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獲諾貝爾醫學獎，我們準備好進入“後諾貝爾時代”了嗎？-岑少宇

2015年10月5日，是一個永載史冊的日子。

在這天之前，中國處於“前諾貝爾時代”，只要把“中國”與“諾貝爾獎”這兩個關鍵詞放在一起，尤其是科技類諾貝爾獎，就能輕易引起論爭：中國離諾貝爾獎有多遠？楊振寧、李政道拿諾貝爾獎時，是不是中國人？中國本土科學家為何拿不到諾貝爾獎？……

而在這天之後，這些連年熱炒的話題，一朝即散。

但正如科學研究一樣，一個問題的解決往往帶來更多的問題。這個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究竟意味着什麼？

獲獎者屠呦呦“無博士學歷，無院士頭銜，無留洋經歷”，被一些人戲稱為“三無科學家”，這樣一位學者獲得諾貝爾獎，我們中國人、中國科學體制，真的準備好進入“後諾貝爾時代”了嗎？

1950年代，屠呦呦與老師樓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藥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從“科學理想”來説，科研方向並無高低貴賤，但實際上卻有冷熱、輕重之分。

不可否認，在大部分熱門科研領域，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機構仍有巨大的優勢。中國科研工作者則要麼留洋學習，以圖將來；要麼緊跟潮流，在後追趕。在長期努力之後，確實也有機會反超，或在學科發展到新階段時，站到同一起跑線上，但總體而言，要脱穎而出甚至獲得高級別獎項，是難上加難的。

當然，這些熱門科研領域往往都是“皇冠上的寶石”，確實很有必要發展，需要國家大量投入，需要許多科研人員主動投身。但屠呦呦獲獎也説明，那些立足本國實際需求的，基於本國資源的項目，只要做得好，也可以獲得世界級的成果。因為在需求的個性背後，也有“普適/普世”的共性。

從個人角度而言，博士學歷、留洋經歷、院士頭銜，看上去也頗為“普適/普世”，但這些並不能保證個人獲得更多的認可。“三無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或許也會對後人的選擇有所啓示。在國內發展，固然可能僅僅因為人脈問題，導致要在海外期刊發表文章時，遇到額外的困難；但留洋人員也很可能撞上“玻璃天花板”。

不僅是研究方向和履歷，在科研管理上也要重新審視本土色彩，青蒿素研究就獨具中國特色。該項目動員了全國60多家研究機構，最終參與的研究人員多達兩三千人，堪稱“舉國體制”。各小組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甚至像許多西方科學家那樣，最終發展為對立），但作為一個項目，自然也要有更高層的協調。對於一個區域性的疾病，而非原子彈之類的國家重器，動用這樣的組織形式，這在西方恐怕是難以想象的。

諾貝爾獎沒有集體獎，這次諾貝爾獎被授予屠呦呦，肯定了其個人的貢獻，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這種“舉國體制”的認可。我們在吸收西方先進科研管理經驗的同時，也需回看下自己走過的道路。

民族的也未必就是世界的

重新審視本土色彩，不是一味地褒揚。近年來，隨着中國的崛起，國人的自信心明顯日益增強，但很多糟粕也打着“傳統”的旗號招搖過市，比如流傳甚廣的“食物相剋禁忌”，以及“器官排毒時間”等等“養生之道”。

這次青蒿素研究獲得諾獎，與中醫藥相關，是否會掀起一輪被“糟粕”利用的高潮？

首先，應該審視下青蒿素研究本身與中醫藥的聯繫。古書中確實記載了青蒿的方子，據屠呦呦自述，她也受了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一書的啓發。但我們應該看到，海量篩選證明，大部分古方並無實際療效，就如我在《誰是針灸最大的敵人？兼談中醫興廢史》一文中所説：

中醫首先面臨的障礙不是什麼“整體論”“還原論”的爭議，不是自證“五行”“陰陽”，而是現代數學的挑戰。面對這樣的對手，“千百年經驗”並站不住腳，拋出各種“親歷記”也沒用。

而且，青蒿在古代也沒有脱穎而出。否則青蒿素或許早就被篩選出來，輪不到屠呦呦了。

更何況，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所收集的，是真正的民間“偏方”，與“陰陽五行”“辨證配伍”沒多大關係。

屠呦呦小組最初得到的青蒿粗提物抗瘧效果顯著，而經過純化的提取物臨牀試驗卻遠遜於其他兩組。據參與項目的化學家吳毓林推測，很可能是原料選擇的問題——這也正是中藥被長期詬病的弱點之一。

這並不是説古人沒有尺寸之功。科學家為了對付瘧疾，用5年的時間篩選了4萬多種化合物和草藥，曾被方舟子戲稱為“和拿着一本《中國植物誌》一個一個往下篩選的效率差不多”（《中國植物誌》記載了3萬多種植物）。應該説，方的話只是幽默了一把，雖然筆者不可能一一驗看古方，但可以肯定，許多常見植物都被排除在外了，為科學家省了不少力氣。

因此，我們要辯證看待“中醫藥寶庫”。在科研領域，要警惕藉着風頭，巧立名目，或弄些抱殘守缺的玩意兒騙經費；在民間領域，更要嚴防招搖撞騙者藉機炒作。

民族的糟粕絕對成不了世界的精華，最多隻能成為世界的糟粕，説的糙一點，也就是“丟人丟到國外”。

屠呦呦獲獎之後，“中國人為什麼得不了諾獎”的公知言論固然無趣退場，但有網友戲稱，網上又要掀起一番中醫與反中醫的大戰。截然對立的態度就是形而上學的態度，一味彼此敵視並不可取。諾獎委員會成員漢斯（Hans Frossberg）對印度記者説的話很有趣：“我們不是把本屆諾獎頒給了傳統醫學，而是把獎頒給被傳統醫學啓發而創造出新藥的研究者，今天我們能夠將這種新藥推廣到全世界，這是本屆獎項的意義。因此你可以説受到了傳統醫學的“啓發”，但這個獎項並不是給傳統醫學的。”先人的經驗不會死，繼續活在有為後人的探索裏。發掘傳統醫學的價值應該通過揚棄、啓發，而非膜拜。總而言之，在科研方面，“崇洋”“崇土”都不可取，還是要講求實事求是，因地、因事制宜。我想，在其他領域，未嘗不是如此，這或許是中國人步入“後諾貝爾時代”應有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