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一神教的文化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普遍性

【5月29日，觀察者網刊登了張旭東教授的《“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一文，文中談到如何在我們存在的政治強度上理解文化。本文也是“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學術研討會上的討論發言，來自於範勇鵬老師對張旭東主題發言的回應，文章從“命運”觀念談到一神教產生，以及由此對西方理解普遍性帶來的影響，提出了對實現真正的普遍性的思考。觀察者網獲作者授權刊登。】

這一場的話題是普遍性和中國認同，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麼從哪兒説起呢——近來歐洲和中東的局勢惡化非常令人擔憂，讓我想起一個字眼兒——“命運”。這種局勢變化顯示出，基於理性主義的西方社會學説和基於霸權主義的美國外交政策，在中東這個大的帝國陷阱裏邊，都失去了建立穩定的相關性和導出一個可預期的結果的能力。所以就像美國政策界的一位人士所説：在中東，“美國的敵人的敵人還是美國的敵人”。其實對歐洲人也一樣，歐洲人的盟友和敵人的界限現在變模糊了，搞不清誰是盟友誰是敵人。那麼對俄國人來講也是這樣，現在沒有辦法搞清楚豬一樣的隊友和神一樣的對手什麼時候會互換。所以説，我作為一個做外交和國際關係研究的，感覺到現代外交理性的這種力學法則，在中東的這個權力真空裏失效了。問題出在哪兒？

在古代西亞一神教產生之前，很多文明都會產生某種福禍難料的“命運”觀。在某種意義上，命運是和不朽是相對的，命運具有偶然性、相對性和具體性，不朽則具有必然性、絕對性和普遍性，這就點到普遍性這個問題了。比如説在希臘的多神體系裏面，即便是神，法力無邊，它也要被不可預測的命運捉弄，因而它有一層深深的悲劇色彩，這就是為什麼古希臘的悲劇很發達。中國古代思想對命運這個問題一般敬而遠之、存而不論，大概到了佛教內傳才帶來比較普遍的確定性。但是一神教作為產生於西亞草原和沙漠地帶的這樣一種宗教形式，它用一種空前的自信橫掃了信徒的命運感，同時也帶走了悲劇意識。所以希臘悲劇遂成絕響，普遍性的勝利消除了人的焦慮。所以西方人中世紀以來只需要爭論教權大還是王權大，唯名論還是唯實論，人和上帝之間是需要通過中介還是可以直接溝通，甚至教堂裏要不要掛聖象等等這些枝節的問題。在人與神達成的契約的保護下，沒有命運的位置了，一切已經確定了。從《舊約》所創造的這種立約意識，到伊壁鳩魯學派所提出的世俗的契約論，它和近代歐洲的契約論都有一種跨越時空的暗合。

契約的存在就是共同體的消失。在希臘城邦，人和城邦之間是一種近乎生態的、自然的聯繫，但是馬其頓的征服導致契約的失敗，那麼個人就不得不發展出一種功利主義的契約觀，也就是説，既然城邦已經不能再向我提供確定性，那麼我和城邦之間就成為一種交換的關係，個人奉獻自由和認同，換來國家的保護。我們看美國《憲法》序言部分，説白了就是一份契約的前言部分，就是我要付出什麼你要給我什麼，類似一個商業契約。那麼作為命運不再關聯的人羣，通過契約達成的這樣一種聯合，它顯然不是一個命運的共同體。習大大到東南亞講命運的共同體，為什麼西方人不理解，我覺得很正常。所以這種聯合所需要的認同裏邊就隱含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雙重含義。一方面，既然個人已經脱離了與羣體的生物性聯繫，那麼所有個體就變成無差別的人了，所以自然會去尋求一種存在的普遍意義，這是西方一神教的普世精神、傳教精神還有對理性的絕對自信這樣一個根源；但是反過來，另一方面，不幸的是人類它不會產生出普遍的普遍性，它只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普遍性，然而還沒有所謂的一神來裁決，所謂的一神並不存在。所以各個民族各個文化就要強調信仰，塑造認同乃至發動聖戰。説到聖戰，大家不要以為只有伊斯蘭教才有聖戰，歷史上基督教的宗教裁判和宗教聖戰與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説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科•培根，他早期一些小冊子中的聖戰言論直接拿到今天翻譯成阿拉伯文，你會以為就是中東極端聖戰分子的宣言。美國早期殖民地的一些宗教壓制，似乎也不比今天“伊斯蘭國”的教法好多少。

這一對矛盾，就是西方文明所主導的現代世界中廣泛存在的多種矛盾的根源：是普遍性和民族認同，世俗化和意識形態，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以及現代性和反現代性等等矛盾的生成根源。

這種根源在美國這個例子上有着突出的反映。無論是亞當斯，還是傑斐遜，還是《聯邦黨人文集》的那些作者——他們在不同場合不同時期都曾經表達過如下這樣一個疑問：人類社會能夠通過審慎而自由的選擇來建立一種政府、擺脱機遇和強制的奴役嗎？我説這是一個疑問，其實是低估了這些青年立法者的雄心，因為他們雖然一開始就在談“美國例外”，但是從起點上，他們就相信自己做的是一個普遍性的事業。那麼正如美國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班克羅夫特，他是繼承了德國一個歷史學家黑倫的人類統一性理論，他對此加之以一神論的強化，他説了一句話：“美國曆史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的國家比任何其他的國家都更多的體現了這種人類的統一性。”那麼從美國的起點來看，這樣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最終走向了追求普遍主義的帝國不歸路，實際上是邏輯的一個必然。

美國有一個歷史學家叫做布爾斯廷，他在《美國史》一書中指出了美國人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稱之為美國語言中的“大話癖”。就是在建國到西進運動整整一個多世紀裏，隨便一個classroom就稱為university，按照歐洲語言能叫inn，它叫做hotel，小酒館它叫salon，娛樂場所就是喝啤酒的有歌女跳舞的地方它叫做lyceum——在柏拉圖那裏lyceum是非常高大上的“學園”，而美國一個殖民地它就稱為state，咱們把它翻譯成“州”，但它實際是“國家”的意思。既然州把state這個詞給佔用了，那麼聯邦用什麼命名呢？於是它用America來命名。可是America是一個大洲的名字，美國人佔了去，導致加拿大、南美那麼多國家就沒名字了，你把我的名字拿走了。另外這個布爾斯廷還説美國發展出一種雄辯文學，這種雄辯文學在歷史上很獨特，美國之前可能只有古希臘有，但是美國短短兩百年產生的辯論家、演講家比古希臘要多得多。我引用布爾斯廷的原話：“公職人員故意把話説得微妙難解，鋪張揚厲，華而不實，並從某個特定問題一下子扯到民族的命運和永恆的真理；這就使美國人如飢似渴地去追求響徹雲霄的語言”，“演説似乎要代替立法作為政治行動的主要形式”。他的這些話讓我們無法不聯想到今天的美國，美國上到總統下到記者，從大學課堂到好萊塢電影，無不將話題拔高到人類普遍性的層次為榮。美國人特別愛説“人類”，包括像《獨立日》那種電影，打敗了外星人，然後美國總統一出來都是説我們代表人類怎麼樣怎麼樣。芮成鋼代表亞洲大家都不滿，美國卻天天號稱代表人類。

那麼美國這個國旗遍地的民族主義聖地，為什麼卻有如此高調的普遍主義時尚？我覺得不禁讓我們聯想到一神教最終征服了羅馬和希臘世界的時候那種戲劇性的時刻。

所以今天的這個世界呢，對於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邏輯來講，即便不是一個句號，至少是一個休止符。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特別是對於中國人，讓我們從面臨崩潰、趕超、救亡這樣一個交響曲中跳出來，思考一下西方這種普遍性帶給世界的結果。如果我們有一天達成一個共識，就是今天這個世界不是我們想要的——用趙汀陽的話説它是一個壞世界的話——它就是一箇舊世界，就是一個需要我們批評和修正的舊世界。那麼趁着中國人現在還沒有沿着這種普世性和民族主義一條道走到黑的時候，我覺得還來的及反思現在中國人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認同。這種認同不可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但也不可對世界主義過於天真。

我認為旭東兄這本書是一味非常非常重要的良藥，中國人需要吃這樣一味藥。我最後提出一句話就是，作為一個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我認為一神教不能解決問題，一神教帶來的文化也不能解決問題，也許我們需要重新召喚命運的出場，謙卑的承認人類理性的侷限、文化的多樣性和世界未來開放的可能性。最後一句話就是，真正的普遍性的實現——我個人的立場——必須是消除一神教底色的以人和文化的平等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