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方遠：不反課綱的反課綱運動

繼22日反課綱高中生包圍“教育部”之後，24日晚間數十名高中生夜襲“教育部”並佔領“部長”辦公室，將台灣反課綱運動推向另一波高潮，同時使得這場運動的本質外顯而出。去年喧囂一時的太陽花運動以“反黑箱服貿”做為出師的號召，後來卻催生對兩岸談判人員課以刑責、具有白色恐怖性質的《兩岸協議締結條例》為運動末期的另一項號召，實際證明了運動領導者的醉翁之意是在以法律制度與公權力禁絕兩岸更進一步的往來。

反課綱運動可以視為反服貿運動的餘波。經過反媒體壟斷與反服貿等一連串街頭衝撞的淬鍊，向來保守的中小學教師被動員起來。當前在第一線的年輕教師正是受李扁20年“去中國化”教育的一代，他們在教育體系之內複製、傳承原有僵化的意識形態，再加上所屬世代的社會處境與面對的社會矛盾，從而比上一代教師更為激進，利用教職之便動員學生。這一波反課綱運動並非由高中學生率先發難，而是年輕一代的公民與歷史教師在全島串連並上街抗議，並且結合校外力量在校內舉辦反課綱説明會，讓熱情的學生認為反課綱是關心社會、介入政治的絕佳途徑，在學期末、暑假初無縫接手反課綱的鬥爭。

反課綱運動以“反洗腦”、“反黑箱”為名，但運動領導者無意讓參與者糾纏在課綱的細節。簡言之，課綱只是他們揭竿而起的煙霧彈，他們在意的不是歷史本身，而在於政治。先不談反課綱運動接受民進黨資助，又與台聯有着千絲萬縷的合作關係，當參與學生在校內反課綱説明會高舉“去你的中國”、“台灣獨立”等標語（據媒體報道，此舉讓“教育部長”很驚訝），近日夜宿“教育部”前又在馬路上塗寫“中華民國滾回中國”，這場反課綱運動的分離主義傾向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反課綱運動背後訴諸的，是高中學生最為實際且直接的社會感受。當前的高中學生出生於李登輝執政末期，2000年陳水扁掌權之後處於幼兒園的階段。他們開始對政治與社會產生啓蒙之時，最初面對的就是國民黨馬英九執政的這七年多時間，這個期間馬政府的施政不力與社會矛盾被加總、轉化、放大為他們的全部體驗。

這場運動就是要從青年學生的實際體驗出發，輕易地將國民黨執政描繪得窮兇惡極，並且扣連上戒嚴時期國民黨所做出的種種壞事。如此敍事方式在發酵之後，李登輝、陳水扁執政的那20年，甚至台灣光復之前的日據50年，都成為青年緬懷、追索的“失落的美好時代”。在抽離歷史與結構脈絡之後，國民黨（及其象徵的“中國”意涵）執政就被抽象簡化為台灣史上的“黑暗時代”。

這種斧鑿斑斑的敍事模式，是台灣國族建構工程的一環，其危險之處就是對於殖民統治美化／肯定論毫無批判與招架之力。舉個例子，太陽花運動在中期後繼乏力之時，便以三．二三攻佔“行政院”做為運動的升級，利用“被鎮壓”來訴求對於“國家暴力”的不滿與恐懼。例如一位參與者竟然在媒體面前公然宣稱三．二三事件“是台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全然無視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民的反抗運動，造成的結果就是在藍綠鬥爭的格局之下，持續號召反馬、反國民黨。此波反課綱運動亦是如此，參與者衝佔“教育部”讓運動情勢升高，進入另一波高潮，隨即就有人在網絡上散佈這樣的説法：“李登輝時期以霹靂小組對付強姦殺人犯陳進興，陳水扁時期以霹靂小組對付惡龍張錫銘，馬英九時期以霹靂小組對付反黑箱課綱的高中生。”並調侃式地加上一句“馬政府你好樣的！”此操作的目的就是要讓國民黨成為輕易辨別的公敵與箭靶，推翻這一部十惡不赦的國家機器，以迎接另一部被塑造為帶有“島嶼天光”、“點亮台灣”意象的國家機器。

就在這波反課綱運動如火如荼展開期間，李登輝在日本演講時發表了諸如“台灣人感謝日本人統治”、“尖閣諸島（釣魚島）是日本的”之類荒腔走板的言論，後來又被媒體披露李登輝密會了剛剛強行通過《新安保法》的安倍晉三。安倍企圖復甦右翼軍國主義之舉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內東亞地區人民的強烈反對，而李登輝竟以日本人立場自居，又毫不避諱地與安倍晉三並肩而行，台灣社會普遍噤默，強調“反對去台灣化”、“捍衞台灣歷史”的反課綱羣雄們，為何在此際卻又置身事外？歷史課綱將“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遭到大規模的反彈，而真正出賣台灣人民歷史的人怎麼還是高高在上、受人尊敬的“台灣民主之父”呢？

在這場反課綱運動裏面，推動課綱微調的馬英九政府不該被視為“受害者”。國民黨這個長年偏安的政黨與其執政下的官僚體系，在本質上與反課綱陣營一樣“沒有歷史”。馬英九最愛掛在嘴邊的是“依法行政”，其下的行政官僚也同樣只會把行政程序做為擋箭牌，因此當反課綱陣營指責課綱微調違法時，馬政府主導的微調就註定失敗得一塌糊塗。正因為歷史虛無，包括“教育部”、“國教署”以及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既無知亦無力替課綱辯護，只能節節敗退。

過去李扁時代的意識形態改造是全面總動員，上至“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推出“去中國化”課綱、《認識台灣》教科書，或是《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等手段，都只是這場無煙硝味戰爭的其中一環。馬政府推動的課綱微調，充其量只是將“台獨”教科書往“獨台”稍稍靠攏，在史觀論述上仍維持着“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順序，只在用字遣詞上略做修改，完全無法抵擋得住早已盤據道德制高點、又因接續“反共”思維而遍地開花的“反中”、“台獨”壓力。也就是因為如此，支持課綱微調的民間力量，只能執着在新課綱細節上，或是大肆嘲笑反課綱參與者寫錯別字，打不到反課綱陣營的要害，同樣無法反守為攻。

回過頭來看反課綱運動本身，他們究竟提出什麼樣崇高的目標與訴求？如前所述，這場運動的本質就是“不反課綱的反課綱運動”，因此類似“撤回課綱”的訴求只能被視為運動繼續下去的包裝與藉口，項莊舞劍，真正的目的恐怕還是近來屢見不鮮的那句口號──“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在2016年大選倒數之際爆發，反課綱運動顯然是經過精心佈局的，是對國民黨、對兩岸關係正常化一系列反撲運動的最後一步棋，同時還搭配着通過“修憲”將投票年齡下修到18歲的政治操作。太陽花運動之後出現的“第三勢力”，不是島內藍綠之外“第三條道路”的領路人，反而扮演着民進黨側翼的角色，同時又牽制民進黨不能遠離台獨建國的方向。因此日前傳出幾位“台派”大老希望邀請李登輝出面，協助台聯及時代力量、社民黨、台灣獨立行動黨等多個“第三勢力”政黨進行整合，目的就在於防止親綠的票源被自家人瓜分。反課綱運動的參與者將“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朗朗上口，與蔡英文7月11日所説的“民進黨要好，國民黨才會倒”相互呼應，那麼把萬惡的國民黨搞垮了又如何，最終不過淪為掩護民進黨蔡英文上台的腳註。

反課綱運動無法認受新課綱刪除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事實上並沒有刪除，因為歷史課綱已有提及，故不在公民課綱複述），但與他們反對的對象一樣，站在政黨的立場與利益來看待歷史，把歷史做為黨爭最為廉價的工具。

就日本殖民的問題而言，反課綱陣營認為日據時期的慰安婦存在“自願”的現象，從而反對新課對慰安婦加上“被迫”兩字。但正如中研院研究員朱德蘭女士的研究所指明的：“慰安婦問題其實根本就是性暴力的問題。性暴力則是日本帝國遂行軍事暴力、法律暴力、政治暴力、經濟暴力、文化暴力、社會暴力等整體暴力的一部分。……日本總動員系統中的人，無論其徵集婦女的手段，有沒有強制抓人，或者是不是慫恿、詐騙、誘拐，也無論日軍強姦、輪姦婦女的人數有多少，其侵害人權、觸犯性侵害罪的事實，應該嚴加予以譴責”（參見：朱德蘭，《台灣慰安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404頁），反課綱陣營強調無視日本殖民、侵略與戰爭暴力結構的“客觀歷史”，終究是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立場，替他們擦脂抹粉。

反課綱學生在意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但他們只看到了國民黨在其中的“無惡不作”、迫害台灣人，大部分歷史知識僅來自於歷史課本的高中生毫不在意早已被藍綠湮沒在政治迷霧之中，更為深層的歷史真相、結構與意義。就二二八事件而言，以日前病逝北京的台灣台北人陳炳基為例，他不只領導了光復初期的台灣學生運動，也因參與二二八事件被台大法學院開除學籍並遭通緝，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一生經歷見證了光復初期台灣青年對“白色祖國”失望，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的歷史轉折。

就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而言，受難前輩懷着“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民主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的理念投入鬥爭，在獄中高唱《安息歌》：“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追念仆倒在刑場的同志難友；甚至在倖存出獄之後繼續投入運動，例如因白色恐怖而遭關壓最久（34年7個月）的政治良心犯林書揚，出獄之後參與了勞動人權協會與中國統一聯盟的組建。這些歷史事實，都被摒除在藍綠的課綱之外。

陳映真曾説：“我在這裏着重要説出的台灣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説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白色恐怖的歷史對於反課綱運動的啓示恰恰於此，課綱與教科書反映了當權統治者意識形態，反課綱運動的參與者及支持者必須深思：當新課綱被推翻了、國民黨下台了，那麼這些屬於台灣人民沉重、複雜卻又真實的歷史，會因此而被正視、被直面，還是又被另一部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給收編而隱藏起來？

（關於台灣中學歷史課綱與教科書的變遷脈絡，請參閲筆者2014年2月12日發表於《觀察者網》的文章《台獨歷史教科書是怎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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