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一唯：沒有理念的日本民進黨只能“野合”

日本的三月是大學的畢業季和入學季，也是一個充滿了希望和憂傷的時節，在盛開櫻花的花海之中，一批批莘莘學子帶着希望踏入校園，一批批青澀的畢業生懷着淡淡的憂傷走向社會。

然而政治即使在這麼一個美麗的月份仍讓人看不到希望。在一片質疑聲中，曾經寄託了人們無限改革希望的民主黨在結黨20年後壽終正寢，與日本維新黨合併為日本民進黨。不知是巧合還是故意，日本民進黨將結黨大會放在了櫻花盛開的三月底，多少有討“彩頭”之意。

日本民主黨與維新黨合併為日本民進黨

此民進黨非彼民進黨

有人説日本平成年代政壇的“固定節目”便是每年新政黨的集結大會。其實在多黨制的國家之中，新政黨的出現、舊政黨的消失乃是家常便飯，但是日本的不同之處在新政黨的質而非量。日本的新政黨在結黨之初往往有氣勢如虹的假象，似乎有着不可小覷的政治實力和鋭利進取的改革決心，然後在數次大選失敗之後便如落櫻一般隕落。

雖然貴為當下日本最大的在野黨，但此次日本民進黨尚未結成就已不被外界看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在於政黨理念的缺失而被批為“野合”。因為日本民進黨的黨綱需要在三月底的結黨大會才能公佈，我們只能從其名稱來推測二三。

一個政黨往往需要將政黨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簡潔地表現在黨名之上以供選民挑選，雖然提出“民進黨”這個名稱的江田憲司釋義為“與國民一同前進”，但相對於以往的“民主”和“維新”這樣的理念，其意涵稍顯曖昧不清。

或許我們只有從黨的英文名才能更清晰地看出他們的理念，民進黨的官方英文名是“Democratic Innovation Party”，從英文名來看還是不同於中國台灣地區的“民進黨”（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看來民進黨官方將Innovation對應了維新黨的“維新”一意，再加上民主黨的“民主”構成了這個不倫不類的名字。

或許有人會從英文黨名質疑為什麼不是“民主創新黨”或者“民主維新黨”。首先日語之中沒有“創新”這個詞，類似意思有“革新”“刷新”或者直接照搬英語的innovation，詞義也甚少用於政治領域。當然日本也曾出現名為“日本創新黨”的政黨，但從該黨的英文名“The Spirit of Japan Party”看來真是和“創新”風馬牛不相及，理解為“和魂黨”似乎更為恰當。

至於為什麼不取更能直接體現兩黨合併的“民主維新黨”一名，或許還是和兩黨的政治主張有關。其實民主黨方面更傾心的名字是更能體現其護憲主張的“憲政民主黨”一名，但維新黨整體傾向於修憲，民主黨也不喜歡讓人聯想起修憲的“維新”字樣出現在黨名當中。最後雙方只好各退一步，取與新（shin）諧音的進（shin）字作為黨名。而黨官方公開的所謂民意調查決定黨名大概只是為掩蓋雙方裂痕而翻出的説辭罷了。

日本政黨五花八門和朝令夕改的黨名多少也昭示着日本政黨的本質，那便是政黨核心政治理念的缺乏。相比這些新興政黨，日本“老字號”的自民黨反而有着相對一以貫之的政治理念。雖然日本自民黨在1955年結黨之初也是號稱“八大師團”的鬆散結構，但是在冷戰中他們通過反共、親美的旗幟迅速團結在一起，自民黨內主張千差萬別，但是在修改日本戰後憲法、主張國防軍和強化安全保障在內的民族主義上可以認為是該黨一以貫之的主張和主線。

要説日本當下歷史最悠久、政治主張最明確的政黨無疑是日本共產黨。在冷戰時期日共被捲入了冷戰中的意識形態之爭，內部數度因路線而分裂。但冷戰結束路線之爭的消解反而促進了日共的團結。日共在系譜上與1922年創立的日本共產黨一脈相承，其理論刊物《赤旗》也是從1928年斷續延續至今。雖然日共已經很難稱得上是傳統型的共產黨了，但是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仍保持了一定的矜持。（例如每次國會開會天皇到場時共產黨黨員必定缺席抗議，也拒絕合唱國歌。）

選票還是理念？

在此不禁讓人想問，現代政黨究竟是為了選舉利益的野合還是為了政治理念的集合？在大眾民主時代，“良禽擇木而棲”，政治人物如同寄居蟹般遊走，而政黨越來越被認為只是他們吸收養分的外殼罷了。

德裔美籍學者奧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便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去意識形態化”之中敏鋭地捕捉到了在大眾民主時代各國主要大黨紛紛“去意識形態化”的趨勢。以至於政黨研究者發展出只有去意識形態化的政黨才是常態，而主張意識形態的政黨無非是非民主制度下或一時的例外。

從選舉的功利角度而言，若一黨主張明確的理念便會縮小自己的支持範圍，即使其理念獲得了大多數選民的贊同也會因為目標過於清晰而作繭自縛，將自己放在容易被民眾檢驗的刀俎之上。日本民主黨便是在2009年大選中做了過多、過高容易被選民檢驗的承諾（例如高速公路免費、兒童補貼、沖繩基地搬遷等）無法兑現才導致了後來的大敗。因此政策主張的模糊化可謂是立志成為執政黨的政黨應該也必須採取的選舉策略。

然而選民對於各大政黨這種逃避責任的模糊主張有着深深的不滿。一個政黨只有有着明確的主張，民眾才能比較安心地將政權託付給它，因為這樣選民才可以獲得比較可預測、穩定的政治和容易檢驗的標準。而缺乏主張的政黨總讓人感覺不可靠、難以預測、難以檢驗，政治也容易陷於缺乏基礎的亂流之中。因此我們不難理解政黨的選舉策略和選民不滿之間的緊張關係。

但是反過來看，政治原本的面目不就是混亂和飄忽不定嗎？長期穩定從來都難以和政治扯上關係（這裏的穩定和混亂主要指政權並非社會秩序）。不穩定的政治更加呼喚選舉之外的公民政治參與，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參與又成為了公民的“負擔”。也難怪法國大哲盧梭認為只有具備強大精神的人民才能適應民主制度，否則還是專制比較適合他們。

日本民主黨黨首岡田克也（左）和維新黨黨首松野賴久

日本政黨無理念化的原因和未來

1994年，日本引入“政黨補助金制度”和小選區制，其目的便是告別金權政治以及打破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狀況，促成能產生穩定政黨輪替的兩黨制度。未料其結果反而是加劇了政壇的聚散離合和政黨的無理念化。

過去日本政治有着選舉靠“三板”的説法，即地盤、看板、錢包（日語的かばん，三個詞都以“ban”結尾）。但是在當下所謂三板無論如何都比不上政黨這一塊招牌重要。在過去大中選區的制度（每個選區4-5人）之下，選舉更近似於比例代表制，一個明確的政治主張只要能抓住一部分選民的心聲便可以當選。但在小選區制度下，由於各黨往往只推舉一位候選人，能否當選已經主要不再取決於政治家的知名度、經營以及政策主張，而多取決於政黨的認可。

政黨總裁和黨幹部通過手中的政黨“公認權”擁有了極大的權力。自民黨過去是持有多種多樣意見的“派閥共同體”，這一特性也在小選區制度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間，這從迄今黨內無人敢公開挑戰安倍體制和主張可見其之一斑。反正在一些沒有太大競爭壓力的“鐵票區”，政黨公認的候選人躺着也能選上，與其提拔優秀的人才還不如提拔聽話的人，因此在大選中往往會冒出一批容易被黨首控制的“政治素人”——即臭名昭著的小泉（純一郎）children和小澤（一郎）girls，這便是該制度結出的奇葩。而其背後是政治家素質的大規模下降，日本政壇中政治家屢屢失言、醜聞頻出和在質詢時不知所云便是其後果。比如近來有議員發言説奧巴馬總統是黑奴後代，大臣在接受質詢時拿錯法案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舉動。

從日本政壇當前的態勢來看，表面上自民黨一黨獨大不可阻擋。但若取比較能反映選民總體傾向性的比例代表選區，並按選民總人口（包含不投票的選民）計算自民黨得票率（絕對得票率）的話，可以發現2012、2013、2014年三次選舉中自民黨的絕對得票率在16%-17.7%之間浮動，幾乎沒有太大變化。即使是在2009年自民黨大敗的大選中其得票率也達到了18.1%。自民黨在選民當中得到的穩定支持在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間，而剩下三分之一左右（考慮日本五成多的投票率）有效選民的支持只是不可靠的“浮動支持”。

也就是説，只是因為當下政壇缺乏有效的對抗在野黨，因此自民黨才似乎獲得在政壇具有絕對優勢的“假象”。再來看看民主黨在2012大選中慘敗失去的席次歸屬，更能讓上述結構一目瞭然。在2012年大選中民主黨失去了174席（幾乎正好等於浮動選民總人數），而自民黨對此照單全收增加了176席。小澤一郎從民主黨分裂出去的日本未來黨也在那次大選中失去了50多席，並被新成立的維新會照單全收。因此此次合併成立民進黨不過是讓民主黨恢復了其原有的基本盤而已。

如何鞏固繼承自民主黨的基本盤並向浮動支持者發起自己的攻勢，以及喚起不投票選民的熱情，這些都是日本民進黨當下亟需解決的課題，顯然他們僅有的護憲主張是遠遠不夠，一套能與自民黨相抗衡的政治主張或許比改黨名更為重要。然而留給民進黨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若在今年即將舉行的參議院選舉之中失敗，那麼想必民進黨也要走上之前無數政黨走過的解體之路，無所適從的浮動選民只會越來越多，並等待下一個堅實的在野黨的集結。

政黨永遠無法滿足人民的胃口，人民對既有政黨無休止的不滿，或許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才是政治發展的動力和政治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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