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力：從香港到北京，手機偷拍者記錄的往往只是自己的敵意與懦弱

記性不好的讀者，大概已經忘記兩年前北京地鐵官方微博的“蝗蟲”言論風波以及武漢地鐵熱乾麪事件，但沒關係，近日的北京地鐵哺乳偷拍事件會再次提醒你，地鐵這樣的城市公共空間是多麼危機四伏的所在。在這樣的空間裏，人人都是自媒體也許言過其實，但人人隨時準備好化身為一台高清無死角監視器，卻是不爭的現實——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但不管記性如何不濟，讀者也應該記得在2014年初引發極大爭議的香港西洋菜街街頭內地小童便溺事件。事件發生後，我曾借儒家的“忠恕之道”與當時揮舞着“文明”棍棒的網友（其實大部分是內地人）對壘，文章裏有這樣一段：

“我會談到儒家的‘恕’，有幾個原因。首先，我曾反覆想過，自己是現場的路人，看見一對年輕的父母這樣做，毋庸諱言，第一反應肯定是覺得尷尬和不妥，但同時也會想象，對方這樣做，是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壓力，非到迫不得已斷不至此。這麼想並非沒有根據，因為即使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孩子的母親也沒忘記用尿布接着並準備帶走，另一張圖片顯示可能孩子是在大便，但也能看到母親在清理現場。這兩種想法加在一起，如果還有別的證據讓我覺得對方不算太惡劣，我多半會裝作沒看見，以免令對方更難堪——這個對方，包括家長和孩子。為人父母的都知道，一個兩三歲孩子的自尊心，已經足夠敏感了。”

2014年4月，在網上炒的沸沸揚揚的內地小孩香港街頭便溺照

地鐵哺乳照

這段話裏的道理，稍加修改，對這一次的地鐵哺乳偷拍事件同樣適用。兩個事件相比，不變的是恕道（這裏的恕，並不是現代漢語裏的寬恕，而是朱熹説的“推己及人為恕”）的缺席，改變的只是地點從香港換成了北京，拍攝者從香港極右本土派換成了，呃，深愛北京的本地人？

我善意地猜測，如果讓那位北京地鐵偷拍的市民用眼睛盯着那位母親袒露的乳房看，很可能他/她無法堅持超過十秒便會將目光移開。這也許是因為，用眼睛去看，意味着觀察者必須確定自己與觀察對象之間的關係，而我相信，哪怕是每晚得抱着柳巖照片才能入睡的人，恐怕也很難將一位正在哺乳的母親的乳房視為性慾的對象（這也使得那句強調“不要裸露性器官”聽起來多少有點可疑），而更可能像你我一樣，將之視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在她看來並不是最理想但卻是必要的決定。在這種情況下，迴避是最自然不過的選擇。

那麼，為什麼拿起手機，他/她就會有足夠的動力偷拍並上傳到網上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很複雜。但其中一個原因恐怕在於，手機鏡頭的真正意義，有時候只在於以“紀錄真實”為名分擔了拍攝者的道德責任。誠然，戰地記者或者報道饑荒的記者在拍攝對象受到威脅時是否應該放下手中的鏡頭伸出援手是常見的爭論，但我們應該都能同意，絕大多數手機拍攝的場景不存在這樣的爭議，更別説許多時候甚至完全沒有拍攝的必要。至於為什麼照片的拍攝者會像戰地記者般當仁不讓地把手機鏡頭對準這位母親，恐怕還得回到“戰地”二字：是的，其中的敵意在“北京的地鐵”/“你們村的公交”的劃分中早已表露無遺，而呼之欲出的，恐怕也不僅僅是對“公德”的執念。

嬰兒正在吮吸的乳房，究竟是糧倉還是性器官，根本不重要——有的人甚至説，人類最重要的性器官是大腦，我感覺也無力反駁。重要的是，某些人緊攥着的手機/照相機才是他們的性器官，這一性器官隨時準備着勃起，以便在一個如夢似真的“文明”裏即插即用，分泌出轉瞬即逝的意義。

然而反諷的是，我們自以為紀錄社會的工具，往往恰到好處地消解了我們與社會建立聯繫所需要的羞恥感，道德感和包容。這次我們的幸運，在於拍攝者的挑釁觸碰了我們面對特定倫理關係（母嬰關係）繃緊的神經，“文明”的大旗才剛舉起便被壓下。但我不知道未來面對不一樣的對象，當拍攝者（可能是我們中的每一個人）以“文明”和“紀錄”的名義將自己交給現代科技帶來的看似價值中立的空間（鏡頭）時，我們還會不會意識到，有時候紀錄下來的，只是拍攝者的敵意與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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