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中國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編者按：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英國人羅思義賜觀察者網專稿，討論中國如何突破中國收入陷阱。
按照世行2012年的標準，中等收入上限是人均GDP達到12615美元，此前，胡鞍鋼教授《“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是偽命題》文章説，中國已經有一些省市比如江、浙、滬、京等，已經跨入高等收入行列。
羅思義則從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角度來論述。他通過大量鮮見的全球數據證實，到目前為止，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擁有最成功的戰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應選用何種策略，首先必須能對下述三個基本事實給出答案：
為什麼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會優於所有其他經濟體？為什麼人均GDP起點高於中國，已達到高收入標準的少數亞洲經濟體優於所有其他發展中經濟體，但增速不如中國？為什麼遵循“華盛頓共識”的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未能實現快速增長，成功躋身高收入經濟體之列？****】
中國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經濟體的轉變，已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並寫入十三五規劃。
但遺憾的是，部分新自由主義者建議，中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應聽從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所倡導的政策——國際上熟知的“華盛頓共識”，這不符合中國諺語所説的“實事求是”。
林毅夫在其文章《中國經濟學家非得學習西方嗎》中，談及“華盛頓共識”就曾精準地指出：“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的發展理論來制定推行政策獲得了成功。少數幾個發展績效比較好，或者轉型績效比較好的經濟體，他們推行的政策在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看都是錯誤的。”
更確切地説，正如中國國務院參事室2015年11月發佈的《“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習近平總書記“四個全面”重要論述解讀》指出：“林毅夫認為，20多年過去，按照新自由主義，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國家並未獲得成功。相反，他們普遍遭遇經濟崩潰或停滯，危機不斷，他們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比60年代、70年代結構主義的時候還低，而且發生危機的頻率比60年代、70年代還高。”
哪些經濟體已實現快速發展？
就批評“華盛頓共識”時所提及的“西方主流發展理論”，筆者與林毅夫的解釋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鄧小平一手締造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更為成功，拙文《鄧小平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框架對比研究》對此原因作了詳細分析。
但撇開術語問題不談，林毅夫的基本觀點完全正確，也合乎事實。事實上，正如下文將要給出的數據，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所遭遇的情況，甚至比林毅夫所説的更糟。相對而言，大多數國家變得更不發達，即事實上他們更進一步落後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了。
正如下述數據所示，只有極少數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或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體的轉變。但實現最快速增長的所有經濟體都來自於亞洲，這一事實，有利於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中國從中借鑑經驗。
從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過渡到高收入經濟體的國家如此鳳毛麟角，意味着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遭遇失敗。也即是説，在亞洲之外深受新自由主義推崇的“華盛頓共識”，事實上已被證明為失敗的發展理論。因此，中國應學習實事求是的方法而非失敗的理論：
• 從正面角度而言，應側重分析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那些少數發展中國家的的成功經驗；
• 從負面角度而言，應側重分析聽從了世界銀行/ IMF倡導的“華盛頓共識”，而未能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未能成功過渡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那些國家的失敗教訓。
本文旨在論述發展中經濟體實現經濟增長的國際事實。當然，這樣的實證研究會得出結論。但實事求是對中國乃至所有國家來説，是唯一正確的方法。
事實證明，依據事實的發展戰略才能取得成功，也是任何理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理論必須符合事實。不應罔顧事實或為適應錯誤的理論改變事實。如果一種理論不符合事實，那麼它就是錯誤的，理應被拋棄。
這對中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中國與其他任何國家一樣，都不能違背經濟規律。如果中國依據如何過渡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錯誤理論實施政策，那麼這種政策必將失敗，由此帶來的負面後果將波及逾十億中國人，阻止中國實現民族復興。因此，論述發展中經濟體成敗經驗的事實，是判斷一種理論正確與否的前提。
“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
應該指出的是，西方曾就是否事實上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展開過重大的討論。例如，《經濟學人》雜誌曾討論過這一問題，並得出結論：“並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説，“支持中等收入陷阱理論的人認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往往低於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其實並非如此，相反，他們增長得更快。他們根據佩恩表對各國1950至2010年間的收入進行了對比。人均收入在13000－14000美元（根據購買力平價，即中等收入國家）間的國家在下一個10年間的平均增長率基本為2.9％，快於其他任何收入水平國家的平均值。發展是一個漫長而艱鉅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經濟體的規模會持續不斷發展。潛在的陷阱隱藏在各種收入水平的經濟體。單單拿中等水平説事沒有道理。”
不過，我無意用更多篇幅談論這種爭論。我只想説明，發展中國家躋身高收入國家非常困難。因此，“為何僅極少數國家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體的轉變？”這個問題將被視為一種實證檢驗。
何謂高收入經濟體
毫無疑問，第一個問題是何謂高收入經濟體標準。從國際上來看，有68個國家或地區符合世界銀行界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官方標準——人均GDP為12736 美元（約82478人民幣）。但支持中國借鑑這些國家的經驗具有明顯的誤導成份，主要原因有兩個：
• 首先，這68個高收入經濟體中的大多數都是非常小的國家，35個國家的人口不到五百萬。僅22個高收入經濟體或者地區的人口超過一千萬；
• 許多國家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完全是由於其擁有非常少的人口與是避税天堂，比如開曼羣島、摩納哥、列支敦士登、百慕大羣島、馬恩島等國家，或者由於擁有大量的單一商品油，比如沙特、阿聯酋等國家。
顯然，這種類型的經濟體的發展模式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既不具備人口少的條件，也不能推行逃税天堂的戰略，更不具備以石油為主的經濟條件。
這樣的事實説明，部分中國媒體有時討論中國的國際排名時非常具有誤導性，因為他們未將人口基數、經濟規模或者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是以石油出口為主考慮在內。中國實現高收入經濟體的過渡這樣嚴肅的問題，不能依據草率的統計，而是需要準確的信息。
哪些國家已躋身高收入經濟體？
首先談經濟發展事實。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等已躋身最重要的高收入經濟體數十年了。他們自躋身高收入經濟體後已有數十年以上（通常都超過一個世紀），一直以相對慢的增速增長。
例如，就整個二十世紀而論，美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9%，德國為1.8%，英國為1.5%。顯然，這樣慢的增長路徑不適於中國作為發展模式，因為中國計劃到2020年實現小康社會，在未來5-10年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國際標準。
接下來談中國自1978年啓動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條件。可以指出的是，事實上大多數大型發展中經濟體在此期間進一步落後於美國。以人口至少不低於五百萬的國家和1978年其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 40%為例，1978-2015 年符合此類條件的53個國家中，28個國家的人均GDP進一步落後於美國， 25個國家的地位則相對美國有所提高。
也即是説，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相對於美國更不發達了。這説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存在難度。
但也應該注意到，在較長的時期內，許多前發達經濟體退步為發展中經濟體地位，或者遭受了災難性的挫折。
例如，阿根廷的人均GDP從1938年相當於美國的67% 到 2015年跌至30%；智利的人均GDP從1910年相當於美國的60% 到 2015年跌至50%；俄羅斯的人均GDP從1975相當於美國的43% 到 2015年跌至28%。1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僅有少數幾個國家的人均GDP相對美國大幅增長。自中國1978年啓動改革開放以來，只有6個至少有五百萬人口的國家或地區（中國大陸、馬來西亞、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與韓國），與美國人均GDP的差距至少縮小了20%。這6個經濟體都是來自亞洲。
1978-2015年與1950-2015年，中國大陸的人均GDP增速快於任何國家。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的人均GDP起點均遠高於中國大陸，而且已實現了中國的目標——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體的轉變。
就快速增長的經濟體數量而言，亞洲經濟體佔據壓倒性優勢。如表1所示，世界增速最快的所有10個經濟體全部來自亞洲——事實上，前13位增速最快的經濟體均來自亞洲。
因此，亞洲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功，並非是因為推行了世界銀行與IMF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這説明，中國要確保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就不能聽信世界銀行的教條，而是要側重學習何種因素能確保國經濟增速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然後要學習何種因素導致亞洲經濟快速增長。
中國與亞洲四小龍的人均GDP差距縮小
既然中國的人均GDP增速快於其他任何經濟體，為何其仍未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國際標準？答案當然是取決於不同經濟體的起點不同。
1929年，中國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其人均GDP僅相當於美國的8%，彼時印度的人均GDP高於中國30%。就經濟發展而言，清朝與1911年後成立的中華民國在追趕發達經濟體上是失敗的——1900年中國的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13%，1913年這一數據為10%。
自日本侵華與中國內戰結束到1950年，中國幾乎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當時中國的人均GDP僅相當於美國的5%。1950年，世界141個經濟體中只有10個國家的人均GDP低於中國，它們是非洲的八個國家（博茨瓦納、布隆迪、埃塞俄比亞、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萊索托、馬拉維、坦桑尼亞）和亞洲的兩個國家（緬甸、蒙古）2。
這裏有一個有趣的比較：據麥迪森計算，1950年時印度的人均GDP高於中國近40%；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的最新計算，1950年時印度的人均GDP高於中國近80%。
到1978年，中國取得了了不起的社會成就，比如中國的平均預期壽命增速快於世界史上的其他任何主要國家，我曾在拙文《中國在毛澤東治下取得了世界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中對此有過詳細分析。
那個時期，中國也為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大幅縮小了與其他大型發展中經濟體如印度人均GDP的差距：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印度的人均GDP從1950年領先中國80%到1978年縮小至30%。
據麥迪森計算，印度的人均GDP從1950年領先中國40%到1978年縮小至0。這是相當可觀的的經濟成就。當然，這也是了不起的社會成就，但中國的人均GDP仍遠落後於其他快速增長的經濟體。
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速快於其他任何國家，也快速縮小了與所有發達經濟體和快速增長的經濟體的人均GDP差距。
如表2所示，1978年時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30倍，2015年時這一差距縮小至4倍。表2同時顯示，中國在多項數據上已縮小與所有快速增長的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差距，有些數據甚至已超過後者。（見表2，1978年與2015年，各經濟體人均GDP與中國大陸人均GDP的比例。）
但亞洲四小龍的人均GDP起點均高於中國，這是他們早已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國際標準，仍領先中國5-10年的原因。
從1978-2015年，中國與亞洲四小龍的人均GDP差距均有所縮小，具體情況如下：
• 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的人均GDP差距已從逾八倍縮小至僅略超過三倍；
• 中國大陸與中國香港的人均GDP差距已從十五倍縮小至四倍；
• 中國與新加坡的人均GDP差距已從逾二十倍縮小至不到六倍；
• 中國與韓國的人均GDP差距已從近六倍縮小至不到三倍；
綜上所述，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表現遠優於亞洲四小龍，但後者經濟增速繼續遠快於老牌發達經濟體。因此，中國最終要縮小與亞洲四小龍的人均GDP差距，就必須要繼續長期（數十年）保持良好的表現。
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發展戰略的比較
上文所述的是中國與快速增長的發展中經濟體的比較，本節將主要比較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戰略。
上文已指出，最重要的老牌發達經濟體的人均GDP年增長率，在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內（通常已超過一個世紀）不到2%。
如表3所示，這種基本的模式並未改變。以最重要的發達經濟體1978-2015年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例，英國為1.7%，美國、德國、日本為1.6%，法國為1.2%。
中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約為所有這些經濟體的近四倍。結果是，中國縮小了與這些經濟體的人均GDP差距。
但也需要清楚地注意到，這些發達經濟體的人均GDP年增長率相差無己，都低於2%，最高的為1.7%，最低的為1.2%。 1978-2015年，中國與這些發達經濟體的人均GDP差距縮小具體如下：
• 中國與美國的人均GDP差距已從30倍縮小至4倍；
• 中國與德國的人均GDP差距已從26倍縮小至不到3.5倍；
• 中國與英國的人均GDP差距已從21倍縮小至不到3倍；
• 中國與法國的人均GDP差距已從25倍縮小至不到3倍；
• 中國與日本的人均GDP差距已從近21倍縮小至不到3倍。
中國快速縮小與這些發達經濟體的人均GDP差距是必然結果，但也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原因。
發達經濟體經濟緩慢增長並非新現象，這一現象貫穿其整個歷史發展期間，包括人均GDP增長緩慢僅是冰山一角。
也即是説，發達經濟體年均增長率緩慢增長，並非由於其當前較高的人均GDP水平，而是當其人均GDP水平甚至明顯低於中國當前水平的更早時期這一現象就存在。鑑於所有發達經濟體基本上超過一個世紀都維持相同且非常慢的增長率，如果中國採用其增長模式，那麼中國也將會陷入緩慢增長。
結論
綜上所述，全球經濟發展狀況顯而易見。因此，任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理論和戰略，必須符合事實。可以看到：
• 如果目標是追趕發達經濟體，那麼全盤照搬發達經濟體的任何模式就是錯誤的。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模式是數十年（超過一個世紀）維持緩慢增長。
中國採用這樣的緩慢增長模式，就無法在5-10年後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國際標準，或者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因此，中國必須利用已被普遍證明的快速增長經濟模式——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就是採用這種模式。
發展中經濟體所採用的這些模式如下：
• 到目前為止，中國在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方面擁有最成功的戰略。 1950-2015年與1978-2015年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優於所有其他經濟體。拙文《鄧小平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框架對比研究》與《怎麼理解習近平的經濟思想？》，曾對中國經濟理論相較西方具有優越性的原因，進行了論述。
• 繼中國後的第二成功的經濟發展戰略，通常被稱為“亞洲發展模式”，拙文《為什麼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理論”可以很好的詮釋亞洲的增長？》曾對亞洲模式的主要特徵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 世界銀行與IMF倡導、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華盛頓共識”，與中國的發展模式與那些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相比，是一種失敗，正如林毅夫在上文的精準評價。
**事實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任何理論與政策必須立足於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全球經濟增長而論，任何經濟理論與發展戰略，必須能對下述三個基本事實，給出答案。**這三個決定性的問題如下：
• 為什麼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會優於所有其他經濟體？
• 為什麼人均GDP起點高於中國，已達到高收入經濟體國際標準的少數亞洲經濟體表現不如中國，但優於所有其他發展中經濟體？
• 為什麼遵循“華盛頓共識”的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經濟未能實現快速增長，或者成功躋身高收入經濟體，反而大多數情況下進一步落後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
中國經濟發展的任何政策，都不能以“華盛頓共識”教條為基礎，因為全球增長數據顯示，“華盛頓共識”是一種失敗的發展戰略。相反，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那些國家，並非基於“華盛頓共識”。應對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這樣嚴肅問題的唯一正確方法，是實事求是。
註釋
1. 1950年前的數據引用自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所著的《世界經濟千年史》（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所有數據均按1990年國際元計算。2015年的數據引用自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the Total Economy Database 2015》
2. 前面的數據根據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所著的《世界經濟千年史》（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數據計算。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發佈的《the Total Economy Database 2015 》對此數據作了修正，結果顯示，20世紀50年代埃塞俄比亞和坦桑尼亞的人均GDP略高於中國——但顯然，結果並無明顯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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