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平：“殭屍肉”引爆了我們的八卦癮
不到一個月，圍繞“殭屍肉”的辯論賽已經完成了兩個回合、四輪攻防。
第一輪是各媒體援引新華社6月23日的報道，正式提出了“殭屍肉”的概念。
第二輪是7月10日北京科技報記者洪廣玉質疑新華社的報道，公佈了自行調查的記錄，認為原報道中所指的執法單位並沒有查獲冰凍數十年“殭屍肉”的記錄。
第三輪，原報道的新華社記者反擊，指責質疑者並未找到正確的調查對象，而且悄悄修訂了“殭屍肉”的定義，反問“你眼中什麼才算是殭屍肉”？
第四輪，洪廣玉重申原報道缺乏具體案例的缺陷，並逐條批駁新華社記者的辯解。第一條就是“‘殭屍肉’的定義及命名問題”。
四輪爭辯下來，雙方都沒有絕對的證據來壓倒對方。正方（新華社長沙分社）沒有給出查獲公認的“殭屍肉”的圖片和鑑定成果，反方（洪廣玉）也未能證偽對方的採訪記錄。考慮到網民情緒和爭辯的邏輯，現在應該算是正方得勢，反方得分的一場準平局。不意外的話，這場爭辯還會一輪輪持續下去。
“殭屍肉”攻防戰：到底該聽誰的？
作為一個外行，我無法判定長期冷凍的肉到底能不能吃，是否還能騙過零售商和消費者，查閲學術資料也並沒有增加我在此事上的發言權。作為沒有現場調查的旁觀者，我更無從判斷是否有幾十年的儲備肉流入中國。但我注意到正反雙方的焦點已經逐漸從事實和學術轉向了“定義”，爭辯什麼才能算“殭屍肉”，即問題的要害是名詞本身。從純粹傳播學的角度來説，我覺得這算是抓住了本次輿情事件的核心。
查閲老新聞，我發現走私肉類的質量問題早就引起了媒體的注意。比如這則2007年的報導：
《廣州日報》：受肉價影響 垃圾走私肉慾分高肉價一杯羹
2010年的新聞：湛江銷燬60多噸走私凍肉 嚴防非洲豬瘟傳入_新聞中心_大洋網
由於包括美國在內的眾多美洲國家養殖業發達，機械化養殖成本低，中國肉價長期高於國際肉價。自2007年農產品價格暴漲後，幾乎每年都有大量走私肉類流入中國，近年甚至達到了百萬噸的級別。查獲走私肉，在走私肉中檢出質量問題的新聞報道更是連篇累牘。為何直到上個月末，此事才成為網絡熱點呢？
在此，我不得不讚一聲“殭屍肉”這個名字，充分調動了網民的積極性，把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事件升級為都市傳奇。事件傳播模式因此從“媒體告訴網民”升級成了“網民提取最驚悚的片段告訴網民”。媒體的傳播力再大，也沒法和網民自發形成的指數傳播對抗。
都市傳奇和新聞事件的區別在哪呢？段子手馬伯庸在2005年曾翻譯過一篇國外的研究文章：
“一般而言，都市傳奇是指被當做真實事件在人羣中廣為流傳的現代虛構故事。都市傳奇通常來説都是假的，但也未必盡然。有一些傳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真的，它們中的很多其實是受真實事件啓發，然後通過人們在傳播中的添油加醋進化成不同的故事。想追查都市傳奇的原始源頭是不可能的，它們看起來就好像是憑空出現的一般……
……都市傳奇最醒目的一個特點是，非常多的人相信它，並且到處傳播。是什麼令人們熱衷於散佈這些故事？很多故事必須具備一些特定的要素，如我們在上一部分提到的一樣，很多都市傳奇是關於特定的殘忍犯罪、污穢的食物或者一些假如確有其事就會影響很多人生活的事件。如果你聽過這樣的故事，並且相信它，你就會覺得有必要去警告你的朋友或者家人……
……人的天性決定了他們總愛去傳播驚奇的故事，而且總有聽眾等着去相信他們。都市傳奇是我們（人類）的一部分。”
在走私進口肉的新聞場中，“殭屍”二字引爆了已經被恐怖電影錘鍊過的網民情緒。讀者迅速在原新聞中找到了最驚悚的內容：
“80後”緝私人員在廣西某口岸查處了一批比他年紀還大的“70後”凍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某些“色香味俱全”的雞爪甚至有幾十歲“高齡”，可能是來自異國他鄉。
自此，不管原作者的本意是什麼，殭屍肉被迅速定義為“凍了幾十年的肉”，原新聞的重點：“走私肉經歷冷鏈中斷會出現變質”反而被拋在一邊。市民每天都能看見凍肉在附近的市場進進出出，卻無法分辨。“殭屍”二字增加了腐爛、發黑、冰冷、有毒的想象。這種與“常識”有關又無法用“常識”分辨的恐懼感是最好的八卦誘因，和最近搶孩子的傳聞一樣，立刻製造了微信、微博、QQ羣等社交媒體的熱點。
Mowen認為，訊息的模糊性（Ambiguity）與訊息的重要性（Importance）可能是其中的兩個原因，當某項訊息重要而又模糊時，便可能存在各種的謠言。Allport還清楚地提出謠言傳播公式：謠言流傳量＝問題的重要性×證據的曖昧性。Kapferer則認為謠言流傳的動機是多樣化的，傳播者可能為了求證謠言、説服他人、減少焦慮、取樂、或純粹為説而説，進而不知不覺成為謠言的傳播者。
可見，一旦成了都市傳奇，真實性就不那麼重要了。模糊的事實反而可能成為傳播的誘因，這種傳播是獨立於媒體和官方信息的。大家為了滿足自己講段子的慾望而傳播，至於真實效果沒有人在意。
進一步的分析則指出：
Kapferer指出，“真實的概念，核實的概念，是源於社會的一致同意。”個人在參與謠言傳播的過程中，在構築社會一致性的過程中，是否也在構築一種市民文化與市民歷史，或者説“我們的文學史”？Véronique認為，日常生活中的謠言（都市傳奇），是一種對於“市民”再近不過的貼身觀察與分析，是對於身邊、甚至發生在自身上“尋常瑣事”的詮釋、再詮釋與破譯。它是一種“我們的文化史”的呈現。相對於“大歷史”（“他們的”歷史）的沉重與遙遠，“小歷史”的研究更貼近“我們的生活”。正是都市傳奇，“揭開了我們周圍世界的面紗，解除了我們的焦慮，赦免我們的罪惡感，在這個艱難的時代裏為我們提供方向指引，最後藉由提供一個道德控制的形象而扮演一個正面的角色。經由傳奇的設計與創作，一個社會在幻想的故事裏顯露出它的許多恐懼與慾望。”
可見講段子、傳段子是人類的本能。尤其是在城市這個陌生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潛意識都拒絕承認這個事實，企圖給自己造成身處熟人社會的錯覺。而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和其他人共享自己的恐懼和幻想，在共同的“愛憎”中假裝彼此是一個共同體。
但許多政府並沒有去詳細區分都市傳説和事實。隨手一搜，可以看到“殭屍肉”對各地執法部門的影響，大多數省份和地市都因此發動了專項檢查行動：
很顯然，過去幾年不被重視的事情，忽然就重要起來了。雖然“殭屍肉”還沒有一個明確定義，但因為出現了這樣一個都市傳説，政府就需要動員執法力量去徹底清查。也正因為沒有明確的定義，各地執法力量必然是徒勞地撲了一個空。
在網民和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殭屍肉”成了新的都市傳奇
中國在過去20年經歷了世界上最大一波城市化進程，大多數城市人口都可以算作第一代移民，在一個傳播成本空前低廉的網絡時代，出現史上最熱鬧的城市傳奇是意料之中。再嚴的輿論控制也不可能禁絕新的都市傳奇。諸如割腎、水果被注射艾滋病等傳了幾十年的老謠言也會一再地被翻出來重新演繹，成為一時的熱點。
對於研究者來説，都市傳奇是個很嚴肅的事情，可以用來研究當代的文化變遷。但對於政府來説，動員執法力量是有成本的，在税收不變的前提下，這邊使用了力量，其他地方就少一份力量。因為網民熱傳八卦就發動全面清查，反而可能會漏過真正的問題，比如説保質期內走私肉的致病可能。如果所有的都市傳奇都被政府當做既成事實，政府恐怕就沒有精力去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轉了，輕佻的（微信）朋友圈治國行不通。
但是，面對洶湧的民情，政府總要做點什麼啊？到底該怎麼辦？其實有識之士早就給出了很好的答案：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併兼任清華大學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軍指出：“醫學專家的最大敗筆就是沒有去解釋為什麼艾滋病病人不可能到處去用毒針傷人，尤其不會成羣結夥地集體扎針放毒。對這個問題的迴避形成了對艾滋病感染者有扎針傷人可能性的肯定。而在不明事實真相的時刻，這也是公眾焦慮之所在。”他還説，“艾滋病扎針謠言的核心就是所謂艾滋病感染者對社會的報復。這種想當然的認定來自人們對艾滋病感染者的錯誤認識，但更多地來自中國社會轉型期特有的人際信任危機。”
“就在《艾滋病防治條例》頒佈之前，還有一部分人希望單獨設立故意傳播艾滋病病毒罪，這種呼籲曾反覆出現。目前，迫在眉睫的不是立法懲罰故意傳播艾滋病病毒罪，而是立法懲罰那些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和傳播煽動的、虛假信息的行為。”
“他們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後的第一反應是恐懼，很多人很快想到過自殺，之後會拼命隱藏身份，減少公共活動；當身份暴露之後，這些感染者想盡各種辦法反抗社會歧視，而這種反抗是以希望能重新被社會接納為前提。”
“媒體應該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擔負着重要的責任，而我們少數媒體卻停留在表面現象上，報道更多的是某些不法分子假借艾滋病患者身份威脅或傷害他者的案件，”景軍説，“這些報道常常聳人聽聞，嚴重有失新聞職業道德。只能讓公眾進入社會恐慌，而這種恐慌又讓犯罪分子意識到，如果以聲稱扎針為恐嚇是多麼行之有效。”
具體到“殭屍肉”問題上，既然媒體還沒有爭出個事實來，政府就不該根據被都市傳奇再篩選過一遍的報道去發動執法行動，而是應該幫助媒體接近事實。媒體對“殭屍肉”缺乏明確的定義，政府就應該去充當裁判員，給出明確的定義，補充詳細的海關數據，最後才是去解決具體執法問題。否則的話，全面大檢查未必能減少殭屍肉的恐慌，反而可能為更大的謠言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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