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返鄉體”大戲真是懵圈，我們給你圈回來-大風哥

這個春節的網民輿論跨度很大，從地上的春晚到天上的引力波。大家嘮叨空前絕後的春晚，議論宇宙現象級引力波都可以理解，但是不知從哪個角落冒出來一個偽造的帖子，説一個上海女去江西男朋友家吃第一頓年夜飯就逃跑，一下把網民給炸了，前前後後上百篇熱文回應，堪稱今年春節最大IP。

這帖子一看就是假的喂，年夜飯你受不了，農村廁所你應該更受不了，但是就沒見你寫到晚上上廁所的事情嘛。要逃就逃，還有時間在線直播，文字還這麼流暢？怎麼沒見男方出來回應呢？太多漏洞，就像去年屢有人販子貼刷爆朋友圈一樣，聽風就是雨，全民大亂燉。擅長挑動地域和階層矛盾的某網站，你贏了。

不過大風哥有學文學的朋友説，這就是虛構的力量。好吧，是不是亞里斯多德説過，好的戲劇比真實還真實。也許這出三俗劇戳到了民眾的焦慮，單身狗、無房狗都被刺激到。有人説觸及到日益明顯的階層矛盾、城鄉差別。這個大風哥不太同意，瞭解農村的都知道，現在農村裏生活作風模仿城市很厲害，真正觸及的大概是“趣味區隔”，一些勢利眼的新興市民中產比上不足，就急於比下有餘，通過趣味、品味來和別人區隔。製造上海女逃亡年夜飯帖子的網站，也一向以勢利和歧視臭名昭著。

知乎上的Veri網友一針見血地説：“只要把不鏽鋼的盤，換成鍍銀的餐具。小孩子都長了白人的臉，換上花裙子，花褲子。用刀叉。放一點西洋歌。作者就會寫到：在迷人的西班牙（或西西里，或勃艮第的一個小村莊或美西山區，自行腦補），他們孩子多，女人多。男性是這個家庭的主宰，被女人們簇擁着，享受着特權。銀質的餐具在昏暗的燈光下發出迷人的光彩。陳年的舊桌，散發出吸收了幾十年食物精華所產生的特殊光澤。人們的天性毫無壓抑的被釋放着。 ”大風哥表示五體投地。

真帖子也有。春節前夕，黃燈博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也一度刷屏。最近兩年每到年關，必有鄉愁文章刷爆朋友圈。觀察者網最早注意到這個現象並加以報道和分析。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發起的兩篇現象級博士下鄉手記（《王磊光|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麼》和黃燈作品）是代表，不料最終陷入上海女逃亡江西的三俗討論，倒也應了大風哥的話：在中國崛起背景下，這些飽含文學專業情懷的返鄉文章，對於提醒人們注意城鄉問題起到了不小作用，卻也在無意中成為一種新的市民文學消費品種。但事在人為，有總比沒有好。

黃燈博士文章刷屏後，觀網也第一時間報道並組織討論，良藥苦口，犀言逆耳，相信有胸懷者自能消化吸收。很快有不少媒體跟進討論，除了積極響應的，也有媒體發表文章批評唱衰農村的問題，稱：

“總而言之，目前盛行的衰敗論沒有反映農村的真實狀況，農村實際上是在發展進步。雖不能謂“衰敗論”全是杜撰，但實際上是帶着有色眼鏡看農村，遮蔽了農村的真實景象，沒有看到農村發展向上的一面。”

“網上流傳的這類文章的作者，大多數都是通過高考從農村走出去的大學生，有一定的學歷，在城市辛苦打拼，但又不能安身立命，因而心裏對故鄉懷有過分美好的嚮往，作為心底的寄託。這種美化與現代傳媒、文藝作品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包括流行歌曲、電視劇、電影、小説等等，近一二十年來對“故鄉”、“家”有一種過分的美化和渲染，這些在城市打拼的大學生們受此影響太多，對農村反而十分生疏，將過去當成黃金時代。這有點類似於儒家將三代當理想之世，都是一種有意無意 的建構和塑造。”

雖然不夠全面，但也在正常觀點交鋒範圍之內。有趣的是，立刻又有媒體思想頻道跟進討伐“返鄉體”，還搬出學者趙旭東文章，加按語認為：“趙旭東先生此文已經對“返鄉體”的問題談得非常透徹。不禁有人會驚奇，這篇舊文為什麼能透徹準確地批判瞭如今的“返鄉體”？因為這篇文章當年的回（pi）應（ping）對象包括“華中鄉土派”，而去年“博士回鄉手記”的很多作者正出自“華中鄉土派”門下。遺憾的是，多年過去，他們否定鄉村價值、把農村作為醫治對象的毛病並沒有改。”

看完這段按語，大風哥覺得整個人都懵逼了。

這感覺就好像不久前聽到俄羅斯自由民主黨領導人批評列寧，稱是列寧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聽到這話，連希特勒都要在墳裏哭出來了吧？

大風哥歡迎深化討論，但是要搞清楚脈絡哦。華中鄉土派的回鄉手記從沒刷過屏，而是對刷屏的文科博士回鄉手記的回應。這類深度調查由於屬於社會學專業範疇，在情懷和修辭上不如文學博士下鄉手記，傳播有限，而且從沒否定鄉村價值，相反，思考的是中國城鄉結構的穩定與發展問題。

還是大風哥把風向給圈回來吧，特意去求證了人民大學人類學教授趙旭東和“華中鄉土派”的三農研究者。

趙旭東對觀察者網表示：

“我和賀雪峯所倡導的觀念之間存在着不一樣的認識，彼此各自表述，偶有爭論。不存在誤解不誤解的問題。我反對任何先入為主的將鄉村看成是有問題的那種研究方式，調查如果變成是偵查、診斷或者診治，那就是患了專家學者醫生化的弊病，我極力反對這一點。至於種種的返鄉體，我只能説他們還不懂中國的鄉村，更不懂中國的城鄉關係及其轉型。一兩個極端個案可能反映了當下城鄉關係的冰山一角，我們只能靜觀其變，尚不能做出任何的推測，這是社會研究者應該有的態度和矜持。僅此回覆，望諒解。不多述。”

可見趙教授對與賀雪峯教授代表的華中鄉土派和返鄉體有個區分。對於無厘頭的批評，華中鄉土派學者倒是表現出豁達的幽默。桂華説：“趙旭東教授不一定有按語這個意思。當然趙旭東也算是批評了，但是他沒有預測到返鄉體，哈。關於‘返鄉體’倒是有個問題值得討論，鄉村在誰眼裏是需要改造的，誰又將鄉村看做希望動力。大資本眼中的鄉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眼中的鄉村是不一樣的，與農民眼中的鄉村更是不同。比如今年在各路媒體傳播的“上海女去江西一頓飯跑回來”的偽文之所以傳播甚廣，恰是如此。同樣，“回鄉記”之所以能夠刷爆朋友圈，原因是這些文字所所描述的現象挑動了社會意識，“返鄉體”包含了城鄉階層撕逼。”

觀察者網邀請三農研究者們非正式討論這篇文章（主持：大風哥；參與者：三農研究者）：

**大風哥：**關於“返鄉體”，媒體又搞錯了吧，怎麼把返鄉體文章流行這事栽到華中鄉土派頭上？暈，去年明明是文學博士返鄉手機刷屏，然後我們組織華中三農學者延伸討論，走出返鄉情懷體的嘛。 

**陳柏峯：**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一般人難以區分。鄉村當然存在很多問題，我們也在研究中談過這些問題。城市小資看鄉村更像晏陽初，這是一種簡單化的思路，鄉村的很多問題是發展帶來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愚貧弱私。去年鄂東博士和今年黃燈回鄉文寫的都是事實，只不過這種有衝擊力的負面事實才能引起注意。你説一些主流方面的事實，比如村裏道路修好了，農民生活好了一點，大家沒興趣呀。

趙文確實是批評華中鄉土派研究的，但是他有誤解。他相信村莊有自我修復機制，然而，在這麼一個快速現代化的社會中，鄉村社會的自我修復能力極為有限。有一次和趙老師一起討論自殺問題，我問過趙老師：這麼高的自殺率，如何修復？難道鄉村沒有問題嗎？

“荊州農村高齡老年人春節見面互相問候：你準備好了“助壯素”（一種劇毒農藥）嗎？”這是我昨晚發的微信。農村當然有問題。但這是新問題，是過去的時代沒有的。過去農村也有自殺，甚至自殺率一度更高，但與現在性質不同。

**呂德文：**什麼事情都要一分為二。趙老師對我們的批評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和返鄉體沒什麼關係，我們團隊早些年也有回應。但現在拿出來討論也不是壞事，趙老師批評三農研究總把農村看做“問題”，這多少和現在的返鄉體文字有點相似。我歸結兩點：第一，農村有沒有“問題”，但凡有點社會關懷，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學者，自然而然都會看到眼裏。有人關心三農問題，總不是壞事。第二、農村研究和返鄉體文字確實還是有差別。對於返鄉體文字而言，呈現出“問題”便是成功；但對於農村研究而言，剖析“問題”也許是最重要的。非專業認識只看我們寫的隨筆，不會看我們的嚴肅研究，造成一些誤會也是自然。

另外，趙文把華中學者看成鄉村醫生，我覺得一是高估了，我們的研究沒那麼大的能量，離指導現實太遠。二是小看了，我們不單單有醫者仁心，還想做點病理分析。

**桂華：**通被歸為“返鄉體”一類，由於觀察者立場不同，鄉村便呈現不同精神和物質面貌。要做“鄉紳”那些人與想要在農村認領一塊菜地的人，返鄉要做的根本不是一個世界的事。每年兩會，總有提案鼓動政府歡迎資本下鄉，筆者也參加過一些“鄉賢論壇”之類的會議活動，看到大部分“鄉賢”盯着的不過是農村土地之類的。藉着萬眾創業機會，這兩年在農村開始流行“互聯網+”。有沒有帶動農民致富不敢説，倒是較多聽到“扶貧p2p”一類謊言。感觸較深的是“互聯網+”對農村商業體系的衝擊，依託傳統農村商業體系產生一批農村農民中產階級，現在實際情況是大學生返鄉創業擊垮這批小康農民。農村財富蛋糕就那麼大，大資本下鄉不是增加一塊，而是從要農民手中拿走一塊。

再就是遊走在城鄉之間的人羣，典型的是考上大學的農村青年人，這個人羣才真正的是農村回不去，城市不容易進來。遊走在城鄉之間的這批年輕人，個體所面臨的社會結構壓力在返鄉面對父老鄉親時刻，尤為強烈，很多“返鄉記”寫的是他們的情緒，他們也是讓“回鄉記”刷爆的主力。儘管有“返鄉體”，但農民的聲音卻很少被表達出來。

**肖自強：**看到陳柏峯説的助壯素了，本想問問分佈情況或特點。我曾在《中國新聞週刊》負責特稿部，曾安排記者寫了湖南嶽陽地區的自殺村，這個村幾乎沒老人不是自殺亡的，20多年了有近30個老人自殺，這也提高了青壯年的自殺率。那是一個由水庫移民構成的雜姓村。這次你又説起這個問題，便問問老人自殺所分佈的村落的特點，還是相對無差別地分佈？

呂德文： 兩湖平原是自殺高發區。

**陳柏峯：**兩湖一帶很多地方都差不多。

**肖自強：**把自殺高發區分佈限定在兩湖平原。不知是不是類同於我們報道的那個村，即雜姓村。考察農村村落要區分雜姓村、同姓村、宗族村及其他的區分。

**陳柏峯：**兩湖平原核心區幾乎沒有同姓村

**呂德文：**不是，兩湖平原村莊分散原子化，老人較弱勢。像南方宗族地區，老人自殺很少，倒是以前年輕媳婦自殺多。和社會結構有關。

**肖自強：**雜姓村治理已成普遍的自殺問題難度有點大，特別是集體組織渙散情況下。 除非當地政府進行專項治理。

**陳柏峯：**對於湖北的自殺問題，克強總理批示過，湖北省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似乎有限

**肖自強：**有關社會結構與心理的關係，這是個精細工作，確實不好做。

**朱旭峯：**前兩天有個學者在圈裏評論“返鄉體”，説農村過去崇拜知識，其實是崇拜知識所帶來的權力。村裏出了一個高知識分子，就以為他將來會飛黃騰達，大家前呼後擁。但如今，很多博士只是吊絲一枚，而農村人看來飛黃騰達也不再只靠讀書，博士回鄉也就遭受冷落。反過來就寫出了“返鄉體”文章。

**陳柏峯：**誅心之論。返鄉體其實就是知識分子關懷天下的優點和不接地氣的毛病在當下的綜合體現。

下面兩篇文章是呂德文推薦的前些年對趙旭東教授的回應，雖然已經時過境遷，但是為了不被最近的輿論風吹懵圈，大風哥經過學習，摘錄如下以饗讀者：

《趙旭東：鄉村成為問題與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圍繞“晏陽初模式”的知識社會學反思》——

當把一個社會界定為一個有問題的有機體時，特別是當有一批知識分子自信自己的目光優越於社會中其他人羣的目光，並且擁有發表言論的特權時，這些知識分子也就轉化成了診治社會疾病的社會醫生。今天我們經常使用"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稱謂來稱呼他們，而在那時，就是指那些懷有憂國憂民之心的"文人".這些知識分子大多肯花費極大的精力把自己的觀念轉變成為公共的言論，從而去説服國家以及社會的核心力量去相信他們的判斷，進而實現他們改造社會的目標。

對於那些認為鄉村全部是問題的、帶有某種政治傾向和企圖心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我們又無法與之保持認同。那麼作為一位以冷靜的客觀描述為己任的人類學家或者社會學家，在面對受到傷害的農民或者受到污染的鄉村時，該如何做出自己的反應呢？干涉還是不干涉，這是擺在中國鄉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難以解決的學術倫理問題。

“為了學術而學術"的"小資情趣"顯然已經不再適應這個時代。在越來越多的人自覺為權利而抗爭的時候，在越來越多的人蔘與到了這種自我權利的能力建設中的時候，直面中國鄉村社會的人類學家應該秉持怎樣的立場和態度，是當今中國鄉村研究遭遇到的最為重大的問題。

《賀雪峯：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

趙旭東在《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發表的“鄉村成為問題與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一文，我認為，趙旭東正確地提出了問題，就是目前我們的確應該討論中國農村研究的方向了，應該反思30年來的中國農村研究乃至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了。但是，我認為趙旭東的文章沒有正確地分析問題。

第一，趙旭東認為，目前鄉村建設派象醫生看待病人一樣看待鄉村，認為鄉村存在問題，這本身是有問題的。但是，一是鄉村建設者本身並不一定是鄉村研究者，他們對鄉村有關懷，假若他們不認為鄉村有問題，他們為何要下鄉搞鄉村建設？二是當前的中國鄉村乃至中國當然是成為問題的，不然為何要建設何改造？如果我們不承認近代以來的中國鄉村存在問題，那就不能理解近代以來尤其是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的發展的原因與樣態，更加不能理解毛主席、梁漱溟、費孝通這三大社會學遺產。

第二，趙旭東又認為，作為鄉村研究的學者，在具體的調查中，“在面對受到傷害的農民或者受到污染的鄉村時，該如何做出自己的反應呢？干涉還是不干涉，這是擺在中國鄉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難以解決的學術倫理問題”，從而，趙旭東認為“在越來越多的人自覺為權利而抗爭的時候”，中國學者該如何行動，就是“當今中國鄉村研究無法避開的策略性選擇及未來的努力方向”。而事實上，對於中國學者來講，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的癥結在於忘記了認識中國的目的，喪失了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中國鄉村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中國農村，認識中國農村……而不是與西方學術對話。

……在這個認識中國農村的過程中，“為學術而學術”是必要的，在這個層面，趙旭東提出的“干涉還是不干涉”的所謂學術倫理，則恰恰又是一個誤導性的問題。

《李德瑞：中國鄉村研究：如何“理解中國”，怎樣“創造性轉化”》——

對較早投身鄉村政治方面研究的華中這批研究者來説……由政治學投身鄉村研究的這種面向實踐、面向現實的學術取向，既影響了華中這批鄉村研究者的研究，也成為了後續鄉村政治研究的一個基調，並形塑了鄉村政治研究的基本路徑與特徵。從而在後來的研究中，這種實踐關懷和現實興趣便成為多少帶有點“傳統”意味的基本立場。至於這樣的關懷和“傳統”存在着什麼樣的問題，需要怎樣去克服弊端和做出改進，確實是需要深入反思的問題，但並不能因此就認為，鄉村政治研究根本就不應該帶有這樣的關懷。

事實上，對這種鄉村政治研究做出反思與改進的努力之一，便是研究者們對於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方法、觀察視角、表達方式的借鑑，尤其是人類學那種注重深入理解研究對象本身的基本原則。

在華中這些農村研究這裏，由“自治”到“治理”之間的邏輯轉變，不是趙所理解的那種是兩個差異極大的概念之間的轉變（因此不對之進行詞源學與譜系學的考察，研究便難以有效進展下去），而是一種研究視域擴大、研究範圍拓展、探討進一步深入的轉變。正是在這裏，“治理”這個詞更能夠表達他們在進行了村民自治研究後力求超越原有研究侷限並想要做更深、更廣層面研究的需求。產生這種需求的原因在於，他們在村治實驗與田野調查的經驗中意識到，在諸種鄉村政治實踐活動中，非制度文本的、經濟與社會乃至文化層面的因素，在隱約中起着更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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