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要完成6.5%的年增長率 不能誤讀“供給主義”
【自今年11月10日，“供給側改革”出現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之後，立即受到廣泛關注。隨後，習近平主席在G20峯會、APEC的演講中也提及這個詞，同月的國務院常務工作會，“供給側改革”也同樣出現。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前，多方猜測不出意外“供給側改革”將會再次出現。然而在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佈稿中，“供給”問題被多次提及，但卻無一處提到“供給側改革”。這一字之差中又藴含着什麼樣的深意呢？
在此之前，觀察者網也多次發文談及“供給側改革”，央視財經頻道評論員劉戈則在文章中提醒到，要警惕市場派經濟學家打着“供給側改革”的招牌推行“里根經濟學”。
近日，觀察者網特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也賜稿觀察者網，專論媒體熱議的供給側改革，他認為要保證6.5%的年經濟增長率，正確的經濟政策至關重要。在他看來，供給經濟學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眼下中國經濟發展確實需要從供給側入手，打破西方“凱恩斯主義”的困惑，但與此同時，也要警惕那些打着供給經濟學的招牌，繼續宣言新自由主義“小政府，大市場”、信仰“自由競爭和企業家精神”的輿論。
有關供給側改革的具體分析亦可參見微信公眾號：羽扇觀經（guanchacaijing）。】
經濟規律具有客觀性。因此，中國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都不能違背經濟規律。不順應經濟規律、不符合經濟法則的政策不會取得成功。中國要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需要保證年經濟增長率至少6.5%。在此背景下，正確的經濟政策對中國能否達成目標就至關重要。這尤其適用於中國媒體近來熱議的“供給側改革”。
下文將從供給層面分析中國經濟改革，這將在某種程度上有別於中國一些媒體上充斥的令人困惑的觀念——中國從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引入的所謂的凱恩斯經濟學。雖然我們從媒體上所看到的這些觀念事實上並不是凱恩斯的觀點。但遺憾的是，這些觀念並未完全正確瞭解不同要素對經濟的貢獻程度——因而錯誤地將政策引向那些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小的供給要素，這將令中國更難實現“至少6.5%的年均增速”。因此，本文旨在説明關注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以及運用最新統計方法正確分析何謂最重要的供給要素。最後，我將依據供給經濟學不同要素的相關貢獻作出結論。
馬克思是徹底的供給派經濟學家
首先，我想分別用馬克思主義術語和西方經濟學術語，來説明供給經濟學為什麼是必要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具有更清晰簡潔的優勢，因此我將首先運用其論述供給經濟學。但最終結果會顯示，這兩種經濟框架得出的結論是相同的。
馬克思明確表示，生產在供給經濟學占主導地位：“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個的東西，而是説，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再總體內部具有差別。其中生產起決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產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是不能支配作用的東西……生產（模式）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模式）。”
因此，馬克思指出，雖然需求、消費、交換等其他經濟因素具有一些影響，但生產才是最重要的經濟因素。他還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比如，消費只有在生產者需要自身產品時或者消費者有購買產品的收入時才會產生，而收入必然來自參與生產的直接所得（工資、利潤），或者間接所得（福利、養老金、其他家庭成員的支持等等）。
此外，馬克思的分析並沒有否定西方經濟學的研究重點——供需關係。而且，他還簡單地問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果供需處於平衡（均衡），那麼經濟將會呈現何種態勢？”
總的來説，馬克思是一個徹底的供給派經濟學家。
中國輿論對“凱恩斯主義”存在誤讀
重點關注經濟需求、而非供給的經濟學派，通常被稱為“凱恩斯主義”。與此相關的觀點是，經濟出現困難是由於需求缺乏，因此，應增加需求——通常用預算赤字或者貨幣寬鬆來增加需求。據稱，需求增加能帶動生產增加。
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在市場經濟中，生產不因需求而產生，而是為利潤才會產生。如果需求增加導致利潤無增加甚至利潤下降，生產不僅不會增加，事實上，還有可能減少。
許多情況下，需求增加都不會提高利潤。一是經濟沒有閒置生產能力，因此生產無法在現有資源的基礎上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增加的需求無法使生產增加，而只會導致通貨膨脹 。
即使企業存在閒置生產能力，需求增加仍有可能會導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比如，如果增加的需求增強了勞動力的議價地位，由此將增加工資而降低利潤各佔經濟的比重，甚至利潤的絕對值也會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增加的需求通過降低盈利能力進而給生產帶來負面影響。一些“增加需求”的政策甚至直接降低企業盈利能力，比如，如果增加的需求是通過直接增加工資實現，那麼將導致利潤佔經濟比重下降。
因此，“需求增加必然會帶動生產增加”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相反，需求增加甚至可能會導致生產下降。事實上，刺激需求的方法可能同時導致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或下降，即陷入臭名昭著的“滯脹”。當然，這些事實並不意味着增加需求的情況下不會導致生產提高。但生產提高是否會發生，並不取決於增加的需求本身，而是取決於增加的需求對盈利能力的影響，即生產後工資與利潤的分配問題。因此，盈利能力而非需求決定整個經濟過程。
**概括來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框架和西方經濟學框架都認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經濟的供給方面而非需求方面。這並不是意味着需求的效果為零，而是説需求政策的效果不如供給政策。因此，中國某些媒體上充斥的“凱恩斯主義”是錯誤的，或者應該説，這種“凱恩斯主義”甚至是對凱恩斯本人觀點的一種曲解。因為，凱恩斯曾多次着重提到過，利潤在市場經濟中是決定生產的最重要因素。**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框架和西方經濟學框架都認為，供給而非需求方面的經濟政策更加重要。
勞動分工是供給中的最重要因素
在經濟生產過程中，哪種供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或較小，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提到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200多年前所作的分析，他的分析已經通過了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實證檢驗。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第一句話明確指出：“勞動生產力、人類勞動技能以及思維判斷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按其一貫説法來看，斯密作品的主要其他結論都是依據勞動分工基本原則推導而來。
斯密的結論對經濟所有層面帶來重要影響。正如施本格勒（Spengler）在其所著的《國富論讀書筆記》就勞動分工的説法指出：“用龐巴維克（Bohm Bawerkian）的話來説，生產變得更為迂迴。”迂迴生產，即勞動分工細化，讓相互關聯的生產網絡日益增加。用經濟術語來説，就是間接投入相對直接投入有所增加。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説，100年前，會計只使用筆、紙和簡單的計算工具，所需的生產人數相對較少。現在，會計要使用電腦、軟件和互聯網，總共所需的生產人數成千上萬。另舉一個例子，一個現代化的汽車裝配廠可能包含一個龐大的生產部門，但僅佔價值15%的汽車生產過程是在此產生，另佔價值85%的汽車部件和其他中間投入生產則是在別處產生。
而且，這佔價值85%的汽車生產過程所需的中間產品並不是一次性外部勞動分工就能解釋的。這些部件生產是通過數以萬計的研發人員和科學家的工作加以改進，而這些研發人員和科學家是數十萬教師、大學講師所培訓的。這種勞動分工細化的過程，完美演示了斯密的分析。
馬克思則把同樣的過程概念化為“勞動社會化”。馬克思得出此結論的過程與斯密如出一轍。但就目前而言，沒有必要進一步論述這些結論，或者甚至區分斯密的“勞動分工”與馬克思的“勞動社會化”説法——這兩種説法可謂異曲同工。僅僅需要指出的是，現代經濟統計學已完全證明，斯密與馬克思的結論是正確的，從而確定了何謂經濟供給中的最重要因素。
誰對經濟增長最重要呢？
如果量化斯密分析的拉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供給因素，那麼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按遞減順序如下：
1. 拉動經濟和生產率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勞動分工——反映在中間產品的增長；
2. 勞動分工細化需要擴大生產與市場規模——結果產生全球化；
3. 勞動分工細化與擴大生產規模，導致固定投資佔經濟比重上升；
4. 勞動力技能改善，即勞動力質量提高，取決於投入到勞動力培訓中的經濟資源；
5. 技術進步本身也是勞動分工細化的產物，而技術進步是通過建立專門的研發和其他配套設施實現的。
如同所有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命題一樣，斯密的結論經過了實證檢驗。斯密和馬克思發現了何謂拉動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並在此基礎上各自建立了一套理論，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而且，現代經濟統計數據已印證了他們的理論。因此，我將在下文運用現代統計方法，分析經濟供給中從最重要到最次要因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中間產品增長是拉動經濟整體增長的最重要因素
勞動分工最直接的衡量依據是“中間產品”增長。中間產品指的是一個經濟部門的產品（或服務）是另一個經濟部門的投入。比如，硬盤行業的產品是電腦行業的投入，方向盤作為汽車零部件是汽車行業的一種投入。現代計量經濟學明確發現，直接體現勞動分工的中間產品，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資源。
首先以最發達的經濟體——美國為例，喬根森（Jorgenson）、戈洛普（Gollop）與弗勞梅尼（Fraumeni）三位經濟學家，利用現已被美國、聯合國與經合組織採用的統計方式得出結論：“中間投入是目前經濟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在我們據以考察的45個行業中，有36個行業，單單中間投入一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高於全要素生產率（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產出增長作出主要貢獻的是中間投入、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到目前為止，中間投入的貢獻最為重要。”
我在拙文《中國經濟增長核算法要與時俱進》對這些研究採用這些統計方法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為更清晰地説明以上結論，表1為美國為例，羅列了索洛（Solow）最初的增長核算分別，即資本、勞動力、全要素生產率，同時另設一欄展示中間投入的增長情況。從表中可以看出，1977-2000年，美國的中間投入平均增長率佔其GDP增長率的115% ，遠高於其他投入。
表1 美國產出增長來源
來源：根據喬根森與姜明武2007年所著的《技術與世界增長復甦》表2以及喬根森、斯蒂爾霍等人2005年所著的《生產力》表4.8數據計算
其他經濟體也發現了與美國相同的結果，特別是中國。至於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的表現則如下：
· 三位韓國經濟學家Hak K. Pyo, Keun-Hee Rhee和 Bongchan Ha對原材料中間投入的研究發現：“韓國經濟中，不同要素對於產出增長的貢獻率依次為：原材料、資本、勞動力、TFP、能源。
· 中國台灣經濟學家梁啟源對1981-1999年中國台灣省26個行業的原材料中間投入所作的研究發現，“除7個行業外，原材料投入對1981-1999年所有行業產出增長的貢獻最大。”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若恩和孫琳琳把1981-2000年，細分為1984-1988年、1988-1994和1994-2000年三個階段後發現：“中間投入增長是大多數行業產出增長的主要來源。”
因此，上述經濟學家所作的“中間產品增長是拉動經濟整體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的分析，完全印證了斯密的“勞動分工細化是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這個過程完全適用中國與其他經濟體。
上文已給出了目前為止國內勞動分工的分析數據。這清楚地顯示，中間產品是最重要的供給因素。但在現代經濟中，勞動分工並非僅僅限於國內，而且已擴展至國外，全球化現象由此而來。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國際勞動分工呈上升趨勢。這推動現代產業結構和中國參與全球化競爭的能力不斷提升。主要特徵舉例如下：
· 中間產品本身構成國際貿易的最大部分，約佔全部貨物貿易的40%；
· 中間產品貿易主要集中在發達經濟體和東亞經濟體，中間產品已成為各國生產增長最快的部分；
· 國際貿易佔全球產值的比重正快速擴張。
國際貿易是勞動分工的體現。當然，這也説明國際經濟開放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的研究結果是經得起推敲的。
資本投入是最重要的增長因素
除了中間產品，供給層面的生產因素在索洛創建的“增長核算法”古典框架裏得到了很好的分析。為讓大家更好地瞭解1992-2014年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趨勢，特附上運用美國、經合組織與聯合國等統計機構所採用的最新統計方法與索洛的“增長核算法”框架製作的圖1。數據涵蓋當時佔全球GDP達94%的103 個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所以數據非常具有全面性。結果一目瞭然：
無論是發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TFP只是很小的經濟增長來源，分別拉動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GDP年均增長0.5%和0.6%；
勞動力投入分別拉動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GDP年均增長0.8%和1.2%；
資本投入是索洛增長核算法中最重要的增長因素，分別拉動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GDP年均增長1.6%和2.5%。
最終結果是，這些投入（資本、勞動力與TFP）分別拉動1992-2014年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GDP年均增長4.3%和2.9%。也即是説，這些投入能幫助發展中經濟體GDP年均增長率領先發達經濟體1.4個百分點，這給了發展中經濟體追趕發達經濟體的機會。細分來看，TFP能幫助發展中經濟體GDP年均增長率領先發達經濟體0.1個百分點，勞動力投入為0.4個百分點，資本投入為0.9個百分點。因此，發展中經濟體有機會追趕發達經濟體，64%的原因是源於資本積累的增加，29%的是勞動力投入的增加，僅7%是TFP的提高。
圖1 各GDP增長來源年均拉動1992-2014年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GDP增長百分點
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模式的異同
為更清楚地展示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模式的異同點，特製作圖2和圖3，以反映各供給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突出勞動力投入的顯著性差異，特將勞動力投入劃分為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總工時）和勞動力質量（教育與培訓改進）。兩圖顯示，除了勞動力投入，其他供給要素對這兩種類型的經濟體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相似。
1. TFP在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發展方面發揮的作用較小，對兩者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均僅為10% 。TFP相當部分是由間接投入生產決定，比如研發等帶動的技術進步。
2. 勞動力投入總體上對這兩種類型的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區別不大，其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6%，對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為30%。但勞動力投入的組成部分有很大差異：發展中經濟體27%的GDP增長來自於勞動力總工時增加，僅3%的GDP增長是來自於勞動力質量改善；發達經濟體僅15%的GDP增長來自於勞動力總工時增加，11%的GDP增長則來自於勞動力質量改善。因此，當一個經濟體越發達，勞動總工時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會下降，與此同時教育與培訓改善則成為重要的增長因素。簡單來説，當一個經濟體越發達，教育與培訓改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越大。這是一個迂迴/間接生產的典型例子，因為勞動力質量改善是源於教師的工作和培訓計劃等等。
3. 在索洛增長核算法框架中，資本投資是目前為止拉動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其對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為63%。有必要指出的是，資本投資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甚至大於發展中經濟體。資本投資是純粹的“間接投入生產”。用會計術語來講，中間產品和固定投資均是資本，但中間產品用於單個生產週期，固定投資則用於多個生產週期，存在貶值的可能。
圖2 各GDP增長來源對1992-2014年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圖3 各GDP增長來源對1992-2014年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供給側”增長來源
因此，有必要對經濟的供給側的不同因素的重要性作個總結：
1. 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直接反映國內和國際勞動分工細化的中間產品；
2. 第二重要的生產因素是資本投資，在索洛模型中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60%；
3. 第三重要的因素是勞動力投入，在索洛模型中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30%，但當一個經濟體變得更為發達時，勞動力質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於勞動力數量；
4. TFP的重要性居末，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10%。
不應神話個人創業
中國有些聲音仍然認為“供給經濟學”的觀點是錯誤的，認為創新創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以上數據對經濟增長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否定供給因素，而單純注重個人創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限。
創新創業能部分性發揮作用拉動經濟增長，但其不是通過中間產品、資本和勞動力數量來創造增長，即其僅能發揮類似於TFP的部分作用。但如上文所述，TFP提高對經濟整體增長的貢獻率較小，對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貢獻率均僅為10%。
此外，TFP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貢獻率並不高於對發展中經濟體經濟體，但個人創業一般是前者高於後者。退一步説，即使假設個人創業是發達經濟體的TFP全部（雖然這個假設很不合理，因為技術、生產規模、研發和其他因素才是TFP的關鍵原因），個人創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僅相當於勞動力投入的三分之一、資本投資的六分之一。
因此，試圖在提高TFP的基礎上創造經濟增長，就如試圖駕駛只有一個小齒輪的機器向前開，而不是試圖換一個更大的齒輪（資本投資或者甚至勞動力投入）向前行。這樣的戰略，顯然難以取得成功。
結論：不要誤讀了供給側
最後，有必要按遞減順序，再次總結一下供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中間產品、資本投資、勞動力投入與TFP（個人創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甚至不及TFP）。顯而易見，“供給側”將主要關注但不限於如下幾點：
1. 因為經濟增長最大的來源是中間產品，中國在國內應盡力創造條件以利用勞動分工的優勢。中國經濟規模日益擴大，通過擴大國內市場規模與配套設施發展，可以提高勞動分工效率。但國內市場的有效運轉與國內勞動分工，需要大規模的物質基礎。
比如，提高勞動分工效率的關鍵因素——中國的運輸系統，與美國相比仍然非常落後。中國的人均公路里程僅相當於美國的16%，人均鐵路總里程則約相當於美國的7%。中國的物流體系相比美國也仍然非常落後。同樣，對提高勞動分工效率的不可缺少的通信系統而言，中國互聯網用户比例僅相當於美國的一半多。因此，諸如“互聯網+”等重要規劃，不僅對生產系統升級非常重要，而且也對提高國內勞動分工效率非常重要。
2. 就國際勞動分工而言，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已大幅降低了貿易佔中國經濟比重。中國貨物和服務業的出口總額佔GDP比重從2007年的35%下降至2014年的23%，同期進口比重則從27%降至19%。2015年的貿易數據繼續呈下降趨勢。總的來看，中國比以前較少利用國際勞動分工。
如果要純粹利用勞動分工保持增長優勢，最有力的方式是通過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與此同時刺激進口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GDP增長。除了匯率因素外，其他貿易刺激等措施也應考慮在內。因此，這些可以平衡貿易考量。
3. 因為固定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中國必須維持較高的固定投資水平，但投資需要等額的儲蓄。自2009年以來，中國儲蓄佔經濟比重呈下降趨勢，即資本供給佔經濟比重呈下降趨勢，這導致中國利率呈上升趨勢，且顯著高於美國，給中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要恢復中國儲蓄率，首先要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因此，維持高水平的固定投資水平，應成為中國經濟政策首要任務。
4. 不同於勞動力數量，當一國經濟越發達，勞動力質量的重要性呈上升趨勢。鑑於此，中國應繼續增加教育和培訓投入佔經濟比重。
5. 研發是間接投入生產的重要例子，對創新至關重要。因此，中國應繼續增加研發投入佔GDP比重，這對供給側改革非常重要。
6. 雖然幫助個人創業也有用，但如上文所述的原因，個人創業對經濟增長不能發揮的發揮多大的作用。
各經濟體經濟增長的供給要素分析表明，宣稱供給經濟學的精神實質是“小政府，大市場”、信仰“自由競爭和企業家精神”的輿論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不過是把“新自由主義”改頭換面換了另一種説法而已，因為“新自由主義”已臭名昭著，現在很少有人敢公開提這種説法。
要糾正供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就有必要重温習近平近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適用於其他經濟領域的生產過程。用馬克思術語來説，對經濟增長最重要的供給因素是“勞動社會化”；用亞當·斯密的術語來説，則是“勞動分工”。就當前而言，用哪一種説法並不重要，因為兩者均反映了同樣的過程。當一國經濟越發達，最重要的供給因素（中間產品、全球化、固定投資上升、勞動力質量改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越大，它們本身都是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體現。
中國一些媒體近期強調供給因素對經濟的影響，從而跳離了根據誤讀的西方教科書中“凱恩斯主義”對經濟的分析，我對此持歡迎態度。如果這種引起歧義的西方教科書，經過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那才是真正荒謬的地方。事實上對統計數據的分析，無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當代經濟學，對什麼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供給因素這個問題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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