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再談政黨的代表性與階級性問題
【觀察者網按】12月21日，春秋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世默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論中共政治與改革，引發強烈爭議。在各類爭議中，清華大學研究生王琪的回應文章是比較成體系者。這篇回應，不僅開啓媒體層面少有的對“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的嚴肅探討，更將中共代表性作為公開討論話題大聲説出來。之後，王琪同學捨我其誰再次回應，批評寒竹文章中的全民黨不可能存在。雖然這篇文章將嘆息當年沒有徹底瓜分國企資產的吳曉波先生的眼淚引為同道，因而影響其思維的一致性，可能會引起讀者困惑，並且援引早已經被闢謠的媒體新聞作為了解社會的論據，但其赤誠之心和理論堅持比曖昧的學院派更能將問題帶入視野。對此，寒竹先生再次做出回應，集中討論西方政黨的偽階級性與中共的代表性問題，並希望藉此討論令春秋研究院和觀察者網讀者對於自身的定位更加清晰。同時，獨立學者凌魏行長期研究西馬，關注“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此番也撰文參與探討，拓展討論的面向，歡迎各方繼續參與。
非常感謝王琪同學的回應與討論，這對當今知識界與輿論界偏重於站隊劃線的風氣起着良好的糾正作用。仔細讀完王琪同學的文章，感覺問題進一步集中了，闡述也更加清晰，且不再有用討論者個人身份來加強論證。鑑於此，筆者非常樂意再次回應王琪同學，一來可以進一步深化問題的討論，對釐清中國思想界一些混沌的問題有幫助。下面筆者就王琪同學回應的三個問題再做一個簡要回復。
一、“去政治化”理論是否符合西方政治的實際？
首先，筆者同意王琪同學講的當今西方政黨都是代表資本利益的集團。對於王琪同學引證的下面這段話完全認同：
“富人對政策的影響力之大，與其社會規模極不相稱。精英階層的政策偏好被擺在首要的位置——他們近乎迷戀地關注預算赤字，按照假想的需要削減社會福利計劃，使沮喪谷愈發深不見底。所以，誰來為那些被壓在谷底的人説話呢？你或許認為傳統左派政黨會採取民粹主義立場，代表本國工人階級發聲。但大多情況下，這些左派政黨領導人——從法國的奧朗德，到英國的米利班德，到美國的奧巴馬——都在尷尬地喃喃自語。”
這段話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 格魯克曼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短文。全文是講新興國家，如中國和印度，中產階級的成長和壯大導致了西方發達國家勞工階層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下降。且不論格魯克曼這篇文章把西方勞工階層的痛苦歸咎於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是否有道理，就這段話而言，實在看不出來對王琪的觀點有何支撐。格魯克曼説得很清楚，現在西方的左翼政黨根本不能代表底層的勞工階層，而這個觀點跟筆者的觀點基本一致，筆者從來不認為西方左翼政黨能夠代表勞工階級。所以，筆者以為格魯克曼並不能支撐王琪同學對筆者的商榷。
筆者與王琪同學的分歧在於，西方究竟有沒有能代表對立階級的政黨政治。筆者始終認為，階級性與政治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西方的政黨政治從來就是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和分贓，西方社會的階級鬥爭從來都沒有成為政黨政治的中心。但王琪同學與部分“新左派”則認為，西方過去的政黨是有階級性的，政黨之間的衝突與鬥爭就是不同階級之間的衝突與鬥爭，這個判斷確實很有問題。到目前為止，王琪同學仍然沒有拿出有説服力的論述。
不錯，格魯克曼講“傳統左派政黨會採取民粹主義立場，代表本國工人階級發聲”，但這跟把西方左翼政黨界定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完全是兩回事。從格魯克曼的文章中根本找不到西方的多黨制度中有工人階級政黨位置的説法。
按照王琪同學的説法，西方國家在“去政治化”之前的不同政黨是由不同階級組成，政黨政治就是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鬥爭。那麼，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西方多黨體制中究竟能夠有沒有工人階級政黨的位置呢？這是一個必須弄清楚的問題。
眾所周知，在二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除了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或工人黨曾經短暫地進入過政治舞台（但很快就被各個資產階級的黨擠出了政治舞台）之外，在西方國家絕大多數的時間裏，所有的主流政黨都是資本控制的黨，工人階級組織的政黨從來都沒有進入西方政黨政治的輪換機制。這裏以英美這兩個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例。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英國的輝格黨與託利黨，哪一個不是代表大資本、大農場主的政黨？哪一個真正代表了勞工階級？即使是英國後來出現的工黨，難道真正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稍稍瞭解中國歷史的人都會記得1949年艾德禮主政的英國工黨對中國共產黨軍隊橫渡長江時的那種仇恨，都還記得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怎樣用大炮回擊英國軍艦的野蠻挑釁，都還記得毛澤東是怎樣諷刺和反擊英國工黨政府在英國下院對中共軍隊的無理指責。難道我們真的能把英國工黨界定為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
即使是按照王琪信奉的共產主義理論，也不會承認西方多黨政治中有工人階級政黨的位置。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把暴力革命看做實現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根本道路。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列寧主義從來不認為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可以通過建立自己的政黨並通過政黨選舉來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筆者以為，王琪同學和中國的“新左派”信奉的其實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二戰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而歷史證明，流行於西方社會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左翼知識分子對自身特殊利益的追求，與勞工大眾並無多大關係。**如果要講“代表性斷裂”，信奉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才是真正背棄了勞工大眾。不僅如此，一些西方左翼學者試圖通過奪取西方社會的文化霸權，通過公民社會來實現所謂公平正義的行動，事實上已經成為西方國家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有力助手，這種思潮對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起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中國的“新左派”如果真的信奉馬克思主義，就不應當在變了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裏面轉圈。要而言之，政治性與階級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西方國家，能夠在政黨政治中發揮功能的都是資本控制的政黨，包括相當多的自稱獨立於資本的“公民社會”，都是資本手中的工具。勞工階級組織的政黨或其它社會組織從來都沒有進入政黨輪換的機制。當然也有個別例外，這就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葉的智利。當時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領導的人民團結聯盟進入了政黨輪換體制並於1970在大選中獲勝，但其結局眾所周知，筆者無需再述。
阿連德總統的最後影像
綜上所述，西方國家的主要政黨從產生之日起就同屬於一個階級，即社會佔統治地位的資本集團。但是，儘管這個資本集團在對待共產主義運動有着一致的立場，這並不妨礙在資本利益集團內部存在着嚴重利益衝突，如英國早期的託利黨與輝格黨，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在19世紀後期，同屬大資本集團的共和黨與民主黨甚至形成了極為骯髒的“分肥政治”，而這種“分肥政治”與與階級性並無必然聯繫，這種衝突僅僅是資本集團內部的分贓而已。在美國政治學界，從來沒有嚴肅的學者會把美國兩黨的政治衝突看成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衝突。
二、中共的代表性問題
王琪在中共的代表性問題上提出了商榷：“寒竹認為，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論，講政治不是講政黨自身或某個社會羣體局部的利益訴求，而是講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因為中共從不認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黨派利益。中共給自身設定的歷史使命並不是要滿足社會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訴求，而是要追求全體中國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帶領全體中國人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舍此無他。”王琪同學認為，這段話並不符合中共的政治理論。
那麼什麼是中共的政治理論呢？王琪指出，“中共的政治理論認為，在存在階級對立和衝突的社會里，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時代表對立雙方的“超階級”、“全民”的政權和政黨。一切剝削階級都願意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言人，以此把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合理化，這幾乎是規律性的現象”。熟悉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關於政黨理論有一個發展的歷史過程，而非一成不變。對於這個歷史進程筆者在上文已有所闡述，這裏再深入強調幾點。
第一， 關於共產主義理論與中國民族利益的關係問題。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兩千多年的郡縣制度，而共產主義理論傳入中國還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任何人想用西方的理論把中國五千年、兩千年的歷史否定掉，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無論這個理論是西方的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希望用西方的理論來否定中華傳統文明，猶如一個人希望抓住自己的頭髮離開大地一樣的荒唐。坦率地説，把“專制”、“黑暗”、“殘暴”、“愚昧”的帽子扣在中華文明的頭上是一種在西方文化的霸權下喪失民族自信心的表現，而缺乏民族自信，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共在二十世紀為中華民族作出的巨大貢獻。
共產主義理論在五四運動前後傳入中國後為什麼能夠成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要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在中國的現實中去尋早原因。
中國在二十世紀初面臨的最大危機是什麼？是國家瀕臨滅亡的邊緣；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是建立一個具有獨立主權的現代國家。這是中國在二十世紀最大的政治。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如飢似渴地從西方引進各種理論與主義，包括共產主義理論，就是要解除亡國的危機，完成現代建國。
如何才能解除亡國的危機？如何才能完成現代建國？這個問題又和革命運動加緊密聯繫在一起。當時的上層社會已經沒有能力來完成國家構建。這個時候革命黨必須要動員民眾，發動社會革命，通過社會革命來完成現代建國。革命黨與建國黨形成了緊密的關係：不革命就無以建國，建國必須通過革命，二者形成了一體兩面。20世紀上半葉形成的國共兩黨政黨之爭，只是簡單理解為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是不夠的。嚴格説來，從1911年到1949年，這40年應當理解為一個現代建國的過程，而國共之爭其實就是建國權之爭，即誰來領導民眾建立現代中國。
筆者在上文已經談到，中共最初是作為第三國際支部在中國活動。黨員是本土的，但領導、使命和經費都是來自於第三國際。這時的中共在當時作為革命黨，確實是一個鮮明的階級黨。但中共的建黨理論一直在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轉型是在延安。毛澤東在延安做了一件最重要的工作，這就是從理論上清算了王明照搬的第三國際理論，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抗日統一戰線建立後，雖然這個黨還是列寧式的黨，但它已經慢慢開始建立統一戰線，將不同的階級、派別整合在一起。雖然中共還是階級黨或者革命黨，雖然不是全民黨，但它已經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了。民主的革命和民族的獨立合為一體了。在重慶談判期間，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曾問毛澤東，“看來您是一位温和的共產主義者，您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影響”。毛澤東則回答道：“記者先生，我是一位紮根在中國土壤中的共產主義者，我首先是一位中國人，然後是一位共產主義者。我得把強國富民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見，上個世紀先進的中國人把共產主義理論引入中國，並不是要用這種理論來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是要解決中國的現代建國和民族富強的根本問題。離開了這個大的政治格局，就不懂得中共在二十世紀的成長與發展。
第二，關於中共的階級性與全民性的關係問題
王琪同學在討論中指出：“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從不諱言自己是一個階級的政黨，是作為一個‘part’的政黨而存在的。共產黨不可能同時代表工人和資本家這兩個尖鋭對立的階級的利益，共產黨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和領導工人限制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改善工人的生活，維護工人的權益，直至最終消滅這種吃人的社會制度，建立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政權，這一切都是在針對資本家的浴血抗爭中實現的。
王琪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把中共理解為一個“全民黨”，把政治理解為中華民族的利益表達，那麼中共的階級性在哪裏去了呢？中共還是不是一個工人階級的黨呢？
提出上述質疑的王琪同學，包括其他持類似觀點的“新左派”們都忽略了，階級性與全民性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在今天的中國，二者差異已經不具有根本性的衝突，已經可以相互兼容。所以，就代表性而言，中共既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共黨章的總綱第一句話就闡明瞭中共同時具有兩種代表性。
中共在實現了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之後，以階級鬥爭理論來劃分95%的人民與5%的革命對象已經失去了意義。雖然中國社會不同的階級或階層還存在差異和矛盾，不同社會羣體的利益訴求並不一致，但這些差異和矛盾已經不具有對抗性。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中共作為執政黨，不能繼續像革命黨那樣在全體社會成員之中劃出一個不被代表的5%的“革命對象”。中共作為執政黨，必須代表中華民族，所以，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共代表性的應有之義。
但是這樣一來，有人或許會問，既然中共成了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為什麼還要特別強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呢？難道中國的工人階級不屬於中華民族嗎？既強調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又強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不是顯得重複和多餘？其實，這並不矛盾，這是政治上的整體論與重點論的統一。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僅僅講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不夠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屬性不僅不可去掉，而且還應當放在首位。原因有二：
首先，中國社會雖然存在着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社會羣體，但工人階級（包含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是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力量，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最主要力量，是中國社會的主體，工人階級代表着中華民族的發展方向和整體利益。所以，中共只有把自身界定為工人階級先鋒隊才能走在時代的最前列，中共只有首先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然後才能成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其次，雖中國社會各個階級和各個社會羣體在市場經濟體系中都能獲得自身的利益，但勞工階級的利益是需要特別保護和照顧的。中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存在與發展還有相當長的時間。而在一個以市場為資源配置決定力量的社會，勞工階級在市場上處於弱勢是難以避免的，所以，中共必須要把代表工人階級利益放在首位，必須要在國家政策上向勞工大眾傾斜。只有保障了勞工的利益，經濟才能持續發展，社會的公平正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説，中共只有有側重地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代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這是為什麼中共黨章把工人階級先鋒隊放在了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之前。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中共在2000年初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三個代表”理論實際上把中共的階級性與全民性有機地統一起來。從此之後，“三個代表”被寫進了每一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
三、關於中共代表性是否斷裂的問題
今天的中共是否還代表工人階級？按照王琪的結論，中共代表性的斷裂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筆者覺得王琪這次的回覆仍然缺乏足夠的説服力。
對於王琪列舉的一些事實，特別是相當多的勞工在市場化的進程中遭受了極大的公平待遇和極大的痛苦，筆者不僅不持異議，而且高度贊同。但是，承認這些事實，並不等於可以給中共下一個代表性斷裂的結論。王琪論證的誤區仍在於階級性這個概念並未釐清。
中共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如果要斷言中共已經不再代表工人階級，那麼必須要從中共與工人階級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從工人階級的界定看，王琪同學把相當多的勞工成員排除在了工人階級的之外，這是不符合階級這個範疇的。
儘管階級和階級鬥爭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出現，但自十九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對這個概念講得最多，因此，討論階級這個概念很難不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儘管王琪同學回應的文章題為“把階級分析帶回來”，但通觀全文，並沒有看到馬克思和列寧關於階級的論述。按照馬克思主義，階級並非是一個簡單的貧富概念，而是一個與生產關係緊密相關的範疇。階級通常指生產關係中處於不同地位的人羣或集團，其中一個集團由於佔有生產資料因而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換言之，階級的界定主要與勞動是否被佔有相關，而與收入的多寡，弱勢與強勢這些表面性的概念沒有直接聯繫。在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廠的工人工資與福利待遇很可能高於很多私人小業主的收入，但前者屬於工人階級，後者很難劃入工人階級的範疇。所以，即使是按照列寧關於階級的界定，階級也不能簡單按照生活水平的高低來劃分。
正是由於階級這個概念與生產關係緊密相連，鄧小平於1979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提出：“我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覺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從此之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成為中共黨建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鄧小平的這個提法其實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
鄧小平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講話
由於知識分子，包括大中小學的教師、工程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社會羣體的數量已經非常龐大。大概而言，今天的中國，除了政府官員與私企業主，凡是具有僱用身份的勞動者基本都是屬於工人階級，這當中包括相當一部分收入不菲的白領。在今天討論中國的工人階級，講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僅僅講工人階級中的弱勢羣體，而把一大批腦力勞動者排除在工人階級之外是不合適的，特別是不符合部分“新左派”自認為信奉的馬克思主義。
下面再來看看中國非技術勞工存在的問題。毫無疑問，王琪講的各種勞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與痛苦現象確實在中國存在，而且有的地方還很嚴重。但是由此斷定中國勞工階級已經陷入苦海是沒有説服的力的。
在任何一個社會，理想與現實之間都存在着差距。自從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以來，沒有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統治者可以把自己聲稱的主張在現實中完全實現，中國當然也不例外。但中國的勞工究竟存在多大問題不能孤立地判斷，而必須要有參照和對比，離開了參照物，很難對一個事物做出準確判斷。
無論是中國的“自由派”還是“新左派”，當然還包括西方的輿論界，都喜歡拿中國非技術勞工的生活狀態與西方發達國家作比較，從而得出一個政治結論：這就是中國的體制有嚴重問題，中共和中國政府的代表性發生了嚴重問題。這種比較實際上存在着兩個誤區。
一方面，西方社會非技術勞工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大大地被高估了。以美國為例，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80%左右，其中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在就業人口中佔了很大比例。美國一個大型超市或百貨店的服務員，月薪大約在1200美元左右，（資深員工大約有1500美元），扣税後的實際收入僅1000-1200美元左右。美國公司從來不提供吃住。一般城市一房一廳的租金大約在1000美元左右（200美元的上下誤差），一套多人分租的公寓，單間的月租也在300到500美元之間。美國輿論常常指責中國勞工加班太多，但卻迴避美國低端服務業的勞工迫於生計同時做兩份工的人不在少數，每週勞動時間超過50個小時的服務業人員比比皆是。美國的工會率也遠遠低於一般人的想象，總體來説是低於10%，除去警察工會、教師工會和政府各種公務員的工會，真正的產業工人與服務性勞工的工會率大約低於7%。如果拿中美兩國的非技術勞工的收入與生活狀況來比較，差距當然還存在，但這種差距遠沒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樣大。
另一方面，中國確實存在着嚴重的非技術性勞工陷入弱勢羣體的問題，但是，總體説來，中國的三十年來的進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三十年來的脱貧人數超過了6憶，絕大多數中國人基本解決温飽。這是一個難以否定的客觀事實。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確實還存在差距，有的差距還相當大。但這種差距更多的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而且這種差距正在迅速縮小。
筆者完全承認王琪文章中談到的中國在改革當中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尤其是下崗工人的悲慘遭遇，市場化在教育、醫療和住房領域帶來的嚴重不公與後果等等。但是，這裏有一個基本判斷不應放棄：這些問題是制度性的還是失誤性的？如果是制度性的，那麼這些問題不改變制度就無法解決，中共就確有代表性問題。但如果我們對三十幾年的改革做一個縱向的觀察，可以很清楚看到，王琪的講的現象更多是發生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而過去十年來，中共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並且在逐步解決。
其實，對於中國的弱勢階層是否遭遇不公待遇？生活是否痛苦？筆者與王琪並無根本分歧。分歧主要在於對中共的判斷。筆者認為儘管這些問題嚴重存在，但中共一直在試圖努力解決這些問題，而努力解決就是代表性的具體體現。
王琪在文中兩次談到習近平的講話，一個是習近平強調工人階級是中共最可靠的階級基礎，一個是習近平最近在縣委書記研修班上要求兩百多位縣委書記觀看影片《居安思危》，吸取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其實，王琪同學提出的這兩個例證恰恰説明了中共高層直面現實，力圖解決社會問題的態度和決心，而這種態度與決心正是中共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與中華民族先鋒隊的具體體現。很難想像，一個代表性已經斷裂了政黨，還會如此高度強調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還會要求中共幹部居安思危。
理想很美滿，現實很骨感，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沒有一個國家能例外。在今天的中國，理想與現實當然存在着差異，而弱勢勞工的問題也確如王琪所言。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存在的問題究竟有多大？是制度性的還是失誤性的？執政者是試圖努力去解決這些問題，還是把這些問題視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着人們判斷中共是否喪失了代表性。真切希望王琪同學對這些問題能有進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