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峯：香港經濟陷入衰退？也許暫時還沒那麼糟

近日，香港政府拍賣一塊位於新界大埔地區的土地引起了頗多注意，原因是成交價第一時間看來令人震驚無比。

香港地政總署的公告顯示，該幅標為新界大埔區地段第221號的住宅用地，出讓面積為37696平方米，最高可建樓面面積為107100平方米。成交價僅21.3億港元，如果按最高容積計算，樓板價僅為19880港元/平方米，折算人民幣16585元/平方米。而在2015年9月的一次拍賣中，同樣位於新界大埔地區，標號為第226號住宅用地，出讓面積為17121平方米，還拍得了30.3億港元，摺合樓板價人民幣4.887萬元/平方米。僅相隔不到半年，同一區位的地價暴跌三分之二！香港地價將要崩盤？受地價樓價影響極深的香港經濟會受到劇烈衝擊嗎？

實際倒是不必立刻如此緊張，這塊土地成交價特別低有着自身的特殊原因。根據香港地政總署的招標文件，它正處於司法複核之中——有環保團體對其出讓提出了訴訟請求並已被法院接受。所以儘管已經拍賣成功，但買主必須等到司法複核程序結束，且特區政府方獲勝才能真正獲得開發權。如果特區政府敗訴，則必須交還土地，地政總署只會返還購地款，但不會賠付利息等其它損失。由於存在着不可控的經營風險，該塊土地成交價遠遠低於正常價格也就十分正常了。

香港地政總署土地招標文件部分內容截圖

實際上，儘管近期的土地成交和樓宇買賣記錄顯示，香港地價和樓價確實已經見頂反轉，2015年下半年以來已經跌了近一成，而市場機構普遍預測2016年也還將維持下降趨勢，但短期內出現1997年金融風暴後，香港樓價普遍暴跌七成左右、重創全港那種等級的危機，可能性極小。

梁振英沒有做錯

筆者還想指出，近年來大多數對香港經濟狀況的分析都有一個共識：高到離譜的地價、房價綁架了整個香港經濟和社會，是香港近年各種深層次矛盾激化、戾氣越來越重的罪魁禍首之一。地價房價如果能在可控狀態下有序穩定的下降，對於香港來説，長遠看絕對是利大於弊。

而梁振英出任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後，就頂着各種壓力，一直堅持增加土地供應，加快開發公屋，以緩解房屋問題。在2016年施政報告裏他再度宣示：“經過3年半的努力，供應明顯增多，樓價和租金近來開始回落，扭轉了樓價和租金只升不跌的心理預期。有市場人士猜測政府會否‘減辣’，甚或減少土地供應。正如過去3年半我和其他官員反覆強調：政府解決住屋問題的勇氣和決心毋庸置疑。政府有責任供應土地和公營房屋，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沒有責任保證樓價只升不跌，樓價亦不應靠人為的短缺維持高企。今天樓價租金仍然遠超市民的負擔能力，亦扭曲了一代青年人的價值觀。我們對解決房屋問題必須繼續堅持，不能半途而廢。”依筆者看來，這些話既説中了香港的弊病所在，開出的藥方在大方向上也確實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

香港公屋

不必諱言，近兩年由於香港內地間一些矛盾被有意挑動和放大，導致有些對香港的觀察分析也自覺不自覺地帶上了些“看衰”的主觀意願。比如2015年訪港旅客總數下降了2.5%，全港整體零售市場下跌了3.7%。單單對於香港旅遊和零售業來説，2015年尤其是三季度以後確實是寒風刺骨，已經直接感受到了衰退的痛苦。但很多分析僅僅因此就急於結論，香港經濟已然進入一個相當困難的時期，卻是不妥的。

實際上，雖然反對派極力批評梁振英就職以來素位屍餐，特區政府執政無方，但在全球經濟陰影的背景下，香港經濟2015年的表現卻是相當不錯的。整體而言，全年應能取得2.5%左右的温和增長，與前幾年基本持平，在原來的亞洲“四小龍”中預計僅略次於韓國，擺脱了多年增速墊底的窘境。而且由於梁振英政府相比前任，更重視向民生傾斜資源，採取了擴大政府開支，再度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等手段，到2015年第三季，香港的家庭中位收入數提高到了歷史最高記錄的25000港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長了5.5%，而且就業市場也相當穩定，連續六個季度保持在3.3%上下，基本處於全民就業狀況。就業的穩定和中位收入的提高，反過來也促進了內需市場的增長，從而一定程度上抵禦住了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的衝擊。

近憂雖輕、遠慮頗重的東方明珠

然而，説完了好話，卻又不得不説，香港經濟雖然去年表現尚可，未來一兩年內遭逢燃眉之急的概率也很低，但總給人以“更多靠吃老本”之感，而長期增長潛力或者説後勁卻是在日益削薄。作為另一種視角，儘管香港2015年又蟬連（連續22年）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然而滙豐銀行在經過十個月的詳細評估後，董事會仍然一致決定不將總部遷回香港，繼續留在倫敦。與滙豐一樣，另一家與香港淵源極深的大銀行渣打（香港三大發鈔行之一），同樣即使遷址也不考慮遷往香港。這恐怕都是對香港未來長期增長信心不大的表現。

根據香港金管局提供的數據，2015年1至3季度，按開支分類，2015年香港經濟的增長完全依賴於私人消費和政府開支增加的拉動，其餘的投資（固定資產和存貨）、進出口貿易類都是負增長。而按經濟活動類別分，則主要依賴金融業、公共及專業服務、建築業拉動，不僅早已經完全邊緣化的工農漁業繼續萎縮，與旅遊觀光業、進出口貿易有關的類別也不出意料的陷入衰退，更值得注意的是基礎設施中最基本的水電燃氣類也呈負增長，而且下降幅度頗大，超過了2%。儘管這其中可能有油價下降的因素，但考慮到香港水電燃氣的供應，大都與政府簽有壟斷性協議保證價格基本呈單向浮動，還是似乎難與內需消費旺盛的氣氛完全吻合。

香港港2015年集裝箱吞吐量連續四年下跌，降幅高達9.5%，報2011.4萬標箱，創下2013年來的新低，不僅被寧波-舟山港以2226萬標箱奪走了世界第四大港的位置，退居第五，而且對排名第六的釜山港也只剩下70餘萬標箱的優勢。如果不迅速扭轉此降彼追的趨勢，幾乎肯定會在2016年再被釜山港趕超，跌出世界前五大港之列。甚至再靠後的青島港和廣州港也都超過了1700萬標箱，距加入2000萬標箱港口俱樂部不再遙遠，幾年後香港港在全球及中國航運圖中的地位可能進一步下降並不是危言聳聽。

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以及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產業。其中，旅遊業算是最新的後起之秀，據特區官方測算，2014年旅遊業約佔香港GDP的4.7%，佔比最小。筆者在此坦率地説一句，由於對香港來説，旅遊及相關連帶產業最大的意義在於提供大量中低端就業崗位，而目前香港失業率極低，所以暫時而言，香港對於旅遊、零售等行業的衰退忍耐力確實相當高。甚至更極端的，即使這些行業出現短期性崩盤，特區現在良好的財政狀況（淨債務為零），也讓政府有較多的應對手段。

然而對另三大支柱產業的榮衰，香港就絕不可能那麼輕鬆了。金融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既是全港數十萬專業精英人士事業所繫，是特區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也維繫着香港國際大都市、金融和工商業服務中心地位，維繫着香港現在高度發達經濟體的收入水平。貿易及物流行業不僅是香港規模最大、僱員最多的產業，近年佔了全港GDP的約25%，僱用員工人數佔總就業人口的21%左右。而且更是包括金融和專業服務業在內的，整個香港經濟競爭力的根本基石——從歷史經驗上看，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都必須依託於強大的經濟腹地才能穩固。對於香港來説，只有藉助樞紐港的地位，將珠三角乃於全國納入自己的經濟腹地範圍，才能支持起自己作為主要國際金融和服務中心之一的體量。

所以，現在香港港的相對地位不僅遭到多個內地港口反超和緊追，甚至絕對運輸量也呈連續下降趨勢，這其實是一件很嚴重的警訊。中國或者至少華南貿易樞紐港的地位是香港不容有失的根本，甚至比其最引以為傲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重要。畢竟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隨着實物貿易流的轉移，跟隨客户和市場的各種專業和周邊服務貿易，或早或晚必然會追隨而去，這是人類經濟史上無法違抗的規律。

事實上，先例已經產生了，只是早前很少人會預料到，第一批倒下的骨牌居然是文化產業。香港文化產業在80-90年代對整個中國流行文化曾經是統治性的，現下社會中堅的整整一代人幾乎都是完全在香港文化產品的薰陶下長大的，基礎好的令人豔慕。可近幾年從影視、到音樂、到小説動漫，在所有細分領域下，比較純粹的“香港出品”都急速萎縮到了無足輕重的地步。即使少數人擅長並願意與內地合作，可最後除了幾個明星人物的招牌外，還剩下了多少香港的份額也都要打個大大的問號。就像現在正火熱爆棚中的《美人魚》，主要的資金來源、發行公司、大多數演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後期製作公司都已與香港沒什麼關係了，當然也就對香港經濟做不出多少真正的貢獻。

文化產業已經倒下了，是否會有下一張牌乃至更多跟着倒下？應該説，梁振英這屆特區政府其實意識到了潛伏的危機，在2016年度施政報告裏，可以看到他們從扶持影視、創意文化產業，到科技型創業、到“再工業化”的嘗試，林林總總提出了許多設想。更把抓住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機會，推動香港經濟與內地加快進一步融和，作為最重要的新增長點開拓方向。

香港港口

成亦自由港，敗亦自由港？

然而，由於香港社會整體上極度推崇所謂“小政府”體制，一貫相信由市場自發調節經濟結構才是好的。特別在立法會中存在着強大的反體制性反對派，更處處為反對而反對，特區政府受種種牽制，無論在財力物力上，還是在對社會的動員説服力上，都不足以引導香港以全面轉型升級。

而且在香港內外一直存在着一種看法，認為香港最大的比較優勢是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繼承的英美國系法律制度。只有憑藉與內地制度的截然不同，與西方尤其是英美系法律、規範上的相近，和內地進行差異化競爭，才是香港經濟長期安身立命的本錢。受此影響，很大一部分港人對特區政府推動與內地更深度融和的苦心，反而有着相當的牴觸和反對。

筆者並不否認香港的法制程度仍然值得內地學習，也無意貶低香港現行的法律制度。但卻越來越傾向認為，實際上對香港現行制度的過度迷信和原教旨主義化，可能已經成了誘使香港陷入長期慢性衰退的主要危險。

以往多數對此的擔憂，往往都是顧慮兩地基本制度不同而引發衝撞。這點不幸已經被近一年多來香港明顯加劇的政治風險證明了。不過到目前為止，香港的政治風險還是可控的，除了對旅遊觀光及相關產業以外，其它產業受到的直接衝擊不大。然而對於香港經濟來説，更大的麻煩正在浮現，而且來源根植的更深。

先看一個例子：由於零關税政策執行，2015年1-8月，中國進口啤酒36.31萬千升，同比增加65.7%。而廈門自貿區海滄保税港區，已經成為今年全國啤酒進口量最大的集散地。“我們線上的零售價格甚至比香港還要低10%，今年不少國內消費者更願意選擇網購、深圳保税店而放棄香港購物。”——某海淘網站廈門站店長。

在這個例子中，香港並沒有做錯任何事，但還是丟掉了原來佔有的市場份額。而這種事例絕不僅是在進口啤酒上發生着。

作為一個緊鄰內地的單獨關税區以及自由港，很多年來，香港從自身的這種法律定位中獲益無數。對絕大多數商品零關税的政策，以及當年中國最優質的航運和物流設施，吸引了大批企業和商人將香港作為自己商品打入內地的跳板。這些多企業、商人集聚在香港，這麼多商品經過香港流轉，造就了香港物流與貿易中心的地位。也正是在為巨量的貿易和物流服務的基石上，香港的專業服務和金融產業也漸漸積累起了現今的家底。

但近年來，世界各經濟體間的主要貿易保護手段已經從直接的關税轉移各種非關税壁壘，香港憑藉自由港減免大多數商品關税的傳統優勢越來越小，而不同關税區間人員和商品互相流通不便的弱點卻在迅速放大。以上例的進口啤酒為例，從香港轉口至少要多辦一次海關手續，而利用國內的自貿區為基地，不僅流程上更為簡單，物流時間和距離更短，能夠進一步壓縮成本。而且由於同在內地，對客户意見的反應速度，以及能夠實際提供的服務內容和範圍，也都具有更好的優勢。於是這個市場的份額在競爭中逐漸向內地轉移，也就實在不足為奇了。

雖然這兩年全球貿易形勢相當困難，但中國通過與諸多經濟體簽定了自貿協議，加上增設和擴大自貿區主動擴大開放，實際貿易量仍然保持着增長。內地主要港口的吞吐量也繼續保持着穩定上揚，唯有香港港卻連續大幅下降。內地貨物進出口貿易加速本地化的趨勢可以説已經非常明顯了。

而正如歷史上其它地方發生的，在實體經濟發生轉移後，雖然可能有一個滯後期，但相關的金融和專業服務產業終究會隨着生產、貿易和物流的轉移而轉移。尤其是內地與香港的CEPA協議更打開了香港專業人士直接在內地工作的通道，現在香港專業人士中“北上”已經蔚然成風。而之所以是人員“北上”，而非生意“南下”成為主流模式，除了顧客天然有“懶惰”的權利外，香港與內地間往來方便程度完全落後於時代，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以深港間陸路口岸為例，至今為止仍只有皇崗一處實現了24小時通關。而港深高鐵通車尚遙遙無期，即使通車後，能否實現一地兩檢充分發揮效用，也還是未知數。這種交通的不便，加上內地與香港間人員往來的單向限制，導致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北上”壓倒“南下”恐怕仍然會是各種兩地間專業服務貿易上的基本形勢。於是很諷刺的，原意更多支持香港的政策、給予香港居民的“特權”，反而在加速促使香港的專業服務產業繼製造業後，也在走上空心化的道路。

至於香港如何避免這種前景，答案其實很簡單，排除激進分子的干擾，加大加快特區與內地進一步深度融合，甚至實現近似“歐盟共同市場”式的統一市場。沒有廣闊經濟腹地可恃的貿易、物流、服務和金融中心，終究難以避免退居二線城市的下場，而有強大經濟腹地支撐，連小漁村也能成長為光彩炫目的東方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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