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為什麼蘋果選擇在中國製造iPhone？
【近日，媒體報道稱蘋果總裁庫克表示，將着手在印度市場開設"蘋果生產線和研發以及服務"，雖然觀察者網已經發布陳經的文章予以闢謠。但各界對於中國製造業企業外遷的擔憂仍然存在。據印媒此前報道，富士康也有意在印度買下1200公頃土地，建造新的工廠生產iPhone。
**中國正在多方鼓勵創新，期望在某些領域彎道超車，佔領國際科技最前沿。不過，**羅思義賜稿觀察者網認為，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中國依然不應放棄成本創新的巨大優勢，這一優勢目前正在成為中國企業超越國際同行的核心優勢，也是中國走向繁榮的關鍵。】
創新無疑被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但中國一些媒體在討論此問題時往往不能抓住重點，搞不清“成本創新”與“產品創新”兩種不同類型創新戰略的區別。
華為、萬向集團、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CIMC)與其他中國公司遵循“成本創新”戰略，成功贏得國際競爭力；蘋果則是遵循“產品創新”戰略。
搞不清這兩種類型創新的區別，可能會導致中國製造的發展策略遭受挫折。比如，印度近來試圖吸引富士康等公司搬遷到該國，以與中國競爭製造基地——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近來訪問印度引起了該國極大的關注。
從基本的經濟角度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成本創新”與“產品創新”這兩種不同戰略的區別。當生產率提高時，有兩種途徑可以提升競爭優勢：
•以更低的價格生產同樣的產品。技術、物流、管理等創新，可用於生產同樣或者類似質量但價格卻較低的產品——國際上稱之為“成本創新”。
比如，華為或小米等智能手機廠商所生產的產品並不優於蘋果，但他們取得了成功，這是因為他們生產的產品擁有同蘋果類似的功能但價格低得多，即性價比更好。
•第二種戰略則是價格保持不變，生產的產品質量更加優越。這是蘋果所使用的戰略——不是以較低的價格競爭，而是維持較高的價格，尋求引進新且優質的產品。這一過程稱之為“產品創新”。
經濟基本面決定了“成本創新”，在一個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的主導戰略。
“成本創新”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的主導戰略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15年的人均GDP僅為美國的25%；按照當前匯率計算，中國2015年的人均GDP則僅為美國的14%。
中國能生產優質產品，就認為很快就可以搶佔“技術前沿”美國的地位，是不切實際的。
經濟冒險主義總會帶來挫折。比如，忽視成本創新的重要性，轉而尋求產品創新的虛幻戰略，將會給中國的競爭對手印度等國創造機會。
因為這個問題對中國如此重要，所以我特摘錄我的新書《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之第八章《為什麼蘋果選擇在中國製造iPhone》以饗讀者，為大家分析兩種基本的創新戰略。
為什麼蘋果選擇在中國製造iPhone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對其發展戰略至關重要。由於勞動分工造成的各種因素的相互關聯性及其生產率乘數，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可能跨越某個或某些經濟發展階段。本章旨在闡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對其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分析這個最基本的趨勢。正如本書所示，在經濟發展諸“索洛要素”中，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最不重要的要素，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8%，而勞動投入和固定資產投資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分別為30%和53%。
數據還顯示，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降低，它對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貢獻率為19%，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貢獻率僅為11%。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降低的原因比較清楚，下文將對此加以分析。
結合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降低的趨勢與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加以比較就會發現，固定資產投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呈上升趨勢，而全要素生產率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則呈下降趨勢。這對中國的經濟戰略具有多方面的影響，特別是對中國下一個經濟發展階段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創新具有決定性影響。
採取提高退休年齡和提高勞動力質量之類的措施，只能減輕但不能完全克服中國因勞動年齡人口下降造成的勞動投入減少。由於勞動投入減少以及因此造成的經濟發展“索洛要素”在數量上的減少，中國只能依靠增加固定資產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進而實現繁榮。
鑑於本章的探討重點是全要素生產率，為避免煩瑣，除非另有説明，下文中的“生產率”均是指“全要素生產率”，而不是體現為勞動或其他形式的生產率。
轉型過渡期：投資和生產率是中國的優勢
為了解中國向發達經濟體過渡即漸趨繁榮的總體過程，下表（表8-1）顯示了中國經濟增長諸要素，並以若干經濟體類型作對比。為完整起見，表中所列作為對比的經濟體類型除發達經濟體外，還包括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亞洲外發展中經濟體和全球經濟平均值，但就此處探討的問題而言，發達經濟體才是最重要的比較對象，因為中國的目標是從目前的發展中經濟體過渡到發達經濟體。
下表再次證明了上一章分析的觀點，即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在勞動投入年均增長率方面呈現出來的是劣勢而不是優勢：發達經濟體的勞動投入年均增長率為0.7%，而中國僅為 0.5%。
因此，在中國的“開放性”經濟體系中，中國的決定性優勢，即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高於發達經濟體的決定性因素，是固定資產投資和生產率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
•中國的固定資本年均增長率為5.8%，比發達經濟體高4.5%。
•中國的生產率增長率為2.7%，比發達經濟體高2.5%。
如第7章所分析，這兩個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94%。對於中國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的優勢，第6章已經進行了分析，本章旨在考察分析中國的生產率變化趨勢。
上表（表8-1）再次證明了這樣一個主要趨勢：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增長率遠遠高於發達國家；該表中的數據與表6-1中的數據使用了不同的指標，但反映了同樣的趨勢。現將其明確表述如下：
•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0.2%，發展中經濟體的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0.9%。
•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1.2%，高於其他發展中經濟體。
•中國的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2.7%，非常令人矚目。1
將表6-1與表8-1結合起來可以看出，發展中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速度高於發達經濟體，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對其經濟增長的作用低於發展中經濟體。正如上文所述，這一規律對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有直接的影響：隨着中國逐步向發達經濟體過渡，其生產率增長將會變得緩慢，生產率增長對其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會下降。
後發優勢
發展中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遠高於發達經濟體的原因從經濟學角度是很容易理解的，簡而言之，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經濟學家林毅夫將這種“後發優勢”視為他的經濟發展理論研究的基石，他總結道：
發展中國家在引進新技術時，能夠借用或改造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這樣一來，就把自身的落後轉化成了優勢。而發達國家則必須站在全球科技前沿，因此需要持續投入鉅額資金從事新的研發活動，以實現技術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有可能以幾倍於發達國家的速度實現技術創新。2
這一經濟真相對中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和下一階段的經濟戰略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14年的人均GDP僅相當於美國的24%、德國的29%、日本的34%、韓國的36%。3從這裏可以看出，即使中國採取最成功的經濟政策，也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消除這個差距。
不同國家間的人均GDP差距是與它們之間的技術差距聯繫在一起的。
這意味着中國進入全球科技前沿還需要時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根據其具體國情，一如既往地成功吸收源於較發達經濟體的技術仍有巨大意義。
為避免誤解，這裏有必要指出，上述分析僅代表一般情況。
事實上，在某些特定領域，包括政府實行政策傾斜並投入巨量資源的領域，特別是軍事領域和與此相關的空間技術領域，中國有可能極大地縮短甚或消除自身與最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技術差距。
事實上，中國在其人均GDP逐漸接近發達經濟體進而在科技方面逐漸接近全球科技前沿的進程中，能夠而且必將在某些民用行業處於技術領先地位。
儘管如此，由於中國不可能對所有的技術行業實行政策傾斜並投入巨量資源，中國人在科技天賦上不可能比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更強或更弱，這意味着，鑑於中國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就大多數經濟領域而言，中國仍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奮力追趕前沿科技。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科技創新？
中國在不同領域處於不同發展階段這一經濟現實決定了對中國極其重要的創新形式。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都會談到，必須將“創新”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但沒有真正從經濟學意義上對其做出明確的界定，於是出現了多種在性質上截然不同的“創新”概念，造成了一些混亂，因此有必要對這個問題進行明確的分析。
考察一個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對其創新進而對其企業與經濟戰略的影響，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從經濟學原理角度做出分析。隨着生產率的提高，可採用兩種方式將其轉化為更大的競爭優勢：
•用更低廉的價格生產同樣的產品。4
•產品價格保持不變，但產品質量提高。
至於哪種方式更富有成效，這與國家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有直接關係。最發達經濟體因其必然處於科技前沿而得以推出改良產品或新產品，因而它們在推出新產品時，能夠採取“價格不變，產品改進”甚至推出“全新產品”戰略。5
蘋果公司就採取了這一戰略。該公司長期保持其產品價格不變，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提高了價格，同時不斷生產更優質的產品。蘋果公司的戰略並不是削減新產品的價格，因為他們有過前車之鑑：
他們曾對較廉價的iPhone 5c採取過這種辦法，但那基本上是一次失敗的嘗試。蘋果公司的戰略體現在持續推出品質有極大改進且在同類新產品中獨佔鰲頭的產品，如iPod、iPhone、iPad、Apple Watch等。因為蘋果公司依靠推出改良產品或全新產品保持其競爭優勢，故人們將該公司的“價格相同，品質改進”戰略貼切地稱為“產品創新”。
蘋果公司之所以如此成功，恰恰是因為該公司完美體現了美國這個處於全球科技前沿的經濟體，賴以保持其全球領先地位的產品創新戰略。
2015年11月7日，一名研究人員在位於西安的實驗室內向記者展示光子集成芯片。光子集成芯片是通過我國自主研發的光電子集成領域技術製造的芯片，可實現對傳統集成電路的“彎道超車”。新華社記者 金立旺 攝
但中國則是另外一種情況。與所有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不少經濟行業暫時無法彎道超車，進入全球科技前沿。因此，那種認為中國有能力將“產品創新”作為其主要的短期或中期政策而加以推行的觀點有點冒進。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採取的戰略必然是以較低的成本生產同樣的產品，更確切地説是以較低的成本生產在質量上具有可比性的產。
在下文即將闡述的真正經濟學意義上，這意味着中國目前的主要戰略仍然是“成本創新”，即綜合利用技術、管理和物流等方面的能力和優勢降低成本。這是有助於中國實現繁榮的切實可行的創新之路；幸運的是，這條創新之路是足以滿足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的。
上述基本的宏觀經濟現實用通俗的話來説就是，那種認為中國可以靠引進一個iPhone、Google搜索引擎、Twitter等決定性新產品，並將其作為短期或中期創新戰略的觀點是一種經濟烏托邦主義，會誤導中國偏離其實現繁榮的實際途徑。
另外，因為中國沒有實現這樣的“產品創新”，而對中國橫加指責，就是一種純粹的經濟烏托邦主義和戰略“空想”。中國必須，至少在短期內，必須以華為、小米、三一、萬向、中集和其他一些公司為典範的高度成功的戰略為主導，即以更低的成本生產質量上具有可比性的產品。
為避免誤解，有必要指出，上述分析僅代表一般情況，並不意味着中國不能引進新產品，甚至也不意味着中國企業非常嫺熟於對領先產品的漸進性改進，其本意只在説明中國要想在未來期間的國際競爭中勝出，中國仍然必須將“成本創新”而不是“產品創新”作為創新的主要形式。
現以眾所周知的小米公司為例説明這個問題：早在2015年，小米公司就已成為世界上最被人看好的業界新秀，但直到今天西方仍有人愚蠢地指責小米公司“模仿蘋果”，甚至嘲諷小米公司首席執行官雷軍在服飾和新產品發佈會方面也刻意“模仿蘋果”。6
實際上，小米公司在利用社交媒體、密集安排產品銷售等方面實現了對產品的大幅度漸進性創新。小米公司相對於蘋果公司的決定性優勢是價格，即以更低廉的價格推出具有可比性的產品。小米公司之所以如此成功，完全是因為它將根本性的成本創新與漸進性的產品創新結合起來，這是該公司在中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做出的正確選擇。7
在蘋果公司創始人、被視為美國高科技行業象徵的史蒂夫•喬布斯去世之際，發生了一場討論，有些人將中國沒有出現史蒂夫•喬布斯那樣的人物歸咎於“刻板”的教育體制，這種看法是非常膚淺的，因而也是錯誤的。
中國科技行業在產品創新方面達不到美國的水平是因為中國的人均GDP不及美國的1/4，無論中國的教育體制發生多大的變動，無論怎樣鼓勵學生的“創造性”，都不可能短時期內扭轉這一現象。只有中國的人均GDP大體上與美國處於同等水平時，中國在產品創新方面的能力才能大體上與美國處於同等水平。
現根據歷史資料説明這個問題。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計算出的購買力平價，中國2013年的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21%，8在與美國相比較方面，與1951年的日本或1982年的韓國地位相當。當時的日本和韓國與中國目前的情況相似，農業人口不再占主導地位，已逐步發展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
在隨後的十年裏，日本和韓國戲劇性地取得了鋼鐵、造船、建築設備等中度科技行業的領導地位，這也正是中國目前占主導地位的行業。上述行業與日本和韓國所處的按人均GDP衡量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而日本和韓國在上述行業的成功最終使它們得以躋身於繁榮社會之列。
1951年的日本或1982年的韓國因其人均GDP與美國差距很大，在“產品創新”方面根本不是美國的對手，基於同樣的理由，那種認為今天的中國在“產品創新”方面堪與美國相比的觀點還為時過早。中國要實現繁榮，就不能依靠那些根本不可能的經濟空想，只能老老實實地按經濟規律辦事。
什麼樣的創新是有決定意義的？
既然靠引進新產品系列以進行“產品創新”，不能成為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保持其競爭優勢並逐步走向繁榮的主導形式，那麼，中國應採用什麼樣的創新形式？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中國應採取完全可靠的、強有力的、經實踐檢驗效果良好的競爭戰略，保持價格和價值方面的優勢。
但中國目前面臨的關鍵問題是這種競爭戰略不可能採取“低價格、高質量”的做法，因為在產品質量既定的情形下，低價格是以低工資為依託的，但正如第2章所述，按全球標準衡量，中國已經不再是低收入國家。
中國的人均GDP高於世界上許多國家，這一事實體現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工資比較上。這裏不妨回顧一下第2章的內容：中國普通的工廠工人日均工資為27.50美元，而印度尼西亞為8.60美元，越南為6.70美元，也就是説，中國的製造業工資是印度尼西亞的3倍、越南的4倍。
因此，中國現已沒有基於低工資的價格優勢或競爭優勢。中國的價格和價值優勢必將越來越多地依靠技術創新、管理能力和其他非工資優勢。也就是説，在產品質量（高價值）既定的情形下，只能通過技術和管理方面的發展和創新而不是通過低工資來實現低價格。
在中國未來期間，這種“成本創新”仍然是中國走向繁榮的關鍵。
中國在“成本創新”方面的實力
最初，一些西方分析人士沒有認識到上述宏觀經濟原理及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性影響，因而嚴重低估了中國在上述成本創新方面取得的成功，致使不少西方企業在與中國企業的競爭中吃盡了苦頭，好在這種錯誤觀點現已得到根本性的糾正。
丹•布萊茲尼茨和邁克爾•默夫裏合著的《奔跑的紅色女王》是研究中國成本創新能力的最重要的西方著作之一，他們對西方人在這方面的早期研究有如下評論：
搜尋眾口相傳的“真正”創新的產物，即那種類似於硅谷的新興產品創新型行業基地。如果他們發現了這種基地，就會宣佈……創新政策是成功的；如果沒有發現，他們就會危言聳聽地説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但在現實中，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創新行為不僅體現在全新的技術和產品的開發方面，而且至少同樣程度地體現在創新成果的傳播、應用以及漸進性、組織性和流程創新方面。9
因此，“對中國來説，在創新的其他方面表現卓越是其經濟增長的關鍵”，還有：中國……形成了在科研、開發和生產鏈諸多環節創新方面令人敬畏的競爭能力，這些環節的創新與許多新興產品創新一樣，對經濟增長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創新能力不僅體現在流程（或漸進性）創新，還體現在生產組織、製造技藝和技術、交付和設計方面。10
現代西方研究目前終於得出了正確的結論：鑑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競爭優勢，成本創新是中國企業能夠勝出且在實際上已經勝出的必不可少的領域。中國遠非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不善於“創新”，目前已成為世界上成本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
西方對中國“成本創新”實力的分析研究
由於西方企業在踐行成本創新的中國企業面前遭受過嚴重的挫敗，中國企業的成本創新實力成為西方人深入研究的對象。
以中國在成本創新這一關鍵領域的實力作為研究對象的西方主要研究成果值得強力推薦者甚多，不乏論證透闢之作，現聊舉數例：曾鳴和彼得·J·威廉姆森合著的《龍行天下》；丹·布萊茲尼茨和邁克爾·默夫裏合著的《奔跑的紅色女王》；查爾斯·杜伊格和基思·布拉德舍的《蘋果為何不救美國？》；維傑伊·戈文達拉揚和克里斯·特林布爾合著的《反向創新》；彼得·馬什的《新工業革命》。11
上述著作從企業層面上進行了廣泛研究，內容具體詳盡，可視為本書所闡述的宏觀經濟過程的佐證，也是瞭解有關競爭戰略的重要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西方分析人士與在中國人成功創新的凌厲攻勢下吃過不少苦頭的西方企業接觸頗多，比中國的某些媒體評論人士更瞭解中西方企業在這方面的競爭現實，因為中國的這些媒體評論人士往往出於政治動機，動輒不恰當地從意識形態角度指責中國企業“缺乏創新能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分析全球市場的競爭趨勢。
本章旨在將上述個案研究成果置於本書探討的基本的宏觀經濟過程框架下，以便二者相互印證。
對於中國企業在各行業的迅速崛起，第10章將加以分析，本章僅探討創新方面的競爭戰略，意在表明上述企業研究所分析的經濟過程受上文闡述過的基本的宏觀經濟力量的制約，從而進一步證實了這種宏觀經濟力量的確實存在。
國際價值鏈中中國的位置
提高生產率的最強大力量，即包括國際勞動分工在內的勞動分工，與中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為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成功推行成本創新創造了機會。
這是因為現代全球行業結構鮮明體現了亞當•斯密分析過的不斷增強的勞動分工過程，構成了丹•布萊茲尼茨和邁克爾•默夫裏等人分析過的趨勢賴以形成的事實依據。他們指出：
得益於全球服務與商品生產環節的變化，中國目前的創新體制從中期和長期角度來看是可持續的。全球化造成了工業和服務業在空間分佈上的碎片化。
從第5 章分析過的宏觀經濟過程可以預料到，全球勞動分工的發展將繼續深化：
最近幾十年來，全球出現了廣泛而迅猛的生產活動碎片化（又稱分解化、分散化或模塊化）過程。這意味着商品的生產和服務不再以位於某個國家的等級森嚴的企業為組織模式。企業日益將其業務活動分割為規模小且相互獨立的模塊並將其分包出去，甚至分包到海外。這一碎片化過程改變了國際經濟體系，使不同地區分別專門從事某特定行業中某特定環節的生產活動。12
全球化勞動分工進程還將沿着宏觀經濟理論預測的方向繼續下去：
即使硬盤驅動器之類的組件和子組件也被分為若干相互獨立的環節，並將其分散到全球不同地點生產。13
現就全球化中的生產活動碎片化過程聊舉一則對中國有借鑑價值的實例：世貿組織發現，在一款普通的美國轎車中，僅有37%的價值是在美國實現的，另有30%來自韓國，17.5%來自日本，7.5%來自德國，4.0%來自新加坡和中國台灣，2.5%來自英國，1.5%來自愛爾蘭和巴巴多斯。14
從這裏可以看出，非美國企業對一部美國汽車價值鏈的貢獻率為63%；在該汽車生產鏈的許多環節，成本創新可產生競爭優勢。再舉一個“高端市場”實例：一款德國製造的豪華轎車，其價值的2/3是在德國境外產生的。15
再看一下電子行業：蘋果公司是電子行業市場覆蓋面最廣的大公司之一，如按總市值衡量，則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截至2012年，蘋果公司直接僱傭員工6.3萬人，其中4.3萬人分佈在美國，2萬人分佈在海外。但全球有70萬人受僱於蘋果公司的承包商，相當於蘋果公司直接僱傭員工人數的10倍以上，他們幾乎全部分佈在美國境外。16
蘋果公司的生產活動在中國最終完成。正如杜赫格和布拉德舍在其詳細的研究論文上所指出的那樣：
儘管因版本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所有iPhone都包含數百個零部件，預計90%是在海外製造的。先進的半導體來自德國和中國台灣，存儲器來自韓國和日本，顯示屏和電路來自韓國和中國台灣，芯片組來自歐洲，稀有金屬來自非洲和亞洲。這些零部件都是在中國組裝到一起的。17
可將國際勞動分工推動下的全球化生產過程，與上一經濟發展階段美國“福特式”大規模生產的20世紀典型模式相比較，該模式以單個的公司甚至工廠為基本經濟單位，內部實行等級森嚴的垂直性管理，最極端的例子是金屬從一端投放進去，汽車從另一端開出來。
但在不斷增強的全球化勞動分工推動下，該模式日益被無數專業性生產者取代，這些專業性生產者參與最終產品的生產和創新，從而形成“分散性創新網絡”。18
與汽車業相比，這一趨勢在電子行業和高科技行業的許多領域表現得更加深入，其常規模式不再是集成化，而是徹底的模塊化生產。正是這種新型生產模式為中國企業躋身於成品和中間產品生產方面不斷增強的國際化勞動分工提供了機會。正如我們早已分析的那樣，中間產品是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部分，也是國際貿易的最大組成部分。
中國在製造業許多領域體現了不斷增強的勞動分工，已成為世界上的創新領先者。正如丹•布萊茲尼茨和邁克爾•默夫裏就中國企業的能力斷言:
美國企業以前就有這種旨在從事大規模生產的組織和創新能力，但即使在其全盛時期，美國生產體系也是集中於大規模生產，不能靈活地在同一地點的同一生產線上生產此類系列產品。目前，這種超級大規模靈活生產能力是中國特有的。19
對中國的低估
西方人曾嚴重低估中國企業鋭意創新以取得低成本競爭優勢的能力，許多西方企業在其中國競爭對手的凌厲攻勢下遭受嚴重挫敗。
特別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利用不斷增強的國際勞動分工首先打入全球價值鏈最低端，然後通過成本創新並利用全球價值鏈各組成部分的相互關聯性，逐步進入附加值較高的行業。中國企業的上述做法正是中國實現繁榮的必經之路。
曾鳴和彼得·J.威廉姆森合著的《龍行天下》現已成為西方經濟學研究的經典，他們在這部著作中，對上述過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那些低估中國企業創新能力的中外人士都應當好好地研讀一下這部著作。
為對上述過程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本人強力推薦讀者研讀曾鳴和威廉姆森的這部著作，下文大量引用其中的內容，以便從企業層面上證實這個宏觀經濟過程。
曾鳴和威廉姆森分析研究的一個鮮明個案是萬向公司。萬向公司是世界上領先的汽車萬向節供應商，目前正迅速向多種汽車零部件供應業務擴張。當萬向進入全球市場時，從福特汽車公司分離出來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即佔據行業龍頭地位的偉世通公司對其不屑一顧，根本不將其視為競爭對手。20
萬向公司將其早期戰略集中於從技術和成本方面對汽車萬向節進行持續改進。萬向節是汽車製造中的關鍵零部件，是一種典型的中間產品。萬向公司採取技術改進和降低成本並舉的方針，經過艱苦的努力，終於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萬向節供應商。
萬向公司始終堅持技術改進，早在其初期階段就取得了來自美國當時領先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席勒集團的訂單，這是萬向公司接到的第一份外國訂單。1998年，萬向集團在競爭中徹底擊敗了席勒集團，席勒集團主動要求萬向公司收購該集團，僅開價1900萬美元。
萬向公司在進入行業價值鏈時只經營一種零部件，經過艱苦努力，截至2005年，已接收、建立或吞併了8個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38家公司。而偉世通公司因其股票淪為廢紙而被紐約證券交易所從上市公司中除名，最終申請破產。21
萬向公司繼續向價值鏈上游挺進，併為此收購美國公司。到2012年，萬向公司通過競拍方式收購了A123公司的資產。A123公司是在麻省理工學院所開發技術的基礎上成立的美國高科技電池製造廠家，2010年獲得了美國能源部2.49億美元的撥款。22
美國有人反對讓萬向公司收購這樣一家高科技公司，但這項交易終於在2013年1月得到批准。23
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萬向公司的這一系列行動完美體現了這樣一個宏觀經濟過程：依靠中間產品進入價值鏈，實現大規模生產，藉此向價值鏈上游發展。
曙光公司是從中科院計算機技術研究所國家智能計算機研究開發中心分離出來後逐步發展起來的高性能計算機生產商，是曾鳴、威廉姆森和其他人士分析過的另一個經典實例。24
確實，曙光公司的一位主要設計師對成本創新給出了堪稱經典的概括：
對於中國來説，最重要的目標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極力降低成本。這是我們採用的集羣技術最大的優勢……如果走美國的老路，[中國建立信息社會]將花費人民幣10萬億元，因此我們不可能這樣做。可廣泛普及的低成本高性能計算機是第一個優勢。我們必須確定適當的措施，以大規模降低產品成本，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25
或者正如曙光公司總裁李國傑指出：
實際上，低成本就像高性能那樣，也需要高科技創新。低成本並不是靠壓低投入成本，而是靠卓越的技術。26
曙光公司最初採用的是進口的處理器，但為追求成本創新，他們開發出了自己的母板、編譯程序和UNIX操作系統改裝版。他們認識到，在計算機性能改進效果中，有50%歸功於處理器之間的相互作用；基於這一認識，他們加大了這一領域的研發力度，取得了很大進展，以至於他們無須藉助最新型的處理器就能達到世界一流的性能。他們始終堅持低成本與高效能並舉的方針，取得了相對於外國競爭者的巨大的成本優勢。27
到2010年，曙光公司生產出了運算速度居世界第二位的超級計算機。28
在西方最知名的中國企業成本創新的例子是華為公司。華為公司現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通信設備生產商。華為公司在向價值鏈上游發展的進程中不遺餘力地推進成本創新。奧薩瓦和摩澤爾在其《中國創新機器的崛起》中對其做出瞭如下概括：
從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中，中國電信設備巨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HuaweiTechnologiesCo.,簡稱：華為)的年度研發支出從3.89億美元增至54.6億美元，增長了十四倍。
周躍峯(PeterZhou)在2000年走出大學校門後就進入華為工作，當時該公司的上海研究所只有幾百名員工，擠在一個辦公室裏。每個週三晚上下班後，周躍峯都和其他年輕的工程師一起“充電”學習，有時還使用美國的大學課本做教材。
如今已經晉升華為無線設備業務高管的周躍峯迴憶道，當年的華為和西方企業相比根本不在一個水平上。我們就像學生。
但奧薩瓦和摩澤爾斷言：
但過去十年中，華為在通訊設備市場上擊敗了諾基亞公司(NokiaCorp.)、阿爾卡特朗訊(Alcatel-LucentSA)等西方競爭對手。周躍峯説，取得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是華為工程師們使用軟件升級無線網絡的創造性方法，摒棄了以往那種更換所有硬件元件的高成本方式。
從上述最初的技術突破開始，華為不斷提高其創新能力，向附加值更高的技術領域挺進。
華為目前在上海設有研發中心，在職工程師10,000多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擁有計算機科學學位。在移動通信行業部署速度較快的第四代通信網絡時，華為已經着手開發第五代通信網絡技術，可望在2020年左右完成。29
成本創新不僅對中間產品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對最終產品也具有同樣的意義。
另一個經典案例是中國國有企業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以下簡稱“中集集團”），曾鳴和威廉姆斯以及其他人士曾對其進行過分析。1996年，中集集團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生產商。30
中集集團置身於全球集裝箱行業，面臨着無情的成本競爭：全球集裝箱價格從1995年的2,850美元下降到1999年的1.300美元。中集集團首先在本國市場確立了自身的地位，然後進軍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他們不是通過壓低工資，而是通過在原材料採購、運輸、生產績效標杆管理和國際融資方面進行創新，以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由於進行了上述創新，中集集團將原材料成本降低了33%，製造和管理費用降低了46%。中集集團有如此強大的成本創新能力，以至於當西方競爭者為了利用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而將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後，依舊達不到中集集團的低成本生產水平。31
中集集團的技術創新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用比較便宜的經過熱處理的鋼而不是鋁材製造集裝箱。
•高質量木材在集裝箱總成本所佔的比重通常為15%，中集集團用人造品取代了上述木材的四分之三，從而降低了成本。
•中集集團通過提高管理水平和生產線規模，將從製造一種模型轉向製造另一種模型的時間從20分鐘縮短到5分鐘，從而能以較低的價格製造較多種類的模型。
由於上述方法的採用，中集集團於1996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乾貨集裝箱生產商。1997年，中集集團建立了自己的大型研發中心，從而降低了對國外技術的依賴性。隨着業務規模迅速擴大，中集集團加大了對研發領域的投入，投入金額超過任何競爭對手。
因此，英國的克萊夫史密斯考利公司打算對摺疊式集裝箱進行革新時，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與中集集團競爭，只能通過出售其60%的股價給中集集團以獲利。32
中集集團在特種集裝箱製造方面也體現了同樣的創新能力。為進入冷藏集裝箱生產領域，中集集團通過技術許可方式從德國格拉芙公司購買了一條冷藏集裝箱生產線。中集集團將其引進到國內後，對其進行了四次改進，使之在技術和成本方面都超越了其競爭對手。
中集集團取得了市場主導地位。到2005年，格拉夫公司破產，中集集團以較低的價格購買了該公司的77項專利，進一步提高了自身的技術水平。33
製造業總體實力
成本創新不僅與技術有關，還與管理能力有關。這體現在萬向、曙光、中集集團始終不遺餘力地堅持成本創新方面。丹•布萊茲尼茨和邁克爾•默夫裏特別強調，在不斷增強的國際勞動分工的推動下，中國定能將其在成本創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發揚光大，不斷提高其成本創新能力。他們指出：
中國從組裝這個最簡單的環節入手，得以躋身於IT行業全球生產網絡，並圍繞生產、物流、漸進性改進和第二代創新等方面發展起多方面的能力。如果生產領域沒有出現空間碎片化分佈格局，中國將不得不發展自己缺少的眾多能力，以遠遠超過其經濟和金融資源或其政治體制允許範圍的規模進行投資。34
這恰恰表明中國有能力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吸收外國的技術和技能，本章早已指出，經濟理論表明這種做法對處於目前發展階段的中國是一種極其重要的創新方式。35
蘋果公司的iPhone
上文詳述了成本創新的種種體現，在本章行將結束之際，再舉一個特別先進的案例。
我們知道，中國的“成本創新”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其符合宏觀經濟規律；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競爭戰略必須是創造價格/價值優勢，而不是依靠低工資，只有這樣，才能抵禦勞動者收入增加造成的成本壓力，也就是説，只有這種競爭優勢才能在中國逐步走向繁榮的過程下得以持續下去。
杜赫格和布拉德舍對蘋果公司與中國的關係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出色地得出了這一結論；饒有趣味的是，這一結論竟然是由美國人做出的。36下文將大量引用該論文的內容，但本人建議讀者研讀原文。
對於杜赫格和布拉德舍的分析研究，英國《週刊》雜誌刊載的一篇文章給出了恰當的總結。這篇文章有一個自我解釋性的標題“為什麼蘋果公司在中國製造iPhones（和其他各種產品）”。文中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國有哪些美國缺少的東西？”，接着給出了答案：
太多了。中國有更多中等水平的工程師，有更靈活的勞動力供給，有瞬間就能加速生產的龐大工廠，中國還向科技型企業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現在，整個供應鏈都在中國。”蘋果公司的一位前高級管理人員曾對英國《泰晤士報》雜誌説過這樣的話。“你需要1000個橡膠墊？對門那個工廠就有。你需要100萬個螺絲釘？那個工廠離這兒只有一個街區的距離。你要的螺絲釘有點不一樣？那得等三個小時。”37
杜赫格和布拉德舍具體説明了中國的決定性優勢不再是低工資：
學者和製造業分析人士認為，勞動力在技術型製造業中所佔的比重很小，僱傭美國勞動力也不過相當於每個iPhone 的費用增加了65美元。鑑於蘋果公司每個手機的利潤往往高達數百美元，從理論上説，即使在本國生產也能給蘋果公司帶來豐厚的收益。
但進行這種計算……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美國製造iPhone所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僱傭美國人，而是需要改變美國和全球的經濟。蘋果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認為，蘋果公司之所以將其生產環節轉移到國外，是因為具有該公司所需技能的工人太少，或具有足夠速度和靈活性的工廠太少。38
上述現實決定了蘋果公司的生產戰略。
“對庫克先生來説，亞洲有兩件事值得重視，”一位蘋果前高級高管説道，“亞洲的工廠可以按比例隨時增加或減少，亞洲的供應鏈已經超過了美國。”
杜赫格和布拉德舍以蘋果公司怎樣應對iPhone中一個具有潛在破壞性的問題為例，形象地分析了中國的優勢。這個事件有助於形象地説明中國的真實競爭優勢，現將其詳述如下：
2007年，距決定iPhone上市前一個多月，喬布斯先生將幾名副手召集到一個辦公室中。幾周來，他的衣兜中一直裝着這款手機的一個樣品。.
喬布斯先生憤怒地舉起他手中的iPhone並將其置於恰當的角度，以便在場的人都能看到塑料屏上的數十道劃痕——當時在場的一位人士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接着，他從褲兜中拿出一把鑰匙。
他説，人們把手機放在衣兜中，也會把鑰匙放在衣兜中。“我不想賣這麼不禁劃的產品。”他繃着臉説。唯一的辦法是用不會被刮花的玻璃屏。“我要換成玻璃屏，而且要在六週內做到完美。”
一位高管離開會場後，立即預訂了前往中國深圳的機票。喬布斯先生要求完美，他沒有其他地方可去。
中國是這位高管的唯一目的地，其原因在於當喬布斯先生要求儘快換成玻璃屏時：
多年來，手機製造商一直不肯使用玻璃屏，因為玻璃屏要求的切割和研磨精度很高，這非常難以做到。蘋果公司選定美國康寧公司生產大面積的強化玻璃板。要將這些玻璃板切割成數以百萬計的iPhone顯示屏，就需要找到一家有空餘生產能力的精密切割廠，數百塊供試驗用的玻璃，一批中等水平的工程師。單是做好這些準備工作就要花一大筆錢。
蘋果公司的問題用下文所示的方法得到了解決：
一家中國工廠發來了投標書。蘋果公司的人員前往這家中國工廠實地考察時，廠主正在建新的廠房。經理説：“這是為了預備你們真的把合同授予我們。”蘋果公司的一位前高管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這家工廠的倉庫裏堆滿了準備隨時向蘋果公司免費提供的玻璃樣品。廠主委派的工程師隨時聽蘋果公司調遣，幾乎是免費服務……“這家中國工廠最終攬到了這批活兒。”
達成合同後的iPhone生產情況是：
蘋果公司在最後時刻重新設計了iPhone顯示屏，這家工廠只好對其裝配線進行徹底檢查和改造。新的顯示屏樣本在將近午夜時到廠……這家工廠在96個小時的時間內每日生產1萬個iPhone顯示屏……“他們的速度和靈活性令人瞠目結舌，””這位高管説，“沒有一家美國工廠比得上他們。”
從本章介紹的諸案例可以明顯看出，沒有任何一個案例顯示中國的優勢體現為低工資。中國的實力在於其技術和管理能力較高，可確保生產環節的低成本、高速度和高度的靈活性。
中國的創新實力
基於上述分析，很容易對創新方面的趨勢加以總結。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都有人聲稱中國“不善於創新”，這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學上的錯誤。
他們誤認為創新只有一種類型，即保持現有價格不變，推出更優質的或全新的產品；事實上，這只是“產品創新”，創新還有另外的表現形式，這種將生產創新與創新等同起來的觀點從基本的經濟學觀點來看是完全錯誤的。
隨着生產率的增長，完全可以通過技術、管理和其他技能以更低的價格生產出同等質量的產品，這就是“成本創新”。在未來幾十年內，這將是對中國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創新形式。
中國遠非“不善於創新”，恰恰相反，正是在對中國發展極其重要的領域，中國是世界上最善於創新的國家。
在未來幾十年內，中國的成功發展取決於其“成本創新”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因此，應將“成本創新”作為基礎性要素納入目前正在醖釀並行將確定的項目或計劃，如“中國製造2025”計劃。鑑於中國人均GDP僅相當於美國的24%，鑑於中國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消除這個差距，鑑於在完全消除這個差距前中國早已達到很高的生活水平，在未來幾十年內，“成本創新”將是中國繁榮之路的關鍵所在。
註釋：
1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數據也印證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是有效的——生產率增長速度低被認為間接地反映出投資效率低。
2 林毅夫，2012 年，第236—240 頁。
3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 年10 月計算。
4 當然，這意味着實際價格，即經通脹調整後。與適用於實體產品一樣，同樣適用於服務。
5 蘋果公司即是這種策略——價格通常高於競爭對手的最佳範例。
6 這種混亂的典型範例見舒曼2015年所著《中國2015年將重演日本式危機》
7 詳細的分析見羅斯《小米或蘋果——中國的兩個創新戰略》，2015年。
8 這裏的計算採用了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2005年的購買力平價數據，因為其數據可以追溯至1950年。世界銀行最新數據，採用200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中國的人均GDP 是美國的22.4%。因此利用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不會使得根本局勢產生重大差異。
9 布瑞茨內茲與默弗裏《奔跑的紅色女王：中國的政府、創新、全球化和經濟發展》，2011年，第8—9 頁。
10 同上，第4 頁。
11 曾鳴與威廉姆森《龍行天下：中國成本創新如何顛覆全球競爭》，2007 年，第43 頁；杜伊格和布拉德舍《蘋果為何不救美國？》，2012 年；蒂默、洛斯與羅伯特•斯特爾《反思競爭力：全球價值鏈革命》，2013 年，第15 頁。
12 布瑞茨內茲與默弗裏《奔跑的紅色女王：中國的政府、創新、全球化和經濟發展》，2011 年，第14 頁。
13 同上，第15頁。
14 曾鳴與威廉姆森《龍行天下：中國成本創新如何顛覆全球競爭》，2007 年，第43 頁。
15 蒂默、洛斯與羅伯特•斯特爾《反思競爭力：全球價值鏈革命》，2013 年，第15 頁。
16 杜伊格和布拉德舍《蘋果為何不救美國？》，2012 年。
17 同上
18 德瑞克、克拉莫與林登，2008 年。
19 布瑞茨內茲與默弗裏《奔跑的紅色女王：中國的政府、創新、全球化和經濟發展》，2011 年，
20 曾鳴與威廉姆森《龍行天下：中國成本創新如何顛覆全球競爭》，2007 年，第43 頁。
21 同上，第44-45頁
22 韋爾瑙，2012年
23 菲茨傑拉德，2013年
24 曾鳴與威廉姆森《龍行天下：中國成本創新如何顛覆全球競爭》，2007 年，第59-6 頁。
25 見“中國天河2號將成世界運行速度最快超級計算機”報道： http://www.santaihu.com/chinas-tianhe2-named-worlds-fastest-supercomputer.html
26 曾鳴與威廉姆森《龍行天下：中國成本創新如何顛覆全球競爭》，2007 年，第643頁
27 曾鳴與威廉姆森《龍行天下：中國成本創新如何顛覆全球競爭》，2007 年，第59-64頁
28 見“中國天河2號將成世界運行速度最快超級計算機”報道：http://www.santaihu.com/chinas-tianhe2-named-worlds-fastest-supercomputer.html
29 奧薩瓦和摩澤爾，《中國創新機器的崛起》，2014。
30 曾鳴與威廉姆森《龍行天下：中國成本創新如何顛覆全球競爭》，2007 年，第3-14 頁
31 同上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布瑞茨內茲與默弗裏《奔跑的紅色女王：中國的政府、創新、全球化和經濟發展》，2011 年，第203頁
35 同上，第197頁
36 杜伊格和布拉德舍《蘋果為何不救美國？》，2012 年。
37 同上
3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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