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深：2015，大學能不能別和汪峯搶頭條了？
大學永遠不缺話題，中國的大學尤其不缺。
2014年的大學書桌，很不平靜。一開頭就是中央民族大學教師伊力哈木以“分裂國家罪”被捕，接着就是各種層出不窮的話題，連打老虎大學也不甘人後地貢獻了34位。不過，正能量的聲音也逐漸起來了。前有習大大在北大表態，北大、清華不能辦成中國的哈佛、牛津，年尾又有《遼寧日報》仗義執言，“大學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
但願2015年的大學，出現在公共輿論場裏時，多一點正能量，少一點負面話題。畢竟，大學的主業是傳道授業、教書育人和學術研究，而不是和汪峯搶頭條。迴歸平靜的書桌，才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梳理下2014年中國高校大事記，或許更能有所啓發。
習近平：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
5月4日，習大大到訪北京大學。
他在和北大師生座談會上講話時説：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沒有特色，跟在他人後面亦步亦趨，依樣畫葫蘆，是不可能辦成功的。這裏可以套用一句話，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劍橋，但會有第一個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大等中國著名學府。我們要認真吸收世界上先進的辦學治學經驗，更要遵循教育規律，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
中國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已經多年，但始終沒有明確的標準，因此，一些高校常將建設中國的哈佛、中國的耶魯、中國的牛津、中國的劍橋等等作為目標。習近平在北大的此次講話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中國的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必須是中國的，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模仿哈佛、牛津、劍橋這樣的國際知名學府。
伊力哈木：言論自由的邊界是哪裏？
1月，外媒率先報道稱，中央民族大學教師伊力哈木因涉嫌分裂國家罪被中國警方批捕。
據《環球時報》報道，伊力哈木在2006年創辦“維吾爾在線”網站，該網站在“7·5”前後十分活躍，因“大肆進行煽動宣傳，傳播謠言”曾多次被關閉。這些年多起涉疆事件發生時，伊力哈木都接受外媒採訪，毫不掩飾地表達“異見”。2013年“衝撞金水橋”事件，伊力哈木曾宣稱涉案暴恐分子更像是“受到不正當待遇的自焚者”，試圖從道德上為暴恐分子開脱。
警方提供給媒體的消息稱，伊力哈木·土赫提與境外“東突”勢力勾結，利用互聯網鼓吹“新疆獨立”，利用講堂煽動“推翻政府”，利用教師身份從事分裂活動，形成了以其為頭目的分裂國家犯罪團伙，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危害。
2014年7月30日，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涉嫌分裂國家罪的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原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向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9月17—18日，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國家一案。被告人親屬委託的兩名律師出庭為伊力哈木·土赫提辯護。9月23日，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伊力哈木被判處無期徒刑。
此案從一開始，即伊力哈木被批捕時起，即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簡·普薩基稱，美國對伊力哈木被捕一事表示“深切關注”。普薩基發表聲明説，“我們呼籲中國當局立即公佈伊力哈木的下落，並確保其享有根據中國的國際人權責任範圍應當享有的相關保障和自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應稱，伊力哈木被“刑事拘留”，因為他“涉嫌犯罪和違反法律規定”
同時，國內也有一些人明裏暗裏認為，伊力哈木並未切實參與暴恐活動，他創辦“維吾爾在線”，其他人在該網站上發表什麼言論是別人的言論自由，不應該上升到“分裂國家”的高度。
但正如《環球時報》社論所説，“言論自由的邊界如今在大學裏有些模糊，需要逐漸釐清。”大學不是法外之地，在任何國家都一樣，大學課堂和大學教師都必須遵守構架法律法規，其言行如果觸犯法律，不應當用他的民族身份或工作身份為之開脱。
高校反腐：39名高校領導落馬
2014年反腐力度空前，各種大老虎先後落馬，大學也沒有閒着。
據中紀委網站“案件查處”和媒體公開報道信息統計，今年以來，至少已有39名高校領導被立案調查，平均每個月就有3、4起，分佈在17個省市區，讓人目不暇接。
他們就職的高校既有國家行政學院這樣的國務院正部級直屬事業單位，也有吉林大學、湖南大學等教育部直屬高校，還有山東臨沂大學、吉林化工學院等地方院校，更有不少的高職高專院校，基本涵蓋了高等教育的各個等級，顯示出高校腐敗的嚴重程度。
目前已明確所涉罪名的高校領導中，幾乎清一色都涉嫌受賄罪，尤其是集中在基建、人力、採購等分管領域。
他們中年紀最大的66歲，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原副校長莊孟虎；最小的45歲，襄陽汽車職業技術學院院長楊曉炳，只有一位女性領導，即山東臨沂大學黨委書記丁鳳雲。
多位離任涉腐職務多年仍被追查，如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原副校長莊孟虎，其早已離任，被查時任職上海華檢健康體檢中心醫務總監，類似還有中南大學副校長鬍鐵輝，其因年齡原因早在2011年12月已退居二線，但在此輪反腐風暴中，避免不了落馬的命運，這也反映了當前反腐終生追責的思路。
此外，還有兩位高校領導被通報涉嫌與他人通姦，他們是東華理工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劉慶成及齊魯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徐同文。
遼寧日報：請不要這樣講中國
11月17日，《遼寧日報》發表《大學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一文，引發國內知識界廣泛關注和討論。
《遼寧日報》稱，自10月下旬開始，遼寧日報的記者奔赴東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瀋陽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個月的時間，聽了近百堂專業課，整理近13萬字的聽課筆記，大致概括出“大學課堂上的中國”三類問題：第一是缺乏理論認同，第二是缺乏政治認同，第三是缺乏情感認同。文中指出，“老師抹黑中國不是偶然現象”。
在反對者看來，大學課堂應當是自由的，怎麼講、講什麼應當由老師決定。至於發牢騷、批評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現象，更是知識分子的天職，不存在“抹黑”的問題。
但在遼寧日報及其支持者看來，批評和“抹黑”是兩回事，遼寧日報所説的“抹黑”是指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全面否定性的言論，無論在哪個國家，這種言論都不在“言論自由”的範疇之內，更不應當成為大學課堂的主流。而今天的中國大學課堂上，卻恰恰充斥着類似言論。換句話説，批評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抹黑甚至也可以有，但當這種批評和抹黑成為大學課堂主流的時候，則必須堅決反對。
12月28日至29日，第23次全國高等學校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要堅持立德樹人，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書育人全過程；強化思想引領，牢牢把握高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不斷改革和完善高校體制機制；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各項工作，有效發揮基層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先鋒模範作用。
燕京學堂：北大有多重要？
5月5日，北京大學官方宣佈，正式啓動燕京學堂計劃。根據官方介紹，燕京學堂為住宿制學院，是一個獨立建制的教學科研實體機構。學堂將開設一年制的“中國學”碩士項目，包含“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考古”“語言、文學與文化”“經濟與管理”“法律與制度”和“公共政策”6個方面的課程體系，主要以英文講授，部分課程仍會使用中文。
這一計劃遭到部分北大師生的強烈關注和抗議。7月17日，北大校方與抗議的師生代表進行了對話。表面看，雙方爭議的焦點在於是否佔用北大校園內的歷史建築“靜園”，而實質上則在於雙方對“中國學”的理解不同。在北大校方及其支持者看來，“燕京學堂”項目是中國進行文化輸出的項目，是中國大學文化自覺的表現。而在反對者看來，招一幫外國人來中國，再請一幫外國人來教，還是用英語，這不但不是中國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恰恰説明中國迫切地希望得到西方主流的理解。
著名學者、北大校友甘陽、劉小楓聯名公開發表長文表示，“燕京學堂”項目不但不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反而是想把北大變成西方的文化殖民地。而在他們看來，如果北大變成中國的哈佛、耶魯、牛津，並不是北大的成功，恰恰是失敗，因為北大就是北大，無論在國際大學排行榜上名次如何，北大都只是北大，他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
北大無小事，但凡是北大的爭議，總是會在大眾媒體上引起反應。但在這場被視為“北大人”內部的爭論之外，也有人認為，北大隻是一所大學，把他和中國學術、思想和文化命運捆綁起來，並無必要。至於“燕京學堂”項目，只是一個大學創收項目，不必看得那麼嚴重。
7月24日晚，北大校方宣佈，“燕京學堂”將不徵用靜園。此後，關於此事的輿論漸趨平靜。
周鼎“自白書”：大學怎樣管理教師
12月23日凌晨，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師周鼎在網上發佈了一個“自白書”。周鼎在該文中痛陳高校教學、科研、職稱評審中的各種弊病。這篇言辭激烈的文章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刷屏，周鼎本人也捲入了輿論的漩渦。《自白書》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引起了高校教師羣體的共鳴，輿論也以此為由頭展開對中國高校教學和科研體制的批判。
不過，處於漩渦中心的周鼎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認為，自己被一部分人“神化”成了挑戰中國現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英雄。周鼎稱，他參加的是學校為一線教師晉升教學型職稱開設的綠色通道，沒有通過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工作量不夠，一個是工作年限不夠。
在這兩個原因中，工作量考核方面，周鼎對學校規定中對教師發表論文和上課的要求表示不滿，而這涉及的一個問題是，大學老師的主業究竟是上課，還是科研？這也是近年來在大學青年教師羣體中飽受批評的規定，因為青年教師資歷淺，教學任務重，而在各校的職稱晉升規定中，教學所佔比重較低，而對發表論文則有硬性的數量規定，因此在職稱評審中對青年教師不利。
這也是近年來大學管理中飽受詬病的問題，一方面是大學管理日益行政化、數量化，對在不同級別的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的規定越來越僵化，乃至盲目，同時又要求完成一定數量的教學任務，有些學校還有類似完成國家級、省級或校級課題、出國訪問交流等硬性規定。而這些規定對大學教師中的弱勢羣體——青年教師最為不利。因此，周鼎的“自白書”在網絡上引起廣泛共鳴。
但反過來説，如果沒有這些數量化的硬性規定，大學教師職稱評審會不會更合理一些？顯然也不一定，因為這可能受到人情、關係、門户之見等更加主觀的因素的影響。就像高考一樣，數量化管理雖然存在許多弊病，但相比之下仍然可以説是“最不壞的制度”。只是在具體的規定上，比如教學任務和科研任務的比例上，應該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調整，更加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