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外資企業黨建誰“滲透”誰？

針對奔馳中國區（公司）黨委配合江蘇省物價部門，落實對奔馳中國區價格壟斷的處罰及整改中所起到積極作用，筆者於4月24日在觀察者網發表《跨國巨頭開始認同中國“政黨文化”》一文。有部分網友在留言中對奔馳中國區黨委有為之舉的合理性表示不解和質疑。筆者以為，多數不解和質疑是因為留言的網友對中共在外資企業建立黨組織的戰略決斷和實際工作進展缺乏瞭解所致，遂決定再寫一篇拙文，與眾網友一起梳理這項黨建決策的來由、現狀及未來趨勢。拙文從複述幾則真實的故事開篇：

2012年6月26日，北京家樂福成立了家樂福黨總支和家樂福團委，成為國內第一家設立黨團基層組織的跨國零售企業。

這則新聞的傳播呈“內冷外熱”狀態：國內媒體中，刊登這則新聞的主要集中在《人民日報》等主流官方媒體。國內絕大多數都市類報刊和門户網站，大多對此視而不見，或者乾脆不屑於顧。有的媒體就算轉發了這則新聞，亦用調侃式的口吻來製作新聞標題。

反倒是不少西方主流媒體掂出了這則新聞的分量。有西方媒體在轉發這則新聞時特意製作了《世界最大的共產黨入主世界第一零售商》的標題。鑑於沃爾瑪也緊隨家樂福建起了中共黨組織，又有外媒嘆息道：“從工會到黨支部，沃爾瑪都進行了妥協。”事實上，沃爾瑪的“妥協”乃姍姍來遲，從諾基亞到家樂福，從渣打銀行（中國）到普華永道，從北京現代到阿卡特朗訊上海貝爾，中國各地的外企紛紛建立黨組織，已經成了中共基層黨建的一道“新風景”。

有網友留言認為，外媒的報道充斥了嘲諷和醋味，可筆者卻堅信，即使外媒的報道的確含有嘲諷與醋味，那也是無可奈何於中共基層黨建意志力之堅定，滲透力之強勢，推進過程鍥而不捨的一種感嘆。推進在華外資企業黨組織建設，那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政治力量！中共的現實需求和歷史擔當，是這股力量越聚越強勢的內在成因。

安利北京分公司是京城外資企業黨建工作最早的“突破口”之一。安利北京分公司黨委一開始是“勉強”成立的。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時，分公司黨委與外方高層、企業員工共度時艱成效卓然，使外方高層親身體驗到了企業黨委的獨特威信與魅力，自此，“抓黨建、促發展”成為外方高層的共識，遂主動把黨建工作列入企業發展戰略規劃，並按照每名黨員每年2000元的標準劃撥公司黨建經費。

北京現代由中韓合資，雙方股份各佔一半。公司黨委組建時只有76名黨員，如今黨員人數增加到1260餘名。公司黨委的工作方針是，北京現代的優秀員工不一定非得是黨員，但公司的黨員必須爭當優秀員工。為讓韓方員工理解中國的“政黨文化”——認同中共基層黨組織是中方在企業中最強大的組織形式，黨委還特意向全體韓方員工發了人手一的本韓文版中共黨章，幫助他們瞭解中共。潛移轉化中，韓方管理層確信，要想在中國做大做強北京現代，韓方的技術與管理資源，必須主動與公司黨委的政治資源進行有機對接。如今，北京現代骨幹提升、員工培訓、晉級加薪、新員工錄用，均優先向黨員傾斜。

位於杭嘉湖平原的浙江平湖市是外資企業扎堆較密集的一個縣級市。該市有家叫茉織華集團的外資企業，早在1996年就已組建起企業黨委。它也許是中國大陸最早建立基層黨組織的外資企業之一。如果是，它比2006年中共中央正式在全國部署“兩新組織”（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之簡稱。私營企業、外資企業、港澳台投資企業、股份合作企業、民營科技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等各類非國有集體獨資的經濟組織，統稱為新經濟組織）黨建工作整整早了十年。

得益於錢塘江泥沙沖刷所堆積而成的鬆軟的河口沙土地，平湖西瓜名滿天下。現如今，平湖以外資企業黨建工作全覆蓋聞名於世。到2012年底，平湖已累計建立外資企業黨組織143個，其中黨委2個、黨總支2個、黨支部90個、聯合黨支部49個。17家世界500強企業設在平湖的企業全部建有黨組織，均已正常開展了基層黨建工作。

平湖外資企業黨建，是嘉興市外資企業黨建的一個縮影。嘉吉食品黨支部2011年組建，其母公司美國嘉吉乃全球食品巨頭之一，僅在華開設的分公司就達48家。中方的黨建套路是先尋求行業內“點”的突破，然後再尋求“面”上的拓展。如此循環往復，最終逐步覆蓋到外資在華投資的所有生產與服務行業。

在嘉興註冊的日本電產（浙江）公司，2003年建立企業工會。利用工會作平台，推薦黨員骨幹進入企業管理層和重要崗位，2004年經2個月拉鋸式“談判”，這家日本獨資企業“勉強”同意建立企業黨支部。6年後的2010年，日本老闆感受到了黨支部凝聚企業人心、推動企業良性發展的好處和實績，主動與中方溝通把黨支部升格為黨委。

嘉興外資企業黨建，又是浙江外資企業黨建卓有成效的一個縮影。浙江外資企業黨建有一套日臻成熟的辦法。循序漸進、步步為營、打有把握之仗，是它的工作特色：先向條件相對較好的外資企業派出“工作聯絡員”，條件成熟時組建企業工會，然後根據事先制定的黨建計劃，由地方黨委組織部牽頭，政府政府商務部門參與，地方總工會參加，開發區黨委、園區黨工委、街道黨工會輪番上門做工作，直到把工作做通。地方組織部門將這種工作策略比喻為“攻山頭”，攻下山頭仍不罷手，再通過各種努力，把先期攻下的山頭逐一守住鞏固下來，最終使外資企業黨組織名至實歸。鑑於不少外資企業一開始不樂意為中共“養人”，外企黨組織的活動經費先由地方政府財政墊資或從黨費中列支。等到外資企業切實感受到黨組織凝聚人心的種種“好處”後，外資企業往往會主動將黨組織正常工作經費納入企業年度經營管理預算。

查閲公開資料，長三角地區乃至整個蘇浙滬，系國內外資企業黨建工作做得較為紮實先行省區。長三角內部，浙江和上海的外資企業黨建工作又各有千秋。

浙江外資企業黨建工作起步於新世紀初，在穩步推進的各個關鍵性時間節點，中組部每每選擇在浙江召開外資企業黨建工作座談會、交流會或現場會。2006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啓動“兩新組織”黨建工作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浙江經驗”的總結、推廣與借鑑。

為什麼又是浙江？答案就在習大大從2002年至2007年期間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習大大對“兩新組織”黨建工作可以説是高度重視。浙江所採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都是在習大大的直接主導和過問下逐步形成和發展創新的。2007年習大大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又將“浙江做法”與上海獨特的“兩新特點”相結合，上海“兩新組織”黨建工作迅及擺脱了“不温不火”之局面。眼下，上海與北京，已共同成為國內大城市“兩新組織”黨建工作的兩根標杆。

習大大對黨的組織建設尤其是基層黨建工作的重視是一以貫之的。如果硬要劃條線，這樣的重視可追溯到其擔任福建寧德地委書記始。前不久，習大大緣自基層實踐凝鍊和地方黨委一把手黨建工作經驗的、已呈體系化的黨建論述，已由中央結集出版。習大大在擔任總書記後的也對此做過具體闡述：“擴大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在全社會的覆蓋面，是基層黨建工作的重點任務。”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除了堅定不移反腐敗，堅決正風肅紀重塑政治規矩修復政治生態，習大大的另一項重大“政治作為”就是抓黨建。時至今日，從中央一杆子插到縣，四級黨委組織部均配置（齊）了專抓基層黨建的分管副部長，增加了這一塊的人手。此外，在省市縣三級，地方黨委的組織部長，全部兼任地方黨委“兩新工委”書記。

王京清是中央組織部主抓“兩新組織”黨建工作的專職副部長。安利的美方高管告訴他：安利（中國）中起帶頭作用的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黨組織在安利的存在，幫助美方高管了解和理解中國的各項政策，中國的政治文化，處理化解了企業內部的不少矛盾與糾紛，建立起比較和諧的勞資關係。以筆者對世情的觀察，安利美方高管的這番話發自肺腑，決非討好中組部高管的阿諛奉承。

中共十八大召開之際，王京清就“兩新組織”黨建接受媒體採訪時披露，截止十八大之前，全國已有近百萬户非公企業建立黨組織，其中外資企業佔到4.7萬户（實際數據要高得多，因為大量的外資企業黨組織目前尚處於聯合黨委、聯合黨總支、聯合黨支部階段。十八大至已3個年頭，筆者一時查不到外資企業黨建工作的最新權威統計，但筆者看到，從2013年到2015年，依例每年年初召開的各地黨委“組工會議”，都將“兩新組織”黨建工作列為年度黨建的重中之中。多數地方黨委還是專門開會作出部署。

入鄉隨俗是中國人的哲學智慧。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生存發展，中資企業走向世界，何嘗不能不遵循此理。外資企業要想在中國紮根發展，融入“本土化”是不二選擇。這兒所説的“本土化”，絕對不只是用工的本土化，而是在認可中國法律、秩序、規矩、人情世故包括中國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融合”。

融合還不是目的，把外資企業的合法利益與中方的發展戰略相捆綁，並最終服務和“服從”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中共致力於持續推進包括外資企業黨建在內的“兩新組織”黨建的目標所倚。外資企業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尤其是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認同——背後是對中國製度與中國道路的認同，決非一日之功。但中共的高明在於“潤‘外人’細無聲”，堅信“造化”可以積累，是為以量變換質變。

拙文《跨國巨頭開始認同中國“政黨文化”》刊發後，有少數網友認為，奔馳中國區黨委的所作所為，是外資對中共黨組織的“染色”與“滲透”的最新實證。如果説所謂的“染色”、“滲透”的確存在，那麼，讀了上文的據實論述，究竟是中方不遺餘力、自信滿滿的主動對外方實施“染色”和“滲透”？還是外方在“逆來順受”後醒悟過來，對中方實施“反其道而行之”？筆者以為，有疑慮者不妨想一想、掂一掂中共推進外資企業黨建的政治決斷、政治意志、政治章法和實際進展。果如是，正確的答案不言而喻。中國人，把腰板挺起來，自信地走好該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