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太陽花一週年| 台灣左統派何以被淹沒

3月18日是太陽花學運一週年紀念日，觀察者網特別策劃“太陽花一週年”專題，並刊發了李娜老師的《太陽花一週年|台南蝨目魚在大陸怎麼了》一文，讀罷此文，我有一些簡單的感想：

關於契作與蝨目魚

賣不出的蝨目魚會降價，供不應求的蝨目魚會漲價，只要大陸決定對台灣漁民契作收購蝨目魚，無論有沒有中間人（無論中間人好或壞）都不可能改變這種價格變動的邏輯。如果台南所能賣出的魚量終究由台灣魚商所決定，就不能將台南漁價上升，歸罪於大陸買魚的政策。在李娜老師所勾勒出來的蝨目魚案例中，圍繞着大陸契作蝨目魚而產生的“民怨”是多方面、多種類型的，而“民怨”和“民怨”之間實際上又存在着相互衝突的利益矛盾。雖然這些“民怨”可以因為歸咎一切罪惡於“中國因素”進而遮掩彼此之間的矛盾，究責於“中國因素”卻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也不是目前一切問題的本質。

這就好像説，為了避免失戀，不如一開始就不要戀愛吧。但現實又是在戀愛中，卻開始擔心失戀並歸罪愛情的開端。與此同時，基於各種理由而對這場戀愛有所“吃味”的旁人，又不斷指責這場愛情，從而導致這場戀愛本身好像也顯得罪惡深重。──這裏面存在着放棄認識本質而停留在現象的小問題。但是，李娜老師所指出的這些現象卻是非常重要的，畢竟，本質不可能通過直觀而獲得，還是必須首先從現象上着手。

在台灣，統派越來越被排擠和邊緣化

關於台灣能不能存在與大陸對接的民間社會

李娜老師的提問很關鍵，而我想補充的是，在大陸以官方為主要促統力量，而台灣的統運目前只可能“在野”並呈現為民間運動的現狀下，除了台灣能否產生什麼可以和大陸對接的“民間社會”團體之外，大陸能不能產生類似於港澳台的民間統運，以解決整個中國內部的分離主義問題為目標的“廣大羣眾自發自覺的統一運動”，也是值得探問的問題。至少，官方本身能否在促統問題上重新激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能量，恐怕更為重要。

跨地域的工人階級和廣大被壓迫者之間的聯合能否成為以兩岸人民為起點的促統基礎？這是有識者一直在努力的課題。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左統派的工運機關）去年對東莞裕元大罷工的支援聲明提示了這個可能性：

“裕元製鞋是幫愛迪達、耐吉、REEBOK等世界知名品牌做代工生牌的公司，因此，主要的利潤控制在跨國大公司手裏。哪一家代工廠可以壓低生產成本，跨國公司就把訂單給哪一家。因此，代工廠競相壓低工人待遇是必然的，也是作為國際垂直分工最末端的大陸工人的必然處境。因此，我們呼籲大陸全部的製鞋產業的工人聯合起來，展開集體的調薪鬥爭。另外，我們也知道跨國公司不斷地尋找廉價的生產基地，以耐吉為例，生產基地逐漸移往越南，幾前年越南的產量就已經超過了中國大陸。因此，工人更需要跨國界的聯合鬥爭！”[1]

關於左派在3·18運動中的作為

羅崗老師對於此文的評論已經非常到位了。一些左派在3·18中被過度放大，而左統派的3·18分析在這場運動之中以及之後，則處於被淹沒的狀態。我個人很願意對此提供信息。然而左統派何以被淹沒，以及許多朋友為何寧願接受一般輿論對於“左統派”的刻板描繪而不是直接認識“左統派”的主張，顯然是包含左統派在內的許多朋友都需解決和反思的問題。[2]

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在泰林科技抗爭中批判“涓滴效應”論的現場。“涓滴效應”論是3·18運動期間其他工運團體扣在左統派頭上最大的帽子。即便勞權會的“3.26聲明”（工會團體呼籲“儘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聲明）白紙黑字批判“涓滴效應”論，左統派還是被無端指控為“支持涓滴效應”

關於自由貿易的問題

由於3·18運動的指導部實際上放棄了“反服貿”，而把“反共反華”的排他主義當成運動的主線，因此，正如觀察者網2014年4月9日刊發的《“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3·18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啓示》一文所言，“在這場運動中，部分參與者主張從反對自由貿易的角度反對服貿。如果服貿真的可以簡單等同於自由貿易，如果只要是自由貿易就必須無條件地‘一反到底’，那麼，我們必須鄭重指出：這場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不可能成為反對自由貿易的支點。”

3·18運動裏最以左派姿態提出“反服貿＝反自由貿易”的派別，弔詭地與台灣本土資本家共同站在本土保護主義的統一戰線上。但因為反對（推進與大陸進行）經濟交流，並聲稱這樣的交流只有利於資本家，就天然取得“左”的立場。在運動的開端，他們用“通過反服貿來反對自由貿易”介入運動，到了運動的尾聲、五一前夕，他們又因為工會領導以及會員的反對而懼於在去年的五一勞動節公開反對服貿，並用“反對自由貿易”來偷樑換柱。[3]這種手法並不是用抽象地反對自由貿易來反對具體的服貿協議，而是用抽象的反對自由貿易來回避反對具體的服貿協議。否則他們就應該在他們的五一聲明中公開説“服貿就是自由貿易”所以“反自由貿易等於反服貿”。──但他們沒有這麼説。一個字都沒有。

友人L君如此評論：“今年五一遊行，勞權會因支持兩岸服貿被逐出平台，沒有勞權會的五一平台的活動聲明和訴求還是找不到‘反兩岸服貿’的字眼，是我眼鏡該換了嗎？”

老實説，在這一連串圍繞着“反服貿＝反自由貿易”而產生的亂七八糟爭議中，“兩岸到底要不要進行貿易”是最被迴避的。但兩岸之間到底要不要貿易，難道不是兩岸應該直面的問題嗎？

一年以來，上述爭議仍未獲得很好的清算。以“經濟主義”的讓利政策為例，包含我在內，都很願意批判“經濟主義”（林書揚語）促統政策的問題，但“經濟主義”無論如何是利弊兼具的，至少兩岸近三十年來的和平不能不從“經濟主義”的交往談起。然而“經濟主義”的交往是否等於“經濟整合”？至少這次運動暴露了這個問題。也許“經濟主義”確實難以促成認同整合，可是，若能把“經濟主義”和“經濟整合”區別對待，也許更能看出問題所在。近三十年的交往是“經濟主義”的，卻未必是“經濟整合”的。“經濟整合”仍然可能帶動認同整合，雖然作用可能不及林書揚所説的“社會主義的新的民族主義紐帶”（現在沒有人相信這個紐帶存在了吧，這正是悲哀之處）。但真正的“經濟整合”若無政治談判以及相應的政治過程（至少，ECFA的真正落實），恐怕很難實現吧。

對於全世界關心兩岸問題的朋友來説，也許3·18運動正是一個開端，等待我們解決這場運動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並在解決的過程中獲得運動戰線的團結和統一。

註釋：

[1] 勞動人權協會，《支持裕元工人罷工！直到勝利的那一天！》，http://laborrights.net/?p=222

[2] 比方，某些大陸左派朋友認為左統派之主張統一，是因為覺得大陸很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實際上，左統派的歷史淵源始於祖國大陸“陷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期（這肯定是很不好的“中國”吧），左統派之所以主張統一，不取決於大陸究竟多好（即便這仍是很多左統派成員的理由），而是希望通過統一來解決台灣因為兩岸分斷而派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而左統派之所主張的“一國兩制”，正在於台灣民眾不可能接受目前的大陸現狀，覺得大陸不夠好，所以才要選擇這條過渡道路。一國兩制不等於統一，卻是為完全統一創造條件的先行階段。但這個階段也必然發生類似香港的狀況，因此，左統派存在的意義不僅在於爭取一國兩制的實現，還在於一國兩制實現之後，要更積極地在台灣實現社會變革，反對現狀維持，避免香港的狀況複製到台灣，從而為祖國的真正統一而努力。

又比方左統派在3·18運動中批判了馬英九的“涓滴效應”説，結果竟被某些工運團體扭曲成“支持”“涓滴效應”，並藉此把勞動黨踢出去年的“五一平台”。左統派關於“涓滴效應”的論述是這樣説的：“馬英九當初所提的‘涓滴效應’，是上面積了水，水就自然會滴一點下來給勞工，但五年來，成效有限，這才是我們工人這十幾年來面臨的最大問題。”（參見：《工會團體呼籲“儘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聲明》，http://laborrights.net/?p=40）“成效有限”這四個字明明是批判馬英九，卻還被扭曲成支持馬英九，實在是難以理解。但白紙黑字的政見之所以終究不敵刻板印象或刻意抹黑，也正是左統派的困境所在。

為了澄清左統派對於涓滴效應論的立場。勞權會發表的《台灣生病了，太陽花這帖藥對嗎？》政策説明書提出了更詳細的説明：

“過去十幾年，‘沒有分到’這件事，恐怕全台灣的工人都知道。我們從統計上更能看清這一點。工人的薪資實質成長率，在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下降了3.3％；號稱透過救經濟可以救勞工的馬英九在他執政的五年間，繼續讓工人的實質工資下降0.8％。我們的問題是樹上結了果子（資本家賺到錢），為什麼不會掉下來幾顆？問題出在那裏？是不是因為老闆只請低薪的臨時工、派遣工、時薪制工人？是不是失業率太高，老闆有壓低工資的本錢？有這麼一派人認為，反正不會掉下來啊！管他長沒長果子。但我們的想法——簡單地説——則是肯定‘讓樹上長果子’有正面的意義，但我們也知道這果子絕不會在長了以後自己掉下來。所以，無論是搖樹也好、踢樹也好，我們必須想想辦法讓那果子掉下來，再不行我們就爬上樹去摘。這也是勞動人權協會為什麼在《三二六聲明》（《工會團體呼籲“儘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聲明》）提出了‘為了公平地分配經濟生產的所得，我們應該做什麼？’的問題。這一點也是《三二六聲明》的核心——我們‘反對降低工人薪資等勞動條件的派遣、外包、臨時僱用。主張增加税收，以進行對弱勢的二次重分配、擴大社會福利，以增加工人等基層大眾的間接收入。反對大企業吃小企業的交易結構。最重要的是，工人要加強團結，成為爭取上述訴求的主力，並且，積極與資方談判，要求改善勞動條件。’——一句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我們工人自己的幸福，就得靠團結起來的我們工人自己。

我們可以再反問一個問題：除非存在着某種從來不在公司裏抗爭的工會，否則哪一個工會在他們要求調薪的時候，不會以公司賺了錢，做為調薪談判的依據？又有哪一家公司賺錢又裁員時，被裁工人不是以公司賺錢還裁員為抗爭理由的？如果兩家公司，工會強大的程度一樣，一家公司賺20塊，一家公司賺10塊，那一個工會有機會爭到比較多？”

[3] 2014年五一平台發表的《五一反低薪禁派遣、受僱勞工上街行動！》動員聲明用以下邏輯迴避“反服貿”：“針對媒體盛傳今年五一勞工遊行是單一議題的‘反服貿’遊行，發起遊行的工會工運團體鄭重表示，五一勞工遊行向來就不是隻有單一議題，而是從受僱勞工的立場，提出保障勞工權益、終結資本剝削的種種訴求。針對自由貿易問題，工會工運團體表示，不管是自由經濟示範區、服貿或種種自由貿易協定，從來就不曾為勞工設想，只不過是極大化資本利潤、強化資本剝削的手段，勞工絕沒有支持及贊成的理由。而在代議政治下，所有立法和貿易協議對勞工來説都是黑箱。因此，勞工也絕不會天真到認為“國會”透明監督就可以解決這種決策黑箱的問題。只有透過工人階級的團結和行動，資本家和政府才有讓步的可能。甚至不只要團結台灣勞工，也要團結不同國家地區的工人，尋找一條替代資本統治與剝削的出路。”“至於外傳3·18學運領袖號召將跟勞工團體一起上街頭‘反服貿’，因發起五一遊行的工會工運團體從未直接獲得任何訊息，無從判斷訊息的真實性。但實際上，歷年五一勞工遊行，青年學生團體從來沒有缺席，不管反對學費調漲、或是爭取青年勞動權利，青年學生總是和各行各業的受僱勞工站在一起，共同爭取所有人的未來。”

《2014年五一勞工“反低薪、禁派遣”大遊行訴求説明》一文更是隻提“自由貿易”而完全懼於直接談到“服貿”二字。全文參見：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