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峯：“返鄉體”再闢謠，鄉愁經得起多少反轉

【與去年返鄉文章獲得眾多擁躉不同，今年“返鄉體”的精彩點卻在文章之外。就在大家還未從“上海女因一頓飯逃離江西農村”造假新聞中回過神來，緊接着新華社又闢謠《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村莊》系虛構杜撰，記者春節甚至並未回家。故鄉、親人、鄉愁，這些美好字眼，如今成了另類消費品，寫作者不是以揭露農村問題為己任，而是以比誰的家鄉更慘為噱頭。當然在這些消極情緒中，也並不乏紮根農村、認真調研的“返鄉體”文章，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柏峯看來，“返鄉體”中“負能量”瀰漫，和受眾心理、傳播規律以及寫作者知識結構都有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歪曲農村的真實情況。對待“返鄉體”，如同“返鄉體”寫作一樣，都應該秉承客觀中立的態度。本文原發於《大眾日報》，經作者修訂，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最近兩年，返鄉筆記頗為流行，已經成為春節前後微信刷屏的主要內容。返鄉筆記在表達鄉愁的同時，揭示了農村的諸多問題，引起社會和輿論的廣泛關注。其中熱度最高的是去年春節期間上海博士生王磊光描寫鄂東農村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麼》和今年春節前夕湖北媳婦黃燈博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兩篇返鄉筆記有着共同的特點，即揭示農村家庭的困頓現狀，揭露農村社會的種種問題，表達對鄉村未來的迷茫情緒。大量的返鄉筆記都有類似的內容和情緒，只是文筆和表達手法上遜色一些。

這種狀況引發了一些批評。有人認為，返鄉筆記中的唱衰論並沒有真實反映農村現況，農村社會其實一直在進步，返鄉筆記戴着有色眼鏡看農村，沒有看到農村發展的積極面向。甚至有人以“返鄉體”來指稱返鄉筆記的這種消極內容和情緒傾向。媒體則從不同方面切入，尋找“返鄉體”的原因。有人認為，“返鄉體”的作者大多是通過高考走出農村的高學歷者，在城市辛苦打拼而又不能安身立命，故鄉便成為心底寄託，他們實際上對農村十分生疏，卻又將過去的農村當成黃金時代，因此一旦看到現實存在問題時便慨嘆今不如昔。也有人説，説農村過去崇拜知識，其實是崇拜知識所帶來的權力，村裏出了知識分子，大家以為他將來會飛黃騰達，於是前呼後擁，如今讀書未必能騰達，騰達的也不止靠讀書，於是博士回鄉也就遭受冷落，從而寫出了“返鄉體”文章。甚至有人將“返鄉體”的淵源追溯到“華中鄉土派”，認為其關注、研究鄉村問題的傳統是始作俑者。

為吸引眼球，大多數“返鄉體”寫作瀰漫着“比慘情緒”，充滿“負能量”

上述看法不少似是而非，似有必要予以釐清。目前，返鄉筆記的作者主要有三個羣體。一是文學和文化研究者，王磊光博士和黃燈博士都屬於這一羣體。上海大學文學研究系一直關注鄉村文化，間或有相關回鄉筆記發表。二是鄉村研究者，以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為典型代表。鄉村調查隨筆是華中村治研究中的一種常見寫作方式，而大約從2013年開始就有春節返鄉筆記陸續在媒體上發表，2014年6月還編輯出版了《回鄉記》（賀雪峯主編）一書。2015、2016年春節期間，媒體上也不斷可見源自該研究機構的返鄉筆記。三是記者羣體，散見於不同媒體。例如今年春節期間，《財經》雜誌記者連續發了多篇回鄉隨筆。

不同作者羣體所寫的返鄉筆記針對的都是鄉村社會能夠引起關注和思考的現象或問題，但由於不同羣體的知識儲備和興奮點不同，還是有較大差異。鄉村研究者較多從學術視角去關注社會變遷及其機理，在描述能夠調動人們興趣的現象後，力圖解釋這種現象。如果現象涉及政策的，往往還會對當前政策作出評論，甚至探討相關政策的改進。當然，既然是返鄉隨筆，也會考慮受眾，力圖淺顯而貼近讀者，而不會完全在學理層面討論。

文學和文化研究者的筆觸往往更加細膩，飽含人文主義情懷，關注點大多放在農民的生存處境，以及作者對這一處境的理解。其寫作方式和關懷比較契合都市中產階級的思維偏好，加上文筆細膩，因此往往更具有傳播效果，成為市民消費文學的新題材。

記者羣體多少受到了這種市民消費文學的影響，其寫作方式其實有些文學化。不過，與文化研究者相比，其寫作又不夠細膩。而且，受記者工作思維的影響，他們的返鄉筆記寫作往往帶有更強的價值性判斷，更加容易作出“問題化”的判斷。

一篇好的返鄉隨筆，當然是既能描述現象，又能分析問題，還能有一些延伸，比如提出對策性想法，但這是比較高的要求。大多數隨筆，往往只是隨想的記錄，是一些觀感和發揮。如果這些觀感契合了人們心理上的某根弦，就可能取得廣泛的傳播效果，而那些既有現象描述又有深刻分析的返鄉筆記傳播未必廣泛。舉個例子，張曉波先生今年的返鄉筆記《浙江海寧，一個縣城的地產困局》對問題分析極好，不但描述了現象，還通過廣泛蒐集數據分析了現象。這篇返鄉隨筆的核心觀點在一些圈子內被熱烈討論，得到了很多較為普遍的認可。不過，與那些能廣泛觸及城市市民心理的隨筆相比，這篇隨筆的傳播終究是非常有限的。

在傳播甚廣的返鄉筆記，大多數似乎是“負能量”的，都是唱衰鄉村的，描寫農民的困境，揭示鄉村存在的問題。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受眾心理和傳播規律的作用。在傳播上，負面的信息更能引起人們的關注，而所謂的“主旋律”，如果沒有傳播形式的創新很難引起人們關注。如果一篇回鄉隨筆講述村裏路修好了，人們的打工收入增加了，生活質量有了提高，這幾乎不會在自媒體上得以廣泛傳播。人們想知道這些信息，翻翻《人民日報》，看看新聞聯播就可以了。新聞界有個説法，“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雖然是對傳媒的批判，但也有其基礎，即“狗咬人才會引人關注”。在此情況下，“負能量”的返鄉隨筆寫作往往是返鄉者的主動選擇。因為“正能量”的寫作不會引人注意，也不會被認為有所創新，除非在表達方式上有重要創新，而表達方式的創新比內容的創新更加困難。面對同等分量的積極題材和消極題材，寫作者會自覺不自覺的選擇描寫消極面。正因此，從整體而言，返鄉隨筆中揭示消極面的篇章更多，“負能量”更多。

“負能量”隨筆寫作也受寫作者知識結構的影響。這在記者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在其它羣體中也有所表現。在城市工作的中產階層大量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他們往往自以為自己瞭解農村。常常可以聽到有人説，我老家是農村的，我瞭解農村；也有人説，我在農村插過隊，我瞭解農村。其實這些人真的不一定了解農村。老家在農村的，雖然村裏人他都認識，但他們的人生經歷都是從學校到學校，未能深入到農村生活內部，他們對於農村而言常常是浮在水面的油。而且，當前農村正在發生着全方位的變化，與幾十年前的情況大不相同，甚至與十年前相比都大不相同了。他們所認識的農村，往往是自己的農村印象基礎上不斷想象的產物，這種想象可能是媒體強化的，也可能從類似《鄉土中國》這種描寫農村理想型的著作中得來的。一旦返鄉，發現農村現實與自己想象的理想型不同，他們就很容易產生消極情緒，進而認為農村病了，需要改造治療。而且，這種治療論的寫作頗為符合城市小資階層對農村的想象，因此格外容易得到他們的認同和點贊，從而在這個階層中得到廣泛傳播。

目前，“負能量”的返鄉隨筆寫作，在某些羣體中甚至發展成了一種“時尚”，返鄉隨筆因此有了這種傾向：“誰能寫出更慘的故鄉”。文本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也形成了負面的反饋和強化，越慘的家鄉描述文本越能吸引讀者。這一傾向在媒體和新聞記者羣體中最為明顯，因為琢磨“吸引眼球”本來就是他們的職業習慣。“負能量”的返鄉體寫作因為有廣泛的讀者羣和傳播量，不少媒體甚至給記者員工佈置回鄉筆記的春節作業。記者的返鄉隨筆大多對問題並無深入思考，往往一觸即跳，抓住一點經驗現象即迅速跳入已有的價值框架中，作出符合自己想象卻未必符合現實的判斷來。

“上海女因一頓飯逃離江西農村”被指假新聞

這種寫作走向極端，就發展成了作假，編造故事來迎合想象，甚至為了寫“慘”蓄意編造各種爛事。正在這一背景下，今年春節期間，出現了兩篇影響極大、負能量極足的回鄉隨筆（和事件），一是《財經》記者高勝科的返鄉日記《春節紀事：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村莊》，二是所謂的“上海女跟回男友家鄉過年”事件。作假各有不同目的，記者返鄉日記作假，也許只是想寫出“無法更慘的家鄉”，“上海女事件”作假更可能是為進一步營銷服務的策略。這些作假行為吸引了大量的關注，製造了廣泛的討論，也對社會構成了巨大的撕裂和傷害，對媒體公信力、新聞記者的形象、網絡輿論環境都造成了傷害。

記者的這種思維模式不是一天形成的，城市中產階級和小資的農村想象也不是生來如此的，而有長期的累積和濡化。很多年前，網絡上、媒體圈就開始延續“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這一調門，媒體人和文化批評者對此“貢獻”巨大。在長期而持續的這種調門下，一般受眾看問題的視角因此受到了影響，逐漸形成了“刻板印象”，他們習慣性的相信那些“淪陷故鄉”的描述，反而將正能量的返鄉寫作視作“宣傳”和造假。

其實，在既有的返鄉隨筆寫作中，也有大量不屬於“負能量”的寫作。例如“華中鄉土派”的返鄉隨筆中，大量篇章都是對農村現狀的客觀描述，其中有講述農村一般性現狀的，如描寫農民婚喪習俗的，刻畫農村土地現狀的；也有描述如何改良農村生產生活環境的，如2015年楊華就在其春節返鄉隨筆中記敍了他帶領村民集中處理垃圾的故事；當然，也有揭示問題的，這些問題既有政策不當導致的，也有農村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例如外出務工常態化後農村老年人的照料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自殺問題。

可以説，在傳播因素和作者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人們熟知的“返鄉體”寫作並沒有客觀全面反映當前農村社會現實。但這並不是説，返鄉隨筆的寫作就沒有意義，而只是説，我們對返鄉隨筆應該有全面穩健的認識。

田園牧歌式的鄉愁該去哪裏尋找

“返鄉體”寫作即使有其偏頗之處，仍然有非常值得肯定（當然，作假的篇章除外），它確實揭露了農村當前存在的諸多問題。最近兩年傳播最廣的兩篇隨筆，其實都映襯了城鄉二元結構中存在的深層次社會民生問題。以中國之大，區域發展不平衡，農村階層分化之廣泛，這兩篇隨筆所揭示的問題在當地都不一定是全面的、準確的。然而，即使這些問題是個別性的、片面的、區域性的，仍然非常值得重視，而“返鄉體”寫作的廣泛傳播無疑為人們重視這些問題提供了民意基礎和經驗基礎。更多的人對問題有了初步瞭解，就可以引發更多人的嚴肅思考，導致更全面的調研，進而讓這些問題進入公共政策議程。

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有關懷天下的傳統和志向，而隨着社會進步和知識傳播的全民化，可以説如今已經迎來了知識分全民化的時代。城市中產階級返鄉，關懷家鄉，關心農民，關注鄉村問題，這種態度本身就是積極的，而且總會有其積極作用。不過，知識分子向來也有不接地氣、愛好空談的毛病，隨着社會複雜化，人們對自身工作之外的廣泛領域越來越陌生，這種空談傾向甚至越來越嚴重，因此難免有人自以為是，基於錯誤經驗對農村指手畫腳、發表偏頗意見。對此，應該有理性的認識。“返鄉體”寫作，其實就是城市知識階層關懷天下的優點和不接地氣的毛病在當下的綜合體現。對待這種寫作，既不要一味相信，也不要一棍子打死。它只是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一個起點，也只可能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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