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怎麼理解習近平的經濟思想？
【從新常態到供給側，習大大所提出的經濟學概念很多。兩會在即，十三五開局，理解中央政策，首先得温習弄懂這些概念。英國人羅思義從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深層源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出發，提出瞭解讀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很多真知灼見，希望能夠幫助大家理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中國經濟學的基礎，當前及今後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工作的總體思路是推進供給測結構改革。
本文旨在説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西方經濟學家的最新統計研究，均支持習近平的上述理論結論。“新自由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學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供給經濟學。因此，我將同時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兩個層面論證，“新自由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學派是錯誤的。
對中國來説，這個問題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戰略意義。
中國的民族復興只能在經濟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完成。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是正確的，中國最先進的生產力、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主力軍是工人階級，中國的民族復興必須是由中國的工人階級以及他的政治代表中國共產黨——來主導的。
而不願意堅持這一觀點的人則會得出不同的戰略結論。因此，馬克思主義和現代西方經濟研究印證習近平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當前，中國經濟政策的重點應是供給經濟學，這對中國的戰略路線至關重要。
（此供給經濟學非彼供給經濟學，此前，筆者拙文《世上有兩種供給側，一種是里根的，另一種是……》曾探討過中國供給經濟學與美國供給經濟學的不同。）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邊際主義經濟學框架的關係
2015年11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中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於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1
相比之下，西方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學派是**“新古典主義”。這一學派的關注重點是供需關係，最關注的的問題是“一般均衡”是否存在——能否同時在各種市場形式下保持供需平衡？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克思問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果供需處於平衡，那麼經濟將會呈現何種態勢？我們又該如何發展經濟？”**
當然，瞭解馬克思並不主張供需總是必須維持平衡這一點非常重要。馬克思指出，供需不平衡是實踐中的常態，即“微觀經濟失衡”存在。因而在供需平衡的基本假設上分析經濟問題就非常奇怪——按照西方標準的“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達到一般經濟均衡需要滿足很多限制性的假設。
繼而馬克思提出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即使我們假設供需在長期內處於均衡狀態，或者説短期內的供需非均衡狀態，會根據經濟學前輩亞當•斯密分析的傳統原因自動調整到長期的均衡狀態，那麼處在均衡狀態下的經濟又將如何進一步發展呢？
馬克思對此問題所採取的研究框架與他的古典經濟學前輩斯密與李嘉圖是一致的。然而馬克思意識到，對經濟供需波動而非供需均衡後經濟如何發展的研究屬於庸俗經濟學範疇，即它們只專注於較次要的短期波動和其他經濟特徵，而非研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動力。
儘管現代的“凱恩斯經濟學”在馬克思在世時尚未誕生，但“凱恩斯經濟學”對薩伊定律（Say’s Law）的分析與馬克思對此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稱，需求普遍不足的經濟狀況不存在（嚴格來説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馬克思比凱恩斯早75年指出，薩伊的説法是錯誤的。但馬克思沒有重點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即“宏觀經濟失衡”的情況，而是重點關注經濟即沒有需求不足又沒有需求過剩的情況下該如何發展經濟這個更重要的問題。
有必要再次指出，馬克思並不是説經濟中的需求總是有效的，也不是説過剩需求引起通脹的情況不會出現，他只是在分析需求充足/平衡時經濟的發展情況。
馬克思的這一分析直接得出一個結論，經濟的供給因素起決定性作用，正如習近平所説，這並非説需求（尤其是短期需求）在任何情況下都無影響，而是説供給因素是最重要和最具決定性。
馬克思指出：“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個的東西，而是説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在總體內部具有差別。生產起決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產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經濟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是不能支配作用的東西……生產（模式）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模式）”2
因此，生產（供給因素）才是最重要的經濟因素，也必須是分析的重點。也即是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正確性和強調供給側是不可分開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當然，習近平也強調了這兩點。
用術語來説，馬克思的分析重點在於微觀經濟均衡（所有獨立市場中的供需平衡），與宏觀經濟均衡（總體需求並非充足/過剩）時經濟發展的動力是什麼？
這反過來明確了馬克思與其他經濟分析的關係。這並不是説，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對經濟知識毫無貢獻，事實上這些學派就供需如何發展作出過有些有趣的具體分析，凱恩斯就發明了影響需求的新術語，比如量化寬鬆、預算赤字等等。
但他們並沒有論述馬克思所討論的更為重要的問題——假設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中供需都已經處於平衡狀態，那麼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麼？
何種經濟因素最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並沒有在此框架下拘泥於教條，而是主張實證檢驗。他指出，最重要的經濟因素不是微觀經濟中的供需變化，或者凱恩斯所説的有效需求不足/過剩，而是另一種因素，即他所稱的“勞動社會化”。
因此，這構成了馬克思的基本主張——最重要的生產因素是“勞動社會化”，工人階級則是勞動社會化的體現。
當然，**馬克思分析的基本原理也是習近平經濟結論的重點：“工人階級是中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3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習近平指出：“工人階級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主力軍。我們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階級地位，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不能只當口號喊、標籤貼，而要貫徹到黨和國家政策制定、工作推進全過程，落實到企業生產經營各方面。”4
這樣重要的結論受到西方一些分析的辯駁，原因是西方對中國語境中的工人階級構成的分析有誤。
工人階級是指那些出賣勞動（要麼腦力，要麼體力）的人，這和“工人階級僅僅是指那些出賣體力勞動的人”的西方庸俗經濟學觀念無關。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是一個高級技術工人——他是大學僱員。同樣，屠呦呦也是一個高級技術工人——她是醫學研究機構的僱員。
以完全不同於純粹的科學家的技術專家為例，現代信息技術的創始人全都是高級技術工人，比如世界第一台激光器的發明者西奧多•哈羅德•梅曼（Theodore H. Maiman)，晶體管的發明者約翰•巴丁（John Bardeen）、沃爾特•布拉頓（Walter Brattain）與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微處理器的發明者特德•霍夫(Ted Hoff)等等。
儘管愛因斯坦屬於工人階級，正如把人類送入太空和把火箭送上月球的中國科學家一樣，但在自己農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或者從事城市房屋裝修的個體户則不是。“工人”和“工人階級”的定義是視一個人是否出賣勞動而定，而非完成一天的工作後其手是否髒。
因此，當中國一些媒體作者把西方庸俗與錯誤的觀念如“中產階級”視為真經時，肯定會犯錯誤，也會造成困惑。他們中的大多數提及的“中產階級”——律師、會計、大學教授等等，純粹只是高收入的高級技術工人。西方意識形態只不過是希望掩蓋他們是工人而已。但一個人的收入水平並不能界定一個人的階級地位——這種觀念與馬克思主義無關。
勞動社會化與工人階級是最大的生產力，屠呦呦這樣的科學家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勞動社會化”與工人階級是最大的生產力，習近平引用的管仲治國名言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5
工人階級與民族復興
習近平所指的“工人階級是中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反過來決定了工人階級與中國的民族復興之間的關係。
習近平指出，雖然中國的民族復興不能單純地靠經濟發展，但經濟發展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6
從無技能的工人到最先進的科學家與技術專家形成的龐大生產力，構成了“勞動者社會化”，也為工人階級是目前為止社會最大生產力的原因提供了支撐。
這也是習近平指出的作為工人階級與勞動社會化組成部分的科學家與研究人員，為促進生產技術進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原因。習近平稱，創新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這是習近平指出工人階級是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的原因：“我國工人階級要堅持以振興中華為己任，充分發揮偉大創造力量，發揚工人階級識大體、顧大局的光榮傳統，自覺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始終做凝聚中國力量的中堅。”7
反對馬克思 “勞動社會化是最大生產力”觀念的當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聲稱，“個人創業是最重要的生產因素”。
如馬克思的分析一樣，這種説法也可以通過實證檢驗。那麼檢驗結果如何呢？對生產發展作出最大貢獻的是勞動社會化的工人階級，還是個人創業？
正如下文所示，**馬克思主義與現代西方計量經濟學均證明，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生產因素是勞動社會化。這是習近平堅持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經濟政策基礎的原因，**這也説明，馬克思理論本身與最現代的西方經濟研究是正確的。
這也是習近平要求中國工人階級要堅持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的原因。
最重要的生產因素是勞動社會化
到目前為止，馬克思的“勞動社會化”觀念已深入人心。但要衡量經濟發展貢獻，就必須對馬克思主義或新古典主義對經濟發展分析的正確性，作出量化性的實證檢驗，勞動社會化也必須落實到具體的不同形式。
這就需要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作詳細的比較。這種事實比較順應了習近平所強調的：“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8
要作這樣的分析，首先就應該注意到，隨着生產週期的推移，生產過程存在兩種形式的投入：
• 用於單個生產週期的投入，例如汽車零部件製造商生產的汽車方向盤，僅用於單個生產週期；
• 用於多個生產週期的投入，例如汽車製造廠的工業機器人可生產很多汽車，經過多個生產週期會貶值；用於多個生產週期的其他形式的投入，比如教育和技能（經過一次培訓的工人，可將該技巧應用於將來所有的生產）、研發創新（科學或技術知識一旦創造，可用於將來所有相關形式的生產）等等。
要衡量何為單個生產週期與多個生產週期最重要的生產因素，就必須對此作出分析。通過詳細的量化數據對比，便可明白這種區別的精確意義。
亞當•斯密與勞動分工
要清楚地闡述和實際測算馬克思分析的方法，以及最現代的西方研究，印證習近平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正確性，就有必要回顧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經濟學的共同前輩——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
因為斯密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經濟學的起源，概述他的框架可以很容易地比較兩者。從馬克思主義本身與最現代的西方經濟研究成果兩方面看，有利於瞭解習近平強調馬克思經濟分析法具有優越性的原因。
斯密以慣常的清晰邏輯在《國富論》的開篇第一句話明確指出：“勞動生產力、人類勞動技能以及思維判斷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9。
按其一貫説法來看，斯密作品的很多結論都是依據其最重要的結論（勞動分工細化是促進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高的最重要來源）推導而來，馬克思則把同樣的過程概念化為“勞動社會化”。
如分析所示，促進生產率提高的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是拉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斯密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部分包含五個部分，分別對應五個經濟術語。馬克思進一步發展完善且印證了斯密的重要結論，並將其整合進一個更廣泛的框架。如果量化斯密分析的拉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供給因素，那麼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按遞減順序如下。
為避免引起混淆，特用馬克思與斯密的不同術語分析同樣的過程：
(i) 拉動經濟和生產率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勞動分工——馬克思的“勞動社會化”概念起源於斯密的“勞動分工”分析；
(ii) 勞動分工細化需要擴大生產與市場規模——這是馬克思反對“國家保護主義”戰略的基礎，也是中國開放政策的關鍵基礎；
(iii) 勞動分工細化與擴大生產規模，會導致固定投資佔經濟比重上升——斯密的這個結論與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的分析一致；
(iv) 勞動力技能改善，即勞動力質量提高，取決於投入到勞動力培訓中的經濟資源——用現代術語來講是屬於內生而非外生變量。馬克思則認為，所有原來無技能的勞動力需要應用培訓與教育等其他資源，成為熟練勞動力；
(v) 技術進步也是勞動力細化的產物，即其也取決於內生而非外生變量。生產力的長期發展使得科研機構日益增加，它們本身也是勞動分工的例子。
應該指出的是，如同所有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命題一樣，斯密與馬克思的分析均經過了實證檢驗。例如，勞動分工增加是否事實上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來源。
馬克思的分析Vs. 西方新古典主義經濟分析更清晰簡潔
如上文所述，馬克思的分析自動將生產過程的投入，劃分為單個生產週期投入與多個生產週期投入。由此説明，馬克思的分析比西方新古典主義經濟分析更清晰簡潔。
• 馬克思將資本劃分為“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前者用於單個生產週期（例如方向盤），後者用於多個生產週期（例如工業機器人）。
• 馬克思注意到勞動力數量（工作時間長度）與勞動力質量（技能水平）的區別——正如他指出，所有原來無技能的勞動力要成為生產技術勞動力，就必須增加投入用於教育與培訓等的資源。
西方統計學越來越靠近馬克思的分析
與馬克思形成明顯區別的是，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概念框架混亂不清，這導致其花費了較長的時間來糾正增長測算方式——事實上，過去十年西方才正式糾正其增長測算方法。
遺憾的是，西方經濟學早已拋棄的觀念卻繼續出現在部分中國媒體，因此有必要對西方經濟統計學發展史作一個簡單的梳理——戴爾•喬根森所著的《為何聯合國、經合組織與美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對此作了全面的研究10。
研究西方統計方法的改進非常有趣，因為這顯示，為糾正分析經濟過程，西方統計學被迫越來越靠近馬克思的分析。
馬克思從一開始就分析整體經濟，但“新古典主義”主導的西方經濟學直到1942年才引入測算整體經濟的理念，國內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GDP/ GNP）於彼時應運用而生——美國首次運用GNP估算美國經濟的戰爭生產潛力****11。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分析師不得不採用零碎不全的數據，例如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的英國投資數據源自克拉克（Clark）、美國數據源自庫茲涅茨（Kuznets）。但克拉克或庫茲涅茨的數據均與GDP無關，因為彼時GDP測算方法尚不存在。
西方經濟學引入整體經濟分析的同時，首次引入GDP的概念測算經濟投入——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dbergen）於1942年作了首次重要嘗試。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概念，即產出增長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長率的部分，是由斯蒂格勒（Stigler）於1947年引入12。
現代西方增長核算方法的基本框架由索洛（Solow）於1957年創建13。索洛的測算框架包括資本、勞動力與TFP三種投入。TFP衡量的是除去資本與勞動力以外的所有要素，包括技術、規模經濟、創業、管理技能等一系列因素。
索洛最初的增長核算公式有誤
1957年索洛的分析橫空出世時，被視為現代西方增長核算方法的標誌，但索洛當時犯了兩個錯誤，因此隨後不得不作出糾正。框架更為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不會發生這樣的錯誤。事實上，這也契合習近平的講話，這説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具有優越性。
• 與馬克思相比，索洛最初的公式犯了一個重大錯誤，他的分析只包括固定資本的分析，而未包括流動資本的分析。後者用西方術語來講，就是中間產品——一個經濟部門的產出用於另一個經濟部門的投入，例如硬盤行業的產出用於計算機行業的投入。
索洛的增長模型忽視了中間產品的投入
如下文所示，體現勞動分工細化/勞動社會化的中間產品，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後來的增長核算公式通過加入中間產品，糾正了索洛的錯誤。
• 索洛最初的公式沒有體現勞動力質量或勞動力數量的變化。打個比方説，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一個韓國非技術工人一小時的勞動質量與2015年的一個具有博士學位的韓國工程師一小時的勞動質量是相同的——但是兩者的價值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正如他們的薪酬所示。
不得不再説一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框架不會出現這樣的錯誤，因為其堅持認為，所有原來無技能的勞動力只有通過教育等投入才會成為熟練勞動力。通過區分勞動力數量（勞動工時）與勞動力質量（教育、培訓等貢獻），索洛的錯誤在後來的增長核算公式中得到了糾正。通過區分不同形式的資本投入和資本服務發展理念，索洛沒有體現資本質量變化的錯誤也得到了糾正。
索洛最初的增長核算方法的所有糾正過程，在經合組織2001年和2009年分別出版的《生產率測算手冊》（manuals Measuring Productivity）和《資本測算手冊》（Measuring Capital (2009）中有完整的體現，糾正後的索洛增長核算方法現已被納入美國、聯合國與經合組織的官方統計系統——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於2007年將其正式納入《國民賬户體系》，作為國民賬户的國際統計標準。
令人吃驚的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念的上述糾正過程，讓其越來越接近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説:
i. 索洛遺漏中間產品的錯誤，本質上相當於馬克思的流動資本概念被糾正。
ii. “資本服務”（資本在一段期間內對生產的貢獻）概念，基本上與馬克思的“固定資本只有一部分對單個生產週期作出貢獻”的分析一致，糾正了西方經濟思想測算總資本存量對經濟貢獻的錯誤。
iii. 勞動力數量（工時）的概念和“勞動力質量”劃分開，後者契合馬克思的勞動力技能培訓/教育的分析，也糾正了索洛僅測算勞動工時（從而未能區分勞動力數量與勞動力質量）的錯誤。
在官方糾正索洛的錯誤後，被稱為“索洛殘差”的TFP得以保留，TFP包括諸如研發技術、創業、規模經濟等，但不包括中間產品、資本與勞動力投入。實際上TFP不能被直接測算，它是模型的殘差，其實是一個遺留問題——用美國經濟學家阿布拉莫維茨（Abramovitz）的話講，“TFP衡量的是我們的無知”。事實上，TFP包括眾多要素，用馬克思術語來講，也包括在“勞動社會化”之內。這些包括：
• 研發——其本身也是勞動分工的產物；
• 生產規模——勞動分工產物的一部分是體現中間產品的推銷，但勞動分工細化的另一部分是在生產單位（工廠等）發生，而其必須以另一種不同的形式——生產單位規模來測算；
• 對外貿易——雖然中間產品的貢獻可由國內貿易直接測算，中間產品的國際貿易也不存在可比數據，但是眾所周知，中間產品佔全球貿易的40% 。
由於這些原因，現代新古典經濟學所宣稱的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個人創業僅能部分性發揮作用拉動經濟增長，其僅能發揮類似於TFP的部分作用。也即是説，個人創新的作用不及TFP。理論上來講，寄希望於TFP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會受挫。
而且，TFP無疑誇大了投入而非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即有利於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統計偏見。反過來，如果TFP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馬克思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分析必然會帶來重大問題。幸運的是，TFP對拉動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小，有關其結論也不會帶來重大實際問題。
相反，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即使有利於新古典主義分析的統計偏見也印證了馬克思的分析。索洛則通過消除他的錯誤結論——TFP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糾正了錯誤。
在經濟框架內，個人作用不及勞動社會化作用
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不同要素的對經濟貢獻的檢驗非常切合實際。這也契合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總體思想上的差異。**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意識形態現實、文化或者個人作用。它只是認為，這些東西佔經濟比重較小，在經濟框架內個人作用不及勞動社會化作用。**馬克思主義並不認為，意識形態或者文化不及經濟“真實”，而只是説它們對發展不那麼重要。
因此，正如習近平對中國不同戰略組成部分所作的總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和傳導作用，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決定着其他方面很多體制改革的進度，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説：‘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們要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牽引和帶動其他領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協同推進、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為政、分散用力。”14
現代西方計量經濟學結論
馬克思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檢驗，必然要經過量化與測算。如果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那麼拉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勞動社會化；如果新古典主義思想是正確的，那麼個人創業等因素是拉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毫無疑問，實證研究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結論是正確的。因此，這完全證實了習近平所説的“馬克思主義必須是中國製定經濟政策的基礎”的正確性。原因如上文所述，這樣的結論意味着應重點關注供給經濟學。
如下文所述，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印證了馬克思（也包括斯密）理念的正確性，具體內容如下：
(i) 反映勞動分工細化/勞動社會化的中間產品與服務，是最重要的經濟增長來源；
(ii) 勞動分工細化需要提高市場與生產規模，規模不僅要延伸至國內，而且要延伸至國外——即現代勞動分工需要開放型世界經濟與全球化；
(iii) 固定資本投資增長是繼勞動分工細化後第二重要的經濟增長來源，在經濟發展中，固定投資主要來源於自然資源到技術深化與創新的延伸。固定投資和創新所需的研發本身是反映勞動社會化的直接生產投入；
(iv) 隨着發展的需要，由總工時衡量的勞動力數量增長，正逐漸被勞動力質量改善所取代——勞動力投入日益取決於教育和技能；
(v) 創新的關鍵驅動力——研發和技術進步，主要是大規模生產的產物，因此也屬於勞動分工。
這些實際數據顯然證實了馬克思分析的正確性。
勞動分工與市場規模
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成果顯而易見：中間產品與服務是最重要的生產因素——這與馬克思的流動資本是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直接體現的分析一致。如圖1所示，喬根森、何民成(Mun S. Ho)、凱文•斯德爾(Kevin J. Stiroh)等對最發達經濟體——美國的全面研究發現，各增長來源對美國各經濟行業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分別為：中間產品為52%，資本為24%，勞動力為15%，TFP為 9%。
此數據特別引人注目之處，是其涵蓋美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處於繁榮增長高峯期的1977-2000年——按照假定，TFP本應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特別高。
喬根森、何民成與凱文•斯德爾對美國41個非政府、非家庭經濟行業所作的更詳細研究發現：“在這41個行業中，中間投入年均拉動經濟增長1.2個百分點，資本為0.5個百分點，勞動力投入為 0.3個百分點……此分析顯示，中間投入對經濟增長髮揮着關鍵作用……固定資產投資發揮着第二重要的作用，TFP發揮的作用則較小。”15
從美國早期增長數據看，這種趨勢沒有改變。喬根森、戈洛普與弗勞梅尼對1948-1979年二戰後早期美國經濟的分析發現：“中間投入是目前經濟增長的最重要來源。
在我們據以考察的45個行業中，有36個行業我們可以衡量中間投入，且這些中間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遠高於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產出增長作出主要貢獻的是中間投入、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到目前為止，中間投入的貢獻最為重要。”16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經濟增長趨勢也同樣適用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經濟體。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的表現如下：
• 三位韓國經濟學家Hak K. Pyo, Keun-Hee Rhee和Bongchan Ha對原材料中間投入的研究發現：“**韓國經濟中，不同要素對於產出增長的貢獻率依次為：原材料、資本、勞動力、TFP、能源。”**17
• 中國台灣經濟學家梁啟源對1981-1999年中國台灣省26個行業的原材料中間投入所作的研究發現：**“除7個行業外，原材料投入對1981-1999年所有行業產出增長的貢獻最大。”**18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若恩和孫琳琳把1981-2000年，細分為1984-1988年、1988-1994和1994-2000年三個階段後發現：“**中間投入增長是大多數行業產出增長的主要來源。”**19
鑑於中間產品與服務發揮的決定性作用，生產因素中勞動分工的發展條件對供給側至關重要。這就需要充足的運輸系統、通信基礎設施到產格的嚴品標準、准許快速有效的經濟交流等諸多實際條件。
正如 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在作關於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説明時指出：
“市場秩序不規範，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後，要素閒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並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20
國際勞動分工
中國1978年後經濟改革的重要特徵——與國內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相關的重要政策是國際開放，是顯而易見和眾所周知的。開放帶來更大規模的市場和生產發展，意味着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進一步擴大。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所有重要的西方統計學研究顯示，開放與經濟快速發展存在正相關關係——因此，沒有必要在此引用所有這些已為大家接受的結論。
開放的事實結果是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重要體現。正如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是一項長期的、艱鉅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幹下去。”21 或者用習近平在2012 年12 月31 日講話時標題“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更貼切。
固定投資
如果中間產品/流動資本是單個生產週期的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的體現，那麼固定投資則是數個生產週期的勞動社會化的體現。不過，如果認為固定投資的決定性作用是現有技術數量擴張，那麼則是犯了一個低級的經濟錯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固定投資首先需要納入創新和技術升級。
例如，正如大量的研究分析所示，美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行業迎來爆發式發展，是基於大量的創新技術（微處理器，互聯網服務器等）固定投資。
因此，固定投資應重點聚集於新技術和創新的生產升級，這也與習近平就創新的分析一致：“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面對科技創新發展新趨勢，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尋找科技創新的突破口，搶佔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先機。我們不能在這場科技創新的大賽場上落伍，必須迎頭趕上、奮起直追、力爭超越……
我國進入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並聯發展、疊加發展的關鍵時期……
我國科技發展的方向就是創新、創新、再創新。要高度重視原始性專業基礎理論突破，加強科學基礎設施建設，保證基礎性、系統性、前沿性技術研究和技術研發持續推進，強化自主創新成果的源頭供給。
要積極主動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創新資源，從我國現實需求、發展需求出發，有選擇、有重點地參加國際大科學裝置和科研基地及其中心建設和利用。”22
絕大多數國家數據體現了固定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如圖2所示，涵蓋1992-2014年間的佔全球GDP達94%的103 個國家的數據顯示，平均而言，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1%，勞動力投入為29%，TFP僅為10%——證明了固定投資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資本投資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於發展中經濟體。資本投資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3%，對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固定投資對大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大於小經濟體——資本投資對世界20個最大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7% 。正如中間產品一樣，固定投資是勞動社會化的直接體現。
勞動力質量
如圖3、4所示，隨着經濟的發展，勞動力數量（工作時間）和勞動力質量（培訓和教育）之間的定量平衡發生了重大變化。平均而言，發展中經濟體27%的GDP增長來自於勞動力總工時增加，僅3%的GDP增長是來自於勞動力質量改善；發達經濟體僅15%的GDP增長來自於勞動力總工時增加，11%的GDP增長則來自於勞動力質量改善。
因此，當一個經濟體越發達，勞動總工時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會下降，與此同時教育與培訓改善則成為重要的增長因素。總的來説，當一個經濟體越發達，教育與培訓改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越大——勞動力質量改善是源於教師的工作和培訓計劃等等，是勞動社會化的經典例子。
研發
事實上，研發進一步構成了勞動社會化最明顯的例子之一。現代技術創新不是由孤立的天才創造，而是受益於巨大的資源分配——歷史和現代研究證實，研發成功與投入分配成正比。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科技長期保持領先優勢，源於對不斷增長的研發資源與大規模創建的專業研究機構的應用。在整個完整的歷史時期，美國科技保持領先是源於其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研發支出。
正如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美國經濟足夠大到孕育具有專業管理經驗的大企業——龐大的研究預算有助於組織創新過程……美國通過在重要大學建立研究部門與批准特別用地在各大高校進行農業研究增加其領先優勢……研發支出紀錄顯示，美國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從1921年的0.2%上升到20世紀60年代的約3.0%。”23
因此，研發成功是源於大量金融和人力資源的利用。從現代研發支出規模來看，正如彼得•馬什（Peter Marsh）在其所著的《新工業革命》（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指出，2010年世界用於研發的支出達到約1.2萬億美元，比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這一數據高出25個百分點。
2010年全球至少有7百萬人從事科技工作，這一數據比1995年高出40個百分點。2008年，他們為科技記者生產了150萬份報紙，比20年前的數據增長了三倍多。
1990 – 2010年間，美國專利辦公室收到的年專利申請增長了143%。最近的報紙，三分之一涉及的是不同國家間科技人員的合作。24 當然，這樣的資源構成了巨大的間接生產投入——或者更確切地説，它們體現了先進的分工/勞動社會化的有效性。
當然，這源自習近平的總體分析——應全情投入到研發，因為創新是發展供給經濟學不可缺少的基礎：“我們要着力完善科技創新基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國家科技報告制度、創新調查制度、國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統，大幅提高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水平。
要着力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完善資金鍊，聚焦國家戰略目標，集中資源、形成合力，突破關係國計民生和經濟命脈的重大關鍵科技問題。”25
個人創業
上面已全面分析了不同形式的勞動社會化的定量貢獻，最後談談現代新古典經濟學所稱的拉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個人創業。個人創業能部分性發揮作用拉動經濟增長，但其不是通過中間產品、資本和勞動力的增加來創造增長，即其僅能發揮類似於TFP的部分作用。
但如上文所述，TFP提高對經濟整體增長的貢獻率較小，對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貢獻率均僅為10%。此外，TFP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貢獻率並不高於對發展中經濟體，但個人創業一般是前者高於後者。
退一步説，即使假設個人創業是發達經濟體的TFP全部（雖然這個假設很不合理，因為技術、生產規模、研發和其他因素才是TFP的關鍵原因），個人創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僅相當於勞動力投入的三分之一、資本投資的六分之一。
結論：拉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定量因素是勞動社會化
利用現代統計技術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不同要素的貢獻，我們來做個總結。
• 理想的數據是對所有國家的中間產品、資本、勞動力與TFP作出測算。但遺憾的是，所有國家的中間產品數據並不存在。
但上文所述的研究結果顯而易見，中間產品與服務是最重要的增長來源，其對最發達的經濟體——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2%，固定投資的貢獻率為24%，勞動力投入的貢獻率為15%，TFP的貢獻率為9%；
• 佔全球GDP 94% 的經濟體的固定投資投入、勞動力和TFP全面數據顯示，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1%，勞動力投入為 29%，TFP為10%。
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代表勞動社會化/勞動分工（流動資本/中間產品、固定投資、勞動力投入）投入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0%。
相反，現代新古典經濟學所宣稱的決定性的增長因素——個人創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到10%——確切地説其貢獻率尚不及TFP，因為TFP包括不同因素，它們本身就是勞動分工的產物。
因此，勞動社會化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新古典經濟學所稱的決定性增長因素——TFP的九倍多——詳細分析TFP會顯示，即使9：1的比率也是低估了。顯而易見，拉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定量因素是馬克思所分析的勞動社會化。
因此，馬克思主義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結果，完全印證了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供給側的正確性。勞動社會化，工人階級，是發展生產的最強大的力量。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新自由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支持者，即中國的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鼓吹錯誤的觀點時，只能極力避免在其文章與分析中使用精確的數字，用假大空的套話與空洞的公式，或者嘗試引用現已被西方正式淘汰的統計方法。
正如習近平指出，馬克思經濟理論是正確的。正如習近平指出：“工人階級是我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26
中國的工人階級是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生力軍，其政治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當然，這樣的重要分析也是習近平就工人階級與中國的民族復興所作結論的關鍵：“工人階級要堅持以振興中華為己任，充分發揮偉大創造力量，發揚工人階級識大體、顧大局的光榮傳統，自覺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始終做凝聚中國力量的中堅。”27（完，參考文獻附後）
參考文獻
1. 引用自胡鞍鋼2015年11月30日所著的（The method in Xi Jinping’s Marxism: What’s behind the president’s push for the economic theory?），鏈接見《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報道：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885100/method-xi-jinpings-marxism-whats-behind-presidents-push?page=all
2. 見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第二十八卷第36頁，由Lawrence and Wishart出版社出版。
3.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實幹才能夢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59段落。
4.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實幹才能夢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59段落。
5.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 Transition to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6.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Study, Disseminate and Implement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第165-448段落，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7.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實幹才能夢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49-819段落（Kindle版），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8.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Carry on the Enduring Spirit of Mao Zedong Thought）。
9. 見亞當•斯密1776年所著的《國富論》第13頁。
10. 見人大重陽網站鏈接：http://rdcy-sf.ruc.edu.cn/displaynews.php?id=15011
11. 想要研究GDP發展簡史的讀者可參考丹尼爾•科伊爾（ Diane Coyle）2014年所著的《GDP簡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12. 丁伯根與斯蒂格勒的分析請見戴爾•喬根森2009年所著的《生產力經濟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vity），載於喬根森主編的《生產力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Productivity）第9-28頁，由英國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
13. 見索洛1957年8月所著的《技術變化與總量生產函數》》（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載於同年出版的《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三期第312-320頁。
14.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Align Our Thinking With the Guidlines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第1506-1655段落，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15. 見戴爾•喬根森、何民成(Mun S. Ho)與凱文-斯德爾(Kevin J. Stiroh)2005年所著的《生產率：信息技術與美國增長復甦》第三卷第305頁（Productivity, Vol. 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 ），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
16. 見喬根森、戈洛普與弗勞梅尼1987年所著的《生產率與美國經濟增長》第200頁（Productivity and US Economic Growth.）。
17. 見Hak K. Pyo, Keun-Hee Rhee和Bongchan Ha2007年所著的《Growth Accounting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by 33 Industrial Sectors in Korea (1984-2002)》，載於喬根森等主編的《Productivity in Asia: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第113-145頁，由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
18. 見梁啟源2007年所著的《Industry-Wid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Growth in Taiwan, 1981-1999》，載於喬根森等主編的《Productivity in Asia: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第146-184頁，由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
19. 見任若恩和孫琳琳2007年所著的《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ies, 1981-2000》，載於喬根森等主編的《Productivity in Asia: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第76-112頁，由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
20. 引用自胡鞍鋼與楊竺松2016年1月1日合著的《習近平經濟思想：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 Important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鏈接見《人民網》：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6-01/01/content_1646781.htm
21.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Always and Ongoing and Will Never End.）第1091-1119段落（Kindle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2.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 Transition to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23. 見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1991年所著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24. 見彼得•馬什（Peter Marsh）2012年所著的《新工業革命》（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25.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 Transition to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26.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實幹才能夢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59段落（Kindle版），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27. 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實幹才能夢想成真》（ Hard Work Makes Dreams Come True》第7759段落（Kindle版），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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