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習主席威斯敏斯特演講是自由民主人權的勝利
威斯敏斯特這個名字，既代表英國倫敦泰晤士河西岸這座中世紀風格的建築，又代表英國議會大廈，同時還代表英國式的政府形式，即影響了整個世界政治走向的“威斯敏斯特體系”。
當地時間10月20日下午4時許，習近平主席作為首個向英國議會發表演講的中國領導人，站在了威斯敏斯特宮二層“皇家畫廊”廳的講壇上。從步入大廳時的全體起立，到演講結束後的熱烈鼓掌，短短几十分鐘，一個“歷史性時刻”宣告誕生。
這一“歷史性時刻”的象徵意義，當然首先是在中國方面，僅就自1840年鴉片戰爭至今的中英關係而言，2015年這個秋日下午，是一段長達175年曆史篇章的終結。習主席站在講壇上所面對的，不僅僅是今日英國的全部政要，還有近代以來自魏源林則徐李鴻章以降為救國建國強國而不懈奮鬥的中華民族英雄羣體。
這個羣體在九泉之下也會一起醒來齊聚威斯敏斯特宮，他們不會忘記，1840年6月的一天，就是在這座建築物裏，英國議會屈從於鴉片販子們的壓力，在一片鼓譟聲中通過了發動對華戰爭的決議。因這場戰爭而給中國帶來的“屈辱世紀”和滄桑鉅變，其影響直至今天。
然而，習主席並非為清算曆史舊賬而來。他演講的題目是“中英攜手，恰逢其時”，他説“中英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這種話屬於強國語言，當年李鴻章訪問英國時是説不出來的，即使在蔣介石與美英首腦並列為開羅會議三巨頭時也仍然説不出來。殖民地無外交，弱國也無外交，根據國家利益自主選擇與其他國家發展何種關係，這是強國專有的自由。
今天的中國已是當之無愧的強國，國家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人民享受着充分的自由。這種曾為所有前殖民地國家所夢寐以求的自由，完全是中國自己所爭取和創造的。習主席應邀來到象徵着當年世界最大宗主國最高權力機構的威斯敏斯特宮發表演講，不是以殖民地臣屬國的身份，也不是以盟邦集團依附國的身份，而是以民族解放和反帝鬥爭勝利者、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成功者的自由國家領導人這一光榮和尊貴的身份。這其中包含的象徵意義，同樣也是20日下午“歷史性時刻”的一部分。
習近平在英國議會大廈二層的皇家畫廊演講
中國式的自由民主
享有充分自由的這份光榮，屬於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刻反思和解讀歷史，才知這個自由的來之不易。
二戰結束之後，世界發生了兩個重大且影響深遠的格局變化，一是東西方陣營的對立，二是“第三世界”的崛起。這兩者的關係是：美英法北大西洋集團（第一世界）與蘇東歐東方集團（第二世界）的分裂對立，不僅是雙方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之爭，同時還包括了對亞非拉所有前殖民地的爭奪，在“勢力範圍”劃分這一點上，冷戰的開啓與此前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其根本原因並無本質不同。1952年法國作家阿爾伯特·索維（Albert Sauvy），在一篇文章中質疑道：第一和第二兩個世界合起來只佔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另外那三分之二的人類是什麼？東西方之外的那20億人？於是，他根據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第三等級”概念創造了“第三世界”這個詞。
歷史上第一次，亞非拉前殖民地國家單獨成為了一個國際政治範疇，有了自己的政治價值。1955年的萬隆會議之所以意義重大，正是因為它是東道主蘇加諾總統所説的“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有色人種的洲際會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表面上看是“東方陣營”成員新的擴大，實質上是“第三世界”政治新的進程，前殖民地被壓迫人民通過民族解放戰爭建立起的人民共和國，與前帝國主義國家在共產革命之後建立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並不屬於同一類。這一點，從一開始就很清楚。1947年，蘇聯領導人安德烈·日丹諾夫在波蘭組織召開代替第三國際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成立大會，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法國、意大利九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參加，東方陣營正式形成。會議沒有邀請任何一個來自前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當然也沒有邀請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在日丹諾夫的長篇報告中，隻字沒有提到中國。
後來的歷史眾所周知，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中蘇發生分裂並發展為敵對，表面上似乎是由於馬列主義基本教義之爭，實質上是因為國家政治價值的分離——歸根結底，新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不屬於蘇東陣營，屬於1955年的萬隆，不屬於1947年的華沙。
萬隆會議開幕式上蘇加諾的演講題目是《讓新的亞洲和新的非洲誕生吧！》，他充滿激情且理所當然地談論自由：
“兄弟姊妹們，我們的時代是多麼有生氣呀！我記得，幾年以前我曾有機會公開分析過殖民主義，我當時曾促請大家注意我所説的‘帝國主義的生命線’。這條線從直布羅陀海峽起，穿過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印度洋、南中國海和日本海。在這個遙遠的距離的大部分，這條生命線兩邊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裏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們的前途抵押給了一種外國的制度。沿着這條生命線，這條帝國主義大動脈，吮吸着殖民主義賴以生存的鮮血。今天在這個會議廳裏聚集的，就是那些國家的人民的領袖。他們已經不再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了，他們已經不再是別人的工具和他們不能影響的勢力的玩物了。今天，你們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這裏的“兄弟姐妹”不是蘇聯老大哥加上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而是印尼埃及印度加納秘魯贊比亞。這個大家庭所代表的，是殖民地人民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解放這種“真正的自由”，不是西方“18世紀歐洲人的自由”。以第一次萬隆會議為起點，歷史上第一次，“第三世界”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勢力，要走上自己的發展和富強之路了。
然而，人民當家作主爭取自身獨立自由，代價是巨大的，危險從一開始就暗藏其中。蘇加諾在演講中提醒各國代表：“殖民主義也有它的現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現為由一個國家之內的一個小小的然而是外國的集團進行經濟控制、思想控制、實際的物質上的控制。它是一個狡猾的、堅決的敵人，它以各種各樣的偽裝出現，它不輕易放棄客觀存在的贓物。”
非洲的加納直到1957年才獲得獨立，該國的建國之父恩克魯瑪在1962年的非洲自由戰士大會上指出：“殖民主義的實質仍然存在，改變的只是外形。外國的進口仍然受到保護，地方的發展受到阻礙，社會進步被推遲，財政方針受到宗主國的資本的控制。這些半獨立國家對非洲解放的影響是災難性的。”
現實不出所料，此後的半個世紀裏，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都只是“半獨立”，因為它們無力擺脱前宗主國從經濟貿易財政金融各方面的控制和束縛。這些渴望走向富裕和繁榮的國家，在浴血奮戰擺脱了外國軍隊的武力佔領之後，又身不由己地一步步邁進了外國銀行的債務牢籠。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1970年，共有60個第三世界國家被世界銀行歸類為“低收入國家”，它們總共欠下各種國際借款人250億美元的債務。在此後的三十年裏，這60個國家總共償還了5500億美元的本金和5400億美元的貸款利息，然而，三十年後的2000年，卻仍然還欠下5230億美元的新債務！
“新世界高利貸者的新法鍊金術”，一位學者這樣總結道。
不結盟國家峯會的南方委員會新主席、坦桑尼亞前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曾用一句話總結了第三世界的命運——增長和希望，然後一切破滅。他説：“（第三世界）的希望現在消失了。人們已逐漸認識到，1945年之後的前三十年裏取得的些許進步，並不意味着狀況的根本改變，也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國家真正的發展前景。依附程度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貧窮一直在持續，窮國和富國之間的差距一直在擴大。”
然而，歷史見證，中國卻從這些失敗的“兄弟姐妹”國家中脱穎而出了。無論出於哪些主客觀原因，新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完全徹底享有獨立和自由的人民國家，因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被完全徹底地趕出中華大地的。普遍存在於亞非拉各國的“殖民地憲章”、“國際殖民地委員會”、“託管”、“夥伴”、“監護”、“自治領地位”、“國際共管”等等變相的外部介入和存在，在中國統統都沒有。中國不僅直接建立了人民政權，而且也建立了獨立自主的經濟、貿易和金融。這在當時所有新生獨立國家當中，是極少有的。
也無論出於哪些主客觀原因，事實是，新中國直到完成了中央政府對全部國土（除台灣以外）和整個社會各個領域的直接控制，併成為了一個擁有了核武器和整套軍工體系的政治-軍事強國之後，才開始實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而後又用了三十多年時間實現了震驚世界的經濟起飛。這就是所謂的“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之分。
事實是，正是“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這個順序，確保了中國的成功。如果反過來，中國在建國之後也像其它前殖民地國家一樣處於“半獨立”狀態，政治強權尚未鞏固就採取經濟開放，任由經濟、貿易和金融等要害領域的主權掌握在國際資本集團手中，那麼不難設想今天的中國是個什麼狀況。
習主席22日在倫敦金融城發表的演講中説，“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這充分説明，中國人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只有放在半個多世紀的世界歷史當中來看，才能明白其中的深意。
極具象徵意義的是，這個威斯敏斯特宮，和它所代表的所謂“威斯敏斯特體系”，也是最好的見證者之一。因為二戰後針對整個“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義”戰略，那個全球“鍊金術”，很大一部分正是在這座建築物中醖釀實施的。為什麼那60多個國家都失敗了？唯獨中國成功了？答案藏在什麼地方，沒有比這羣“威斯敏斯特人”更明白的了。
今天，這個中國現任國家領導人，代表着他身後那個唯一進入了世界大國俱樂部的人民共和國，唯一獲得了充分自由和民主的前殖民地國家，唯一擺脱了“新殖民主義”命運的第三世界國家，應邀來到這裏演講，大度地伸出手來提議中英攜手合作、共創未來。
可以説，習主席具體講什麼已不重要。站在“皇家畫廊”講壇上這個姿態本身，就是一個勝利宣告。他所面對的，不僅僅是今日英國的全部政要，還有“第三世界”各國那些曾經為了本國繁榮富強理想而奮鬥終生的政治家羣體。
中國式的人權
至遲自冷戰後期開始，自由民主人權——原本牢牢插在“東方陣營”和“第三世界”高地上的這三面大旗，就統統被西方通過一套意識形態理論操作握在了自己手裏，並當成了打擊對手國家的思想武器。
這個大轉換完成得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今天的人們大都忘記了這三個政治哲學詞彙的本意。經過西方學界和政界的重新解釋，自由不再代表被壓迫人民的政治和經濟解放，而單指當年美英起草的“大西洋憲章”中那個起源於18世紀歐洲中產階級的“四大自由”。民主也不再代表人民主權、大眾政治，而單指一人一票這個起源於歐洲中世紀教會的選舉形式。而至於人權，更是不再代表普通勞動者的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基本權利，而單指各國反對派人士挑戰政府、分享權力的政治要求。
於是人們看到一種不可理喻的怪現象：一國政府經過巨大努力使半數國民擺脱了貧困，使另外半數國民享受到了巨大的經濟自由，這些似乎都不算是人權進步。而寥寥幾個親西方異議人士的煽動性言論被封殺、顛覆性活動被制裁，立刻成了巨大的人權事件，引動西方各國政要的羣起圍攻。
在最近羅思義先生首發在觀察者網上的一篇文章中，他這樣寫道：
“事實證明，中國為改善中國人民與全人類人權總體狀況所作的貢獻，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最新數據顯示，按照世界銀行發佈的最新國際貧困線（每日花費1.90美元以下）計算，從1981年到2010年，中國總共有7.28億人擺脱貧困，同期世界其他地區加起來則僅有1.52億人擺脱貧困。也即是説，中國脱貧人口數量是世界其他地區總數的近5倍。
7.28億人脱貧對人類福祉有何意義？也許做一個直觀的數字比較，有助於大家加深對此的認識。7.28億人不僅多於歐盟人口總合（5.01億），而且也多於拉美大陸人口（6.17億），更是美國人口（3.22億）的兩倍多、英國人口（6349萬）的11倍多。”
“這不僅是中國的一大進步，而且也是全人類的一大進步。中國整體人口（不只是最窮困人口）生活水平增速在人類史上無可比擬。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消費總量（包括家庭生活支出與教育和醫療支出）每年增長8%以上，這不僅幫助中國實現了世界最快的消費增速，而且幫助迄今為止人類史上最多人口以最快速度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截至2013年底，中國養老保險合計覆蓋8.2億人，超過歐盟人口總合；目前，中國基本醫療保障覆蓋人羣則超過10億人，是美國人口的3倍，幾近於非洲總人口，是拉美人口的近2倍。
相信以中國和印度婦女的簡單例子，可以生動地説明何謂真正的人權，因為中國和印度婦女加起來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國婦女平均預期壽命為77歲，年齡15歲以上的女性識字率為93%；印度婦女平均預期壽命為68歲，年齡15歲以上的女性識字率為66%。儘管印度是‘議會制共和國’，也可以使用Facebook，但遺憾的是，中國婦女的人權遠遠優於印度婦女。
這清楚地説明，居住在發展中國家的絕大多數世界人口面臨的最急迫問題，不是如‘大赦國際’等組織所宣稱的‘西式人權’。比如，印度有逾5億人沒有廁所可用，對那些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人來説，擁有廁所的人權遠比能上Facebook重要得多。如果印度婦女有權搬到中國，可以因此多活9年和提高識字率，相信會有無數的人搬到喜馬拉雅山北部。這也許對已擁有這些的人來説算不了什麼，但對印度來説，他們也希望能取得同中國一樣的進步。”
既當過官員又是學者的英國人羅思義和英國新任工黨領袖傑瑞米·科爾賓是老朋友，他很希望他的英國同行們能夠拋棄關於人權的謬見，迴歸常識。其實，正如老羅在文章中所陳述的那樣，人權基本上可以化約為簡單的算術問題，言論自由的權利再大，民生改善的權利再小，如果前者乘以100人，後者乘以7億人，總計起來何者為大？
西方的媒體人和政客們當然不至於連小學算術題都不會做，他們執意堅持讓“西式人權”問題橫亙在國際關係當中，以此要挾對手國家，不過就是赤裸裸的國際戰略。因為在他們自己的算式中，各國國內的親西方人士是西方的戰略別動隊，一個人至少頂一萬人，而那些擁護本國政府的普通民眾，則是西方的戰略障礙，一萬人頂不了一個人。
本次習主席出訪英國，英國朝野“西式人權”的偽議題和假算式如影隨形。英國BBC的記者在節目中語重心長地告訴聽眾“中國是世界各國中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至於中國的人口是多少這個基本事實前提，她也就故意省略了。
針對人權問題，習主席用“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輕鬆應對，並未直接揭穿其議題之偽、其算式之假，已經是非常客氣和寬容了。至於“只有更好”之所指，當然還是在中國自己的人權事業上，也就是“中國式人權”的繼續發展和進步。
威斯敏斯特的“歷史性時刻”已在熱烈的氣氛中安然度過，“凡是過去，皆為序章”，中國式自由民主人權三面新的大旗，自此開始飄揚在西方最古老、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之上。這是習近平主席威斯敏斯特演講的最為重大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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