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enaK：香港本土派崛起？只有國家才配得起民心
蔡英文當選，本來也是意料中事，但是得票多朱立倫一倍，還是比較震撼的。所謂量變引起質變，國民黨這幾年熱臉去貼太陽花的屁股，不提愛國，甚至“中華民國”視角的愛國都不怎麼提，結果呢還是讓人白日，自己滿地紅。
香港和台灣情形多少有些相似，相似的經濟困境，相似的本土主義，還有相似的建制黨派。而且建制派也在玩“本土”。上週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批評者指他沒有提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和一國兩制的實踐問題，包括建制派“新民黨”也對其有所指責。其實，要是梁振英真的談這些，爭議未必會減少，要是他提出政府堅持“限奶令，零雙非”，豈不又將再次挑起已被漸漸淡忘的兩地矛盾和爭議？
儘管政府沒有言明，我在不少官方、半官方人員、建制政黨高層口中，已經多次親耳聽到他們要“重新定義本土主義”。後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説“本土”也和愛國不矛盾，部分內地輿論譁然，其實建制派內部已有準備。
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
重新定義本土的界限
香港所謂的本土，是最近七、八年冒起的思潮。最初它是一種反全球化的本土運動，在世界各地並不鮮見，好像韓國農民那樣；但是香港經濟缺乏本土產出的內銷，所以它欠缺基層支持，只流行於學界小資圈子。
後來隨着“自由行”造成一些社會和生活問題，加上國民教育課程被反對勢力用來煽動學運，所謂本土就成為了一個全民概念，那時的“反蝗海報”、反國教事件的“抗殖反國教”旗幟，道盡它的內涵，就是反抗中國和北京政府。後來香港大學學生會公然主張“港獨”，只是“順理成章”的發展。
那麼建制派如何重新定義本土？讀者可以參考我在《香港區議會選舉贏了，但還有些事要處理》這篇文章最後一部分的介紹：
1.漢皇：中國內地什麼都好，有仇港心理，最好香港特區立即取消。
2.深紅：愛國主義左翼，追求社會主義先進性，冷靜看待兩地差異，支持香港有序融入，我就是。
3.藍絲：主流建制派，不反對兩地融合，但是多數迴避，且堅持“香港主體性”，最好一國兩制五十年後繼續不變。對於愛不愛國的問題，通常演繹成“中國大陸充滿機遇”。
4.白鴿：愛國民主派，反對共產黨，但堅持愛國立場。老一輩就是“民主黨”（白鴿就是黨徽）；新一輩就是“中間民主派”，他們在實踐之中發覺不能對抗中央。他們抗拒內地政治影響，但尊重國家主權；在文化融合方面比較保留，但不會完全反對。
5.黃絲：本土主義，未必反抗中國主權，但是非常抗拒；至於兩地文化融合更是死罪，誰寫個簡體字都是人類公敵。
第（5）已是“獨港”，但與《基本法》沒有衝突，建制派如果重新定義，理論上最下限就是（5），而上限就是（2）。不過主流建制派自己就是（3），所以本土重新定義的話，估計也只會在（4-5）之間，然後努力引導為（3）。
這個“543”，下文會一再提到。
去年年中我在別處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也這樣説，大同小異：
在內地與香港的政治關係上，香港社會的光譜是：
1.一國一制，取消特區，中央派員管治
2.按《基本法》實施高度自治，目前體制不變，承認中央全面管治權
3.超越《基本法》的高度自治，目前體制不變，抗拒或質疑中央全面管治權
4.獨立建國、宣稱擁有保留權力而成為“聯邦”一員
而在文化身份上，社會光譜就是：
1.香港人就是中國人，不應該有所分別
2.尊重香港本身的文化和身份特質，但與內地進行良性交流，順其自然
3.努力保留香港的文化和身份特質，抗拒與內地交流以免受到影響、同化
4.攻擊內地文化，把香港的身份認同與中國割裂，建立“香港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2）和（3）大體都在《基本法》框架之內。（3）雖然抗拒或質疑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他們的自治理想超出《基本法》，但這畢竟是個法理問題，只要他們追求維持現有制度，就總要承認和接受這個法理基礎；“傳統泛民”目前遭遇困境，他們可能的出路就是回到《基本法》框架，同時出於這個原因。長遠看來，政治上的（2）和（3）是一樣的，分別只在文化認同上。
所以現在建制派的“再定義”，就等於説：“香港本土文化好，很珍貴的，應該保留，香港利益優先，但是不能反抗中央喲，不能歧視內地人，這樣適得其反。內地文化入侵？呃，一切按《基本法》辦。”
愛國面前，人人平等
讀者一定覺得很自私，很功利，又自大吧？真的愛國哪用談條件？我當初也是這樣，非常受不了這種提法。但在歷史視角上，這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試想自己穿越回去鴉片戰爭的前夕，你看見一羣拖着辮子光着腳丫子的村民圍着一隊英國“龍蝦兵”，不是在扁他們而是給他們賣吃的，填補他們那被黑暗料理殘害多年的腸胃。你怒其不爭，八王之氣湧然於胸，你跳上崖邊，頂着正午的太陽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愚也矣！”然後掏出95式，把“龍蝦兵”突突掉。
村民會不會感動，會不會跟你朝着夕陽奔跑？不會的，他們只會怨你壞了生意。你的愛國感情來自他們未經歷的歷史，而他們的世界就是“帝力於我何有哉”，何況原話你也説錯了，是“國家興亡，食肉者為之”。（顧炎武：“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即使到了民國，抵抗列強的民族思想一般只存在於知識分子之中，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村村户户都被鬼子屠戮，不團結就要死了，大我亡了，小我也活不了，民族主義才爆發出來。
所以我常説，香港人就是辮子民，還沒經歷現代國家建立的歷程，小我和大我缺了紐帶。我去年初發表於《紫荊》雜誌的文章這樣説：
筆者憂慮內地“強國夢”式宣傳簡單複製，可能導致事倍功半。在內地，“強國夢”主題在於“強”，而“國”是存在的前提，在香港卻是缺失的一塊。在內地可以説“咱們其實不差”，但香港本土思想並無“咱們”，卻總是有“我們香港，你們中國”。內地要解決的問題是“國家未來好不好”；香港問題則是“國家跟我有什麼關係”。所謂人心沒有真正迴歸，就是香港沒有經歷“構建國家”的過程。國家建構的本質，就是構築命運利益紐帶，對付他者的威脅。本土派勢力日益壯大，一來在於抓緊了社會矛盾，二來利用了最為顯而易見的現象——兩地融合，建立相應的對抗符號。在政治手段而言，他們已經在“建國”方面早着先機，而愛國陣營卻反應遲緩。
本土主義的瓦解應當依靠實際的、為香港羣眾帶來福祉的措施，使羣眾的生活與國家形成利益紐帶，尤其在樓市、就業方面。
我覺得，想要香港人心真正迴歸，建立國家觀念（而不只是“中華民族”觀念），這是繞不過去的一步。現在不是沒有愛國青年，可是多數都是富二代，利益不平等嘛。
比如自由行問題。它是帶來旅遊業收入沒錯，但是不要想象成香港鄉村忽然湧進遊客，村民個個發財；事實是，本來好端端的自食其力，忽然要做低聲下氣的工作（雖然港客其實比陸客沒禮貌），而且滿街都是人，樓下麥記變必勝客，超市貴了一半，地產商賺翻了，周生生和莎莎賺個零頭，但是我呢？一毛錢也沒。
這不是內地人民的錯，不應成為矛盾，可是畢竟因為兩地交流而起，要是政府不去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民眾要怪罪，盡會怪到內地頭上，專門針對你小孩吃東西，辱罵你的簡化字。要是政府打擊地產，把收入留給零售商，再向零售商徵收什麼市區環境税和秩序費之類，用來改善社區，或者撥進社福儲備，誰還反對自由行？
愛國面前，要人人平等。
當代社會已經不可能不介意民心所歸，畢竟不能把人趕下太平洋，不能施行非人道措施，斷水斷電斷網絡；而他們只要三餐温飽能上網，就能引發社會不穩。
政府帶頭定義本土，會成功嗎？
不過目前建制派的“再定義”只是對本土主義“文化符號”加以肯定，賠笑讚賞，但是沒有觸及他們堅守那些“文化符號”背後的實際理由。那麼不就等於呼籲本土派重拾多年以前“民主迴歸”的精神，把時鐘撥回1980年代。然而這樣恐怕將流於無功。我寫過：
雖然“傳統泛民”一開始以“民主迴歸”作為號召，司徒華等人多次、多個場合體現中國人的愛國情懷，但是筆者認為，這種情懷只存在於他們的個人經歷和習慣之中，而不能在他們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之中生存。
因為一個羣體的民族身份的維繫，端賴記憶、歷史環境、教育文化。新一代固然沒有記憶，但社區歷史、教育和傳媒體系，依然擔起民族身份傳承的重責。香港本已缺乏社會歷史，盡是殖民印記，何況“傳統泛民”支配多年的教育和傳媒，基本上全然採取敵視中國內地政治和文化的態度；在老一輩的論述之中，固然可以演繹為“我那時很好，現在不好，以後要改好”，但在新一代心中，“我那時”並不存在，沒有感情，現在則是滿目“淪喪”，民族情感無從建立。是以，一當老一輩相繼退出，那麼“傳統泛民”的意識形態體系自然衍生本土主義，他們覺得沒有義務為了上一輩的“我那時”而去爭取。
建制派推出這個説法，只能爭取“傳統泛民”的倒戈，不過其與本土派此消彼長，建制派應該預期即使成功戰果亦頗有限。
可見，連理論高度也是早晚辯不贏的。何況，本土派難道只是理解錯了《基本法》，誤會了“本土”的涵義？莫非“佔中”那時的違憲主張，真是反對派理解錯了中國法律？如果不是，那麼本土主義所堅持的，就不是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問題，他們並非沒有“開往大埔的紅Van”就活不了，也不是真的那麼仇視內地人和普通話。這種仇視是無理的，只是一個可以隨意放大的投映。
英國人也改變了生活方式，怎不見香港人那時羣起反抗？因為再不甘，英國確是帶領香港邁入城市文明的主。
那麼，香港本土符號背後的社會原因是什麼，話都説煩了，就是產業和土地，香港基尼係數0.53哦！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一時拿不出實績。最大的障礙就是既得利益資本階層，所以若然希望民眾相信政府走在這條路上，最好就拿出抗衡資本的決心；有些政策不會顯著造成勞動生產率下降，比如每年定額法定有薪假期，是可以作為政治旗號的。然而，這次施政報告隻字未提。
高鐵香港段800個億，機場填海建條跑道1200億，普通人乍看上去都是資本的利益，但是帶來的社會福利官方還是提得太少。
抨擊報告、表示“要研究”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的郭偉強和鄧家彪，是工聯會議員。工聯會的會徽是這樣的：
所以觀察者網網友“明思賀”給我的評論很對：“P姬，你有沒有發現你的建議，只有在‘一國一制’的情況下才能實施。以香港現在的政治、經濟體制，指望政府自身能實施這種政策，是不可能的。”
怎麼樣的政治經濟體制？就是選票政治。建制派為了爭取和維持最大選票，一旦用“5”穩住最大多數選民，一定不敢輕易把“5”改寫成“4”，更遑論“3”。如果想慢慢修正定義，結果只會被選民綁住。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明擺着偏袒商界，建制派就算有心，也很難觸碰真正的社會問題，只有繼續論證“真本土、假本土、精明理性本土、激進不濟事本土”之類。
何況本土派才是掌握本土定義的主人。你會再定義，人家就不會再定義？內地傳媒説“新香港人”也是香港人，重點在於“也是香港人”，可是本土派強調他們“新”，於是“新香港人”被詮釋成一個北京欽點的本土詞語，已經到了血統論的地步。建制派要不要接受這個定義？正如我們中華青聯顧問洪錦鉉議員説，你這樣下去不就變成國民黨，熱臉貼太陽花，最終只能“棄新迎舊”，兩面不討好。
就算成功定義又如何
當然，我相信特首其實已經十分努力，只是阻力太大，我以前聽消息人士説，他的施政報告被公務員發回三次重寫。
那麼假設建制派上下一心，不管它“543”，先認了本土主義，先把經濟搞好，給社會帶來公平，壓制既得利益，那麼社會怨氣消解，不就可以重新慢慢定義和教育了？看，本土也可以融入國家文化的；看，融入國家發展多麼有利。然後期望兩地生活結合，一兩代人之後不再談“機遇”，把真正的民族感情建立起來。
這個前景是美好的。只是，如果我們不管“543”，在這種條件下，會搞好經濟嗎？
不是沒有可能。現在兩地社會高層的交流已很頻繁，只是香港基層社會感受不到多少好處。基層面對的就是自由行、買奶粉、普通話、簡化字、孕婦生孩子。如果只把下層交流“牆”掉，對經濟影響其實不是很巨大，尤其是，如果建制派和政府透過各種手法——包括本土民粹主義——打壓既得利益，就能形成這樣一個社會：上層繼續通過兩地合作賺錢；下層繼續隔絕，陶醉於本土文化；分配製度比以前公平，上層財富較多地流到下層，同時地價受控制，支持了部分本土產業，給下層帶來一定職業晉升階梯，現在不是成立了“創科局”嗎，不少反對派議員也是支持的。這個社會一定進一步增加政府支持度——在本土主義的旗幟下，到頭來只是進一步詮釋本土，説明它多成功。
固然，如果香港只靠上層經濟，也就是金融和服務業，不會領先多久，早晚變成一線二線城市，沒有抗衡的資本。但政府既然掌握民意，就不要以為還會像今天那樣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到時的發展力量和決心可能倍於今日。
產業並非不可能在內地與香港部分隔絕的條件下展開。香港沒有專家？日本也有，對岸也有，人家價錢其實已經不比大陸貴多少。政府有了號召力的話，甚至可以讓全民勒緊褲帶，把土地成本下降的盈餘用來壓低工資，增加投資。這樣雖然及不上北上廣，亦非不可能維持繁榮。也就是説，金融照樣與內地合作，產品照樣外銷內銷，而且內銷跟外銷沒有區別，不用跟你談感情。
現在建制派老播羅文的《獅子山下》，以為這是“老香港精神”，殊不知這正是港英政府對民間不聞不問，民眾只有自發努力的時代讚歌，政府是缺位的；放在內地與香港的語境下，“獅子山下”其實正好形容兩地隔絕，孤島圍城，香港人靠自己，“同舟人，誓相隨……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這個時候，還想逆轉“543”嗎？這是初始路徑選擇問題，選了之後的一切行為只會深入路徑，日後改不回去；或者毋寧説，建制派還有必要逆轉“543”嗎？
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控制力並非總是強有力的，本地政治力量一旦挾民意自重而又符合《基本法》，國家就陷於被動，你看“自由黨”蹦躂得多歡樂，開除田北俊的政協，他也不介意，他又不依賴你，而自由黨還只是得到部分土豪支持而已，遠非設想之中這個整合全城的政治力量可比。就算到了2047年中央可以説了算，但是還有三十年時間，足夠造成麻煩，成為獨港當政者的資本；如果提前終止一國兩制——不是為了拯救香港而是因為本土勢力太成功——也是國家的重大失敗。
這其實就是港獨“國師”陳雲的“城邦建國”主張，人家只是加上“建國”二字，再加上什麼皇宮公主玩玩，於是被打成智障港獨；他把可能變成不可能，不會成真自然不用負責，可是不要因此小看他，政府玩本土，誰玩得贏？別忘記“民心可用”。
部分人士不會看不到這種前景，真是非常誘惑，對我個人來説也是美好前途，可是買單的卻是國家。
只有國家才配得民心
建制派愛説，國家和香港就是父母和孩子。那好吧，孩子離家出走，你又不能真讓他餓死，只好託人給他吃的，還捎個話，那麼你要説“飯是爸爸媽媽給你的，你回來吧”，還是説“是你努力換來的，你就學着自己過活吧”？
只有國家才配得民心。當然不是要愛國陣營整天愛國愛國地説，或者漢奸漢奸地罵，那樣沒意思，人家都沒有國家觀念；但是必須堅持兩地交流，反對本土主義，指出那是如何不利本土利益。這是宣傳的部分。
實幹的部分，就是用這個綱領去真正解決問題。如果無法改變政府，就與民眾一道吶喊爭取，去批判真正的問題所在。用實踐檢驗真理，證明故步自封才是“大毒草”。
關鍵在於，政府、資本家、公民團體、媒體、學界須由愛國者組成，這幾個界別有社會控制力，所以要摒棄那些反對共和國的人，由愛國者帶領社會做出實績，人家才會歸功和信服於你；若是本土派擔任，不又是一個詮釋本土主義的政策？如果國家不親自帶給人民福祉，人民也就不需要國家了。
當然了，在選舉政治時代，加上一國兩制，國家怎樣培養這些愛國人士走進崗位，是個難題，這些崗位香港政府一般會用做招安工具，換來一時的政治穩定，比如給你做個什麼委員會成員，給你的團體撥款多少。不過公民團體（就是“公民社會”）零零碎碎，原來就是西方資本為了方便控制而設計的，國家要掌握其實不難。
現在政府招安故敵，疏遠愛國人士，卻又在經濟上偏袒他們。由於香港的特殊政治和經濟環境，任何商機的偏袒最終只能化為土地資本，形成剝奪基層的局面，造成民眾反對建制——政府依賴建制的惡性循環。
我以為應該在政治上重視愛國人士，摒除所有反對國家的人，但在經濟上必須不分政見，廣泛惠及各個社會階層，從而形成民眾與國家的“利益共同體”，並把成果歸於任上的愛國勢力。這才是一個城市長治久安、繼而真正迴歸祖國的道路。
去年我們訪問北京，中央官員就説，黃絲學生也是一視同仁的，歡迎來讀書遊歷，國家不會對孩子計較。這樣説，陳淨心其實有違中央政策。
所以我才反對陳淨心總是舉報這個那個。黃安當初舉報綠營商人，我是叫好的，人家是商人，是資本家，怎能讓本土主義參與控制中國經濟？可是後來的藝人只是工具，甚至只是孩子，不是資本家，不是團體領袖，在媒體工業之中也只是工人，打擊他們有違“不分政見，廣泛惠及各個社會階層”的原則。
不過我認為，比如何韻詩那種本土主義社運領袖，當然是另一回事，不是説藝人就都免疫。這亦説明兩地交流問題須要密切注視，具體分析。畢竟整套論述都建基於歷史和法統這些宏大敍事之上，然而網絡輿論卻是世俗的，基於零碎的個人經驗。一旦網絡輿論影響兩地有序交流，結果是難以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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