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赫曼:我們應該學中國人吃大米,趕緊
【去年年中,美國研究人員在《科學》上刊文指出,中國南北地區種植的主食與性格差異有聯繫,種稻米所產生的文化更傾向於相互依賴、整體性思考,離婚率更低,但創新較少(以專利數量為標準),美媒紛紛報道。半年後,《紐約時報》再次提及此研究,心態從獵奇轉為進攻,意外的是,矛頭指向了硅谷(對,就是剛剛在俄羅斯煽動反政府的谷歌與臉譜的總部所在地)與大玩“否決政治”的茶黨。臨近年底的這篇報道,雖不能稱為對美國今年的總結,但或許多少反映了部分美國人對現狀的無奈。****】
美國人和歐洲人因為自我認知而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截然不同。我們喜歡認為自己獨一無二、獨立自主、自我激勵,以及靠自己成功。但正如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指出的,這種想法其實很怪異。
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容易認為自己和別人交織在一起——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獨立存在。在這樣一個社交世界,你的目標是調整自己適應他人,而不是與眾不同。人們想象自己是更大整體的一部分——是作為網絡組成部分的線,而非在邊境上馭馬的人。在美國,我們説,吱吱叫的輪子有油加。在日本,人們説槍打出頭鳥。
這是粗線條的描述。不過研究證明,這其中的差異非常穩定且具深遠影響。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E·尼斯貝特(Richard E. Nisbett)和他的同事發現,這些相互獨立和相互依賴的發展傾向會影響認知過程。比如,美國人更容易忽視背景情況,亞洲人則更在乎背景情況。看完一張一條大魚在其他海生植物中間穿遊的圖片,美國人首先記住的將是處於中心位置的這條魚,而日本人對這張圖片的記憶將從背景開始,他們對海藻和其他東西的記憶也會更多。
社會心理學家海柔爾·羅斯·馬庫斯(Hazel Rose Markus)邀請剛剛抵達舊金山國際機場的乘客填寫調查表,她為大家提供了一把筆,比如,包括4支橙色筆和1支綠色筆,歐洲人的後裔更容易去拿唯一那支與眾不同的筆,而亞洲人則更可能選一支和其他筆更相像的筆。
馬庫斯博士和同事發現,這樣的不同能影響健康。如果你是西方人,負面感受——自我感覺糟糕——將對你的身體產生較大的持續影響。而如果你是日本人,負面感受就不會那麼強烈。這很可能是因為日本人更容易將自身的感覺與更大範圍的環境聯繫起來,而不是責怪自己。
現代化假設中存在某些事實,那就是,社交世界隨着互動更充分,變得更加個性化了,但那卻無法解釋日本人、韓國人和中國香港人仍然相互依存的行事風格。

5月份,弗吉尼亞大學年輕的心理學家托馬斯·托爾漢姆(Thomas Talhelm)主導的一項研究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該文章將這種社交世界的不同傾向歸因於種麥和種米導致的結果。大米是一種過分講究的農作物。稻田為水環境,需要每年都重新灌排的複雜灌溉系統,農民自家的用水會影響鄰居的收成。米農社區因此成為一個緊密合作的社區。
麥農的生活則並非如此。麥子只需雨水即可生長。種植和收穫小麥所花費的精力比種植和收穫大米要少一半,所需協調合作也要少去很多。歷史上,歐洲人種麥子,亞洲人種大米。
《科學》雜誌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過去數千年中,種植大米的社會和種植小麥的社會發展出了明顯不同的文化:“繼承大米的文化並不需要自己(真正)去種大米”。
上述研究以中國人為實驗對象。在中國,長江以北種植小麥,以南種植大米。研究人員向長江南北不同地區的漢族人佈置了一系列任務。比如,要求實驗參與者從以下3樣東西中挑出他們認為應該在一起的兩樣:公交車、火車和軌道。環境不敏感思維的人(小麥種植者)從更解析的角度把公交車和火車挑出來,因為它們屬於同一抽象範疇;環境敏感思維的人(大米種植者)則從更功能完整的角度,把火車和軌道挑出來,因為二者共同工作。
在被要求畫出自己的社交網絡時,來自小麥種植區的人把自己畫得比朋友大,來自大米種植區的人則把朋友畫得比自己大。當一個朋友讓自己做生意破了財,大米種植區的人自稱會懲罰朋友的程度比小麥種植區的人要小。來自小麥種植省份的人擁有更多專利權,而來自大米種植省份的人離婚率更低。
我寫這篇文章的地點是硅谷,在這裏,大米很少。硅谷的生存智慧是,只要擁有一個車庫,一個好主意外加足夠能源,你就能找到一個公司改變這個世界。企業家們描繪的大膽圖景樂觀得令人激動,但卻沒給年長者、長期習俗,以及共同社會和互動留下什麼空間。
茶黨也沒什麼大米。得克薩斯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最近宣佈,一個人只需要一匹馬、一把槍和一片開放的土地,就能征服世界。
小麥不是到處都在種。富有冒險精神的創業者不能解決我們的所有問題。卡特里娜颶風之後,單槍匹馬的英雄也好不到哪兒去。隨着“自己幹”這樣的個人主義價值很可能主導我們的國會,記住以下這一點還是值得的:這種思維方式或許只是源於我們祖先種植食物的方式,而非全人類走向繁榮的真理。
(本文12月3日原載於《紐約時報》,標題為“Wheat People vs. Rice People:Why Are Some Cultures More Individualistic Than Others?” 王璐菲/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