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浩然：民粹化的日本陷入金魚記憶型政治

沒有人會否認，日本是亞洲諸國中最早開始民主化進程的國家之一，即使今天日本社會面臨着集體右轉的問題，它的民主政治和社會秩序仍然是亞洲國家中的佼佼者。但是，一切東西都是變化運動的，今天的日本仍然不能避免走進一個較發達經濟體增長停滯後的恐怖陷阱——社會整體民粹化。最近影響日本一般國民生活的消費税調整和婚姻制度調整兩件大事，恰恰反映出了這種情緒擴散的狀況。但這一狀況並未被很多日本人所察覺。

近十年來，很多媒體都在宣傳這樣一個觀點——日本民眾的政治熱情度很低。日本民眾對國家政治的興趣確實不大，但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程度不比中國民眾的低。然而隨着這二十年的經濟停滯，日本的社會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逐漸失去冷靜思考的能力，不是變成毫無建樹的雙方、多方互相指責，就是輿論一邊倒。這種整體愚蠢化的社會思潮恰恰就是民粹主義生存的土壤。

自去年起，日本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就宣佈將從2017年起實行新的消費税率，税率由目前的8%提升至10%。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Taro Aso)1月22日又再次表示，日本“必定”如期在2017年4月提高消費税，以贏得市場和其他國家的信任。

這次消費税調整是此次安倍政權以來的第二次調整消費税，也是日本戰後以來第四次宣佈調整消費税。作為世界上政府債務佔國家經濟產值比重最大的國家，日本實行消費税制度本身無可厚非。與歐洲發達國家動輒15%、20%甚至32%這種消費税（部分國家以產品附加值税形式存在）平均水平相比，日本的消費税還算是比較低的。但這一次改税完全建立在愚弄民眾的基礎之上的。

2014年，安倍內閣將消費税從5%提高到8%，民間一片反對聲。伴隨着日元貶值，當時的市場物價經過了一輪比較明顯的上漲。因而安倍政權當時許諾，2020年前不再調整消費税率。日本民眾剛剛適應了上漲後的物價，安倍政權面對經濟刺激無效而日元貶值債務擴大的情況，又把十幾個月前的諾言忘得一乾二淨，宣佈將在2017年春季調整消費税到10%。

2014年，安倍政府許諾2020年前不再調整消費税率

不過這一次安倍採取了一個精明的辦法，他宣佈一部分商品和消費行為排除在新消費税税制之外，這些商品和消費行為仍然維持8%的既有消費税率，這就是所謂的“輕減税率”。這些商品和消費行為盡是一些無關痛癢之物（每週發行2次以上的報紙、有機生鮮食品）。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這就是赤裸裸的愚弄。

然而日本的市民似乎完全被騙了，部分民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甚至表示這是政府關心民眾需求的表現。筆者看到這類新聞層出不窮，實在是哭笑不得。這次“輕減税率”對一般民眾的意義小得可憐。曾經在讀賣新聞工作過的日本社會評論家中村仁估算，這次“輕減税率”對於年收入2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68萬元，這在日本的城市屬於非常一般的收入）的人來説，節約了不到1萬日元（約合534元）的支出；年收入1500萬日元的人只能節約不到2萬日元。也就是説，這些恩惠根本不可能變為較低收入者的新消費能力。

更可笑的是，在大幅提高消費税的同時，日本政府卻在不斷下調針對大企業的法人所得税税率。安倍政權目前給大企業創造產值，維持大企業盈利的景象，從而為早已經宣佈無效的“安倍經濟學”續命。自民黨的御用文人使勁用大企業的盈利狀況猛吹日本經濟復甦，甚至連中國的部分經濟學者和研究者也這麼認為，毫不顧日本的GDP數字增長為0甚至為負數的實際情況。

在筆者接觸過的20~40歲的日本人裏，很多人對於未來可能還會上升的消費税率居然維持着一種怪異的樂觀態度。“將來的事情到將來再去考慮嘛”“反正現在想了也只是讓自己不開心，想它幹什麼？”“再漲税我們就把政權選下去啊”……這樣的觀點正逐漸成為日本中堅階層的共同想法。日本的民眾越來越不去想實際的問題，而是逐漸認為靠選舉和請願就能夠解決自己身邊的問題，把希望完全寄託給“政治家”，目的沒達到就換一個。

至於婚姻制度的問題，就更顯出日本社會的另類民粹化和保守主義的傾向。就在11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判決，“夫婦別姓”（即夫婦登記結婚後的法律文件仍相互保留之前姓氏的制度。日本現行法律規定女方嫁入男方時必須在法律文件上將姓氏更改為男方姓氏，但是“倒插門女婿”則反之。不過婚後雙方在日常工作時可以保留舊姓）是合乎憲法的，原告團的請求最終被駁回；而“離婚後再婚禁止期間”（日本的婚姻法律規定，夫婦離婚後六個月內，女方不得再嫁）超過100天以上的部分違憲。儘管最高法院所有女性大法官宣判前後接受採訪時均表示在“夫婦別姓”問題上持支持態度，但這並不能改變最終結果。

中國早在民國時期就開始着手解決婦從夫姓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更是很大程度上在法律上賦予男女平等的權利。而日本對女性的歧視直到近三十年才有了比較大的改善——1982年，日本才通過了第一個完善的法律保障婦女的求職平等權和婚後就職權利。日本社會直到今天仍然對爭取婦女平等權利充滿敵意。

伴隨着經濟增長的停滯，保守主義（或者説就是守舊主義）和民粹主義又逐漸混合到一起。80年代最後的經濟穩定增長期過後，日本的婦女權利運動旋即陷入低谷。直到今天，與自民黨共同執政的公明黨在婦女問題上也是遵從其主子創價學會，大肆攻擊“夫婦別姓”這一現代社會再普通不過的人權問題。而在日本婦女界和世界相關團體的輿論壓力下，日本最高法院終於做出了將“離婚後再婚禁止區間”從半年縮減到100天以下的判決——這個判決依然是在維護腐朽的傳統。

幾乎所有的日本政客談到這兩個問題時，都使勁地去談“社會穩定”、“婚姻改革”，不談最為本質的人權問題了。民眾也不甚思考憲法這樣規定是不是損害了一部分國民的人權。在判決過程中，所有人的焦點都轉移到“婦女的要求（願望）”這個點上，忽視了作為合憲審議這一無比重要而神聖的法律過程。重視結果而輕視法律，依賴政客而忽視權利，這本身就是一種民粹主義的傾向了。

日本的政治家們發現日本民眾對於國家“大”政治的絕望和對社會改變的強烈需求，於是一次次許下諾言，再一次次將選民玩弄於手掌之中。儘管日本民粹主義的傾向相較於台灣還是好得多的——但這並不能説明，日本的政治生態不會轉向像台灣一般的金魚記憶型政治——民眾選出政府，政府違背諾言，民眾自覺受騙，在野黨許下諾言，民眾選擇在野黨的政治過程。這個情況在日本許多地方選舉上已經十分明顯。在剛剛結束的大阪府知事選舉之後，今年上半年明確反對過大阪維新會“大阪都構想”的自民黨和民主黨地方議員，在選舉失利後突然宣佈結成“大阪都成立推進會”。他們沒有長遠的政治理念，完全是為了討好選民而做出空洞的承諾。

當民眾不去思考社會的長遠未來，民主政治自然會走向民粹主義，政治家的政策也會越來越短視——因為長遠規劃不能帶來短期的快速收益。消費税即使升到10%，也不會對減少政府赤字有什麼作用，因為安倍內閣也放棄了有效的努力，回到了用債務保持經濟增長的老路上來了——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消費税漲到多少才能有效地緩解政府債務壓力呢？35%。這將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税率的消費税，顯然這不可能短期實現的，因而長期來講，如果現行的税制體制和政府債務機制得不到任何改變，壓在日本一般民眾頭上的税務擔子只會越來越沉。而且，日本很有可能取消一部分商品的免税資格，或者用更復雜的退税手續打消外國遊客的退税意願。連這種竭澤而漁、玩火自焚的政策都會考慮，也可知民粹的土壤在日本現在有着多深。

日本民眾呢，仍然用“未來的事情未來再考慮”和“民主政治的民眾選擇性”這種觀點麻痹自己，絲毫不注意所謂的“左派”民主黨和右翼的日本維新會即將合併這樣的消息——日本的政黨本質上正在趨同化，選不選自民黨在未來可能完全就是看哪個黨的承諾更天花亂墜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倒退和民粹主義土壤正在相輔相成的把日本拉向新保守主義的危機。

以“夫婦別姓”被否決的事例來看，日本的傳統歷史和社會觀念作為社會思潮的深層次土壤，仍然略帶病態和腐朽的紮根於日本當代文化之中。日本文化本質上是排外的——即使善於借鑑，但是被借鑑的文化永遠被強調要為日本本身所吸收消化甚至成為下一個歷史階段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傳統文化、畸形吸收外國文明的近代文化和戰後被美國人強制灌輸產生了變態反應的現代文化，三者結合而成的日本當代文化，仍然沒有盪滌日本傳統文化中最為糟粕的那部分。這一部分在之前經濟高速增長和暫時停滯時被隱藏了起來，那麼現在日本的先進人士應當開始擔憂，當本質上仍然傳統的日本文化與新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混合在一起的時候，日本社會思潮究竟會走向哪裏。

筆者思考過這個問題，但認為這是一個沒有過先例的新形勢，也就是説，更多的關注日本社會思潮的變化，將更有利於我們理解日本的政策和西太平洋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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