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轉型對發展中國家的借鑑意義
【1993年，改革開放已經走了15年的中國，每年以9.7%的高增長快速前進，這樣的成就對一個人口超10億的轉型期國家而言，在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銀行1993年發佈的《東亞奇蹟》報告卻對此視而不見。於是三位中國的經濟學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提筆寫下了《中國的奇蹟》。該書於1994年出版，1999年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又出了增訂版。20年來，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分析和預測不斷得到應驗：如今，根據IMF的數據，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今年將超過美國位列世界第一。
10月11日-12日，《中國的奇蹟》發表二十週年之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舉辦《中國的奇蹟》新一版出版座談會。該書作者之一林毅夫為此寫下長達2.4萬字的再版序言，再次講述了當年的寫作背景，回憶了二十年來這本書曾經遭受的學界質疑，對中國經濟雙軌制漸進式轉型路徑，與東歐及前蘇聯激進式改革路徑的績效差異做了詳盡的比較，並分析了中國轉型發展的重要意義，及對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獨特價值。林毅夫特別賜稿觀察者網首發此新版序言，文章分成上下兩個部分，本文為下。】
20年後，《中國的奇蹟》再版。二十年來，三位作者曾經飽受質疑的經濟預測早已被證實，其中的解釋框架也成為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一部分。
中國轉型與發展的一般意義
在漸進的雙軌改革，和激進的休克療法改革強烈反差的績效面前，不少學者認為中國、越南等國改革的成功具有很強的特殊性，是很難複製的個案，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將這種做法背後的經濟邏輯，上升為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借鑑的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理論。
形成這種想法的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的學者總是從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理論視角來看問題，他們對中國、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形成的邏輯，沒有切身的體驗，難以弄清漸進式改革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意義，把中國轉型期取得的成績簡單歸因於政府幹預的減少和市場力量的勝利。
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大多引用西方的理論來分析和評估自己的發展或轉型的績效，由於中國沒有按西方主流的休克療法來轉型，一次性地把各種扭曲消除掉，當轉型過程中確實出現主流理論所預測的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時，多數學者容易對號入座，只看到問題，而看不到成績，因此忽視了成績背後邏輯的一般意義，難於進行系統論述，把實際的經驗提升到理論的層次。
二次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脱殖民和半殖民地位，取得政治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發展經濟學成為主流經濟理論的一個子學科，第一波的發展經濟學思潮為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理論思潮以發達國家的產業為參照系，認為發展中國家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必須和發達國家有同樣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其前提則是擁有和發達國家同樣的資本、技術密集的產業。由於這種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依靠自發的市場力量不能發展起來，因此，強調通過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以“進口替代戰略”來克服“市場失靈”，優先發展這種現代化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結果雖然建立起來了一些先進的產業，但是，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盛行，經濟發展的績效很差、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遵循當時發達國家主流的新自由主義，這種理論思潮以發達國家的市場體制機制為參照，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績效欠佳的原因是政府幹預太多，缺乏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體制，主張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採用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來取消政府的各種不當的干預。結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國家經濟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發展的績效比改革前還差。
其實，不管哪個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農民、工人的想法是一樣的，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和後代生活得更好；知識分子的追求是一樣的，都希望為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做出貢獻；政府領導人的願望也是一樣的，都希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自己的國家成為受世人尊敬的國家。
但是，從二戰結束到2008年的60年多里，主流理論的指導下全世界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只有韓國和我國台灣從低收入經濟體變成高等收入經濟體，只有日本、亞洲四小龍和西歐周邊的8個國家從中等收入升級到高收入水平，只有28個經濟體人均收入水平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超過10個百分點，另外有18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和美國相比減少超過10個百分點。
也就是絕大多數的發展中經濟體，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雖然經過近三代人的多方努力，仍然一直陷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這種狀態表明，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轉型方面的作用還很有限，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⑴（註釋見文末，以下同）。
二戰以來少數幾個發展和轉型成功的經濟體，並沒有按照主流的發展和轉型理論來制定政策。其中，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以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為切入點，發展中小企業，靠出口賺取外匯，積累資本，一步一步地實現產業升級，而先後成長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這種成功是無法用當時的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理論來解釋的。
上世紀70年代以後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推行改革開放，在轉型過程中實現了經濟穩定與快速發展的中國、越南、柬埔寨和毛里求斯等，推行的則是漸進的雙軌制改革。這些在發展和轉型上獲得成功的經濟體的共同點是，一方面推行市場經濟體制或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另一方面發揮政府積極有為的作用，既不像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那樣片面強調政府而忽視市場的作用，也不像新自由主義發展經濟學那樣片面強調市場而忽視政府的作用。
如何用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來總結這些經驗，對出口導向、政府和市場共同發揮作用這些因素的作用，以及成功和問題並存的經驗做出解釋，顯然是有志於對中國的現代化做出貢獻的我國經濟學家應盡的責任，也是具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我國經濟學家，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貢獻的千載難逢的機遇。
在《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我們開始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認為每一個國家在每個發展階段有競爭力的產業，內生決定於該階段的要素稟賦結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並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小步快跑，是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最佳途徑。
以及在過去趕超戰略的失誤，造成發展路徑偏離最佳路徑的轉型過程中，雙軌漸進的改革比休克療法的改革，有利於在轉軌過程中取得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的成績，轉軌的最終完成，則有賴於趕超戰略向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戰略的體制機制的迴歸。這一框架在我其後的一系列的研究和著作中逐步完善成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⑵。
我們的研究是遵循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所倡導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的，也就是從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和它的決定因素入手，不是從《國富論》所倡導的觀點，即分工為切入點來研究，經濟快速增長的現象是在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
根據經濟史學家麥迪遜的研究，18世紀以前西歐國家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0.05%，人均收入需要1400年的時間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後到19世紀中葉，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縮短到70年。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時間降至35年。
上述增長加速的現象是十八世紀中葉開始的工業革命的結果，因為經濟的增長，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不斷加速，主要決定於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其前提則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速度的不斷加快。
由此帶來的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張，對降低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如電力、道路、港口的改進提出了要求，這是讓現代生產得以進行和將產品銷售到更為廣闊的國內外市場的必要條件。而交易範圍的擴大，則導致陌生人之間的交易不斷增多，於是合同和法律就變得很重要。
同時，為了滿足產業規模和資本密集度提高所需的資本，金融體系也必須不斷提高其動員資金和分散風險的能力，同金融相關的法律法規等制度安排也必須不斷完善，上述軟的基礎設置（也就是各種金融、金融等制度安排）的改善能降低交易費用和交易風險。因此，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技術和產業結構不斷升級，軟硬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
按照經濟學分類方法，用現代的、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應該稱之為“結構經濟學”。將它稱為“新結構經濟學”，則是因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思潮是“結構主義”，稱其為“新結構經濟學”，便於同結構主義相區分。這樣的做法在現代經濟學裏也有先例。
道格拉斯•諾斯在1960年代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將其稱為“新制度經濟學”，以便同20世紀初期在美國盛行一時的“制度學派”區分開。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假設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它在每個時點上的經濟結構是由那個時點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等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的。對於特定的經濟體，每個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及結構是給定的，不同時期的要素稟賦及結構又是可變化的。
每個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就是該經濟體在特定時點上的總預算，而要素稟賦結構決定要素的相對價格，相對多的要素價格相對便宜，相對少的要素價格相對高昂，所以，一個經濟體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它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的相對價格是不一樣的。
不同要素的相對價格決定不同的比較優勢。比如，一個經濟體處於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短缺時，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這個經濟體在這類產業上的要素生產成本就會比勞動力相對短缺、勞動力價格相對較高的經濟體的成本低，這樣就具有了競爭優勢，所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是實現競爭優勢的前提。如果一個經濟體的所有產業都符合它的比較優勢，這樣的產業結構是最優的、最有競爭力的結構。
一個經濟體只有到了資本相對非常豐富的階段，在生產過程中每個勞動可以運用很多資本，才會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才能很高。
所以，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提高收入水平，中間目標是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措施則是加速資本積累。一個低收入經濟體只有加快資本積累，才能使資本更快地由相對稀缺變為相對豐富，使資本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也就是説，收入水平的提升依賴於產業結構的提升，而產業結構的提升則依賴於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
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不能提升，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就不能升級，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就會跌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必須不斷提升要素稟賦結構，讓每個勞動者擁有更多的資本。要快速增加每個勞動者可以使用的資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個時點上都發展同當時的要素稟賦結構相一致，進而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產業結構的比較優勢發揮得越充分，競爭力越強，投資回報率越高，經濟剩餘越多，積累意願越強，要素稟賦結構水平升級就越快。而要素稟賦結構升級越快，比較優勢變化和產業結構升級越快，相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也要越快。藉助於這個邏輯，就把發展的本質和它的決定因素論述清楚了。
企業家關心的是利潤。要讓企業家自發地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就要有一個能夠反映特定時點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使企業家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時會選擇能多用相對便宜的要素少用相對昂貴要素的技術和產業。這種價格體系只有在競爭性市場中才能形成，所以，有效的市場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成功的制度前提。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升級是由先行企業推動的，先行企業家進入新產業要承擔很多風險，如果失敗了，説明這個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其他企業不會進入，但先行企業要承擔失敗的所有成本；如果成功了，證明這個產業是該經濟體新的比較優勢，其他企業就會跟進產生競爭，先行企業不能有壟斷利潤。
由於先行企業要承擔很大的失敗的風險，卻很難得到成功時的壟斷利潤，為了鼓勵企業家成為先行者，需要政府為他們提供激勵。同時，先行企業是否成功除了進入的產業是否符合要素稟賦結構變動所決定的新的比較優勢外，還決定於各種軟硬基礎設施是否隨着產業的升級，資金、市場規模和風險的擴大做出相應的完善，這種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超乎任何單個企業的能力，所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也需要協調相關企業的投資決策來改善軟硬基礎設施，或利用其可動用的有限資源來提供相應的完善。所以，有為的政府同樣是經濟發展成功的前提。
在政府可動用的資源有限，每個新的產業所需要的軟硬基礎設施不是完全一樣，政府無力為所有產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軟硬基礎設施的前提下，以產業政策來為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勵，併為這些產業提供必要的軟硬基礎設施，應該是一個有用的工具。
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絕大多數國家的產業政策失敗，原因在於根據結構主義所制定的產業政策試圖去發展超越發展階段、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於是在80年代以後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主流經濟學界形成了反對政府採用產業政策的共識。
然而，政府不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即使建立了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企業家仍有可能沒有成為先行者的積極性，或是，即使有了先行者，也會因為缺乏必要的軟硬基礎設施而失敗。
例如智利，市場化的改革很徹底，按照世界銀行公佈的“營商指標”名列世界前茅，但是華盛頓共識改革後30年沒有任何新產業出現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少數發展成功的國家的政府都發揮了有為的作用，以產業政策來協助企業，因勢利導新的產業的升級。所以，不宜以絕大多數國家政府過去的產業政策的失敗為理由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積極有為作用的必要性。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一個有效的產業政策除了對先行企業提供必要的激勵外，應該根據新產業的需要有針對性地改善基礎設施、金融環境、法制環境等來降低交易費用，以幫助經濟體中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
所謂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是指在要素生產成本上具有優勢，但缺乏必要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使得交易成本過高無法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新結構經濟學還從近現代以來成功實現追趕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中總結出，發展中國家甄別具有潛在優勢的產業的方法：這些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共性，是幫助這些國家的企業進入到跟其發展程度相差不遠，人均收入差距在一倍左右，發展績效良好的國家的成熟產業中去。
經濟發展不成功的國家的產業政策也有一個共性，即在人均收入不到發達國家的20%、甚至更少的情形下，就直接把發達國家的產業作為學習和模仿對象。這種經驗背後的道理是：發展水平差距不大則比較優勢差距也不大，收入水平較高而發展績效良好的國家的產業會因資本快速積累而不斷升級到新的產業，這些國家成熟的產業就成了和其他發展差距不大的國家的潛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基於上述經驗和理論分析，新結構經濟學為發展中國家提出政府“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的六個步驟，做為制定產業政策的框架：
第一步：選擇一個目前人均收入比自身高一倍左右，並已維持了20-30年快速經濟增長的國家，或是20年前人均收入水平和自己處於同一水平而20年來發展很好的國家作為本國產業升級參照與學習的對象。這些國家成熟的可貿易部門就可能是自己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部門。
第二步：考察國內企業是否已經自發地進入這些可能符合本國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如果有，就要分析為什麼較低的工資和要素生產成本的優勢仍然無法使這些企業同參照系國家的企業競爭。其原因通常是交易費用過高，然後分析交易費用高是因為基礎設施不好，還是人力資本不足、物流不好或金融支持不夠，從中找到政府應該幫忙解決的主要問題。
第三步：倘若國內企業尚未進入這些可能符合本國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除了培育支持國內企業進入外，政府可以積極的招商引資引導作為參照系的國家的企業到本國來投資。由於那些產業已是參照系國家的夕陽產業，這些國家的企業家一定有積極性把生產轉移到發展差距不大，工資相對比較低的國家。政府的主要責任是改善各種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並通過招商引進那些企業。
第四步：當代技術變化和創新速度都非常快，有些新產業二十年前尚未出現，但因為技術創新現在出現了，國內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發現了這個機會，已經進入並且表現出獲利能力，比如19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務業。印度企業最初給美國做信息服務外包時靠的是衞星通訊，成本很高；印度政府就建設光纖通信，幫助企業降低成本，使印度的信息服務成為該國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也就是説，如果企業已經發現新的技術帶來了新的機會，政府的責任是幫助企業克服瓶頸限制，降低交易費用，使其進一步發展。同樣道理，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資源，如果國內的企業家發現了這些資源所生產的產品或服務具有市場的價值和廣闊的前景，政府也應該為這些企業的擴大生產和其他企業的進入消除瓶頸限制。
第五步：在基礎設施和企業經營環境普遍不好的發展中、轉型中國家，政府可以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等方式，改善園區內的軟硬基礎設施，創造局部優勢條件吸引國內外企業向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投資，使政府的有限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最大的槓桿效應。
第六步：政府向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勵以補償先行企業所創作的外部性。這裏的補償不同於趕超戰略時的補償，趕超戰略下的補償旨在解決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比較優勢戰略下因勢利導的補償則旨在克服外部性問題，企業自身是有自生能力的。政府通過改善軟硬基礎設施幫助企業降低交易費用，企業必須依靠改善經營來獲得利潤。所以，前者所需的補貼數額大、時間長，政府不得不以扭曲各種價格信號的方式來進行；後者所需的補貼數額小、時間短，政府只需給企業一定的税收優惠、在有金融抑制時給予優先獲取金融服務或在有外匯管制時給予獲得外匯配額以進口必要的技術設備的機會。
上述“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框架可以幫助收入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在有效的市場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以支持在第二步到第四步中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利用後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對於中等發達國家，多數產業和發達國家仍有差距，少數產業則可能接近或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對前類產業的升級，上述六步法依然適用。對於後類產業若要有新技術或新產品，企業需要自己開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則和技術產業都已經處於國際前沿的發達國家的政府一樣，需要對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所需的基礎科研給予支持。另外，也還可以像發達國家的政府那樣用税收和政府採購等來支持新技術、新產品的創新⑶。
對於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可貿易製造業，政府則可以幫助這類產業中有條件的企業轉型到從事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研發、品牌、營銷的微笑曲線兩端，或將附加價值比較低的加工生產環節轉產到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地區或國家，使企業繼續依靠其技術、管理、資金、市場渠道的優勢在海外創造第二春。
根據上述新結構經濟中有為政府的框架，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使在總體的基礎設施差、企業經營環境不好的情況下，也能經由政府動用其可用的有限資源，創造局部的有利條件，為企業根據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化不斷推進產業升級並利用後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並由此為整體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的改善創造條件。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就有可能快速發展，克服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兩代人之間成為發達經濟體。
新結構經濟學也為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和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的失敗和漸進、雙軌改革的成功提供瞭解釋。結構主義的失敗是因為進口替代戰略所要優先發展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必須以價格扭曲和各種對市場的直接干預給予保護補貼，以致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盛行，導致經濟發展的績效很差、危機不斷。
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則是因為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諸多扭曲是內生於原先錯誤的產業政策，在經濟中有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如果，按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休克療法取消所有保護補貼，必然出現大量的企業破產和失業，造成經濟崩潰和社會、政治不穩，實際上為了社會穩定或是不願這些先進的產業破產影響國防安全，在私有化以後還是要繼續給予這些企業各種更加隱蔽、效率更低的保護補貼，經濟效率的下滑和危機不斷也就不可避免。
漸進、雙軌的轉型方式則一方面給予原先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一定時間的轉型期保護補貼，以維護社會穩定；另一方面放開准入和支持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部門的發展，以加快經濟發展。符合比較優勢部門的快速增長，加快了資本積累，使得原先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變成符合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獲得自生能力。當現實中除了極少數和國防安全有關的企業可以用財政直接給予補貼，絕大多數的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時，原有的以各種扭曲來進行的補貼就可以取消，向市場經濟轉型就完成了。
所以，從主流的新自由主義來看最好的休克療法，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最糟的；而從新自由主義來看最糟的漸進雙軌的轉型方式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則是最優的轉型路徑。我國和蘇東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轉型經驗則符合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預測。
結語：來自中國的創新型理論才能推動中國的發展
自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從一個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國家平均數三分之一的貧窮落後國家，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人均收入達到6,800美元，期間6.8億人脱貧，並對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及2008年世界金融經濟危機的復甦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一個人口這麼多、底子這麼薄的國家維持了這麼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取得了這麼多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但是在中國轉型過程中“中國崩潰論”和“唱衰中國”的論調在海外卻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和評論家只看到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的各種體制、機制問題，忽視了上述成績，以及中國的發展、轉型經驗的一般意義。
在巨大成績面前出現上述認識上的反差，究其原因在於目前國內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教材直接翻譯自發達國家通用的教科書或以發達國家的教科書作為範本來編寫，介紹的是西方主流的理論。
國內輿論界、知識界也以西方主流的理論作為參照系來理解、認識出現在我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和問題。我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論所倡導的“休克療法”，試圖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各種制度扭曲，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科學發展觀的精神，根據我國社會的承受力，可動員的條件等情況以雙軌漸進的方式來推進，隨着條件的成熟，不斷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但是，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的理論認為：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要向市場經濟轉型就必須一次性地消除各種扭曲，最糟糕的經濟是改革不徹底的雙軌制經濟。受此理論的影響，國內外不少人把我國社會、經濟中存在的一切問題，都歸結於沒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論來進行改革所致。
不過問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進行轉型的蘇聯、東歐和亞非拉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少數在轉型中取得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的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卻都是雙軌漸進的改革。並且，出現在我國轉型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腐敗等廣受人們詬病的問題在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更為嚴重。
不僅在轉型問題上，在發展問題上也是如此。發展經濟學是二次大戰以後因應於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而出現的一個新的現代經濟學子學科。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思潮主張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由政府直接動員、配置資源，建設發達國家所擁有的現代化的大產業。受此思潮影響，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普遍推行這種戰略，雖然在頭幾年取得了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其後，不約而同，經濟出現增長停滯和危機不斷。
二次大戰以後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的日本和四小龍等少數幾個東亞經濟體，推行的則是出口導向戰略，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着手發展經濟，這種發展戰略在當時被主流發展經濟經濟學認為是錯誤的。
根據西方主流的理論來進行轉型和發展的國家不成功，而少數成功國家的轉型和發展的道路卻違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論，原因在於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社會經濟現象的總結，總結於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現象的理論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真理。
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即使在發達國家適用的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也常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缺憾。而且，發達國家本身的社會不斷在發展、條件不斷在變化，發達國家的理論也不斷在演進，盛行一時的理論常被後來出現的理論所揚棄。
如果未能認識到發達國家主流理論在發展中國家運用必然存在的侷限性，照搬這些理論於發展中國家實踐的結果經常會事與願違，以此為參照系來觀察社會的結果則經常會使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變為社會批評家而難於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只有總結於我國自己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成敗經驗的理論創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國過去能夠在轉型期維持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原因，以及當前問題的根源、解決的路徑，只有這種來自於我國的創新性理論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2008年只有我國台灣和韓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一步發展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如果我們能夠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到建黨一百年時，我國有可能成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2008年，只有十三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經濟體發展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中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是原本和發達國家差距就不大的西歐周邊國家，其他18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新的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只有以常無的心態而不以現有理論為考察問題的出發點，深入理解出現在我國的新的社會經濟現象，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夠解釋我國現象的新理論，《中國的奇蹟》這本書在這個方向上邁出了第一步。
《中國的奇蹟》一書1994年由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後，獲得學界一定的肯定，張曙光老師寫了一篇高度評價的書評。 除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外，日、俄、法、韓、越等國的出版社也翻譯出版了該國的版本，並且成了許多海外大學中國經濟課程的教科書。1999年上海三聯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增訂版。
1994年我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作，開設中國經濟專題課，以此為教材。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工作前，根據上課講義整理成書，書名《中國經濟專題》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則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英文版，並改名為《解讀中國經濟（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
這本書在國外獲得了很好的反響，諾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稱：“此書在很多層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歷史視角展示了中國經濟實力的兩千多年來的跌宕起伏和戲劇性復興。它以具有分析性的資訊，解讀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源頭以及未來增長的前景。林毅夫以他富有見地的比較優勢戰略觀點將中國注重實效的經濟發展提升到了理論的高度。這本書向很多傳統的新古典理論的信條提出了挑戰，並解釋了在現實中照搬這些原理是如何對轉型國家照成災難性後果的”。
諾獎得主羅傑•邁爾森稱：“這本書探討了中國從一個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向一個現代經濟增長的全球領導者進行巨大轉變時的一些根本性問題。這些問題屬於我們這一時代最為關鍵的問題。林毅夫是最有資格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問題的人。在書中他向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中國以及世界現代經濟發展前景的全部而重要的視角。”
諾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稱：“這本書對中國過去的落後根源以及後來的超凡成功進行了清晰而富有見地的研究，對任何想要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人來説，這都是一部必讀的著作，一部早就應該出現的重要著作”。
建立在《中國的奇蹟》一書的分析框架而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新結構經濟學》，總結工業革命以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經驗，從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和企業自生能力出發，探討了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本質，提出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論框架，為市場和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如何發揮作用提供了參考。
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發展中國家間有較為相同的條件、挑戰和機遇，來自於我國的理論創新不僅能夠較好地認識我國的問題、解決我國的問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做出貢獻，也將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較好的參考借鑑價值，幫助他們擺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習總書記所提出的“百花齊放春滿園”的願景。
2007年我有幸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做一年一度的馬歇爾講座。我利用這個機會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發展理論，並以《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提出的經濟體制內生於發展戰略的理論框架為基礎構建了一個數理模型，用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數據對這個理論模型的各個推論做了經驗檢驗。
演講的內容後來整理成書以《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為題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⑷。這本書總共有5位諾獎獲得者寫推薦序，創下了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記錄。
諾獎得主貝克爾寫到：“林的觀點是有爭議的但是發人深思的”。諾獎得主福格爾則説：“林不僅影響了中國政府和企業界的思想，而且影響了美國和西歐的經濟分析”。諾獎得主諾斯指出：“林的馬歇爾講座不僅提供了一個難得機遇去了解東亞經濟體過去幾十年波瀾壯闊的崛起，而且，去對經濟學家關於經濟發展的標準解釋投以質疑的眼光”。
諾獎得主斯賓塞評價：“這是一本在多個方面來講都是重要的書……他的分析以貿易理論和比較優勢為基礎，但是，將其轉化為自成體系的增長戰略和政策的動態分析則是一個重要的成就”。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則稱讚：“這是一本充滿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書，解釋了為何一些發展中國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國家失敗”。
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結束前，將新結構經濟學有關的論文結集由世界銀行出版社出了《新結構經濟：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並以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結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經驗和訪問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所思所見，201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此兩書出版後在國外獲得學界的好評。
對《新結構經濟學》，諾獎得主斯賓塞稱：“《新結構經濟學》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將成為全球學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參考，在發展中國家是如此，在發達國家中也將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稱：“世界銀行一直致力於實現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在這部傑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勾畫了一個讓這個夢想成為現實的經濟路線圖……林毅夫的觀點已經激起了討論和爭辯，這本書的貢獻將確保他的觀點在發展政策的反思中繼續成為焦點。”
對《繁榮的求索》，諾獎得主阿克爾洛夫稱：“在這部著作中，林毅夫將他研究東亞起飛中獲得的智慧，與250年來的經濟思想編制在一起。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在全球範圍內終結貧困是可能的。不會再有別的經濟學家能寫出比這更優秀、更重要的作品了。”
諾獎得主福格爾則稱：“《新結構經濟學》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書寫作上充滿熱情且條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對全球經濟議題的深刻理解。同時還提出了務實的解決方案。”諾獎得主謝林稱：“這確實是一部令人振奮的作品……林毅夫提出了一個令我信服的新結構經濟學。”
更讓我高興的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者的接納和重視。
2012年9月，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訪問中國，為了和我討論如何將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路應用於盧旺達的經濟發展，特地在中國多停留了兩天，以便等我從烏茲別克斯坦參加會議回來和他面談。
2013年2月，我率領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到坦桑尼亞訪問，坦桑尼亞的總統賈卡亞•基奎特邀請我擔任顧問，為新建立的工業園區出謀劃策。2014年1月，塞內加爾總統麥基•薩勒為表彰我對發展學理論的反思和推動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授予我國家功勳勳位高級騎士團司令勳章。在2014年7月我訪問埃塞俄比亞時，新任總理海爾馬里亞姆•德薩萊尼給我頒發獎牌表彰我對埃塞俄比亞經濟發展的貢獻。
自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來，當代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了。在這100多年裏，經濟學研究在我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獨佔鰲頭，但我國經濟學家對當代經濟學的思潮和發展方向的影響還很有限。
社會科學的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個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的邏輯體系。解釋的現象越重要，理論的影響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國家的經濟現象，並將之總結成理論的經濟學家，他們的成就越容易被認為是世界級的成就。
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英國是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同時也是世界上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生長或生活在英國的經濟學家近水樓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當然多出於此。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經濟的重心和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也逐漸出自美國⑸。中國只要沿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場併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長的潛力，我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和發達國家已經指日可待。
隨着中國經濟成為世界最大、最有影響的經濟體，世界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很可能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盼望經濟學界的同仁們能以此為目標，一起努力為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做貢獻。
註釋：
⑴Lin, Justin Yifu and David Rosenblatt, “Shift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think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2, pp. 1-24.
⑵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包括林毅夫，《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生能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和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⑶需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的政府由於預算有限，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選擇的，所以，雖然形式不同，發達國家的政府其實是一直在用產業政策來支持經濟發展的。以大家津津樂道的喬布斯為例，1976年推出的蘋果I型計算機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國政府的公共資金支持的計算技術的研發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後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資金支持而研發出來的大規模儲存技術上的，喬布斯的天才在於把這些新技術組合開發成消費者喜愛的新產品。值得一提的是蘋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風險投資的資金之外，也得到美國小企業局50萬美元的風險股本投資。同樣，Google的計算技術也是來自於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對美國政府支持的基礎研究在美國的各種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中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感興趣的讀者可參考Mariana Mazzucato 2014年出版的新著《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⑷中文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
⑸林毅夫“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祝賀創刊40週年”，《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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