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書友:韋斯特把幾大美國問題都背自己身上了

這是24歲的美國WDBJ7電台記者艾莉森·帕克(Alison Parker)留給我們的最後影像。就在前一秒,她的前同事、一位黑人——韋斯特·李·弗拉納根(Vester Lee Flanagan)用手槍對準了她,艾莉森不幸中彈身亡。記錄下這最後影像的電台攝影師、27歲的亞當·沃德(Adam Ward)也未能倖免。
根據已經披露的信息,韋斯特之所以向前同事舉起槍,是因為他認為遭到了種族歧視和不公正待遇,又因同性戀身份受到排擠,加上從美國此前發生的幾起大規模槍擊事件中得到啓發,決心做一個“隨時等着爆炸的人肉炸藥桶”實施報復。
事情進展到這裏,原本一起司空見慣的槍擊案,因為“槍支、黑人、同性戀”這幾個關鍵詞而變得不同尋常起來。韋斯特的舉動看似是個人行動,卻糾纏着當下美國幾乎最重要的幾個社會矛盾。
槍支氾濫:惹不起的利益團體
逃跑途中,韋斯特在推特上發佈了一段槍手自己視角的視頻,晃動的手槍讓人不寒而慄,也很自然地把這個案件引向了美國社會爭論已久的槍支氾濫問題上。觀察者網曾連發兩篇文章,從美國購槍程序談到控槍難點,問題都很清楚,但沒有用,槍照響,血照流。
這已經是美國今年發生的第246起惡性槍擊事件。根據美國《外交政策》2011年1月9日的統計,美國每年3萬多人死於槍支暴力,20萬人因槍支暴力受傷。據美國司法部統計,2010年,在480760起搶劫犯罪、188380起強姦和性攻擊犯罪中,犯罪分子使用槍支的分別佔29%和7%,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槍支暴力和槍支致死率最高的發達國家。
根據2009年的數據,美國成年人中有30%-34%持槍,40%-45%的美國家庭至少擁有一支槍。2014年,美國私人擁有槍支總數量高達近2億7千萬支,有1億支左右是手槍。美國的購槍程序雖然嚴格,但並不複雜,加之政府審批疏漏,在美國要想獲得一把槍並不是一件特別難的事情。
這也讓美國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槍支氾濫成為一大隱患。2012年12月14日,美國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案,造成28人死亡,其中20人是5至7歲的兒童。這讓奧巴馬下定決心禁槍,然而正如歷屆政府的禁槍舉措一樣,奧巴馬的禁槍令也遭遇了巨大阻礙。
首先來自民眾。美國是一個擁有濃厚槍支文化的國度,憲法第二修正案中明確規定“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2014年蓋洛普調查結果顯示,63%的受訪美國人認為家庭裏有槍更安全,而2014年的皮尤研究所調查顯示,有52%的受訪者認為保護槍支擁有權更加重要,46%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對槍支進行控制。
另一個更大的阻礙來自利益團體,其中尤數全美步槍協會(NRA)最財大氣粗。截止2013年初,NRA擁有註冊會員超過450萬人,包括肯尼迪、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在內的8位美國總統曾是該協會會員。2010年,NRA和其分支機構獲得的收入是2.53億美元,其中不少來自於支持該組織的槍支生產商。NRA在全美範圍內各州都設有分支機構,有固定全職工作人員班底,從事款項募集、政治遊説、會員活動等事務。在2012年大選中,NRA至少花了2400萬美元支持總統參選人。也正是在它的遊説下,美國政府數次推遲或者否決控槍法令。前文提到的桑迪胡克小學慘案發生後,該組織高層還在直播訪談中與主持人唇槍舌劍,堅稱“只有持槍好人才能阻攔持槍惡人”。
也正是這次慘案之後,奧巴馬錶態要採取“有意義的行動”。然而凝結着民主黨心血努力的“控槍法案”,在2013年4月連60張最低支持票數都未獲得,暗淡出局。直到2014年初,奧巴馬才推出兩項行政禁槍令,也遭致了新一輪的民意反彈,控槍難題再次被擱置。
種族矛盾:一個個案件打成的死結
槍支氾濫已經為美國社會埋下導火索,長期累積的種族問題更是火上澆油。
事發前,WDBJ7電台曾收到韋斯特的傳真,自稱受到“美國此前發生的幾起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啓發,包括科羅拉多州校園槍擊案和弗吉尼亞州理工學院槍擊案,都是影響其作案的因素。”尤其是南羅萊納州教堂槍殺案,成為最後一個“引爆點”。
韋斯特所説的教堂槍殺案發生在今年6月初,21歲的白人男子戴倫·魯夫在伊曼紐爾非裔衞理聖公會教堂射殺了9名正在做彌撒的信徒,原因只有一個:“因為他們是黑人”。魯夫後來在一份自白書中寫道:“黑人是美國最大的問題”,“黑人愚蠢又暴力,同時他們又很狡猾”,“黑人就是低等生物”。值得注意的是,魯夫還自稱他並不是“在種族主義的環境中長大……我和大多數白人一樣都有一點種族意識,但這種意識非常淡薄。”直到2012年的特雷沃恩·馬丁命案,成了他人生的轉折點。
這又牽扯出美國歷史上另一樁因種族歧視導致的殺人案件。2012年2月26日晚,17歲的黑人少年馬丁在佛羅里達州桑福德一家雜貨鋪購物後走路前往父親女友的住所。途中,28歲的社區協警齊默爾曼打電話報警,稱看到一名“行跡可疑者”。齊默爾曼尾隨馬丁,兩人隨後發生扭打,齊默爾曼最終開槍將馬丁打死。
從這一樁樁命案中,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連環套:馬丁案影響了魯夫,魯夫影響了韋斯特,不知道韋斯特下一個又會影響誰?
美國種族問題之所以如此尖鋭,和黑人長久以來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密切相關。黑人往往居住在城市的貧民區,基礎設施和教育資源也是最貧瘠的。教育水平低導致黑人羣體更多只能在底層徘徊,做些固定性差的底層工作,進而導致失業率上升。2011年,美國16歲以上白人失業率為7.9%,黑人則為15.8%,整整翻了一番。高失業率緊接着又導致高貧困率,2011年黑人貧困率為27.6%,而白人(不含西班牙語裔)僅為9.8%。再加上單親、吸毒、暴力,黑人社羣彷彿陷入了個惡性循環,種族之間的鴻溝也越來越大。
就在韋斯特開槍前的8月9日,美國數百人發起示威遊行,紀念弗格森案一週年,然而針對種族歧視的槍聲在這一年裏卻並沒有減少,種族矛盾似乎成了美國社會的一個死結。

2015年6月25日,美國華盛頓,部分民眾在白宮外反對同性戀婚姻
同性戀歧視:新的美式政治正確
第三個促使韋斯特拿起槍的是同性戀問題。韋斯特曾在自己的推特里寫道,他因同性戀傾向受到同事的歧視——這本是一個一直潛伏在美國社會的邊緣話題,卻因為近年來同性戀團體的不斷抗爭以及6月底最高法宣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而成為了美國新的政治正確。
美國的第一個現代同性戀權利組織——馬特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成立於1950年,該組織集中了當地一羣男同性戀者,目的在於保護和改善當地“男同”的權利。1969年“石牆事件”後,全美上下的同性戀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據不完全統計,僅1969年底,美國成立的同性戀組織就有50至70個,而此後該數字飛速上漲,到70年代末,這類組織的數目已達數千個。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美國同性戀者爭取婚姻權和平等權的運動開始此起彼伏。直到1993年,夏威夷州最高法院對“巴赫訴列文”(Baehr v. Lewin)案的裁決,引發了全美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爭論,同性婚姻首次作為美國的一個全國性議題出現,美國社會也在對這個話題的爭議中不斷撕裂。
2003年的一份調查顯示,55%的美國人反對同性婚姻,只有37%贊成同性戀者結婚,十年之後的2013年,高達58%的民眾認為同性婚姻應該合法化,整個局面幾乎翻轉。這些改變也深刻影響了美國政治,同性婚姻成為最近幾次總統選舉中一個複雜而高度敏感的問題。
2000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戈爾支持“民事結合”,認為“家庭夥伴”的權利應受到法律保護;而布什承認他對同性戀伴侶的容忍,但認為婚姻必須是“男人和女人的神聖結合”。最終支持同性婚姻的選民中80%投戈爾的票;而反對同性婚姻的選民中75%投布什的票。在2008年預選階段,同性婚姻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總統競選電視辯論的議題。兩黨的總統競選人都被迫表明了他們在同性婚姻問題上的立場,雙方還就是否廢除“不問不説”的軍隊同性戀政策展開過激烈的交鋒。
這些爭論都隨着6月26日美國最高法院的一紙裁決而告終,同性團體取得了法律上的勝利。然而這並不代表同性婚姻已經獲得了全社會的認可和接受,法律走在了前面,社會基礎卻並沒有搭建成功,美國同性婚姻抗爭的道路並未到終點。
槍支氾濫、種族矛盾和同性戀歧視,當這些積壓已久的社會矛盾同時聚集在韋斯特身上時,也爆發出了巨大的惡意,所以才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韋斯特是美國社會矛盾的集合體,也是潛伏的“火藥桶”,只是不知道,美國社會中像這樣的“火藥桶”還有多少個?又會在什麼時候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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