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這就是民國的教育改革

【一年一度的中國學術界盛事高考已經落下帷幕，温州大媽都可以繼續跳廣場舞了，然而高考題帶來的風波卻在繼續。全國一卷作文題原型遭人肉，眾多考生在舉報爸爸的女生微博下留言炮轟；江西高考替考事件，牽動着全國許多參考、未參考者的神經；法國高考題再一次毫無驚喜地在網絡上傳播開來。估摸着還會有人拿出“大師輩出”的民國高考説事。吐槽也好，仰慕也罷，都不能代替事實求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傅正今天就來談談民國高考。】

中學歷史教科書就告訴我們：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帝，百日維新的政治舉措廢除殆盡，所剩下者，恐怕只有京師大學堂一項。可就是這僅存的碩果，在京城卻顯得格外扎眼。一邊是象徵新式教育的大學堂，另一邊是象徵舊式科舉的貢院。按説紛繁複雜的歷史，極少出現二元對立、冰炭難容的景象。可在近代中國，這一堂一院還真就“爭鋒相對，有我無你”。庚子國變，貢院毀壞。作為懲罰，八國聯軍禁止京師地區科考五年，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借闈”河南開封，組織鄉會試。在當時，誰又曾想到這將是科舉制絕唱？這裏不得不交待幾句，許多傾慕傳統鄉紳士大夫的先生女士們，卻總是把義和團運動簡化為一幫愚昧無知的農民的盲目排外。他們可曾想過，是哪些人最痛恨洋教？是舊鄉紳還是農民？排洋教運動又是哪些人鼓譟起來的呢？如果二者真的沒有關係，八國聯軍有何至於要華北地區科舉停考五年呢？

1902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

舊式科舉文化與西洋文化的矛盾，恐怕不是血腥鎮壓義和團運動就能解決的。山西舉人劉大鵬在1907年8月25日的日記中，感嘆體操（體育）教育導致“師弟無等級，將讀書氣象全行掃除”。1909年5月24日，《申報》刊載了一篇題為《論我國學校不發達之原因》的文章，其中更指出，許多鄉紳士大夫視所謂的“洋教法”如洪水猛獸，以為“習體操也，謂將練習飛檐走壁，以為盜竊之預備；學唱歌也，謂將練習吹彈演唱，以為優伶之預備”。放着好好的聖賢書不讀，盡學些偷雞摸狗、吹拉彈唱的本事，這個世界怕真是瘋了。

以上事例尚處於科舉制廢除之後，要擱之前，我們不難想象新式教育是個什麼處境。1903年9月，《國民日日報》有一首題為《科舉壽》的詩歌，唱道：“科舉壽，科舉壽，科舉之壽長復長。至今將廢未廢，誰能救學堂？學堂培才才已多，留此何用徒遭外人詬。”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不可謂不用力，可問題是，怎麼安置那些新式教育出來的學生？既然科舉是莘莘學子們的固有晉身之途，誰又願意捨近求遠放着熟悉的科舉不走，去玩那些玩不轉的洋玩意兒？

正因如此，梁啓超等流亡海外的“新黨”和袁世凱等國內熟知“洋務”的大臣，倒是無形中有了一種默契，外呼內應，鼓譟不已。按照清政府原來的計劃，從科舉生員逐年遞減到徹底廢除，有一個過程。1905年京師地區五年停舉行將期滿，重修京城貢院被提上議事日程，哪想引發朝野維新人士的強烈不滿，反而促成了千年科舉制度的“突然死亡”。

可問題是，打了雞血的清政府卻兩頭不討好。一方面，舊式學人固然強烈不滿；另一方面，科舉制的廢除導致留日學生數量爆棚，不管是主張改革還是革命，這些海外新式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現行體制的反對者，真應了阿克頓勳爵的名言——“自由起於流放”。無疑，現代化改革不可不推行，推行現代化不可不廢除科舉，可這又反過來刺激了革命。真是改革也死，不改革也死。這種悖論性的處境不啻於揭示了，革命不是一小撮人製造出來的，更不是另一小撮人鼓吹“告別革命”就能告別的。

隨着中華民國的成立和新式教育的展開，新式學術分科體系代替了舊的四部之學（經、史、子、集）。趕上潮流的前清儒生們，僅憑把舊積澱塞進新框架，就足以搖身一變成為“民國大師”。在“大師”光環的照耀下，令時人詬病不已的“民國教育”卻弔詭地成為不少今人心中的典範。可是培養無數“大師”的典範教育，始終沒能建立起統一的高校招生規則（南京國民政府一直計劃這麼做，奈何有心無力，時至1940年，也只有41所高校參加教育部統一招生考試，這已是最多的一年）。

各所高校自主招生，自行其是，導致高校招考內容與中學教學內容嚴重脱節，這反過來進一步損害了高校招生的公平性。許多人津津樂道的“錢鍾書數學15分進清華外文系”“吳晗數學0分進清華史學系”等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事例，正是這種體制的產物。

更要命的是，這種無序化經營造成了教育資源的大量浪費——有的學校招不到學生，有的學校生源極為充足，有些考生同時被三個學校錄取，報到率低下。與之相伴的是中國教育史上最大的奇觀：從總量上而言，高校年年報考人數不足；另一方面，廣大民眾得不到基本的文化普及。如此“成功”的教育，折射出的是中國社會的巨大分裂！

在傳統社會，中央任命行政官員只到縣一級，廣大鄉村處於自治狀態，科舉制不僅是聯繫二者的重要紐帶，更是鄉村權力秩序自我生產的重要途徑。試想，當舉人老爺們不再把自己的兒子送上科舉考場成為新的舉人老爺，而終於緊跟時代步伐，讓兒子成為“假洋鬼子”時，當“假洋鬼子”不再回到鄉村買房買地、做保長立鄉約，而居住在城裏時，國家政權與廣大農村、城市精英與廣大農民之間的分裂，便不可避免。城市精英紛紛過上現代生活，在現代化的衝擊下，廣大農村更加破落。這種拋棄絕大多數農村人口的“現代化”，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道路的常態。這種分裂貫穿民國始終，直到共產黨建立完善的農村基層組織，只要略觀彼時社會學者的著述，便可窺知一二。民國初年，大學教授的極端“自由”與廣大農民的極端不自由，只是這番景象的表徵。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倒行逆施之舉引發轟轟烈烈的護國運動。可直至次年3月23日，袁氏被迫“退位”，蔡鍔的護國軍仍在四川轉悠，反而是梁啓超一篇檄文，於袁氏政權分崩離析甚有助力。或許是後續軍閥看到了輿論的重大力量，軍事行動之前，每每“通電”先行。只要“電報戰”打贏，軍事上十有八九都能拿下。籠絡議員、記者、學界大佬遂成政界軍界的頭等大事，不可不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吃花酒”成為了“槍桿子”、“錢袋子”和“筆桿子”三子交易的理想方式。彼時北京八大胡同高等妓院的主要顧客來自於“兩院一堂”，所謂“兩院”指參議院和眾議院，而“一堂”則是京師大學堂。這些顧客竟使高級妓女都滿嘴“德先生”、“賽先生”，非如此則不足以招攬生意。每念及於此，卻不免令我惶惑，這個現象究竟反映了北洋時期輿論自由、一派武人尊重知識分子呢，還是反映了彼時國力衰微、政治失序、武備廢弛，不靠筆桿子裝點門面，就握不緊槍桿子？

1917年5月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佈了《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按其規定：校務人員分五類，第一類校長最高月薪可達600元，最低也有400元；教職人員分六類，第一類正教授最高月薪為400元，最低為300元。時任北大圖書管理員的毛澤東，月薪8元，相比北京市普通操作工不到2元的月工資，也已經算不少了。

根據徐滄水在《歲出預算上之軍費限制論》中引用的國民八年（1919）的數據，教育經費僅佔全年財政支出的0.96%，約計六百餘萬元，以四萬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也才一分五釐。比比所謂“正教授”一月三四百元的收入，我們可以毫不羨慕地説，能拿得起這些錢的人，全國總共才幾個？！按照楊蔭溥《民國財政史》一書的統計，1919年北洋政府軍費開支佔到全年開支的44%！0.96比44，我實在不知道那些吹噓北洋政府重視教育的人，腦子是怎麼想的？！當時中國還沒有關税自主權，所收入的不多的關税税款用作外債擔保，鹽税則充作債款基金，其大量財政收入來自於苛捐雜税、橫徵暴斂。可以毫不客氣地説，彼時教授、議員們吃花酒的自由，是建立在勞動人民的血汗之上的！

按晏陽初《平民教育概論》的説法，民國十二年（1923），美國加利福尼亞舉行世界教育會議，席間各國代表彙報本國文盲人數。英國每百人中約有3人，法國每百人中約有4人，美國則有6人，鄰居日本也只有4人……只聽素以文教自我標榜的中國，每百人中約有文盲80人時，滿座皆驚。對此，晏陽初先生感慨“即此一端，在國際上已無地位可言”。80%的文盲率與每月三四百塊大洋的收入，此一強烈的反差，構成了某些人“民國教育為什麼那麼成功”這一曠世命題的歷史背景。無疑，這80%的文盲率只是估算，這反映了一個更令人糟心的事實——以當時中國的統計能力，根本就得不出一個確切的文盲數量！

這種情況在相對“不自由”的國民政府時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畢竟，有那麼多文盲的存在，“國父”中山先生的訓政計劃又怎麼實施得下去呢？

1928—1937年，被許多人稱為民國“黃金十年”。稱之“黃金”，實在太誇張，但在三十七年混亂不堪的民國史中，這十年算是相對穩定的時期。在此期間，國民政府先是“廢兩改元”，後是發行法幣，在其統治的核心區域建立起了統一的貨幣體系；通過四次關税談判，提高了關税税率，又廢除厘金，推行直接税，建立統一的税務機構；推行金融行業的國有化，建立起了相對完整的財政體系。

這使得國民政府有一定餘力推廣“民眾教育”，並在1929年頒佈《識字運動宣傳計劃大綱》，正式開展“識字運動”（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帶其統治核心區域）。為了推行“識字運動”，國民政府先是創立“首都（南京）識字運動籌備委員會”和各省“識字運動宣傳委員會”，並於1929年1月22日由教育部頒佈《民眾學校辦法大綱》，大力推廣民眾學校。1932年2月2日，國民政府更是頒佈了《民眾教育館暫行規程》，規範了各地的民眾教育館。在政府的引導下，各地民眾教育館宣傳“識字運動”，推行識字教育，創辦民眾刊物，開展得有模有樣。按國民政府官方數據，在這十年間，共掃除文盲一千五百三十六萬餘人，應當説花費了許多努力。可對照後來共產黨的掃盲運動，卻不免令人懷疑，國民黨的官方數據是不是摻有水分？

圖為天台縣暑期民校識字上課堂教學情形

事實上，國民政府實在很難拿出像樣的理由來吸引民眾參與到“識字運動”中去。國家民族、憲政訓政，離普通農民太過玄遠，就連拿寫信、記賬、看報來宣傳識字的好處，也多不頂用。對此，時人黃裳（民國社會學者，不是那個寫《九陰真經》的黃裳）道破了事情的真相：

他們一年以內有多少機會給人寫信，怕是很少很少的吧！記賬的需要，也不很急切，因為他們生活的簡單，沒有多少要記的賬。報是更不用説了，他們哪裏來得報看？有錢買報嗎？所以那三種理由，實在是沒有多大存在的價值的。何況在平民學校畢業以後，未見得就能夠替他們解決那種種困難呢！……畢業以後，出了校門，既然難得再入高級民眾學校，也沒有民眾讀物使他們閲讀，就有，他們也未必能閲讀得懂。隔了一年兩載，他們又成了文盲了。這是現在一般民眾學校的收穫。

民國時期，農村凋敝，城市就業壓力又大，底層勞動人民整日忙於生計尚不得温飽，哪有閒暇去接受文化教育呢？這一千五百多萬經過“掃盲”的普通勞動者，又有多少人在一兩年之後重新淪為文盲呢？

另外，按照台灣學者李建興在《中國社會教育發展史》一書中的統計，1929—1936年這八年間，江蘇省年均社會教育支出只佔全部教育支出的13.93%，浙江省則為11.28%，這兩個省份還是相對較高的。根據黃裳的抽樣調查，2557名民眾學校的教師中，義務供職的佔42.26%，月薪5元以下者佔14.67%。山東、江蘇等地民眾教育館館長的平均月收入也不過二三十元，而1929年一般中學教員的平均月薪就達53.67元，更不用比一月幾百元的大學教授了。

一面政府不給錢，一面民眾不給力，所謂民眾教育的最終歸宿，註定是面子工程、官樣文章。比如民眾教育館工作人員每天的生活，基本是早上按時開館，喝茶閒聊讀小説，到傍晚閉館回家，形同養老，被時人譏笑為“辦館不辦教育”“各人都在努力辦館，以致把教育忘了，更把民眾忘了”。竟至於江蘇省教育廳第三科科長相菊潭大罵民眾教育館：“衙門氣派活現，行政臭味十足。辦公有定時定例，好像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寶貴，一分鐘的時間，不肯在規定的辦公時間以外去為民眾費掉。進出這變相的衙門頭，十分的規矩穩重，偶為遊玩而來的民眾，如同不認識行政官一樣兒的不認識他；他呢，也如行政官一樣兒的不認識老百姓。”

1934年山西省立民眾教育館

究其社會根源，還是費孝通先生一語中的：“鄉土社會是個面對面的社會，有話可以當面説，不必求助於文字。”“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餘的，連語言都並不是傳達情意的惟一象徵體系。”“如果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也只有發生了變化之後，文字才能下鄉”。問題是，國民黨政權既無農村基層組織，其孱弱的工業體系更遠不足以吸納過剩的農村人口。在一條拋棄絕大多數農村人口的“現代化道路”之下，所謂的“識字運動”能不勞而無功？

誠然，我們應當承認國民政府普及教育的善良初衷，可僅憑善良初衷遠不足以為民國洗地，就像僅憑《蔣介石日記》遠不足以論證國民黨有多好一樣。試問，動機如此善良、規劃如此縝密，卻每每走到初衷的反面，這難道不正説明了整個民國的問題不在於領導人的個人善惡，而在於無可救藥的結構性腐敗嗎？這個極少數人像活在天堂、大多數人像活在地獄的時代，卻成為許多人心中的理想時代，不能不説是廣大底層人民的失語。梁啓超曾痛心疾首於二十四史終不過“帝王將相譜牒”。如今在“民國範兒”的鼓譟下，民國史似乎重新成為了一幕幕宮鬥戲、才子佳人戲。或許“民國熱”真的是出於時代進步，以至於我們可以温飽思淫慾，而不用再憶苦思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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