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亮：“中國學派”有必要嗎？聽聽實力派青年學者們怎麼説
當“中國”越來越成為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話題的熱門關鍵詞，學術界的“中國學派”依然是個有爭議的名稱。對於已經像空氣一樣存在於中國知識界的西學，當然很少有關於名稱的爭論。然而對於中國學派，常有類似於這樣的質疑：有美國學派嗎？有必要單列中國學派嗎？時間與事實的魅力勝過雄辯，當中國的發展終結了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中國已然構成一個獨特的範例。如果把關於名字的爭議放在一邊，我們會發現各種超越流行教條、立足中國國情的研究早已如地火蔓延。
2015年4月12日，來自全國甚至海外的70多位中國青年學者和30多位博士生匯聚河北省香河縣“中信國安第一城”，召開“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青年學會暨博士學術促進會成立大會”。他們濟濟一堂，或全體集會、或分組討論，或私下交流，無不從中國實際出發，彙報各自的課題和思想。如果不是在現場看到這麼多青年面孔臨風論劍，還真感受不到原來地火已如此旺盛，呼之欲出。
青年學會學者平均年齡37.5歲，最小的27歲。如果不是一位60後資深哲學學者誤入，平均年齡會更小。他們來自各個專業——分組討論有7組：政治學、經濟學、戰略學、法學、社會學、傳播學和文史哲。此外還有博士交流組。出席者既有各個院校的青年講師、教授，也有各行業實戰人才。其中不少人已經出版具有創新思維的著作，諸如《大道之行》、《鄉村江湖》、《國計學》、《制腦權》等等。他們面對大問題，**敢於講真話而不一定是讀者愛聽的話。**觀點、敍述極具衝擊力，也難免會有一些不成熟言論。哪怕是“制腦權”這樣一部戰略學著作標題，也難免會令一些讀者感到吃驚。大會的“總服務員”孔丹先生謂之“偏師”，還真有點《亮劍》中偏師李雲龍的生猛味道。
偏師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不偏。筆者穿梭於各個小組會場，能感受到一波接一波紮紮實實的問題意識。思想的力度來自於深度和他們的緊迫感。這種緊迫感，不同於唱衰論背景下的風聲鶴唳感，而是中國崛起背景下，面對挑戰迎難而上的披荊斬棘之感。我們不妨看看青年學者在討論什麼：
文教起興
文史哲小組的話題完全超越一般純文學或者抽象的文史哲清談。張晴灩關注“一帶一路”戰略輸出的文教結構是什麼。文教結構有別於中國強大基建背景下“一帶一路”的物質結構，是中國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殷之光的話題與此呼應，提出超越針對英文觀眾極其視角的世界史尤其是冷戰史的敍述，“以往即便是有第三世界學派，或者所謂第三世界視角，也是把第三世界看作是美蘇爭霸的附屬品。”白鋼提出，想寫一部能夠取代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著作，“整體上它有它高明的地方，也有它很根本的問題。它應該到了被全面替代的時候了。”
類似於這樣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創新雄心，在其他各組都有不約而同的迴響。在政治組，有張廣生、馬鍾成、李豔豔、丁凡、鄢一龍等學者同樣表達了對於國際文化領導權及其實現方式的關切。美國的意識形態霸權如何形成又如何輸出？中國的民主實踐如何成為顯學如何形成系統性話語？在人們印象中，關心地緣政治、軍備發展戰略、外交戰略的戰略小組學者開始討論什麼是中國崛起時代的核心價值觀。他們的思路開始進入意識形態領域的大國戰略層面，田文林、石海明等甚至討論起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化戰略武器作用。比如如何看待莫言？以筆者觀感，在對文化機制的細微理解上，他們可以多和文史哲組交流。
文史哲小組
戰略學小組，《超限戰》作者王湘穗教授到場
王紹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國家轉型和治理要超越政體思維，批評了那種拘泥於西方政體概念，認為政體模式一改就靈的話語。青年學者們也紛紛在政治形態理論上表達了有所建樹的願望。白鋼對中共的形式提出了大膽新設想：“中國共產黨的形式，一定是師生辯證法，它是通過向人民學習來教育人民，他通過做人民最好的學生，然後成為人民最好的老師，這始終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從哲學和文明史的角度來説，這裏面有足夠的空間可以進行豐富的闡發，而且可以落實到具體中去。”丁耘談及國家形態：“最近我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現在的國家形態，我認為是不是在政黨國家之外應當還要加上一個人民國家。我想這樣來講當代中國形態，不是説並列，文明國家在民族國家之內，人民國家在政黨國家之內，世界理想在中國道路之內。對中國當前的國家形態與政治道路都不宜做片面的、短視的理解。”中國國家文明自古不同於西方尤其是現代民族國家，這早已是學界共識，但眼下的這批學者特別注重打通具體的中國傳統經驗、中國革命經驗與現代治理經驗。
有別於概念清流，政治組的學者們深入到政治運作過程中去。《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一書作者之一樊鵬介紹自己對資本外部性監管的研究，汪衞華追問其社會監管的主體是否包括政府監管。樊鵬回答這正是需要研究的，會後進一步告訴筆者：“社會監管就是國家對涉及社會普遍價值受侵害的介入監管。國家是監管體制的頂層設計者，基本的體制結構和參與規則是國家設計的。不排除企業和社會的參與。具體要研究，不可一概而論。”
不可一概而論，拒絕抽象的政府、社會、市場概念，拒絕二元對立式思維，這種思路貫穿於各個會場，在經濟學小組尤其突出。
令人振奮的經濟學討論及其他
近十年來，主流經濟學界糾纏於經濟形態的抽象辯論，已經引起了讀者相當的厭倦。主流媒體上蔓延的討論給讀者的感覺是，用幾個關鍵詞就能概括——崩潰論，市場化，所有制、國進民退、投資消費需求等等。抽象而簡明。而青年學會無論政治、經濟小組都不屑於抽象概念思辨。他們切入具體問題之後再反饋到理論的討論令人振奮。
王生升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的歷史形態，超越國有、私有的爭論不休，力圖參與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去。江宇回憶求學時在西方經濟學和中國思維之間否定之否定的輾轉過程。談到GDP增速下降，他提出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干預加快了經濟週期。如果方法不對，干預效果就會南轅北轍。他不迴避政府幹預的負面效果，但是反對只用抽象的政府幹預/市場調節對立的觀念來思考，要切實地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尹隆在做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一體化研究，反對割裂，堅持在經濟與政治結合視角下研究博弈論，拒絕相信存在與政治無干的純粹經濟學。他們在具體領域如醫改和養老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谷彬強調立足於具體問題，通過現實問題導向來為人民服務，不必一見到GDP數據波動就大驚小怪。他正在關注通過就業大數據監測為中國轉型提供建議，比如二代農民工的培養和養老工作。筆者不禁想起張維為教授的話：既要承認二代農民工問題，又要看到很多國家都在面臨流動人口問題，甚至一代民工問題也沒有解決，而我們是站在更高層次上解決前進中的問題。
趙亞贇和周萍則站在互聯網層次上研究金融問題，前者關注如何通過互聯網金融趕超傳統領域難以趕超的西方金融，甚至深入到P2P研究中去。後者關注建立中國自己的信託史。
趕超雄心未泯，腳步扎得更深，深入具體問題之後再回到理論建設。程碧波嘗試把西方的經濟史、中國的經濟史，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包括現代經濟學融在一起，構建一門“國計學”。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並且已經嘗試。張晨敏鋭地看到，“新常態”故事又開始淪入西方主流經濟學諸如階段性降速一類敍述裏，而他要把新常態嵌入到改革開放的歷史以及國際體系尤其中美結構關係當中論述，闡發其歷史性（內部性）與外部性。董筱丹則努力把對於中國模式的研究向下延伸，具體到區域中去。“我們一直在講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但是中國太大，我們把中國一塊一塊來看，每個區域的發展歷程到底是什麼……最近完成的一本書是蘇州有一箇中國和新加坡合辦的蘇州工業園區，去年是成立20週年，我們受那邊的委託，做了一個20年的發展總結……然後我們把中國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放到一塊，在當前的國際大環境下看看中國哪些問題是內部性的挑戰，哪些是外部的衝擊，這些對於區域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當“中國模式”還在繼續惹爭議的時候，他們的具體研究已經向前邁進。
社會學小組提出了系統性、接地氣的研究計劃，從縣域政治生態研究到一線行政衝突，從多民族地區的社會治理到新生代農民工生態研究。法學組則關心什麼是超大型國家中國的法治，什麼是中國自己的憲制。在他們看來，照搬西方國家憲法之不可行，已經是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田雷對美國憲法的系統性研究既非為了照搬，也有別於那種大批判式拒絕態度，深入到具體的歷史和問題處理中去。他們在細節領域的研究則觸及諸如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法院之類問題。小組總結發言人支振鋒直言：如何進行司法改革，人民法院還沒有想清楚。在戰略層面，則涉及“一帶一路”時代與各國的法律交往將會如何實現。兩個小組的研究工作直接關係到政府治理。他們提出要多和基層官員展開交流，讓研究能夠影響決策，從而有利於民生和國家建設。據筆者瞭解，不少地方政府有心組織學習，卻常常邀請言論大而無當的大V型説客。筆者真心以為，尊重青年學者，與他們互相砥礪才是正道之一。
他們在各自的會議室討論，筆者卻能感受到他們彼此心氣相通，穿透牆壁。也許下一次大會，政治、經濟、法律等等學者可以在同一個小組裏開會切磋，彼此砥礪激發。
你不去傳播，別人就去傳播了
這是一個政治、生活與媒體息息相關的時代。這一批學者迫切意識到，以往只顧埋頭鑽研還不夠，要關注大眾輿論，要把知識分享出去。媒體話語的社會影響不能小覷，風氣不正的輿論會嚴重干擾社會發展。張晨與張恆龍都關注經濟理論的研究和傳播相結合的問題。張恆龍説：“為什麼沒有結合好？很簡單，職稱的這個指揮棒，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這個制度。問題是你不傳播，社會的需求擺在那，自會有人傳播。在座的各位想想看，所謂的著名財經作家、著名的股評人、財經評論人，咱們跟人家比，咱們對得起我們的專業嗎？我們不發聲人家就發聲了，所以我覺得要乾點實實在在的事情，把研究和傳播搞好。” 簡練表示：“如果我們總結當代史的話，確實就會被當代流行財經作家的不嚴謹的東西概括了。一些財經作家不自覺地抬高了國外的經驗。發展了這麼幾十年，這方面我們是相對落後的。”
別的小組也在發出同樣的心聲。政治組的郭靜、李效東表示他們在編撰關於中國政治的小讀本，要把中國的典型政治案例拿出來，基於事實重新講述故事，要讓更多的人喜聞樂見並獲得啓迪。面臨越來越嚴格的高校職稱、論文體制，能夠這樣去做知識普及工作，筆者以為很不容易。
他們有意識地回應傳媒大眾關心的問題，比如GDP的起伏，就業問題，網絡信貸等等。周萍甚至用美容卡的資金風險來談論信託創新。
不止經濟組，各個小組都有關切輿論，走進讀者的想法。唐傑與雷希穎參與合作了一部視頻系列《我和我的國家引擎》，以生動的動畫方式敍述前三十年的經濟、政治遺產，包括建黨、羣眾動員的高效治理模式等等，一改以往深受西方政治小説影響的灰硬氣氛，把共和國兒女的切實感覺描述出來。他説：“這個敍述既是哲學的，又是文學的。在形式上還得有變化，不光是僅僅寫文章，不光是電影，不光是動畫，下一步策劃是用水墨動畫來講‘一帶一路’。我希望講故事，首要一點就是我們中國是怎麼回事，它是怎麼運作的。何以至此。説中國學派，可以一上來就是宏大的，宏觀的，一上來就是文明，政黨，我想能不能講一些具體的東西，所以我想做這些事。”
與大眾切身相關的具體事務裏隱藏着理論性問題。肖自強回應了一個關於公務員收入的具體問題，“體制內的分配機制和社會分配機制嚴重不一致的時候，怎麼搞信仰教育？內地一個縣委書記一個月才2000塊錢，這個相差太遠了，這個機制如何調節？還是要從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上看。”如何從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看？這裏且打住。我們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著作。
青年學者們都不容易，他們的衷腸也許需要一步步地讓大眾感知，與更多知識青年砥礪。據筆者所知，不少青年學者比如歐樹軍都堅持業餘開讀書會普及知識。好的研究沒有傳播好，有他們自身的責任，更有媒體的責任。
傳播小組對新媒體傳播投入極大關注，比如微信傳播規律極其對媒體、資本、權力生態的影響。同時希望能加強與各小組的合作，幫別的學科參謀如何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他們當然也關注網絡主管部門管控新媒體的目標和方式。希望有良性互動。
這裏不是莫干山，但是就在這裏跳舞吧
“少年中國説”已是老生常談。青年的挑戰每時每刻如恆河之沙，但只有在國運嬗變之時，才會因勢而起。最近幾年，如果我們仔細傾聽，青年學者的清音已不少見。弔詭的是，一方面是新媒體興起，泥沙俱下眾聲喧譁，一方面是大潮底下潛流勁湧。新莫干山會議就是如此。觀察者網評論員嶽峙去年9月撰文《三十年後再上莫干山：青年挑戰者》，影響頗廣。這篇文章裏更多體現的是青年學者與當紅學者的理念、作風衝突。新莫干山會議內容相對平淡，似乎只有衝突才引人注目。這不是因為沒有好的研究和觀點，而是囿於老思維，未能新老交心、上下一致引出蓬勃之氣。這股朝氣會在青年學會綻放嗎？至少今天的氣氛給人信心。
誤入青年組的丁耘教授表示，他更願意到這裏來，而不是去大牌教授的會議，因為這裏有活力。青年學會成立大會主持人孔丹年近70，説話虎虎生威如年輕人。作為張勁夫同志的秘書，他回憶起三十年前經濟界著名的莫干山會議，回想當時青年經濟學家的作用在於因應時事，非一人一時之功。他期望在座各位能夠超越左右，腳踏實地，做實事求是派。他説能把今天的會議組織起來，有一種夢想成真的感覺。在與青年學者的討論中，他時常調整自己的觀點，並反覆表示：“我也需要向青年學習。”
孔丹表示不瞭解新莫干山會議。在筆者看來，與新莫干山會議上晚輩學者的邊緣挑戰不同，這次青年學者是主角。也許地名不重要，也許可以套用馬克思的那句話：這裏就是莫干山，就在這裏跳舞吧！
濟濟一堂
回答中國學派
回到開篇提出的問題，中國學派有必要嗎？
在總結大會上，文史哲小組發言人張翔稱：我們組的基本看法是，中國學派這個提法比較好的方式，在目前階段是放在具體學科裏面展開。這個有先例，比如説在比較學裏面，有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各有特色。目前我們在每一個學科的裏面，做到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推出中國特色的學派。至於中國學派具體的內涵，我們認為有兩個方面比較重要。一個是中國的主體，我們提出這個詞，要理解它在當代的背景，面對的意識形態狀況，就是所謂一般的講法叫“西強我弱”，或者説我們一般很容易受西方的話語模式，或者它的理論框架的影響，喪失自己的主體性。所以我們強調要有自己的主體性，還要有中國自身的主體性。另一個是要有中國自身的形式，這個形式在不同的專業裏面，有不同的表現。
這樣的説法得到大家的認同。
中國學派，那只是一個結果。需要耕耘的土地還有很多。走過這一宵，學者們會有什麼表現呢？談及一帶一路戰略和中國如何超越西方的霸權模式並發展出新的互利共贏的普世文明模式，孔丹在閉幕發言中提及“命運共同體”，以此超越利益共同體。今天的青年學人們在未來能成為命運共同體嗎？能與中國、世界命運攸關嗎？能成為我們這艘乘風浪、繞險礁的中國巨輪上的領航員嗎？
掛一漏萬,與會的學人也不代表中國青年實力學者的全部。本文僅僅記錄筆者的所見所感，希望能展現那些新鋭的人和思想星火。至於能否燎原，那是未來的事情。（本文由余亮為觀察者網獨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