巨頭，食品藥品安全/肉類檢測等市場監管措施出台，美西戰爭，開闢拉美后院，全球炫耀武力，被斥為“想把從耶穌誕生到魔鬼死亡等一切掌握在手”的強人；小羅斯福：上台百日維新，羅斯福新政，二戰連克德意日；里根：全面去監管，大幅減税，打擊罷工，冷戰軍備競賽升級逐漸拖垮蘇聯，外貿領域遏制日本經濟崛起。
左起：老羅斯福，老羅斯福的侄女、小羅斯福之妻埃莉諾，小羅斯福
第二類總統通常活在第一類總統的陰影下，而巧合的是20世紀的三位第二類總統都是第一類總統指定的接班人（杜魯門和老布什都是小羅斯福和里根的副總統，而塔夫脱則是老羅斯福點名接班的親密戰友，老布什甚至研讀杜魯門傳記為自己執政找尋指導方略）。在這個時期，雖然上一任留下的政黨體系依然在政壇佔據優勢，但反對黨已經不再是不堪一擊，在某些領域甚至取得些許進展。
塔夫脱雖然是老羅斯福親信，以“將（老羅斯福的）政策轉變為立法”為目標，但對於總統權責的理解卻比老羅斯福狹窄的多，其任內進步主義改革趨於停滯；杜魯門雖然守住了羅斯福留下的基業，但在自己推動的改革如全民健保領域遭遇挫折，而共和黨為了避免新一個羅斯福的出現也及時修憲將總統任期限定為兩任；老布什雖然再接再厲贏得冷戰，但因為里根的減税面臨鉅額赤字，還在民主黨的壓力下接連簽署兩個二戰後規模較大的民權法案（《1991民權法案》和《殘障美國人保護法》）。
三人都僅贏得一次大選就下台（杜魯門雖然任期達八年之久，但第一任是接替剛上任就去世的羅斯福，真正自己贏得的大選僅有1948年一次），任內都接手了前任留下的國際新秩序（塔夫脱接手了一個西半球霸權大國，杜魯門接手一個二戰後的世界霸權大國，而老布什任內則贏得了冷戰），三人中的兩人都發動了區域性的對外戰爭（杜魯門的朝鮮戰爭和老布什的海灣戰爭，還都是聯合國授權，而塔夫脱本人在老羅斯福內閣就是戰爭部長，負責執行其大棒加金元的政策）。
第三類總統則包括威爾遜，艾森豪威爾和克林頓，他們通常是利用某些執政黨自身的失誤成功搶班奪權（威爾遜上台有賴老羅斯福和塔夫脱在1912年大選的鶴蚌相爭；艾森豪威爾則利用自身巨大威望和朝鮮戰爭美國傷亡的契機；而克林頓則完全是老布什拱手相送，其幕僚在第二年居然建言老布什可以專注對外，認為對內已經推動足夠多的經濟政策可以確保連任，結果錯過了儘早結束衰退的時機）。而這類總統因為面對反對黨佔優勢的國會，通常為求連任會恪守中立路線，甚至搶奪對方的議程安排，俗稱“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威爾遜是民主黨內的進步派，接過老羅斯福的衣缽推動起老羅斯福的政策，接連通過了聯邦儲備法案，聯邦貿易管理局法案，克雷頓反托拉斯法案和聯邦農場貸款法案和收入税法案，並一定程度控制了童工問題，得到了進步派共和黨相當的支持。艾森豪威爾之前一直沒有黨派歸屬，是一個相當純粹的軍人，因此雖然選擇了共和黨但本質卻是中間派，打着“温和，感性和便民”的口號競選，任內延續了社會安全法，並將衞生局升級為內閣部門，修建州級高速體系，擴大最低工資保障範圍。而克林頓更是被觀察家譏諷為抄襲了共和黨候選人的競選綱領，其任內除了頭兩年走極左路線遭遇挫折外，之後都嚴守中立，和兩黨都保持相當距離，甚至在國情諮文中喊出了“大政府時代結束”的保守派口號，還和共和黨人合作大力削減政府開支控制財政赤字，並且不惜對抗民主黨基本盤進行福利制度改革。
這三位總統都成功連任，並且至今都深受人民愛戴（克林頓卸任前民眾滿意度高到民調中居然有三成民眾支持其再度連任；艾森豪威爾在民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讓共和黨深切懊悔當初修憲把總統任期控制在兩任；而威爾遜在歷次總統評選平均歷史第七位）。
對外，這幾位總統軍事介入相對先後任來説都算有限。克林頓雖然索馬里科索沃都有介入，但和兩位布什總統的戰爭規模相比就小多了，而且克林頓是美國在單極世界的第一任總統，原本蘇聯勢力範圍的問題也要介入，其肩負的“維和任務”自然相對較多；艾森豪威爾前任打韓戰後任打越戰，本人卻是第一個主張核裁軍的總統，任內結束朝鮮戰爭，制止英法以入侵埃及，同時丟掉北越和古巴，辭職演説中警告政治軍事共同體對民主的威脅；威爾遜算是三人中的異數，第一任內極力避免參與一戰，連任競選更以“不讓你孩子上戰場的總統”為口號，後來參與一戰更大程度是受德國潛艇戰，齊默爾曼電報和俄國退出等形勢所迫，而且一戰相比二戰韓戰越戰兩次伊戰阿戰乃至各種小規模軍事行動來説並非美國主導。
第四類總統就是內外交困的總統，包括胡佛和卡特，兩人的問題眾所周知，暫不贅述。
另外兩種新類別
但按筆者的看法，以上四個種類並不完整，因此在上述基礎上再延伸出兩類：“東山再起總統”和“負隅頑抗總統”。
所謂東山再起，是指在第三類總統之後原先佔優勢的政黨重新煥發力量，在避免自身失誤的情況下重新奪回了白宮。這些總統則包括哈定/柯立芝（哈定任內病故），肯尼迪/約翰遜（肯尼迪被刺殺）和小布什。比較巧合的是，這三人除了哈定輕鬆勝出之外，另兩人都贏得非常艱難：1960年大選的時候有20個州普選票兩黨差距不超過5%；布什2000年則和戈爾打上最高法院，從這個角度看舊的執政聯盟雖然重現生機但也處於強弩之末。
因為舊的執政聯盟式微，三位總統需要更多非常規手段鞏固政權，所以三人任內都醜聞頻。哈定內閣腐敗程度可謂美國曆史之最，兩位部長被判刑，各種醜聞讓哈定差點被彈劾；肯尼迪的競選在芝加哥本身就是一樁醜聞，其被刺殺也是世紀謎團，而後來鬧大的“五角大樓檔案案”雖然在尼克松任內被揭開，但卻是肯尼迪-約翰遜任內的醜聞；小布什的非法竊聽，關塔那摩虐囚，泄露CIA特工身份，擅自解僱自由派聯邦檢察官，卡特里娜颶風應對不力等醜聞更是在連任後接連爆發。
對內，為了維護執政聯盟的穩定，三人都基本按照本黨方針推動政策。約翰遜推動“偉大社會”，進一步福利國家化；小布什重拾里根的減税加去監管政策；哈定-柯立芝則重回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政策，從共和黨進步主義政策退回到傳統共和黨的親資本政策。對外，除了哈定因為一戰結束需要休養生息之外，肯尼迪和小布什都是鷹派，初期都選擇和美國的競爭對手正面對抗。肯尼迪競選時期就以“導彈不夠”為口號，上台後在古巴問題上接連和蘇聯正面較量；小布什則在競選時鼓吹中國威脅論，上任初期在南海引發撞機事件。二者都選擇了發動大規模戰爭，且都以失敗告終：越戰，阿戰和伊戰都沒有達到既定目標，越南被越共統一，阿富汗塔利班捲土重來，伊拉克則重新陷入動盪。
最後一類總統則是第三類的變種。同樣是在對方佔優勢的政黨體系中雀佔鳩巢，但和第三類採取合作中立的路線不同的是，這一類總統更多地選擇“行政單邊主義”和國會對抗，這一類總統包括尼克松和奧巴馬，比較意外的是他們都是完勝且連任。在這個階段，舊的政黨體系日趨瓦解，但卻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國會要通過新法案難，但阻撓總統施政的能量卻有：尼克松連續三位高院大法官提名被民主黨的參議院否決，奧巴馬眾多人事任命也遇到共和黨參議員狙擊，兩人眾多立法計劃都在國會擱淺。
不僅國會，高院對於總統權力範疇和施政綱領也會介入。尼克松時期的五角大樓檔案案和尼克松拒絕上交錄音案等；奧巴馬時期休會期任命權案，奧巴馬健保案，乃至三一訴赴美投資委員會一案等等，這些都涉及總統在某個領域權力邊界的問題。
而總統在遇到另外兩個分支挑戰的時候並沒有足夠的意願或能力解決彼此的分歧，而更傾向於繞開三權制衡自行其是。尼克松對於自己沒有興趣的政府項目選擇單方面截留國會的預算開支，通過釜底抽薪的手段廢掉這些項目；奧巴馬看國會移民改革法案沒有進展就單方面暫緩遣返非法移民並給與工作許可，而兩者都遇到彈劾的問題。兩位總統任內的醜聞較其前任都過之而無不及，尼克松的水門事件自不必説（這裏面涉及四五樁醜聞），奧巴馬任內則遇到稜鏡門，記者監聽門，國税局打壓保守派，無人機襲擊等各式各樣的醜聞。對外，兩人都結束了不光彩的戰爭，都在國際事務中採取守勢（尼克松退出越戰，結盟中國製衡蘇聯；奧巴馬退出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放縱日本製衡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模型並不能精準對應每一個變量，比如説一戰二戰的爆發並不受美國國內政治太多的影響，因此兩次大戰後誕生的國際新格局的時間點並不能準確對應到具體某一類總統的任期（一戰結束於第三類威爾遜時期，戰後格局出現於第四類哈定時期；二戰結束於第一類小羅斯福時期末，戰後新秩序也基本在其死前安排妥當；冷戰結束於第二類老布什的最後一年，但新格局則以第三類克林頓始）；又如大規模的經濟危機的出現也很難遵循美國總統大選的週期律，隨着政府控制經濟的手段增多和經驗的積累，經濟週期逐漸被熨平但並不會消失，更不要説預測其爆發時間，所以大蕭條和滯脹推動了新一輪的政黨重組，但2008年的大衰退並沒有徹底終結共和黨的勢力，兩年後就以茶黨的面目重新主宰國會眾議院。
出現的新類別
縱觀20世紀以來的三個週期，幾乎每一類總統都可以會在三個週期的特定時段出現，唯一的例外就是“負隅頑抗型”。這一類在第一週期並沒有對應的總統，僅在後兩個週期出現了尼克松和奧巴馬兩人。但因為美國曆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所以這並非是總統輪迴理論的缺陷，而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
首先是每次政黨重組的間隔逐漸拉長，為新類型的出現預留了空間。傑斐遜週期僅有28年，傑克遜週期有32年，林肯週期36年，麥金利週期36年（第一週期），羅斯福週期48年（第二週期），本週期（第三週期）預計40年。可以説雖然在最後一個週期略有波動，但這個逐漸增長的趨勢是明顯的。後兩個週期比第一週期分別多出了4年和12年，而考慮到羅斯福本人執政就比一般總統多8年，後兩個週期都比第一週期多4年。
如果把後四個週期細緻分析，就會發現第二第三週期其實是比第一週期多出了8年。林肯週期看似有36年，但頭四年的內戰對美國政治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干擾。內戰是兩個週期間的過渡時期，是美國曆史遺留問題積累數百年的一次大爆發，並非是美國曆史的常態。因此，如果將四年內戰區別對待的話，林肯週期也就32年。老羅斯福週期雖然也有36年，但該週期的第一類總統執政時間明顯過長。因為麥金利意外遇刺，麥金利和老羅斯福的執政期共計12年，而19世紀的同類型總統（傑斐遜，傑克遜，林肯/約翰遜）執政期則都是8年。如果不計算因為這個意外而多出來的4年，或者撇開麥金利的四年任期，僅從20世紀開始計算，這個週期一樣只有32年。小羅斯福的週期長達48年，可小羅斯福本人則是這個週期最大的變量。先是遇到大蕭條，再是遇到二戰，加上本人不甘被兩任的傳統束縛，其個人的任期就長達16年，比其他總統最多8年的常態又多了8年。如果羅斯福也僅就任8年，這個週期就會縮短為40年。而在如今的里根週期，如果下一任總統是重蹈胡佛卡特負責的“分崩離析型”，那麼這個週期就恰好40年。正因為第二、第三週期都長達40年，而第一週期僅為32年，這多出來的8年就給尼克松和奧巴馬填補了。
而之所以會出現新類別，則和美國在進入第二週期後國際地位的變化密切相關。恰恰是從這個週期開始，美國一躍成為世界霸主，成為部分史學家眼中的新羅馬帝國。而和羅馬帝國不同的是，美國的國家元首並非終身制，其4年的任期和8年的上限成為這個帝國最不穩定的因素。因此為了維護這個戰後由美國一手創造的新格局，美國的政黨制度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每次政黨重組間隔的拉長能夠最大程度確保美國的國策在超越兩任任期的情況下保持穩定。
執政週期的延長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舊的利益共同體崩潰時間的到來，但卻阻止不了新的利益共同體的出現。在過去的週期中，當舊的利益共同體進入第四類總統執政期的時候就會遭遇各種醜聞或者危機，從而導致舊政治版圖迅速瓦解。在瓦解的同時新共同體迅速集結，然後歷史迅速翻到新一頁。可在最近兩個週期，舊勢力的瓦解進程減緩，新勢力在舊勢力尚未全面崩盤的情況下僅僅能在聯邦的層面崛起，結果雙方在聯邦層面形成了僵局。以尼克松為例，1968年和1972年大選尼克松均是壓倒性大勝，分別拿下32個州和49個州。但因為共和黨在州層面尚未全面崛起，所以在國會（國會選舉更考驗一個黨在某一個州的勢力），州長和州議會的選舉中還是不如民主黨。同樣的，奧巴馬在2008年和2012年也連番告捷，可是在州層級的選舉的表現卻不如共和黨，結果導致現在的僵持局面。而奧巴馬和尼克松這種狀況是過去所未有的，因此需要單獨分類。
執政週期的延長還對選舉議題的重要性產生了影響，最顯著的就是美國人民對於經濟疲軟和戰爭的忍耐力有了顯著的提高，而這恰恰反應在尼克松和奧巴馬兩人身上。按照過去的經驗，任內經濟狀況不佳的總統基本上不能連任，19世紀的範布倫，哈里森，克利夫蘭，20世紀的胡佛，卡特，老布什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經濟衰退而失去連任。而奧巴馬第一任任內經濟狀況遠比卡特和老布什要糟的多，卻成為第一位失業率在7%之上卻能連任的總統。同樣的，戰爭不論勝負對於總統的連任都是威脅。克林頓的支持率在拉鍊門期間幾乎不受影響還略有提高，但在他選擇轟炸科索沃之後其支持率就迅速下跌，哪怕美國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幾乎零傷亡。二戰後杜魯門和約翰遜都因為深陷海外戰爭的泥沼放棄競選連任，可到尼克松時代面對國內高昂的反戰呼聲尼克松卻敢將戰火燒到柬埔寨，美軍則直到他第二任開始的1973年才撤出戰場，連任並不因為其在柬埔寨的屠殺醜聞而受較大影響。
我們現在在哪裏？
如上所述，兩次關鍵性選舉中間的一個完整週期按照我的分類應該是：再造河山總統－蕭規曹隨總統－雀佔鳩巢總統－東山再起總統－負隅頑抗總統－分崩離析總統（第一週期：麥金利/老羅斯福－塔夫脱－威爾遜－哈定/柯立芝－無－胡佛；第二週期：小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福特－卡特；第三週期：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未知）。而我們現在正處在美國自里根上台以來保守派利益共同體瀕臨崩潰的前夕。
那麼按照歷史規律，下一任總統很可能是一位“分崩離析型”的總統，如今美國內外局勢也逐漸朝着那個方向發展。對內，國會和白宮矛盾急劇惡化，國會兩黨對峙陷入空轉，白宮則面臨多如牛毛的訴訟且熱衷踢開國會單幹；對外，烏克蘭危機，巴以危機和ISIL危機接踵而至，這還沒算上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挑戰，而這裏面沒有一樣得到妥善處理。留給奧巴馬僅有一年不到的時間（進入大選年總統通常不會採取大規模的，激進的政策），可以説指望他能在有限時間內解決諸多難題是不可能了，留給下一任總統的必然是一個內憂外患的爛攤子，因此我們可以比較有信心的預計，接替奧巴馬的新總統難逃胡佛和卡特的境遇，美國很有可能會陷入短時間的危機，而這位總統將很難取得連任。
但美國陷入危機並不意味着美國的對手可以輕易超越美國。美國歷史上的危機也從來沒有超過四年。小羅斯福上台雖然沒有馬上遏制大蕭條，但卻讓美國人民重拾信心；里根上台也沒有馬上控制通脹，但卻成功地控制了局勢。不僅如此，進入新一輪週期的美國會迅速恢復並提升其國力，對內對外煥然一新。每當進入新週期，不僅美國的敵人被迅速打敗，連美國的盟友也會遭到重創（羅斯福時期不僅打敗了軸心國，連英法的殖民帝國也被美國用租借法案一併摧毀；里根時期不僅用星球大戰計劃拖垮蘇聯，也用廣場協議整趴了日本）。可以説，一旦美國結束內政不靖的局面進入了新時期，不論是和美國做朋友還是做敵人都是巨大的挑戰。
更麻煩的是，擺在美國挑戰者面前的路是未經探索過的。胡佛時期美國經濟金融雖然已經取代英國成功世界中心，但在國際政治的範疇還是一個奉行孤立主義的區域性強國，而且因為大蕭條的全球性，導致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或意願（英法沒有打壓美國的意願，日本沒有打壓美國的能力，德國自顧不暇而蘇聯卻和美國友好）會利用美國衰退的機會打壓美國。卡特時期美國已經成為世界兩極之一，但蘇聯的挑戰侷限於政治軍事範疇，日本的挑戰則侷限於經濟領域，兩者從來就不具備全面挑戰美國的能力（蘇聯的經濟生產率直到80年代都被包括薩繆爾森在內的美國經濟學家高估，而日本則在同時期基本喪失國防能力極力依靠美日同盟體系），而兩者的挑戰方式最後也被證明是失敗的（蘇聯深陷阿富汗戰場，而日本則和美國打起了貿易戰）。上一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全面對舊霸主發起挑戰的國家恰恰是美國，而英國和美國因為同文同種，他們之間霸權的交替更像是和平交接平穩過渡，缺少了之前爭奪世界霸權時列強間頻繁的戰爭。可以説，美國這樣的地緣優勢和歷史機遇對於現在美國的挑戰者來説是可遇不可求的。
套用劉建宏老師的一句話：“留給中國隊的時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