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十三五”需要7.8%的開局增速

2015年，不僅是“十二五”規劃收官之年，還將是中國決策層制定“十三五”規劃的決定之年。他們面臨一個基本問題：增長目標定在多少？

有人拋出“十三五經濟增長6.5%即可”論，認為“‘十三五’期間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長速度，即可實現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有人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也有人認為定得過低了，當然也有繼續對中國經濟唱衰的看法。

“十三五”需要7.8%的開局增速

其實我們應當在更大的區間內審視一番“五年規劃”的目標，才能確定，如何定目標，到底應該定多少。

過去五年規劃中GDP增速目標，實際近似底限目標

中國的GDP“保八”之論人盡皆知，二十年來，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每年政府工作目標都是一再重申8%增長目標。但可能只有少數細心的人才會記得，中國在每年都宣佈當年經濟增長目標是8%的同時，已經有“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三個五年規劃的GDP增速目標都不是8%了。

實際上最後一次在五年規劃中將增速定為8%，還是整整二十年前的“九五計劃”，在1994年經濟極度火熱，GDP增速達14%的背景下，定為8%已屬保守。誰也沒想到幾年後將面臨東南亞金融危機為起點的嚴重外部衝擊。正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進而韓元暴跌、日元暴跌等一系列經濟危機擴散的背景下，出台了“保八”這個詞。

在2001年，儘管經濟已經走出困境，但是“十五計劃”僅僅將目標定為平均增速7%。實際經濟增速達到了年均9.8%。

在2006年，儘管中國已經歷了連續的高速增長。但是“十一五規劃”僅僅將目標調高了0.5%，將平均增速定為7.5%。實際經濟增速達到了年均11.2%。

在2011年“十二五規劃”中，目標更為保守的下調到了平均增速7%。實際經濟增速大約會在7.8%左右。

仔細回顧過去十五年裏的國務院工作報告可以發現，我們實際上有兩個增速目標，一個是“五年規劃”中的7%、7.5%、7%的目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底限目標；另一個是直到2011年的歷年年度工作報告中的年復一年不斷重複強調的8%的當年經濟增長目標，是一個努力目標。

底限可以調低，努力目標不能調低

“十三五”期間，將6.5%的年均GDP增長速度，實現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是可以完成的。6.5%作為必須確保的底限，那確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們應當想起來，這是增長率目標的底限，是不能突破、必須確保的底限，不是可上下浮動的區間。絕不能一開始就鬆懈；到時候説，咱們打個商量，6.4%、6.3%也湊合湊合讓我過關吧。

過去中國決策層，“五年規劃”中公告了7%、7.5%、7%的底限目標，同時在年度工作報告中提出更高的追求目標。這最終得以在外部環境好的時期，實際實現了還高於8%的經濟增速。這是值得讚揚的科學、理性的態度。也是“區間論”、“底限論”的經驗雛形。

隨着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富裕程度的上升，以及外部發達國家經濟的不夠景氣，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無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把“新常態”當作不必努力提高經濟增速的萬能擋箭牌，中國經濟增速恐怕將很快跌穿“新常態”的正常區間，一路向着低增長奔去。

中國經濟仍具有實現8%左右年均增長率的增長潛力，這一點林毅夫教授等學者已有各種充分論述。雖然把潛力100%全部挖掘出來是不現實的，但在2015年和2016年，大於7.5%、略低於8%，例如7.8、7.9%這樣的數字，仍然是一個可行的努力目標。

畢竟，近期以來的外部環境，已經比較優越了：（只要美國公佈的數據不是嚴重注水的）美國經濟數據顯示美國逐步進入復甦快車道，進入了經濟上升期軌道，足以改善中國對美出口；歐洲、日本雖然依舊處於經濟停滯不前的狀況，但也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萎縮；而最重要的有利條件，就是美聯儲結束QE以後，大宗商品全線下跌，中國大量依賴進口的石油等能源、鐵礦石為代表的礦原料，均有充分下跌。單單油價從QE時代的110美元上下的水平一路下跌至現在50美元上下的水平，就足以提供可觀的經濟推動。

而內部來看，改革在穩步推進，沒有什麼重大風險；低油價的輸入性通縮產生了很大的降息降準空間；低端勞動力的人口紅利雖然小幅減少，但是高端勞動力供給的人口紅利/教育紅利仍在高速增加中，極為適宜結構轉型、產業升級。

有人強調，外部環境仍然不夠好，外需依然比較疲軟。但也請不要忘了，如果外部環境像03-06年的黃金時期那樣完美、外需旺盛，那經濟增速就不止8%，即便達不到連續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長，也該追求一下9%啊。

如今雖然條件還不夠完美，但7.8、7.9%這樣的數字，是可以努力一把夠得着的。

五年規劃應當充分安排經濟週期的影響

二十年前“九五計劃”制定時，經驗還很少，誰也沒想到，美國經濟依然欣欣向榮的1997年會出現席捲而來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至於“九五計劃”開局時輕鬆達到10%增速，在後面卻連“保八”都困難重重。“十一五規劃”決定時，面對11%的開局增速，因為估計到經濟週期的影響，特意十分保守地把平均增速目標定為7.5%，連8%都沒到，不幸言中了美國金融海嘯的大蕭條衝擊。

從經濟週期的概率上來説，近幾年將是全球經濟上升期，而接下來又一定會碰上新的經濟蕭條期降臨。以歷史作為參照，1929-1932年大蕭條結束之後，1937-1938年發生了又一輪的經濟蕭條。“十三五”規劃中的後幾年中的某一年，可能2017年也可能2019年，具體哪一年沒人能確定，但在“十三五”期間內發生，可能性是相當大。

“十三五”規劃，將6.5%作為必須確保的底限，那確實是可以接受的。但這本身就意味着，中國應當在“十三五”開局頭幾年，努力向着7.8%、7.9%的增速努力。而決不能滿足於“大於6.5%”就行了。

否則，全球經濟形勢向好時只有7.0%~6.6%的增速，當新一輪經濟蕭條來襲，新的QE必然來襲，油價暴漲、出口暴跌等等惡劣局面再來，經濟增速豈不是有跌到6%甚至5%的危險？總的平均增速也將跌至6%以下。

屆時難道要把“保八”改一改，出一個“一切為保六”的口號嗎？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則無所得矣。”失顏面事小，中國經濟硬着陸事大，這是應當是全力避免的狀況。

反過來若能在“十三五”開局之初以較高的增速，積蓄較多的調控“炮彈”，留有足夠的餘地，就能放心應對各種不可預測的風險來襲。

因此，在2015年和“十三五”開局的2016年2017年，把大於7.5%，略低於8%，例如7.8%的年增速，作為努力目標，實屬必要。並且同“十三五”規劃總體增速目標調降為6.5%”並不矛盾，而且互為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