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光：因為上了清華北大，就非得邁過中產階級？

前幾天，筆者的朋友圈裏除了有關疫苗的各種文章，轉發最多的就是一篇名為《清北的無奈，邁不過的中產階級》的“軟文”，説它是軟文，因為是一家清華北大學生的創業公司用其微信公號發出來的。然而轉發量這麼大，還有不少校友表示有同感，可見這篇文章雖説“軟”，但還是有些硬貨的。

這篇文章先是從四個清北學生因發展不符合親友的高預期而壓力山大的故事講起，繼而挖掘出他們的共同點是出身中產家庭的名校畢業生。又從中產家庭對子女的高期望，談到了中產子弟從名校畢業後在求職時“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並分析所謂“中產教育”的特點，最終表達了中產家庭子弟上升無門的無奈和焦慮。當然文章最後以雞湯結尾，表達了中產子弟“不願意讓清北成為我們的人生巔峯”，“證明自己，不依賴父母”的美好願望。這樣一篇文章，有故事、有分析、有煽情，既有“清北學生”等奪人眼球的關鍵詞，又契合了中國新興中產普遍性的焦慮心理，想不火都難。

然而，若是深究起來，這篇文章的問題卻不小。其中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文中給出的四個案例，主人公均不到三十歲，甚至還是二十出頭的年齡，未來的人生路還很漫長，僅僅因為不夠出眾（其實他們在同齡人中已經是佼佼者了），就悲觀地斷言他們邁不過中產階級，是不是有些言之過早？

不可一味放大中國新興中產的焦慮心理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待中國中產的話，其實他們已經“邁過”中產這道坎了。

根據2011年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月薪1600元就已經超越了全國近50%的勞動者，月薪4200元則超越了全國約90%的勞動者。如果嚴格按照中產階級的定義，即“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於現階段社會的中間水平”來推算，月薪2000元的羣體才是中國真正的“中產階級”。而中國現階段產生了“中產階級”自我認知的羣體，更適合稱之為“10%”。

當然，“中產階級”這個概念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來的，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必然要與西方的國情接軌，單純以本國國民收入中位數來製造本國的中產定義，無異於數學遊戲。但筆者提出這一點，也是希望提醒焦慮的中產，對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有更客觀的認識。

基於上述認知，我們可以把《清北的無奈》一文中中產子弟所揹負的期望翻譯為“從‘10%’上升到‘5%’甚至‘1%’”，換句話説，就是要爬到金字塔的塔尖。

可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無論收入分佈模式是中國的金字塔型，還是西方發達國家所謂的“橄欖型”，其共同點是中層以上隨着收入增高，羣體規模急劇減小，而社會頂層比中層還多的倒金字塔型社會至今沒有出現過。這也就意味着即使在社會充分流動的情況下，中產階級內也註定只有少數人能夠實現“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夢想。更不要説高流動性社會是“非常態”，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現流動性下降的問題。

總之，家長希望孩子超越自己向上進步的願望是好的，但是願望也要符合現實，不然願望和現實的落差就會造成不必要的焦慮。媒體也應注意自律，引導公眾理性看待中產階級的流動問題，不可為了眼球效應放大不理性情緒。

文章折射出的社會問題值得重視

儘管文章本身在立意和論證上都存在問題，但所折射出的社會問題卻很值得重視。

第一個問題自然就是中產階級的焦慮症問題，雖然不可放大，但也不應小視。事實上，這個問題絕非中國特色，而是具有普遍性。在發達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中產生的“中產階級”，都存在着“上不來下不去”的焦慮心理。

俗話説“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中產階級在歷史的行程下依靠個人奮鬥獲得相對體面的生活，自然不可能接受重新墮入底層的貧困之中。但中產階級作為一個西方概念，不同於“中等資產階級”，他們基本不掌握生產資料，如果硬要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語境下找一個近義詞的話，恐怕“工人貴族”更適合他們。這也意味着一旦歷史的行程轉向，經濟形勢不好，依賴工資而又缺乏股息、紅利等非工資收入支撐的中產階級的個人奮鬥也將化為烏有。既要千方百計保證自己不掉下去，又要全力培養子女讓他們爬上來，中產能有多焦慮可想而知。

以“china middle class anxiety”為關鍵詞在谷歌上搜索可獲得530,000條結果，以“中產 焦慮”為關鍵詞在百度上搜索可獲得1,960,000條結果，《經濟學人》《大西洋月刊》《國家地理》等知名報紙雜誌刊登的有關“中國中產”的文章中，普遍提到了“焦慮”一詞，可見這個問題的受關注程度。

天津港爆炸案之後，就有多家外媒以“爆炸案背後的中國中產焦慮”為主題進行了分析報道，部分受損房屋的房主上街遊行要求政府回購房屋的消息成為重要“佐證”。以此為鑑，以史為鑑，在中產階級逐漸掌握中國網絡社區的話題設置權和話語權的情況下，中產焦慮所可能導致的社會動盪的風險必須得到重視。

第二個問題，則是文章中不經意間透露出的一個事實，即“在清北等中國頂級名校，來自中產家庭的孩子，佔據了學校絕大多的人數”。

筆者在《比起改革高考制度，加強基礎教育更迫切》一文中就提出，“我國已經隱然出現了學生分數與家庭條件成正相關的統計現象”。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楊東平教授也指出：“占人口90％以上的體力勞動者的子女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試競爭中顯然處於不利地位。”這個情況所可能導致的風險甚至比中產焦慮還要大。

我國有着漫長的科舉取士的歷史，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種“信仰”，而現在這種“信仰”正在受到挑戰。知識經濟時代，高薪崗位基本上都與高學歷掛鈎，如果名校完全被中產子弟所佔據，那麼窮人的上升通道也將被基本上堵死，教育也將淪為階級的“再生產”，我國將陷入“未富先固”的尷尬局面。一方面，影響人才選拔，導致我國高端人才的來源變窄；另一方面，基數龐大而又上升無望的底層百姓也將成為隨着有可能爆炸的火藥桶，危及社會和諧穩定。

當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安撫中產階級的焦慮情緒和保證底層百姓的上升通道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避免割肉補瘡、實現統籌兼顧，這將極大地考驗有關決策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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