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媞：本土派騎劫香港大眾，然而説好的新世界呢？

筆者上一篇文章《反對派構建的“香港人”身份究竟存在嗎？》中提出反對陣營以製造“香港人身份為策略”，達到“去中國化，排斥內地的目的”，這也引發我們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反對陣營正以“打什麼仗造什麼武器”的戰略思路——意識形態上標榜“本土意識”，行動上採取“無底線抗爭”，並配合“互聯網”作傳播平台，影響這一代和下一代的日常生活，並將“香港建國”這一分離主義思想推到極致，付諸行動。

大年初一凌晨旺角街頭上演的“旺角黑夜”是本土派中“城邦派”為“無底線抗爭”打響的頭炮，從“城邦派”有關勇武的表述和行動中，我們可以推測“無底線抗爭”希望通過抗爭者引起警察武力鎮壓，達致流血收場甚至有人犧牲，好讓他們佔奪道德正義高地，從而喚起更多港青加入其行列，搞一場翻天覆地的“時代革命”。

反對陣營內近期關於“非暴力抗爭”和“無底線抗爭”的爭論也值得我們注意，兩者是反對陣營內兩種派系提出的不同策略，這反映出該陣營面臨戰術思維上的轉型，儘管相關的爭論還未有定數，但辯論不耽誤行動，因為“非暴力抗爭”和“無底線抗爭”完全可以一起來，通過真刀真槍的實踐，讓羣眾自行選擇，就如剛剛通過補選上陣的公民黨楊嶽橋，舉起大聲公（大喇叭）在議會內發言，便是採用“非暴力抗爭”的抗爭手法。

楊嶽橋

此外，“無底線抗爭”的重要性，還在於它是為保衞“本土意識”鑄造的雙刃劍，由於採用此種方式的抗爭者，必須保證每次都給旁觀者造成視覺和心理衝擊，行動所要承擔的風險就是公眾道德底線的深淺，而哲學原理告訴我們，一切事物達到極致都會轉向它的反面，一旦使用不當，這利器將令“本土意識”破產。

因此，“本土意識”的建構就顯得十分必要，而這個建構過程，必須軟着陸，才能洗腦成功。此時，互聯網作為傳播平台，被廣泛應用於反對陣營的輿論戰中，並以社交網絡Facebook為主要平台，影響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而這種慈化武器最厲害之處，就是將許多温良和平的人、事、物賦予攻擊性和殺傷力。

香港近年通過Facebook散播得最快，也最具殺傷力之一的論調便是以“香港建國”為主張的“香港民族論”，即通過建構香港歷史、強調共同語言、共同文化的重要性、居住領域和生活方式、建構“香港人”身份認同，然後再與“本土意識”裏應外合，為走上街頭，來一場“無底線抗爭”做羣眾動員。

繼去年初推出“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新一期香港大學校園刊物《學苑》雜誌又以“香港青年時代宣言”為主題（下圖），推出新刊。《學苑》以香港年輕人為主要受眾，因此筆者將其中出現的羣眾，理解為青年羣體，相信是最接近真相的解讀。其中的“港獨思想”因為太明顯而不用再討論，筆者反而有興趣知道他們如何引發一場“洗腦風暴”。

《民族意識與羣眾運動》一文稱，“從‘雨傘革命’至今，我們清楚地感受到新興一波大眾主義（populism）的興起”，“每項議題所能觸發的關注族羣即使不同，羣眾的情緒卻是一體的，而且香港策勵、合作，然後進擊。”

大眾主義的別名可是鼎鼎大名的“民粹主義”，而這個概念可以説是社會科學術語中，最沒有精確定義的概念之一，這無異於歡迎本土派盡情騎劫，盡情詮釋。

我們來看看作者是如何展開討論的。文章形容，“旺角暴亂”的參與者憤怒且恐懼（恐懼政權），“唯有不斷地抗爭，我們才清楚感受自己存在”，“我們意識到羣眾正醖釀一股力量，這可能催生更為激烈、代價更高的抗爭，我們也仍不清楚，這股力量會將香港帶往何方。”“我們相信有意識地反抗，才是香港最後的出路，這是我們身而為人的基本條件。”

“意識”出現的頻率甚高，卻沒有被清楚地訴説，正如我們不會懷疑他們有意識地發動“旺角暴亂”，他們卻希望我們認為這種“意識”來自羣眾的羣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他們説新一代香港人“天然獨”，妄稱對共產黨政權的“憤怒”普遍存在於公眾的“基因”中，因此“與生俱來帶有濃厚的單純香港人身份認同”[1]，而這種“憤怒”就“成為構建我們心理性格的元素之一，而我們的政治承諾便是許給香港民族共同體的至善”。

文章進一步説，“羣眾就是我們，我們就是羣眾，我們甚至不確定身邊這羣人是不是懷有相同的本土意識……”這個羣體成員的身份不建立在特定立場的論述，只要“視香港為共同的家園”，就是成員。“羣眾是我們的夥伴，然而這夥伴關係並不互相制約、折損，我們反而必須要擁有堅實的道德立場，種種動輒訴諸道德卻曖昧不清的表述方式”，貌似將“本土意識”的內涵變得寬闊而包容，作為“政治意識形態”，本土派用本土意識吸納羣眾，卻未必能帶着羣眾通往彼岸。

正如他們説，每項議題引起不同的抗爭，而抗爭者來自不同羣體，他們是靠共同的“情緒”來相互合作，説好聽點就是“民粹主義”，要玄一點就是“大眾主義”，大眾是沒有主意的，有主意的人不是冷眼旁觀，就是成為運動的發起人，換言之，社運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情緒”而不是被“理念”感召的從眾。所以“佔中”這類大型羣眾運動中，發展到後期，生產不出新的“情緒”，只能因過度消耗而草草收場。

該文的作者對此心知肚明，知道“雨傘革命”以來，抗爭面對的最大問題，便是羣眾與運動領導之間無止境的掙拗，但是順着作者的邏輯，“本土意識”繁衍出的“大眾主義”，能否為類似的爭拗開出藥方？

回到“香港民族論”，它只是“城邦派”為了打一場“香港建國”的仗，而為“天然獨”羣眾量身定造的輿論武器；它和“無底線抗爭”這個街頭的武器雙劍合璧，帶領年輕的信徒們走向瘋狂，他們狂歡、渴望流血、憧憬死亡，他們想成為本土威權的“英烈”。

我們談民族大義，對方也談民族大義，但雙方對民族的想象不同，我們應該如何用新的方式講故事，而不是將香港青年越推越遠？

筆者大膽預言，本土派真正的危機將在9月當選立法會議員後達到高潮，議會抗爭手法的交替使用有可能帶來新的混亂。而在那之前，本土派沒有退路，否則無法讓各路人馬盡情表演。只是，香港政府、香港警察、香港人，你們準備好了嗎？

後記：

多説兩句，香港人心思變，原因很多，不一而足，但這不等於他們會滿足於政客隨意的承諾和經不起推敲的政綱，已經被騙到過於警惕的香港人，變得前所未有地小心翼翼。他們具有強烈的“政治潔癖”，對模稜兩可的政治立場及主張不屑一顧。

隨便舉一例，本土派政團“青年新政”女神遊蕙禎（25歲），去年區選時僅204票輸給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後擔任黨友鄺葆賢的社區主任。她近期在網台“花生台”[2]，與民主黨區議員區諾軒、傘兵[3]葉錦龍，及一位教授大談“男男”腐女文化，卻被本土派“城邦派”網民圍剿，不滿她在新界東補選時為本土參選人梁天琦助選，這頭又上“自治派”的節目，“食兩家茶飯”。遊蕙禎後來解釋上節目是為“還人情”，並強調“只此一次”，但網民不買賬。

或許有點離題，但要知道，《香港民族論》和《香港城邦論》都在做人心的功夫，確切説是“離心”的功夫，他們試圖在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心中種下脱離中國的種子，現在已準備開花結果。不認清他們的洗腦路徑，就有可能錯判批評的方向，中了他們的計。然而，即使如此，又會由誰來承擔後果？只能是香港人自己。

註釋：

[1]《學苑——香港青年時代宣言》，《我們的二零四七》。

[2]“花生台”，由香港政黨社民連前主席陶君行創辦，主持多為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成員。多個節目以反“雙黃”，即黃毓民及黃洋達為主，視本土派“城邦派”為敵。

[3]傘兵，又稱為傘後團體，是一個香港政治術語，源於雨傘運動後紛紛成立的各個獨立小團體。這些組織不少腔調“重返社區，深耕細作”，繼續爭取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