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沒有張、楊二將，西安事變也會發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成為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值此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觀察者網特此推出系列文章，回憶這段在中國抗戰史****上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歷史事件。】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不是偶然的，站在大歷史角度看是必然，歷史是由無數的偶然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變自身左傾關門主義是西安事變發生的內因，張學良、楊虎城是外因。對於張學良而言，自身的民族感情是內因，中共是外因。
蔣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戰，張學良、楊虎城與其合影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偶然與必然
1930年軍閥混戰，張學良出兵幫助蔣取勝，穩固了蔣在中國的統治。在國民黨中任海陸空副總司令，南下參加國民黨四中全會受到蔣介石的舉城歡迎，“獅子山炮台鳴炮十九響”，文武百官“一律身穿制服”，從天津到浦口的車站遍貼標語，盛讚其“擁護中央，大有功於黨國”。這種盛況是南京政府成立以來沒有的。9·18後被國人罵為“不抵抗將軍”，山海關和熱河失守後張學良代蔣受過，下野出洋。從意大利回國後，他雖和蔣一起剿共，但心中念念不忘的還是抗日，“經常和同屋的蔣鼎文談到天亮，談自己的罪惡，談自己的苦悶，談他渴望對日立即作戰，談着談着就失聲痛哭。”日本對張學良有殺父之仇，東北軍的根基在東北，從東北撤出後軍餉、開支一切都要仰仗蔣介石，寄人籬下的滋味不是那麼好過的。
1934年初，蔣介石為使東北軍“剿共”，電召張回國。張回國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後，要求部屬“同心同德，奮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樹統一之功勳。然後回師北上抗日，收復東北，返回老家去。”
事與願違，1935年9月到11月間，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三戰三敗，損失兵力近三個師，第109師師長牛元峯、第110師師長何立中和參謀長範駛洲等被擊斃，數千名東北軍被紅軍俘虜。如此沉重的打擊，在東北軍歷史上是罕見的。“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為國內戰而犧牲優秀將才之可惜。”蔣介石不僅不予補充，反而宣佈撤銷被殲滅的第109、第110師番號，並對張學良加以申斥，這對張學良的思想震動很大。和紅軍作戰戰死的東北軍遺屬流落在甘肅平涼一帶，甚至有靠討飯為生的。他向蔣介石要戰死東北軍官兵的撫卹金十萬，蔣介石不給，對他的打擊更大，感慨：“現在我的聲望連十萬元都不值了！”內心酸楚失望可知。1936年1月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時大受奚落，與1930年相比不免要發出今不如昔的感嘆。不久其派人到兩廣詢問李宗仁、白崇禧對蔣的態度，李、白説：“與蔣合作的人沒有不吃虧上當的……你越聽他的話他越瞧不起你，我們希望張先生能有所作為，不要再上老蔣的當了。”
在榆林橋戰役被俘的團長高福源與張學良關係比較密切，被劉志丹部俘虜後待遇很好，中央紅軍來了待遇更好，感動之餘主動要求回東北軍做上層工作（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高先見到第67軍軍長王以哲，隨後見到張學良，轉達了中共中央願和東北軍聯合抗日的誠意，溝通了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的關係。張學良派人護送擔負國共聯絡任務的董健吾、張子華進入蘇區後，常説：“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於是乎，與中共的聯繫更緊密了。
1936年3月4日張學良飛抵洛川會見李克農時説：“我是來做大買賣的，搞的是‘整銷’，不是‘零售’。”9日晚張學良、王以哲偕中共黨員劉鼎乘飛機到膚施。當夜，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城內教堂裏舉行談判。張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麼，蔣介石也應當包括在內”，“我同蔣介石的接觸很多，關係也很密切。據我瞭解，只要我們認真爭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裏來的。”周恩來説：“關於對蔣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願將張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義是反共反人民的，沒有羣眾基礎。要收復東北，沒有廣泛的羣眾參加是不可能的。”雙方約定：張學良在裏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內外夾攻，“把蔣介石扭轉過來”。雙方並就通商、互派代表等問題商定了辦法。
張學良和周恩來的會面對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具有決定性意義，也間接的促使中共改變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張本質還是一個軍閥，軍隊是其命根子，毛澤東在1936年6月20日發出《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指出：“我們在東北軍的工作目標，第一，不是瓦解東北軍，分裂東北軍，而是給東北軍以徹底的抗日的綱領，使東北軍在這一綱領的周圍團結起來，成為堅強的抗日的武裝力量。”
《西北文化日報》刊登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對蔣介石聯共抗日的規勸
張學良和中共的秘密接觸，湯恩伯通過特務向蔣介石報告。1936年6月1日“兩廣事變”爆發，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宣佈抗日反蔣，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蔣介石為了應對桂系，對紅軍和張學良的接觸就緩後處理。9月中旬“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親臨西安帶領二十餘名高級將領，調動三十個師決定對陝北紅軍進行大規模圍剿，並且逼迫張學良圍剿紅軍。
張學良在中共統一戰線的感召下已經改變了態度，而且他不僅探求桂系白、李的態度，還廣泛聯絡各地軍閥尋求他們對抗日及對蔣的態度。如1936年10月20日，閻錫山密會張學良，同意陪張學良諫蔣抗日；閻錫山對張學良説：請蔣介石領導全國抗日，倘蔣不幹，“絕不顧一切犧牲”願聯合共軍、東北軍，“全力抗戰，並撤固陽、包頭、五原、安北、臨河五縣，讓給共軍。”張學良不僅探求各地軍閥的態度，還尋求國民黨中央軍將領對於剿共的態度，不少國民黨將領稱“剿共就是判了無期徒刑”，更堅定了張聯共抗日的決心。
1936年9月21日蔣介石接到陳誠由武昌來電稱：“張學良託馮庸轉告，決意率部抗日，寧抗日圖存，謂與其剿共而損失，不如為抗日而覆滅等語。”此時日寇侵略日甚，綏遠形勢日趨緊張。1936年11月，日偽軍三路大舉進攻綏東，綏遠抗戰爆發。一位東北軍遺屬將自己的十幾萬捐給傅作義後自殺，張學良部下集體勸説張學良：“即使中央不同意出兵綏遠，我們自己也要出兵。”這些對張學良都有極大的觸動。1936年11月21日山城堡戰役，紅軍乾淨利落地殲滅了胡宗南一個旅又兩個團，迫使國民黨軍暫時停止進攻陝甘邊區，也給張學良吃了一顆定心丸。誰都不願意交一個窩囊廢當朋友！
“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逼迫張學良“剿共”。於12月4日再到西安，逼迫張、楊提出兩種方案：一東北軍和西北軍進攻紅軍；二東北軍和西北軍分別調往福建和安徽，陝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張學良一直相信蔣介石是抗日的，但這時張、楊不得不改變策略。先試探説服蔣介石聯共抗日，逼蔣抗日就是進行兵諫。張學良利用和蔣的特殊關係，“主動承擔勸服蔣抗日的工作，蔣走到哪裏張學良就跟到哪裏談聯共抗日問題，這樣的情況不至五次。”10日、11日張學良再次勸蔣介石，蔣非但不聽還破口大罵。張做到了仁至義盡，張、楊忍無可忍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後談到其發動西安事變的想法説：“我這次發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我們為了國家的復興，早有生死以之的決心。”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處源其自身揹負的國恨家仇，更是被蔣介石“逼”的，後來回憶這段經歷説：“雖然策出於他人，實動於我心。”
楊虎城將軍的內因與外因
楊虎城將軍有着樸素的民族主義思想，9·18事變爆發後，楊虎城對日本侵略異常憤慨。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佔領熱河省，他向蔣介石要求將17路軍全部開赴華北抗日。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時，楊虎城不僅聲援，而且資助槍支、彈藥。1936年綏東抗戰，又多次請纓殺敵被蔣介石拒絕，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楊同中共關係一直很好（都是地方黨組織），1931年他任陝西省主席時，省府秘書長是共產黨員南漢宸。但在蔡廷鍇、蔣光鼐將軍組建的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和紅四方面軍進攻漢中之後，楊虎城對中共的政策有些失望。特別是1935年上半年，紅二十五軍由鄂豫皖根據地向西轉移到達陝北時，楊虎城在蔣介石督促下，派三個警備旅進行阻截，遭到紅二十五軍打擊，以張漢民為旅長的警備旅遭伏擊，張漢民等20多名共產黨員被錯殺，使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陷入低潮。
南漢宸將“八一宣言”交給楊虎城後，楊就積極與中共中央聯繫，中共組織也運用各種關係和渠道，加強對楊的爭取工作。1935年11月，毛澤東寫信給楊虎城，提出西北大聯合的主張，希望楊和中共的關係繼續保持並發揚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東部政委汪鋒把信送給楊。汪鋒到達楊部後，三次和楊會談，向楊承認錯殺張漢民等20多名共產黨員的錯誤，獲得了楊虎城的諒解。毛澤東在12月25日給楊虎城的信中説：“重關百二，誰雲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雲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就衝這兩句，凡是有點民族自尊心的人都會槍口一致對外。
1936年4月，由楊虎城資助去德國留學的王炳南迴國後，被派到楊部做聯絡工作。經過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雙方談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電訊聯繫，幫助紅軍運送物資，紅軍幫助改造17路軍等問題達成協議。從此以後，17路軍在陝北宜川至鄜縣（今富縣）一線的部隊和紅軍之間，已呈休戰狀態，未再發生實際上的衝突，只是在蔣介石的威逼下，楊虎城部以打假仗的辦法向紅軍射擊，來應付特務的監視。
延安時期的中共領導人
各地實力派軍閥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反應
1936年6月1日“兩廣事變”爆發，桂系軍閥李、白將部隊開往湖南，打出“反蔣抗日”旗號。1935冬李宗仁派劉仲容到北京。劉與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南漢宸會談，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王、南對李宗仁將軍的抗日主張表示欽佩。李、白還派劉到西安與張、楊會談，探聽中共對地方實力派軍閥的態度。李又在天津設立了秘密電台，以便及時知道中共方面的主張和華北局勢。“兩廣事變”也有李、白為求自保的先發制人的動機。1936年5月蔣介石見陳濟棠兄陳維周説：“中央準備對桂用兵，但維持廣東現狀。”在當時民族危亡之際，打出抗日的大旗在政治上就能站到最高峯，如果蔣與桂系開戰則在道義上落了下風。劉斐對李、白説：“你們只有把抗日這面大旗扛住了，死後才有棺材板蓋。”“兩廣事變”後中共發表宣言：“凡阻止兩廣軍隊抗日前進，不論任何軍隊、任何人，抗日將士必須以自己武裝堅決消滅。”還派出雲廣英到兩廣做統戰工作。
1936年宋哲元的二十九軍處於漩渦之中，一方面日寇壓迫日緊，作為軍閥為了自己小集團的利益不得不與日寇敷衍；一方面由於自身的民族感情不想當漢奸，準備與日寇一戰。但抗戰的結果是部隊打光了被老蔣藉機取消番號消除異己，長城抗戰後宋哲元將軍罵到：“誰再相信蔣介石抗戰誰就是狗孃養的！”宋哲元鎮壓過12·9學生運動，北平學生曾在遊行中發出“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瓦窯堡會議後，劉少奇領導北方局工作，改變左的做法。1936年6月13日北平學生遊行中就喊出“支持宋委員長抗日”“支持二十九軍抗日”。一次學生遊行正好遇到了宋的汽車將傳單塞進車子，宋哲元看到傳單上寫着“擁護宋委員長抗日”含笑而去。中共秘密派王世英、張友漁在二十九軍做統戰工作，促使宋哲元態度轉變。不久後應宋哲元要求派張經武到宋部工作。
1936年10月25日毛澤東派彭雪楓到傅作義處，並致信傅作義：“日寇西侵，國難日亟。紅軍遠涉萬里，急驅而前，所求者救中國，所事者抗日寇。紅軍主力的三個方面軍已集中於陝甘寧地區，一俟取得各方諒解，劃定抗日防線，即行配合友軍出動抗戰。”毛澤東深知地盤是軍閥的命根子，告之：俺們只是幫你打日本人，打完俺們就走決不貪圖你的地盤……傅作義説：“我寧可將地盤給紅軍也不給日本人！”
前文提到閻錫山對張學良説：“請蔣介石領導全國抗日，倘蔣不幹，‘絕不顧一切犧牲’願聯合共軍、東北軍，‘全力抗戰，並撤固陽、包頭、五原、安北、臨河五縣，讓給共軍’。”閻老西説這番話不過是“惠而不實”，他自己的核心利益在山西。閻能説出這話是西征、東征被紅軍揍出來的；也是自己兵力在紅軍打擊下損失慘重，要求蔣公幫助“剿共”，蔣公藉機進入山西還賴在山西不走，這對於軍閥來説是要了他的命！於是閻要求中共派薄一波到山西幫助其訓練民眾準備抗日，也有給自己拉一個盟友防止被蔣吞併的意思。
四川軍閥劉湘與閻錫山有相似之處，蔣介石借圍剿紅軍藉機進入四川，雖然中央軍沒進川但派特務在四川大肆挑撥、離間劉湘與其部下關係。劉為了自保找馮玉祥聯繫西北軍，馮對其説：“與蔣介石合作的沒有不被他賣的，我還是他結義兄弟呢。但與共產黨合作沒有什麼虧吃。”1936年9月間劉派人到天津與中共秘密接洽。後又派王千清去延安。劉還積極尋找與桂系的同盟，西安事變後與桂系約定“如果蔣還繼續打內戰就一致反蔣”。
山東軍閥韓復榘在民族危亡之際也做出了釋放中共黨員，並在天津秘密與中共北方局聯繫的舉動。
西安事變的發生標誌着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失敗，奉系軍閥張學良是民國軍閥中與蔣介石關係最好的。蔣介石派在1·28淞滬會戰與日寇死磕的十九路軍“剿匪”，結果在1933年剿出個福建抗日反蔣聯合政府。想借圍剿紅軍長征進入各軍閥地盤，能在民國混成一方諸侯的沒有一個善於之輩，你蔣公這點小心眼人家會不知道？只要紅軍不進入自己一畝三分地找食吃（紅軍去找食吃肯定和紅軍死磕），出工不出力者有之、撿便宜者也有之。除了最窮酸的王家烈的貴州，哪一個省蔣公沒進去過？紅軍長征到了陝北想解決其最恨的桂系，被桂系鬧出一個“兩廣事變”，後來還是用錢收買分化瓦解了桂系，和桂系妥協結束。
軍閥有其封建的一面，但在民族危亡之際也有抗日的一面。劉湘在全面抗戰爆發出川前説：“打了那麼多年內戰，也沒打出個章程，這回可要為了自己在歷史的地位而打了。”劉有嚴重的胃潰瘍，部下勸他不要親自帶部隊出川，其説：“我這點部隊如果不是我親自帶遲早被蔣介石弄沒了。”全面抗戰後在民族主義這個大旗下感召下，蔣介石才能憑藉政令調桂系、滇軍、馬家軍出兵華東，東北軍參加遠征軍；有蘇聯背景的新疆軍閥盛世才也捐款捐物；劉湘軍隊是在川軍出川抗日後被蔣分化瓦解的，中央軍入滇也是在抗戰後；以中央政令處決韓復榘；內部壓倒了一直和其爭長論短的汪精衞；這些如果不是抗戰是不可能實現的，蔣公想借着剿匪達不到的目的，結果抗戰爆發全部實現了，難怪蔣在1938年國民黨大會上説：“今日方有領袖之感。”
綜上所述，西安事變不是偶然的，不過是張、楊恰好在其位置上罷了，沒有張、楊也還有閻、劉發動。只有組織羣眾、帶領羣眾抗日才能在未來的中國佔有地位，這個任務在抗戰中被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完成了，也就註定了中共在未來中國的地位。
參考資料：
王蘭（台灣），《蔣“總統”與中國》
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
《西安事變資料選輯》
錢之光，《洛川會談前後》，《中共黨史資料》第10輯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觀學術集刊》第七期227頁
朱文原，《閻錫山與西安事變》中《徐永昌日記》
《“總統 ”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 319頁
《文史資料》第五集鄧漢祥《劉湘與蔣介石的勾心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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