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哲：就算西方國家集團在亞投行擁有否決權又怎樣

（文/觀察者網特稿作者 關哲）亞投行還沒開張，大花絮先開了。當然，是西方媒體炒開的。上一輪炒作是哪些國家入圍，這次是誰有否決權。

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成立的腳步越來越近，本月底將在北京簽署章程。6月11日，觀察者網頭條報道，3月份勇敢選擇加入亞投行的老牌列強英法德意收到了回報——西方國家作為集團在亞投行獲得否決權。

德國財政部官員不無高興地説，“協商過程中中國及亞投行秘書處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西方國家的要求，西方國家在亞投行擁有具有否決權的少數投票權，亞投行協議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等其他國際性金融機構的協議幾乎完全一樣，德國認為亞投行內部的力量均衡。”

否決權真的那麼令人開心？

先別管否決權，至少終於加入了，真開心

否決權是偽命題？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説是中國主導亞投行，又怎麼會同時讓西方國家擁有否決權？這不科學。再仔細想想，又放下心來，“西方國家”就算“集體”有了否決權，那又能怎樣呢？

有媒體趕忙指出，“‘西方集團’擁有亞投行否決權是個偽命題”。看似“神來一劍”斬斷了問題的根源，理由也很冠冕堂皇，因為之前中國財政部就是這麼回應“中國是否尋求或放棄一票否決權”的。既然中國是否擁有否決權是個偽命題，那麼，西方國家的否決權當然也是一個“偽命題”。

問題就這麼結束了？沒有。

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的主觀目的是支持亞洲的基建投資，但客觀上已被視為西方主導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潛在挑戰者，“中國”和“西方”在話語場中的對立天然存在，而美國在世行和亞開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有顯著的影響力，尤其是近年來IMF改革始終被美國阻撓，其中最要緊的就是增加新興國家的表決權和削弱乃至取消美國的否決權。

既然亞投行或多或少是亞開行的“競爭對手”，否決權的話題就繞不開，也不是一句的“偽命題”可以打發的。

從技術角度看，目前媒體披露的亞投行章程中，涉及結構、成員、增資以及其他重大事項，需要75%“絕對多數”通過，而德國財政部説中國擁有26%的投票權，也就是有”一票否決權”。按照這樣的計算方式，除中國外其他成員國只要在某一重大事項上協調一致，其權重總和超過25%，都可以在事實上行使否決權。

算法當然沒問題。問題在於，西方國家在亞投行擁有否決權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甚至是個“面子問題”——在這個中國主導的新的投資銀行的董事會里，西方國家要是沒有點特權，怎能對得起“列強”的國際地位？

從習近平主席倡議成立亞投行的那一刻起，作為西方面子的西方媒體就沒有停止過攻訐。這是中國發起成立的第一個有影響力的國際組織，而中國在西方國家眼中顯然不算“自己人”，他們不能不擔心，中國在該行的政策方面權力過大，同時也擔心亞投行的規則達不到西方的標準。

所謂西方的標準，閉着眼睛我們也能猜到，不外乎世行（亞開行）標準、人權標準、環境標準等等。至於世行標準高不高，美媒（赫芬頓）和英媒（金融時報）都有爭論，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3月份西方國家爭先恐後加入亞投行的時候也直截了當地表示，西方規則並非最佳。既然西方規則很可能在亞投行這裏吃不開了，那麼從小諳熟“民主程序”的西方國家董事還能安心坐在這裏麼？拿什麼制衡中國？

對了，否決權，只有否決權，哪怕僅僅是名義上的否決權。

2014年10月，亞投行成立的時候只有21個意向創始成員，只有中印兩家屬於“世界主要經濟體”。根據籌建備忘錄，亞投行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中國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佔50%，為最大股東。到了2015年3月，意向創始成員報名即將停止，西方國家“幡然醒悟”，以“監督中國”的名義紛紛擠了進來，尤其是英法德意這些經濟體量較大的成員加入，極大地稀釋了中國的股份，這讓西方滿意了一點，但還沒完全放下心來。

幾輪籌建談判下來，股份和一開始不一樣了。各方明確，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GDP為基礎，其中域內國家（中國和亞洲成員以及俄羅斯、澳大利亞新西蘭）的股權佔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域外國家分配剩餘的25%到30%股權。這樣，中國仍然維持亞投行第一大股東地位。當然，隨着成員國數量增加，每一個國家的股份比例都會下降，中國也不例外。

如果重大事項需要75%的絕對多數，那麼，幾個國家團結起來也是個正常不過的事。亞投行是中國主導的，但不是中國的，這本身體現的就是運行機制的公平。所以，德國財政部滿意地認為，這是“亞投行內部的力量均衡”。

中國發起創立亞投行，是要解決問題的，不是扯皮的，管理機制中有制衡是正常的，但不是為了“我辦不成事也不能讓你辦成”。所以，爭奪否決權也不意味着亞投行會成為美國那樣的“否決政體”，也不會像世行、亞開行那樣程序拖沓。

中國需要制定符合亞洲各國需求的高標準和新標準，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大發展密不可分，中國當然希望出口自己的標準。從最近披露的章程來看，亞投行已經打破了西方的很多慣例。比如，和世行、亞開行不同，亞投行將不設常駐董事會，而是在有事時召集，除了節約行政經費，也能提高效率。

再怎麼強調“西方規則”，眾多歐洲國家加進亞投行，也是為了在龐大的亞洲基建市場上分一杯羹，用否決權“監督中國”恐怕只是附帶，畢竟拿着納税人的錢打水漂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2014年10月，習近平主席會見出席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署儀式各國代表

有了否決權，你能團結起來嗎？

再退一步講，西方集體有否決權又怎樣？

《華爾街日報》根據亞投行章程計算，非亞洲國家加上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和新加坡共計將擁有大約30%的投票權，可以否決多數票。而德國財政部官員稱，目前的計劃是歐元區成員國將設立一個投票權集團，其中，作為最大股東的德國打算領導該集團。

這難道就是傳説中的歐洲“要用一個聲音説話”？

加入亞投行的歐盟國家有14個，佔歐盟28個成員總數的一半，其中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都是GDP超過1萬億美元的世界主要經濟體，德國佔4.1%，如果以2014年各國GDP為基礎計算，五國佔亞投行的投票權合計能達到14%，再加上其他歐盟國家，以及亞洲的韓國、澳大利亞，湊出25%的投票權不難，但難在“團結一致”。

就拿歐盟自己來説，歐共體時代是經濟聯盟，1993年歐盟正式成立，1997年，歐盟通過《阿姆斯特丹條約》規定向共同外交和歐洲獨立防務邁進，並決定設立歐盟外交政策和共同安全高級代表這一職位，野心勃勃地要“用一個聲音説話”。然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全世界在歐洲只聽到分裂的雜音，直落到讓美國直接以“老歐洲”來稱呼法、德等反戰國，而以“新歐洲”來稱讚才加入歐盟沒幾天的中東歐小國的地步。

2005年，歐盟憲法條約被荷蘭和法國全民公決否決，兩年後，弱化版的《里斯本條約》出爐，設立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俗稱“歐盟總統”），還設立了新的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俗稱“歐盟外長”），把歐盟對外關係委員的職責合併在一起，試圖加強有效決策和協調。但是從實際效果看，國際上知道英國首相卡梅倫、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的人，顯然比知道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的要多。雖然“歐盟總統”也參加G20集團峯會和G7峯會，但終究還是配角。

“用一個聲音説話”，現在仍是歐盟的紙面共識，而不是實際行動。就拿最近制裁俄羅斯的事情來説，剛剛閉幕的G7峯會宣言稱，必要時要加強對俄製裁。宣言墨跡未乾，普京就高調訪問意大利，還受到了熱烈歡迎，不啻於赤裸裸的“打臉”。更不要説烏克蘭危機以來，歐盟“三駕馬車”中，法德態度曖昧，和中東歐的一干“親普京逆流”合流了。

自己家門口的事情尚且做不到“用一個聲音説話”，在千里之外又將如何？況且，大家不辭勞苦、費盡心機擠進亞投行難道不是為了“和氣生財”，而是為了“斷人財路”？俗話説，“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在國家利益上，各國向來翻臉比翻書快。還記得戰國時六國結盟攻秦嗎，結果又如何呢？

3月份，在讓人眼花繚亂的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資格申請的搶位大戰中，歐盟幾個國家的手段讓人歎為觀止。自英國宣佈加入開始，到3月31日落閘，這個瞞着那個，那個防着這個，現在坐在一起，就利益一致了，不再各懷心事，能用一個聲音説話了？就算德國能牽頭搞出一個歐元區或者歐盟投票權集團，擁有在歐盟各種複雜表決機制中搏鬥的豐富經驗，英國和法國就能乖乖聽德國領導？

所以，就讓西方國家擁有否決權，雖然，這並沒有什麼luan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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