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羽：文化普遍性與“中國夢”

【上週末，網站刊登了張旭東教授的《“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一文，文中談到如何在我們存在的政治強度上理解文化。本文也是“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學術研討會上的討論發言，來自於鄒羽教授對張旭東主題發言的回應。文章談到文化普遍性與“中國夢”的關係，如何理解“中國夢”等問題。鄒羽教授是伯克利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曾執教於美國緬因州貝茨學院，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現在重慶大學高研院擔任高級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比較文學以及後殖民主義理論。】

《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新著討論會

我想大致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談一談，當然後面也有一個文化政治立場問題。

以前在上海談這本書，我覺得它暗含着一個文化地緣論的視角。那就是我們不能認定文化一定是普遍的，因為所有文化都是從某個特定的地方出來的，肯定和其他文化有衝撞的過程，怎麼衝撞，怎麼解決，怎麼實現它的普遍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角度。但同時關於中國今天的普遍性，我覺得中國當下文化的“絕對普遍性”又是不可置疑的——這聽起來有些突兀，但從解釋學的角度來看，你一定要預設一個普遍立場，才能進行一場理解活動，沒有一個普遍立場是不能實現理解的。所謂interpretive horizon或者叫闡釋的地平線，它必須具有普遍意義。也就是説我們的理解雖然從特殊的語境出發，但因為它的預期結果必然是面向普遍的，因此它本身就帶有普遍性。

但我們一些自由主義朋友的問題就在於往往拋棄了自身理解活動本身包含的、未實現的普遍性前提，而希望在別人已經實現的普遍性條件下進行操作。在解釋學意義上，這是一種妄想。從拉康的角度來講，更是一種瘋狂。法儂曾經明言殖民文化造成的最大的創傷正是心理創傷。這種心理創傷在中國現代文化中的遺產，就在於造成這樣一種非理解的、迴避衝突的理解傳統，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這可能是我對旭東問題的一個“右派”回應，**但我覺得在當下中國文化的建設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這樣一種對普遍性起點的堅持，這是非常重要的。德國的洪堡曾經講過，每一種語言裏面都包含了一種世界觀。而列維·施特勞斯也指出，哪怕是一個小的部落或者氏族裏面，它也有一種宇宙觀。這就是一個闡釋的起點，一種普遍性。如果你連這樣最起碼的普遍性都拋棄掉了，如果你認同某種歷史話語提倡的所謂近現代中國從天下到國家的轉型，那麼文化建設就是不可能的。**沒有獨立天下觀的國家，只能是文化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另外一種稱謂。

在這個基礎上，我想從“中國夢”這個角度講三點：一個是“中國夢”不是什麼，我們講“中國夢”都是正面敍述，但中國夢“不是”什麼也需要弄清楚；第二點是為什麼要有中國夢這樣一個東西，我們的社會、政治語境是怎樣的；第三個是中國夢和美國夢的重疊，大家都知道二者是有重疊的，但好像都在迴避這個問題，我覺得旭東在這裏提出的觀點很有意思，雖然我的結論可能和他有所不同。

首先第一點，中國夢不是什麼。旭東的書裏提到網上一個笑話，説美國人都是晚上做夢，中國人都是白天做夢。但我發現“中國夢”和弗洛伊德概念中的夢不是一回事。弗洛伊德的夢是一種替代滿足：我在現實中沒有實現的、被壓抑到下意識層面的東西，以夢的方式表現出來。替代滿足的形式有很多，可以是一種幻想，是一種小説中的自由間接引語，把具有衝撞性的對話內容壓抑成前後連貫的獨白形式，等等，也可以是夢。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夢”的主體在心理分析中總是一個創傷者的形象，這個我們不太講，其實“美國夢”從馬丁·路德·金以來，一直都是一個創傷者的敍述。美國黑人之所以要擁抱美國夢，正因為在現實中受到太多迫害、欺凌，但又無力扭轉這樣的現實，才有這樣的夢。而我們講中國夢，其實背後當然也有這個東西，也就是百年以來嚴重的政治文化經濟創傷。那麼面對歷史創傷我們怎麼辦？弗洛伊德説，一般我們有一個所謂“去矛盾化”的過程，因為現實太可怕，我們要回到幻想中去。而中國傳統對歷史創傷的對應就很有意思，這個文明對待創傷是一種主動介入的做法，尤其是儒學傳統這種“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態度，**它不滿足於躲避到幻想界，而一定要持續地錨定現實，換言之，它對慾望客體的堅持是不會鬆懈掉的。**這就是我們開國領袖講的：“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而這個“目的”對我們來説，就是知識化和工業化經濟帶來的所有好處。所以中國夢不是一個弗洛伊德意義上的夢，而是一個“中國藍圖”。這個地方要講清楚。我們要達到的是具有現實意義的目的，要進一步改變不公平非正義的現實，要構造一個新的歷史起點。

第二點是為什麼中國需要“中國夢”。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從規劃經濟向知識化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巨大的困難，而中國夢就是在這樣的巨大困境中提出來的。工業化造成階級的對立，知識化經濟要求各種話語自由並存，那麼在面臨社會分化和價值多元的條件下，社會需要一個總體意義，就是我們在文學理論裏講的master metaphor或者説總譬喻。而與之對應的有關當前中國的敍事，就需要一個大的統籌。毛時代是一元社會，是沒有階級差別的社會，其他階級都被主流排擠到社會邊緣去了，那麼在一元社會就要講階級鬥爭；現在社會階層發生分化了，卻要講和諧社會，講中國夢。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也是個簡單的政治操作：一元社會需要外在定義帶來活力，沒有這個，社會會死氣沉沉，會僵硬掉；而多元社會需要一個內在的心理錨定，需要文化意義上的心理穩定。“中國夢”就是為後者提出了這樣一個話語方案，它是價值多元化過程中必然的一種價值取向。比如説美國這樣的多元社會，心理上就需要“自由”、“民主”這樣一種抽象的內在價值皈依，**而中國也是這樣。這其實是一個具有顯著功能性的政策。**在這個層面上，中國夢的提出有其必然性。

第三個就是旭東講的中國夢和美國夢的重疊，這個話題也特別有意思。旭東的看法是我們還是要和美國夢保持距離，其實我覺得不一定。網上有句搞笑的話説“走他們的路，讓他們無路可走”，但它也包含了我們在公開辯論中常常使用的一個基本邏輯，也就是説“説他們的話，讓他們無話可説”。而所謂中國夢，肯定也有“做他們的夢，讓他們無夢可做”的成份。斯坦福大學有一位剛剛去世的人類學、敍事學、神學的大家叫勒內·吉拉爾。他提出了一個“模仿理論”，説這個模仿很不好，模仿以後就沒有差別了，社會崩解了。用海德格爾的語言來籠統地説，這種單純的模仿也像是對存在的諸多可能性的關閉。但是拉康提出了一個對我們來説非常具有提示性的説法，就是我們在想獲得任何一樣東西的時候，其實這樣東西往往已經在被別人需要了，我們不可能是對那個東西的唯一的慾望者；然後從另一面説，你需要的每一樣東西也都可以被替代，你拿不到這瓶水可以換一瓶水喝。但是如果作為心理主體我們希望能夠獲得一種穩定性，我們就必須要堅持一種“even if”的態度，或者説即便大家在同樣喜歡一件東西的時候，你也要堅持對它的慾望；即使在別的東西可以替代它的時候，你還是要堅持對它的慾望。

換言之，每當我們追求自己需要的東西，每當中國人開始追求一個“好的生活”，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聲音。有些人會來打你壓你，找一堆朋友來擠兑你，告訴這樣的生活已經名花有主，或者名夢有主，你們不該再來染指。或者徑直跟你説其實這種所謂“好的生活”很沒有意思的，我們的生活很無聊，你們不要重複我們的錯誤，而應該去過別樣的一種更有意義的悲慘生活。……他們會用各種方法讓你失去錨定，而這種狀況在拉康看來就是一種心理疾病，甚至會讓人處於瘋狂的邊緣。**所以説到底，用現代中國文學的例子，就是不要做阿Q。阿Q是怎樣的呢？人家説你也配姓趙？好好好那我不姓趙；不讓喜歡吳媽，我就去喜歡尼姑。**其實這就是失去錨定，永遠在兩個慾望維度中失錨流浪的一個狀況。這才是真正的現代性的噩夢。而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認定中國藍圖既不應該因為別人已經做過類似的夢就回避自己的目的，也不應該存在着可能更容易達成、但並不能真正滿足自己要求的其他選擇而放棄自己的目的。中國需要的就是要工業化、知識化經濟帶來的所有好處，這是我們一定要堅持的。所以回到海德格爾，我覺得海德格爾和“毛”可以彙總在一起，簡單説來，就是海德格爾的確把存在界定為向可能性的開放，但最重要的並非要向所有的可能性開放，而是要向可能性的極限開放。這種可能性的極限，在毛主義話語中，其實就是主要矛盾。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存在哲學和矛盾論可以相互生髮。正如堅持追求工業化和知識化經濟帶來的好處，是緊扣中國當下經濟建設的主要矛盾，堅持中國夢本身作為始於中國的天下藍圖這個性質，也正是緊扣中國當下文化建設的主要矛盾和極限可能，或者説後者必不可少的闡釋起點和文化地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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