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智庫學者應善於講“一帶一路”故事

2015年4月底、5月初，筆者先後兩次赴歐，參加在波蘭卡托維茲舉辦的歐洲經濟大會和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辦的“16＋1合作與‘一帶一路’”國際研討會，並分別做了主旨發言，受到了在場中東歐國家聽眾的廣泛認可。其中筆者被問及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一帶一路”到底能夠為中東歐國家帶來哪些實際利益？面對這樣的問題，智庫學者的對外闡述能力便顯得相當重要。如何講好“一帶一路”，怎樣講更能讓外國人接受並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目前中國智庫學者必須要學會的基本功。

“一帶一路”，智庫最需要講好的中國故事

不只是這兩次會議，筆者所供職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幾乎每週都有不少外國人來訪，有的是外國大使、公使等高級外交官，有的是外國智庫的學者，有的則是一些青年學生。與過去不同，他們都非常密切關注中國最新政策主張。作為中國外交的“主線”，“一帶一路”自然是來華外國精英最關注的內容。因此，對中國智庫學者而言，針對不同聽眾及其接受程度，應當採取不同的“一帶一路”講述方式。

以筆者在波蘭、匈牙利兩場研討會為例，4月20-22日的歐洲經濟大會是全球範圍的、以歐洲經濟與全球關係為主要議題的經濟峯會，共有100多個分論壇，來自上百個國家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參加。

筆者受邀在其中的一個分會場暨第四屆歐中經濟論壇上做主旨發言。這樣的發言場合，一般都是大家自願選擇來聽，來的人會很雜，不只有來自歐洲的學者，還有來自非洲、亞洲和美洲的商界、學術界和政界人士，此時，選擇講述的主題就應明確、宏大且有針對性。

2015年5月4日，作者在布達佩斯參加“中東歐－中國合作與一帶一路”國際研討會

在慎重構思後，筆者以“中國機遇3.0時代的到來”為主題，開宗明義就反駁過去35年來歐美媒體報道中國大多圍繞“崩潰論”和“威脅論”兩個主題是相當荒謬的。中國改革開放帶給世界的機遇，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前，中國與世界是相戀關係；此後，中國與世界“結婚”了，誰也離不誰；2013年以後，中國的“一帶一路”帶來了第三輪機遇，讓世界分享中國崛起的紅利。這種一邊形象比喻一邊理論闡述的表達，贏得了在場數百名人士的多次掌聲和笑聲。

相比于波蘭的演講大場景，在匈牙利的研討會則富有針對性得多。與會嘉賓約100人左右，都是來自中東歐國家的學者與企業家。此時闡述的內容就應該更加務實、更要用數據説話。

於是，筆者第一段就講到中東歐國家都很務實，直接關心的問題是，“一帶一路”到底能給中東歐國家帶來什麼好處？“多麼務實的態度啊！不過，我很喜歡。”現場聽眾會心一笑，頓時拉近了與聽眾的距離。然後，筆者話鋒一轉，“當務實利益取代意識形態，成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交往邏輯時，本身就是雙方關係的進步。”

然後從“五通”的角度詳細説明了“一帶一路”的好處。比如基礎設施建設，華沙到布達佩斯僅有600公里，火車要坐一夜，但在中國只需要兩個小時；比如五一剛開通的北京到布達佩斯直航，將每年約送4萬人直飛至布達佩斯，按中國人在巴黎人均消費3000美元算，中國人旅遊將為匈牙利創造年均1%的GDP；比如中歐之間有貨運專列10多類，數百趟貨運列車來回，但大多數專列滿載來歐，空車回中國。“該賣點什麼給中國人？賣什麼，中國人最願意買？賣什麼最能體現中東歐國家的優勢？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這些設問和數據都直面問題，又很有説服力，引起了在場各界人士的共鳴，會後許多中東歐人士均圍住筆者繼續詢問相關政策。

智庫學者，最應懂得中國敍事

長期以來，中國花了大量精力做對外傳播，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相比於美國的對外傳播，中國外宣工作最大的不足就在於，沒有充分發揮智庫的作用，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整套能夠説服國外、並廣被接受的中國敍事。

美國價值觀在冷戰結束以後在全球範圍內的確立，與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論”等智庫學者的理論詮釋與對外敍述，有相當大程度的聯繫，有時甚至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許多美國之外的學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會順着這些“大腕級”的智庫學者的邏輯，繼續順着説、換着説，成為後者的傳聲筒、擴音器。

不能怪發展中國家的學者被思想“洗腦”，也無需責備與嘲笑這些學者在思想傳播上的被動地位。思想交流，某種意義上看，與商品貿易有相似之處。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處於“知識逆差”的水平，根本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家智庫學者在思想的開放、可信度與可傳播性的落後。

相比於政府官員，智庫學者的敍述要更放得開，更能在政策底線的基礎上，更生動、更富有細節感的講述出來。比如，奈講“軟實力”時，他就經常拿美國星條旗全球旗揚、美國好萊塢電影票房居高不下等為例，描述美國具有不用軍事實力、能夠讓人按美國意願辦事的實力。

相比於媒體記者，智庫學者的講述更具有可信服，更能夠拿出真憑實據，更能夠在一些細節上説出令人接受的數據和論證。比如，福山在20年前敍述“歷史的終結”時，就屢屢以他的老師亨廷頓“第三波”舉例，認為1970年代以後已有100多個國家變成了“民主國家”。國家政治的民主化，尤其是發展到西方政治模式，是不可阻擋的。若不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相對衰弱，福山的這個邏輯還真的很難攻破。

相比於學術學者，智庫學者的評述更貼地氣，更能避免用晦澀的學術用語講故事，更能夠拿出一些易於傳播的精煉觀點與比喻。比如，美國智庫就用過“利益攸關方”、G2來形容中美關係；用“屠龍派”、“擁抱熊貓派”來形容不同的對華政見者，看上去很貼切，很容易傳播到全球。

智庫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當然，能夠學會中國敍事，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在政治決策邏輯鏈條中都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在對外表述上往往謹小慎微，有時出於對政策的不瞭解，或者對於官方的忌憚，智庫學者甚至表現得比政府還要更保守。這是相當匪夷所思的事情，應當給予糾正。

儘管近些年來，中央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強調使得官方對智庫學者的需求、推動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從整體上看，中國官方對智庫學者的支持與幫助，還是遠遠趕不上外界的需求，尤其在對外傳播議題上，智庫學者還需要政府部門的培養與信任。官方需要深信，許多時候，同樣的觀點，智庫學者要遠遠比政府官員更有公信力，尤其是目前歐美國家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領導仍存在偏見與誤讀的背景下。

當然，從智庫學者的角度看，也需要緊扣政策主線，吃透政策文本與政府決策的思路，再學會用生動的故事、貼切的比喻，以及深入人心的講述來表達出來。這裏面尤其要注意針對不同人羣的話語表達。比如，“一帶一路”在國內會常常以“過剩產能轉移”、“橋頭堡”等用詞來形容，但在國際場合，説這些話就不太合適，而是應該強調多贏，強調中國與世界分享紅利，等等。

如果智庫學者能夠用英文演講，甚至用一些小語種演講，那麼效果會更佳。學者往往被視為社會公器，用最好的表達方式、最忠誠的愛國之情、最開放的國際視角，中國智庫學者一定能夠為國家對外傳播事業做出越來越多的貢獻，發揮必不可少的促進作用。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微信公眾號：rdcy2013。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