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全球新常態下 政府投資是中印兩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

中國和印度目前是世界增速最快的兩大主要經濟體。兩者發展模式有相通之處，但截然不同於增長緩慢的西方經濟體。中國和印度經濟快速擴張的過程中，政府投資均快速增長，民間投資則要麼增長非常緩慢，要麼下降。相反，倚重於民間投資、政府投資增長遲緩的西方經濟體，則經濟增長緩慢。

正如下文所示，在新常態全球經濟形勢之下，政府投資快速擴張與經濟快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而過分依賴於民間投資，則會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這一經濟現實凸顯中國名言“實事求是”的重要性。這也對中國推行實際的經濟政策至關重要，因為中國計劃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及隨後不久按照世行標準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相信這有助於認清最近熱議的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在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但全球經濟的現實趨勢也對經濟理論與分析非常重要。根據“新自由主義”與“華盛頓共識”的教條，民間投資是有益的，政府投資是無益的。事實證明，截然相反的趨勢正在出現。

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表現説明，經濟快速增長與政府投資快速增長之間呈正相關關係；美國、歐盟與日本的經濟表現説明，倚重民間投資與經濟緩慢增長之間呈相關性。這些趨勢對解讀中國與世界的新常態非常重要。

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將首先概述全球經濟的現實趨勢，然後分析這一趨勢產生的原因。

快速增長的中國和印度

2015年中國人均GDP增長6.4%，印度這一數據則為5.9%。中印兩國的增速無疑快於任何主要經濟體。這也推動兩國的家庭消費和總消費增速同樣快於任何主要經濟體。

特別是，兩國人均GDP增速遠快於西方經濟體——2015年歐盟人均GDP僅增長1.7%，美國為1.6%，日本為0.6%。正如下文所示，根據2016年最新數據，中國和印度保持同樣的快速增長模式，而美國、歐盟和日本則同樣增長緩慢。

談回中國和印度的宏觀經濟發展模式。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決策科學系系主任、經濟學教授朱天提供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顯示，2016年1-6月份，中國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3.5%，民間固定投資則僅同比名義增長2.8%（見圖1）。

圖1

另一個快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印度的增長模式也同中國一樣。滙豐銀行首席印度經濟學家PranjulBhandari7月22日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6月份印度國有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1%，民間投資實際下跌1.4%（見圖2）。

概括地説，世界增速最快的兩個主要經濟體——中國和印度的快速增長，均是由國有投資拉動，而民間投資增長則非常緩慢，甚至有所下降。

圖2

緩慢增長的西方經濟體

與中國和印度不同，西方經濟體經濟增長非常緩慢。如圖3所示，根據國際最新可比數據，2016年第一季度中國人均GDP同比增長6.2%，印度為6.6%，歐盟僅為1.6%，美國為1.3%，日本為0.2%。2016年第二季度的數據顯示，中國人均GDP同樣同比增長6.2%。

圖3

從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較長時期的數據來看，西方經濟體總體增速相較中國和印度慢得多。正如圖4所示，從2007-2015年，中國人均GDP增長85%，印度增長52%，美國僅增長3%，歐盟和日本均增長2%。

顯然，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增長表現完勝西方經濟體。

圖4

西方政府投資低迷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和印度的高速增長，與政府投資快速增長呈正相關關係。那麼，西方經濟體緩慢增長的模式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也許從西方經濟體表現最好的美國的數據，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

首先按名義價格計算，對中美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作一個比較。如圖5所示，2016年第一季度美國民間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4%，政府投資同比名義僅增長5.8%，均低於中國和印度。美國民間投資增長也呈穩步下降趨勢。

雖然中國和印度民間投資也增長緩慢，但政府投資快速增長（逾20%）彌補了民間投資增長的下降。

美國也發表了剔除通脹因素後的民間投資與政府投資數據：2016年第一季度美國民間投資同比實際增長2.2%，政府投資同比實際增長6.4%。兩組數據指明瞭一個結論：與中國和印度不同，美國政府投資增長不足以彌補民間投資的下降。

事實很明顯，中國和印度政府投資快速增長與經濟快速增長之間存在相關性，美國政府投資增長較慢，與經濟增長緩慢之間亦存在相關性。

圖5

政府投資的作用

邏輯很清楚：是政府投資快速增長與經濟快速增長之間，倚重民間投資與經濟增長緩慢之間存在相關性的因果關係，是政府投資的快速增長推動了經濟快速增長，而不是相反。政府投資直接受政府管理，不會受市場力量的影響。中國和印度政府均已明確指出，他們對增加政府投資的經濟刺激計劃決策很謹慎，而美國則是從意識形態角度出發反對政府投資。

中國在今年年初有計劃地啓動了數個項目的政府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

五月份，國家發改委、交通運輸部聯合印發《交通基礎設施重大工程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擬重點推進鐵路、公路、水路、機場、城市軌道交通項目303項。其中，2016年項目131個，2017年項目92個，2018年項目80個。

眾所周知，2015年底至2016年初，中國經濟一直呈放緩趨勢。所以，這輪政府投資的快速啓動，並非為緩解GDP增長下行壓力的臨時之策，而是一個穩定經濟形勢、防止經濟衰退的深思熟慮的措施。

在印度，莫迪政府任命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前研究員、著有《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統治的陰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的作者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為首席經濟顧問。

2014年10月薩勃拉曼尼亞甫一上任便明確表示，政府投資是拉動印度經濟增長的關鍵。他的主張受到印度財政部長阿倫•賈特里(ArunJaitley)的明確支持。

然後，印度頂級經濟思想家所作的一系列報告也對此表示支持，比如印度一家研究所（ Thought Arbitrage Research Institute ）發佈的報告《印度2040發展路徑規劃》（India Development Pathways 2040）。對該報告的出爐亦有貢獻的還包括規劃委員會成員普羅納布•森(Pronab Sen)與蘇米特拉•喬杜裏（SaumitraChaudhari）、前首席經濟顧問阿什克•拉希瑞（Ashok Lahiri）、前財政部秘書瓦蘇迪瓦（ C M Vasudeva)、前財務委員會成員斯里瓦斯塔瓦（D K Srivastava）、帕爾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 ）與喬治•馬修（George Matthew）等等。

報告總結道：“公共投資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目前基礎設施支出約佔GDP的6%，同比增長率應提高至9%，從長遠、可持續性角度來看應提高至8%。”印度政府投資快速增長在數據上得到了體現。也即是説，印度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是完全有計劃和經過深思熟慮的。

然而，在美國，其意識形態奉行“國有=壞、私有=好”。基於此，現在美國拒絕重大的政府投資，美國當然也不具備這樣的制度安排——國有經濟佔據主導地位，使其有能力快速啓動政府投資。

我在我的新書《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第十六章《“看不見的手”不好用》，對這種錯誤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結構，嚴重阻礙美國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復甦的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當然，美國一直試圖忽悠其他經濟體推行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國有=壞、私有=好”這樣的政策。

較小型經濟體也適用

中國和印度無疑是最重要的例子，但除此之外，政府投資政策在其他經濟體也取得了顯著成功。比如，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Rodrik)指出：

“在非洲，埃塞俄比亞是過去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自2004年以來，該國經濟年均增長率超過了10％，並因此實現了貧困狀況和醫療衞生條件的顯著改善。該國資源較為貧乏，並未像其它許多非洲國家那樣從大宗商品繁榮中獲益，其經濟自由化進程和體制改革也並未像世界銀行和其他捐助者一貫建議的那樣扮演主要角色。

這一快速增長實際上是大幅增加公共投資的結果——上世紀90年代佔GDP的5％，到2011年的19%，增速全球排名第三。埃塞俄比亞政府發動了一場預算支出高潮，修建公路、鐵路、電站，以及一項令大部分貧困農村地區生產力顯著提升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這些支出一部分來自國外援助，另一部分則來自引導私人儲蓄向政府提供資金的非常規政策（如融資管制）。”

他也對拉丁美洲的情況指出：

“至於拉丁美洲，玻利維亞是稀有礦產出口國，在當前商品價格低迷時期還不至於爆發危機。在拉美總產出萎縮（約0.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的背景下，該國2015年全年GDP增長預計將保持在4％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源自於公共投資，而總統莫拉萊斯也將此認定為本國經濟的增長引擎。從2005年到2014年，玻利維亞的公共投資總額相對於國民收入的比率增加了一倍多，從6％提升到13％，而政府則計劃在未來幾年進一步提高該比例。”

中國“新常態”與世界“新平庸”的關係

回到中國“新常態”與這些趨勢之間的關係。眾所周知，“新常態”的主要特徵是，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中國經濟增速將從 1978 年後9-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的中高速增長。中國之所以進入“新常態”的部分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極為緩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將這種全球“新常態”稱之為“新平庸”（new mediocre）。

中國經濟放緩遠不及西方發達經濟體嚴重。如上文所述，2016年第一季度中國人均GDP增長6.2%。這一增速是歐盟的近4倍、美國的近5倍、日本的20多倍。從2007-2015年，美國人均GDP年均增長率僅為0.5%，日本為0.2%，歐盟為0.1%。

毫無疑問，西方經濟體增長極為緩慢的原因，是由於其固定投資增長率極低。事實上，2015年經合組織地區發達經濟體的整體固定投資水平，仍低於其2007水平！

正如上文分析的美國案例一樣，經合組織地區經濟放緩的原因是政府投資未見快速增長，不足以彌補民間投資增長停滯或下降。相反，中國和印度則通過快速增加政府投資，從而實現更高的增長率。

政府投資在中國和全球“新常態”中的作用顯而易見。

結論：看得見的手、看不見的手都要用好

事實顯示，全球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模式顯而易見：

• 政府投資增長率較高的主要經濟體（如中國、印度）經濟增長率較高；

• 政府投資增長率較低的主要經濟體（如美國）經濟增長率較低。

這些趨勢也解釋了印度近來實現經濟加速增長、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原因。印度打破了“華盛頓共識”所奉行的“國有=壞、私有=好”的教條，利用政府投資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印度任命中國通為首席經濟顧問，靠攏中國的“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並不是偶然的。

這些全球事實對中國製定經濟政策，以及與此有關的討論，具有顯著意義：

• 國際比較顯示，中國所採取的增加定向的政府投資的政策顯然是正確的；

• 正如美國、日本和歐盟的經驗證明，純粹依賴於民間投資的政策幾乎不可能成功。

當然，為什麼不刺激民間投資？經濟發展有其現實的因素——正如筆者在其他文章中所一再強調過民間投資的下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消費拉動增長的錯誤理論。但全球趨勢的分析也清楚表明，政府投資將會在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當中發揮關鍵作用。

此外，全球實際趨勢也顯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早前的經濟討論中所提出的，“中國經濟要取得成功，就要同時用好‘看得見的手’和‘得不見的手’”，這是正確的。這和給西方經濟帶來極大危害的“國有=壞、私有=好”的教條相對立。

這一經濟事實顯然具有政治意義，這會使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作用更為重要。作為一個非中國公民，討論這樣的政策並不合時宜。但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投資發揮着關鍵作用。從政治和經濟角度而言，加強投資作用的政策對中國共產黨非常關鍵。

當然，在全球範圍內，“政府投資是當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關鍵因素”的事實，也令奉行“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者深惡痛絕。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新自由主義者不願意討論這一事實，而是更喜歡説一些與現實無關的千篇一律的空話。

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教條與現實脱節，它和全球經濟發展事實不符，與經濟理論有關的內容也是錯誤的。但關於這些經濟理論的最基本錯誤的分析，需要另寫一篇單獨的文章。因此，本文將僅論述與這些教條無關的事實。

中國的經濟政策不是關乎一個大學課堂的學生是否獲得真知，而是關乎13億人的命運。如果中國採用“國有=壞、私有=好”的錯誤經濟理論，那麼將損害中國經濟，進而損害13億人的福祉。如上文所分析的，在當前全球大環境下，這種損害可能會立竿見影，而且特別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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