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為什麼“佔中”活動註定要失敗？

【本文原載於《聯合早報》，經作者修訂後，賜稿觀察者網刊發。】

香港“佔中”活動已整整兩週。無論還有多少示威者堅持違法霸佔公共道路，也無論組織者還有多少個“下一步”和“新一輪”都已不再重要。以21名美國參議員呼籲美國政府公開支持“佔中”為標誌，這場運動的失敗，現在即可提前宣佈了。

失敗的原因，原本是事先就註定的，這一點策劃者自己也很清楚，所以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有志在必得的氣勢。但他們還是決定賭一把，先把事情鬧起來再説，因為可將微小的成功希望寄託在北京和特區政府應對失措上。可惜的是，一廂情願的結果並沒有出現，兩週來，港府和警方沉着冷靜的處理，沒給策劃者提供將事態升級的藉口，挫敗了他們的隱秘企圖。

而當幕後老闆美國人不得不走上前台，作一番靠陳詞濫調強詞奪理的表態，正好説明活動策劃腳本翻到最後一頁了，再沒有更多了。

雖然也曾轟轟烈烈，甚至貌似勝利，但終歸還是失敗。10月10日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通過決議，將全面調查“佔中”背後的組織策劃、資金來源以及其所引起的公共秩序和安全等問題。法律和秩序開始收復失地，重奪勝利。

月10日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通過決議，將全面調查“佔中”背後的組織策劃、資金來源以及其所引起的公共秩序和安全等問題。

為什麼“佔中”活動註定失敗？歸納起來，根本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佔中”反民主。正如組織者自己所定義的，“佔中”屬於一場社會運動。但社會運動並不必然是民主或民主化運動，反倒常常表現為反民主運動；這一點早已是理論界的一個共識。例如，美國著名政治科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這樣論述：“社會運動並非必然地擁護或推動民主。運動的形式更多地取決於特定的利益和不滿，而並非出自於民主化本身的要求。長期以來，相對民主的運動近乎規律性地引發過非民主的反運動（undemocratic countermovement）……此外，多少在民主的實際運作方面，社會運動也會反過來追求一些反民主（antidemocratic）的內容”。

“佔中”正是這樣。從目標上看，它反對全國人大設定的普選條件，試圖完全排除北京在香港政改問題上的應有權利，這是典型的“非民主”。香港與中國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中央不僅有權力，也有權利，後者源於維護國家利益的義務，理所當然。以香港地方民主權利的名義，要求中央讓出國家的應有權利，哪來的道理？不是非民主是什麼？

而從手段上看，它挑戰法律和秩序，霸佔公共空間，強烈排斥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羣，甚至反對整個中國，這又是典型的“反民主”。所有人都會質疑：一旦靠這種方式取得了政治權力，這羣人怎麼可能本着寬容妥協的精神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又怎麼可能阻止另外一羣人以更為激進、更為暴烈的方式推翻他們自己？

第二、“佔中”反普選。“佔中”運動宣稱以爭取“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為目標。但回顧歷史，真正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恰恰都是漸進實現的普選，沒有任何一個成功的普選從一開始就是完全不加任何條件的一人一票。

英美普選都是漸進的

以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為例，1761年擁有選舉權的選民不足全國人口的4%，1832年議會改革後增加到不足5%，1883年到了8%，期間還兩度發生基於宗教理由剝奪部分人羣選舉權的情況，直到1928年婦女才獲得與男子同樣選舉權，而在聯合王國全部領土上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則直到1968年才真正實現。若從1406年議會選舉法頒佈算起，整個過程歷時560多年。正如美國學者海斯所説：“英國是第一個摧毀專制政體的國家，但也是最後建成民主政體的國家之一。”

美國也是漸進普選的典型。從1789年憲法規定政府由“幾個州的人民選舉”產生算起，到1868年第14修正案才賦予所有男性白人公民選舉權，1870年第15修正案取消了種族和膚色限制，直到1920年的第19修正案才將選舉權擴展到所有婦女，1924年擴展到了印第安土著，而完全的普選則遲至1965年的“選舉權利法”才最終實現。整個過程歷時170多年。

法國是一個曾經嘗試一步到位實現完全普選的國家。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91年的憲法賦予超過三分之二的成年男子約450萬人選舉權。但這卻是個徹底失敗的社會試驗。經歷了戰爭、復辟和劇烈社會動盪後，到了1814年選民人數被限制為只有7萬多人，1845年為24萬多人。嚴重內亂直到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頒佈後才平息下來，選舉權重新擴展到所有成年男子可選舉眾議院議員。而將婦女包括在內的完全普選則遲至1944年才實現。

如果説可以從這些歷史案例中歸納出關於普選的“國際標準”的話，那麼只有兩條：一是“漸進”這個寶貴經驗，二是“激進”這個慘痛教訓。

另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在西方普選史上，由一人一票所體現的形式上近乎絕對的政治平等，既深植於英國的個人主義傳統，也源於法國理性主義傳統，先天地具有激進的性質。正如法國史學家皮埃爾·羅桑瓦隆所言，這種形式“只能在一種原子論的和抽象的社會形成觀的框架中表現出來”，在“激進的個人主義觀點中才是可以想象的”。而在非西方國家，既缺乏類似的傳統源泉，也沒有過類似的激進實踐，全盤照搬之後無不導致嚴重的分裂和混亂。

其二、哪怕是歷史上最為激進的“純淨普選”，也從未有過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情況。1791年處在激進革命中的法國，當時的標準叫做“積極公民”，取得選舉權的條件之一就是已登記為本地的國民自衞軍成員並且宣讀過公民誓言。某位著名的教士提出過連納税都不需要的最低標準，但仍有起碼的政治條件，“只要是一個好公民，有着健全的判斷力和一顆法蘭西的心就足夠了”。

對照之下，香港的激進派人士正企圖在這塊從未實行過任何形式普選的土地上，一舉實現一種不借助任何歷史傳統的最為激進的“超歷史”普選，而且還是連最起碼的愛國標準都不能設置的“超政治”普選，這不是故意破壞普選進程的反普選，又是什麼呢？

第三、“佔中”反中國。明顯具有反民主和反普選性質的非法“佔中”活動，卻能夠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進行，持續長達兩個星期，追根溯源就是美英反中勢力的操縱。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無論是“禍港四人幫”，還是“佔中三子”以及學聯和學民思潮，背後操縱者都在美國和英國，而真實的目的也無不是搞亂香港，引爆中國。

對美國來説，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幾乎是在主動邀請它將其作為顛覆中國的前沿基地。第一、這是一個因“一國兩制”而使中國中央政府權力不能直接落地的“治外”飛地；第二、這是一個因23條立法未果連叛國和分裂都無法入罪的“法外”飛地；第三、這是一個因“國民教育科”設立未果整個年輕一代完全沒有國家認同的“教外”飛地。如此絕無僅有的一個特殊地區，美國的戰略家們不大加利用，豈非怪事？

所以，“佔中”組織者們任何與外國勢力撇清干係的企圖都無濟於事。君不見，美國21位參議員上週末的聯名信，就相當於把美國方面的真面目全部公開了。

歸納上述，“佔中”就是一個反民主、反普選、反國家的非法活動，面對着強大的護衞民主、保衞普選、捍衞國家的主流力量，這種鬧劇豈有不失敗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