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幸福?中國研究院工作坊研討中國式“有温度”的居民社區建設之路
“打造有温度的社區是一本萬利的事情,在中國,黨和政府從來沒有放棄優化社區治理、營造熟人社區、培育社區情感的努力。”
——劉建軍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大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十三五期間要推進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尤其要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持續增進民生福祉,使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城鎮化成功與否除了在於硬件,軟件也十分重要,這就是社區生活的和諧程度。不久前,一則新聞引發了關於拆不拆小區圍牆,建不建開放式小區的全民大討論。不過在我們居住的小區中,還有更值得關心,更直接影響每個人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的事情。2016年2月29日下午,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劉建軍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舉行了題為《社區與國家——研究居民自治的體會》的講座,提出了打造有温度的社區,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目標。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副院長蘇長和出席並主持了本次研討會。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劉建軍
劉建軍教授表示,社區治理是我黨執政的社會基礎,是國家建設與治理的社會基礎,同時也是區分劣政與良政的界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在一線基層調研整整4年,劉教授不無感慨地説,許多西方學者跟隨他調研時,都驚訝於中國城市社區的“温度”,認為比許多降至冰點的西方社區好太多了。**劉教授指出,一種好的社區治理,不僅能大大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也能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以極低的成本緩解社會矛盾和壓力。**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從沒有放棄過優化社區治理與營造熟人社會的努力,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目標。
劉教授認為,打造一個好的社區,不光是要提供諸如開鎖、保潔、醫務、食堂等服務功能(中國居民區的這些配套服務已經很令西方人羨慕);還要完成自身的社會建構,打造熟人社會,比如説能讓老年居民重建社會關係;最終,實現良好的社區治理,意味着政府可以通過給予自治社區提出的項目補貼的方式,實現社會治理的目標和理想,避免了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雙重風險。
劉教授特別以成都為例,認為老舊院落居多的成都,居民的幸福感卻很高,其中院落自治和63億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專項資金的投入功不可沒,63億對一座城市的GDP而言是非常小的一筆投入,卻真的拯救了這坐城市,可以説是一本萬利。
當然,新時期的社會治理也需要新的理論自覺與手段創新。劉建軍教授通過對中國城市社區治理的研究,提出了四點理論主張:
1、國家與社會理論的修正:西方是國家與市民社會(階級社會)的結合,是立體社會。中國是國家與由家庭組合起來的平面社會。基於此,這是兩種類型的國家:結社國家(state based on association)與社區國家(state based on community);
2、權利理論的修正:以“財產權”為導向的社會治理和以“居住權”為導向的社會治理;
3、治理理論的修正: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
4、社會主義理論的修正:從單位社會主義向社區社會主義的轉變,社區成為保存社會主義精神的温牀。
這四點理論修正和主張,每一點都意味着社區治理方式的創新。比如第二點,劉教授認為,以“財產權”為基礎的社區治理會形成一種“隔絕性治理”。因為過分強調所有權,在西方,這會導致社區組織和設置越來越科層化、商業化,族羣分裂與階級分裂等問題;在中國,以財產權為基礎的社區治理也無法解決大量租客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問題,導致租客和外來務工人員無法融入社區;而“隔絕性治理”普遍地會導致交往活動和人際關係支離破碎,降低人們對於社區的依賴度和依存感,更不要提家園感,物業公司的存在並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導致許多困難和矛盾會溢出社區之外,導致解決這些問題所投入的社會成本越來越高。以“居住權”為基礎的社區治理則是一種“包容性治理”,劉建軍教授特別強調“關聯產權”(介於私有與公有之間的概念)的思想,提出關聯產權是優化社區治理、營造社區公共空間的基礎所在。關聯產權的奧秘在於兩個方面:一是相關,二是聯動。“聯”字特別重要。以關聯產權和居住權為基礎的社區治理,不僅可以將所有人納入到社區治理中來,也能通過社區聯結,構建熟人社區的方式解決老人、孩童等具體問題,使許多居民面臨的“急難愁”問題得以擁有解決之道和治理之道。
劉教授表示,他的工作一方面是從社區治理出發重新探索國家治理等理論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他本人極為看中的,是給從事社區治理的工作人員提供具體的指導和幫助。比如説,居民對社區的依賴度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這一依賴度有的是顯在的,有的是需要開發的。社區治理要想盡辦法開發這種需要,增加居民與社區的關聯度。社區治理有其獨特的原理與方法,如過程導向原理、多遠協同原理等。劉建軍教授強調,社區治理與企業治理、學校治理等其他組織的治理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如,在社區治理和居民自治中,過程比結果更重要,過程取向優先,效率取向次之。這顯然是與企業治理不可同日而語。
劉教授精彩的演講激發了與會者的思索,在提問環節,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張維為、蘇長和、文揚、餘亮等都提出了問題,劉教授在回答中進一步闡明瞭社會治理的一些基本問題。
比如在回答居民自治與政府治理的關係時候,劉建軍教授説,要避免兩者完全對立的思考模式,恰恰相反,兩者是互為補充的。政府治理與居民之間的互動和銜接程度越高,基層社會也就日益充滿活力,我們黨的執政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就越穩固。
在回答城市居民自治與社區治理對農村基層自治有無借鑑意義時,劉教授説,兩者存在很大的不同,農村的村民自治涉及一本經濟賬,即社區經濟,它關係到每個農民的收入問題,而城市社區的治理與社區經濟關聯性不大,它與社區公共生活和社區服務等議題緊密相關。
此外,劉建軍教授還指出了一些習慣性的對社區自治與治理的誤解:比如白領羣體參與度低;年齡越小,社會地位越高的人士對社區的依賴度越低等,這與他本人的調研情況並不相符。關鍵問題還是在社區治理的過程中,如何主動發掘居民對社區的需求,激發居民的參與願望及參與行動。
雖然只是一次簡單的稱述和介紹,但劉建軍教授講座的內容還是引起了在場專家和學者的廣泛興趣與討論。劉建軍教授表示,經過四年深入基層的調查和研究,最終寫作了一本《居民自治指導手冊》,全書17萬字,將於4月底由格致出版社出版,目前除了相關領域內專家學者的關注之外,許多一線的政府工作人員也非常期待此書的早日問世。
本次研討會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例行工作坊之一的中國話語工作坊主辦。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以“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為宗旨推動原創性中國話語的研究。中國話語工作坊擬邀請國內外認同中國道路,在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績的知名專家學者,在小範圍內(10-15人)進行深入切磋探討研究,其主要形式是:每期由一名專家學者做主題演講報告,向與會者介紹其中國話語研究中最具原創性的概念和思想,之後與會者與報告者進行深入的討論交流。
吳摹解讀:
看了,令吾振奮。中國國家治理方式的特定含義,有了全新的闡釋,突破了西方窄框。大有作為的方向,非常棒的方向,怒贊。1、國家與社會理論的修正:西方是國家與市民社會(階級社會)的結合,是立體社會。中國是國家與由家庭組合起來的平面社會。基於此,這是兩種類型的國家:結社國家(state based on association)與社區國家(state based on community);2、權利理論的修正:以“財產權”為導向的社會治理和以“居住權”為導向的社會治理;3、治理理論的修正: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4、社會主義理論的修正:從單位社會主義向社區社會主義的轉變,社區成為保存社會主義精神的温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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