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學者齊聚北京談發展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專家講故事回應拉美學者“抱怨”

北京的學術會議多，但有拉美學者參加的會議不多。8月28、29日，人民大學經濟 學院與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IPD）共同舉辦了一場中拉學者共同參加的“探索新的發展之路：中國與拉丁美洲的經驗”學術研討會。參會的拉美學者不是一、兩位，而是將近二十位，來自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秘魯等各地。

人大經濟學院邀請的學者一向以精於決策實務著稱，這一次，從國開行現任幹部到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海司前司長，從秘魯石油公司前主席到絲路基金現任總經理坐在一起分享經驗。

研討會圍繞中拉貿易關係和宏觀經濟管理經驗展開，之前觀察者網已經有詳細報道。雙方着眼於發展，列舉了中拉貿易、投資方面蒸蒸日上的數字，不過貿易和產業不平衡也被反覆提及。多位拉美學者談到政府對企業和資本加強監管的必要性，提醒中國不要輕易放鬆資本市場管制。由於中國對拉美在工業品出口和直接投資上都佔據絕對優勢，難免會帶來一些摩 擦。拉美學者在談論監管的時候，往往以中國企業為範例。

秘魯太平洋大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系教授桑伯恩，和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經濟治理行動中心博士前研究員麗貝卡·雷共同佔用一個發言單元，談可持續發展。兩位活潑友善的女士在發言中強調政府管制的重要性，同時一再提及在拉美的中國企業。

與各國關注勞工和環保的人士一樣，桑伯恩要求企業的透明度。她認為中國企業在秘魯開展業務的時候，透明度比較落後，中國企業在監管標準方面不是特別透明，尤其是在應對媒體和學者的研究方面。她認為“這是中國所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企業和本地區出現衝突的時候，政府的人希望雙方進行談判，中國企業進行了四次談判，但是仍然落後於產業中的其他大公司。”看來她希望談判越多越好。接下來她抱怨了中國企業在秘魯的勞工福利記錄和環保記錄都不好，證據之一似乎是“他們收到的罰款比較少。”她非常擔心秘魯政府降低了環境監管標準。

秘魯太平洋大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系教授桑伯恩

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經濟治理行動中心博士前研究員麗貝卡·雷

一頭曲捲金髮的麗貝卡似乎更糾結一些，她擔憂的是中國經濟一旦放緩，會使得拉美經濟也放緩，於是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就會放松管制，導致中國企業也會放鬆環保工作和勞工待遇。麗貝卡拿一家中國企業為例，説這家企業在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表現很不同，原因是哥倫比亞政府缺少監管變準，而厄瓜多爾的執行標準比較高。

麗貝卡展示了哥倫比亞與厄瓜多爾的地圖，她的關心顯然繫於兩片有土著居住的“生物多樣性”區域，擔心中國企業投資項目帶來的環保問題。並順帶“抱怨”了中國 企業沒有履行在哥倫比亞的一個飲用水安全項目。她説哥倫比亞當地居民起訴了中國企業，但是中國企業因為拿到了政府許可證，進行了成功的反訴訟。這樣的論述 令人覺得中國企業在法律層面並沒有失分，於是麗貝卡女士又拿出了一張9月份紐約的一場示威遊行照片，以此説明中國企業已經在全球面臨示威遊行。她的主題是 高標準的政府監管對投資者和當地都有好處。只是，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她不斷提及中國企業，以至於變得有點像一場靦腆的“投訴”。

有趣的是，投資拉美項目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規劃局副局長研究員王文松先生也在場。第二天他在自己的發言單元中，不僅以發展的眼光暢談中拉合作，還坦誠“受理”了兩位女士的“投訴”。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規劃局副局長研究員王文松

王局長首先強調“發展是全球治理的核心”，然後順便講了一個小故事。“來自美國的青年專家，美麗的麗貝卡·雷女士講到一箇中國企業（開行客户）在拉美項目造成的環境污染，説了一句清潔水才是最重要的。我非常同意清潔水是重要的，但我要要説的是，光喝水，不吃飯是要餓死人的。我小時候生活在江蘇一個美麗的鄉村，那時家鄉的河水很清甜，我至今還非常懷念。然而，就是在我的家鄉，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曾經有人因為缺少食物被餓死了，清甜河水沒有能夠保住他們的生命。所以，我認為發展很重要，環境保護和發展應該平衡。”

他的發言屬於“中拉如何應對全球治理變革挑戰”討論單元。“習近平主席講過，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那麼世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應該是全球治理變革的方向。當今世界，有14%的人口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下，極度貧困帶來了饑荒、疾病，甚至帶來戰亂、恐怖襲擊。因此，發展是硬道理”。王文松研究員表示中拉經貿合作基礎牢靠潛力巨大，中拉經貿合作的原則生命力十分強大。他講到中國一向積極回應拉美朋友的合作需求，敢於直面遇到的問題，“中拉在經貿發展過程當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它卻能夠快速增長，這應該歸功於我們合作的原則正確，歸功於中國人的務實。當拉美需要價廉物美商品的時候，我們就出口初級商品。當發生貿易不平衡，拉美國家需要擴大他們出口的時候，當時他們説有礦，我們就去開礦。後來他們認為原料的出口不平衡，需要增強自己的製造能力，我們現在就在跟他們進行產能合作。他們説需要投資，需要貸款，我們就儘量地給予支持。這就是中拉經貿合作的生命力所在。”

接下來，王局長進一步宣介了國開行重視環保和社會責任，並含蓄回應了桑伯恩和麗貝卡·雷的問題，“昨天你們講的在拉美有勞動糾紛和環保糾紛問題的那兩個企業都是開行的客户。應該説我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兒，這樣的事發生後，我們國開行通常會降低他們的信用等級。這樣，他們再向開行融資的話，融資成本就會提高，他們需要改進信用，才能繼續獲得國家開發銀行的支持。國開行非常重視遵守合作方的法律，無論是環保，還是勞動力使用，以及食品安全，都要求客户要遵守所在國法律。否則，會給我們的貸款帶來巨大的風險，我們不會支持。”顯然，當拉美學者抱怨本國政府監管無力的時候，中方表現出自己的監管能力。中國政府參與經濟並擁有有效的監管權，這個特色也引起了拉美學者的重視和學習。

王文松的回應風格與“超級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行事風格如出一轍，高屋建瓴又幹脆實在。幾年 前，曾有美國記者撰寫了一本書叫作《中國超級銀行》，描述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在國內外基礎設施投資上的力度之大，效果之好，令美國的政策銀行自嘆弗如。會後 王局長告訴筆者，這本書多少體現了美國人對中國力量的敏感和恐懼，這是沒有必要的。在會上，他説中拉合作確實面臨很多挑戰，除了發展不平衡，營商環境復 雜、拉美國家負債重融資難，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外部干擾，尤其是西方媒體的干擾。“西方媒體往往不能全面客觀的報道中拉合作。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媒體一再暗 示中國在拉美地區的活動並未給拉美地區帶來好處，包括‘中國喜歡在海外投資項目中引進自己的勞工，對解決拉美當地就業沒有任何幫助’及‘中國的貿易模式和行為使拉美製造商處於劣勢’等觀點時常見報，極力渲染中國擠壓拉美製造業、破壞環境等。”

王文松説前不久看到的一則西方報道，“報道稱美洲開發銀 行對他們支持的項目明確要求項目業主承諾原料是可追溯的，也就是説食品的原料要有保障。同時業主還要承諾儘量少砍伐森林，也就是要重視環境保護。然後報道話鋒一轉，説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就沒有這麼要求”。他接着説：“在這個地方我負責任地説，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實際上一直就是這麼做的，因為我們十分重視環境保護、食品安全以及各種社會責任，同時，這也是風險管控的要求。如果我們的客户不遵守所在國的法律，它的原料有問題，產品就會受到抵制，我們的貸款風險就是巨大的。”會後王研究員告訴筆者，“話説得好聽是一會事，真正做事又是一回事。經濟不發展，食品質量往往更難保證。”

王文松研究員介紹，中拉金融合作是隨着經貿合作的深入而深入的，反過來又促進經貿合作的發展。中國的進出口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以及開發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都加入到了服務中拉經貿合作當中去，為多邊和雙邊金融合作提供政策性和商業性的貸款。中拉金融合作以項目為依託，重點支持拉美的基礎設施、石油貿易、衞星、礦業等重大項目，幫助提升拉美產業結構。同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貨幣互換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為依託，維護拉美國家經濟穩定，提供流動性支持。

“國家開發銀行作為中國最大的中長期貸款銀行，和外幣投融資主力行，我們在拉美設有兩個代表處和八個國別工作組。國家開發銀行堅持規劃先行，從規劃諮詢合作入手，深入瞭解拉美國家的發展重點和合作訴求，在此基礎上共同確立合作的領域和項目。國家開發銀行在拉美的合作項目從項目開發到信用評審、貸款發放，以及風險管控各個環節都堅持市場化原則，堅持遵循國際金融的規則、國際以及合作國國內的法律，我們的風險管控水平良好。”

王文松始終強調要用發展的方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具體講，應該調整貿易結構，升級合作水平和層次，通過產能合作提升合作國的製造水平，優化拉美國家的經濟結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勞動力培訓，加強產能國際合作，提升拉美國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面對拉美負債過重問題，中國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是用發展的方法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加大與所在國的合作程度，增加投資，擴大貿易量，從而降低還本付息額佔其對外貿易收入的比例，可以降低貸款風險。同時，我們應該加強溝通、增進互信。摒棄冷戰思維，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在5月份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一帶一路經濟論壇”上，王研究員也曾有過精彩發言（參見《“一帶一路”講壇，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這一次，有學者詢問他，中國有關“一帶一路”的政策是否適用拉美地區。王文松表示，“一帶一路”的倡議是開放的，廣大拉美地區的國家可以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來，“一帶一路”倡議中提出的“絲綢之路”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完全適用於中拉經貿金融合作。

前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國際貿易和一體化司司長奧斯瓦爾多•羅薩萊斯先生在會上説道：非常高興中國學者能夠把話題放到桌面上來跟大家一起探討。也許，相比抽象的數字，王文松局長的具體事例更有助於雙方增進理解和互信。（觀察者網餘亮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