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如果福山的第三個假設成立……

關於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法國大革命到現在》，中國《環球時報》日前的評論説，“福山的新書稱，秩序良好的社會離不開三塊基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他強調，三者的順序至關重要，民主並不是第一位的，強政府才是。他分析，尚未獲得實施有效統治能力就進行民主化的政府無一例外地都遭到失敗，非洲許多地方就是在這裏出了問題，民主加劇、而不是修正了現存的問題。”

書的中譯本還沒出，大部分人還沒通讀，但該書的這一主要結論已在廣泛傳播了。

很多人認為，福山在近二十年裏對自己的理論做了大掉頭式的調整，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歷史終結論”到現在的“強政府第一論”，自己否定了自己。

弗朗西斯·福山

表面上看，似乎是這樣，但如果細讀福山，會理解到這一點：他的“歷史終結論”和“強政府第一論”，其實都是附帶前提條件的推論。在我看來，福山在政治科學這個領域裏的主要貢獻，是他用20年提出了兩個重要推論：

第一個推論是：假設人類社會存在着一個黑格爾式的普遍線性歷史，那麼，作為一種政治秩序的西方現代自由民主，就是這個歷史的終點；同時伴隨着這個歷史過程，構成了普遍歷史的人，也將從前現代的“初人”蜕變成現代的“末人”。這就是1993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末人》這本書的主題。

第二個推論是：假設人類社會存在着一個亨廷頓式的現代政治秩序，那麼，這種秩序存在一些共同特徵，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現代化環境，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三者不可或缺；如果因應不良，則會發生“政治衰敗”，國家會因政治制度失靈而失敗。這就是最近關於政治秩序的兩卷本著作的主題。

確切説，這兩個推論都是典型的“科學式”的，即從一個基本假設出發，得出一系列符合感覺經驗的推論。正如現代西方經濟學一直以來所做的：假設每個人都是自利並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所謂“經濟人假設”），那麼，人類社會就會有如此這般的微觀及宏觀經濟規律。

對於這一類“科學式”的理論，直接否定其推論意義不大，因為所有推論並不是真理髮現，只是從基本假設出發的一個邏輯推演，都可以通過推翻其基本假設而加以證偽。對於“歷史終結論”，只要完全不承認人類社會存在一個涵蓋所有民族所有歷史的“人類普遍歷史”，那麼，所謂“歷史的終結”這個邏輯推論自然就不成立了。同樣，如果不承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好的”政治秩序標準，那麼，關於“政治衰敗”的邏輯推論也就失效了。

反之亦然，如果認為這些基本假設的確符合經驗事實，而且這些推論也的確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那麼這就是很好的理論，可以用於指導實踐。

這樣來看，僅就其理論建樹工作而言，福山仍然保持着某種一致性。他並沒有説歷史一定終結，也沒有説只存在一種好的政治秩序。他在當代政治科學中創造了兩個基本假設，並得出了兩個重要推論。這就是他的卓越貢獻。

如果這樣的解讀不錯，那麼，沿着同樣的思路，還會有更多的“假設-推論”理論組合。隨着最新著作的問世，一個新的問題浮出水面：假設人類社會存在“強政府-法治-民主問責”這個良好政治秩序的標準，而且“強政府”被證明具有頭等的重要性，那麼，是什麼東西妨礙了強政府的建立？尤其是那些曾經十分強大並已經成功建立了民主與法治的西方國家，為什麼會因沒能擁有強大政府而出現“政治衰敗”？

再進一步問：如果承認這三者之間存在內在的衝突，那麼過強的法治和過強的民主會不會就是政府不強的主要原因？

對於這個問題，其實福山是有答案的。在最近一期美國《外交》雜誌上，他以America in Decay（衰敗中的美利堅）為題發表了新著中的一段節選，文中寫道：“雖然在理論上，民主政治體制有利於改革的自我糾正機制，但它也讓強大的利益集團能夠鑽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擋迫切需要的變革，最終導致整個體制的衰朽。”

在他看來，“強大的利益集團”利用其金錢，既腐蝕了美國的法律程序，也綁架了其民主程序，造成了只符合利益集團金錢意志的一種變質的“強法治”和“強民主”。

那麼，對照之下，中國的情況無非就是在基本政治制度上堅持住了權力高於資本、政治高於經濟、公權高於私權這幾個核心，堅定地實踐了“強政府第一”這個原則，阻止了被金錢綁架的“強法治”和“強民主”壓倒“強政府”這種“政治衰敗”現象的發生。

雖然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福山的理論並無關係，只是基於自身歷史經驗、本着“實事求是”精神自然而然得出一種的政治實踐，但最終卻與最新的政治科學理論相遇並相合。這個事實本身就意義重大。

福山自己承認，正是美國日漸衰敗的民主政治和中國愈發成功的國家治理，給了他的新理論最為堅實的兩大經驗事實支撐。如果他的第三個假設——假設人類社會存在“強政府-法治-民主問責”這個良好政治秩序的標準——成立，那麼，對於西方民主和法治的重新考察必將深入展開。

這或許將是一場新的理論革命，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