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中國今天的世界定位相當於1900年的美國 而非1970年的日本
【本文是陳平教授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13期演講的第二部分。上一講《中國歷史定位 是追求高收入，還是佔領制高點？》中，陳平教授談到了他的最新理論“史觀經濟學”的開題部分，即要明白中國的歷史定位，要從斯密的空想資本主義説起。第二講，重點探討歷史發展的多種競爭模式，並以全球歷史的變遷來論證，最終目的還是破解西方中心論，以及中國發展目標不是跨越世行眼裏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科技、金融、軍事等領域佔領全球制高點。演講稿經陳平教授審定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二、歷史發展的多種競爭模式
我現在開始我們今天的第二主題，發展的多線模式。前面的第一主題是給你們一個引論，講非均衡的思維框架。有了發展的非均衡，才有發展的多樣性。這是今天探討史觀經濟學的目的。史觀經濟學要做什麼呢？不是重新做一個編年史。做科學最重要的是先提出問題，再回答問題。
我的問題有兩個。第一，世界發展的模式是什麼？是單線的，台階式的？還是像樹一樣分杈的，多線的？問題和答案應當很容易，很直觀。第二，世界中心有不同的模式嗎？歷史到底像西方講的是單中心，即西方中心論；還是雙中心，所謂西方科學民主，東方專制愚昧；以前的啓蒙階段就這麼宣傳的。還是多中心？
中心變遷的規律也有兩種：如果單中心的話，單中心是從裏向外擴散，多中心是各有所長，互相競爭，此起彼伏。
不同的歷史觀導致不同的發展戰略。現在一批崇拜西方中心論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化改革就是“國際接軌”，擁抱西方全部的信息和規則，甭管是好的還是垃圾，統統開放接受，因為西方的發展經濟學認為，技術進步就是西方技術、西方體制向發展中國家的擴散過程。主張改革就是市場化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只要開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經濟就進步了。
是這樣嗎？現實告訴我們，拉美、東歐國家向西方開放的自由度比中國大得多，經濟發展的挫折也大得多。開放既是機遇、也是風險，看你能否自主應對。向烏克蘭那樣開放垮了的慘痛教訓不能掉以輕心。
和擴散過程不同的另外一種機制是化學反應。我的老師普里戈金是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物理學家，也是化學家。他認為世界歷史演變模式像多中心的反應擴散模型，化學反應不是1+1=2，是A×B=C，C代表新的化學物質，化學合成A和B以後變成新的C。
思維範式的改變可以引發數學模式的改變。現代世界是多中心相互作用的產物，現代社會絕對不是西方一家創造的，而是幾個文明中心相互作用形成的。
還有一個問題，世界發展的動力是什麼？是生態？包括地理、環境、氣候、人口，還是科技？包括戰爭和金融。我告訴大家，沒有一個統一的最終的答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毛澤東的偉大之處，不是像黑格爾那樣用一個固定模式歷史上生搬硬套套，什麼都是否定之否定，不一定如此。
前面介紹的小波圖形描寫了技術競爭，有三種可能的競爭模式，不只是一種。
第一種競爭模式我們大家都熟悉，就是啓蒙運動宣傳的，先進打敗落後的模式。
西方對先進落後的理解有對立，馬克思講生產力發展推動生產關係的變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意味着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先進。新制度經濟學相反，他們主張看不見的手，説的是私有產權制度才能優化資源配置。
兩者方法論類似，雖然先進的定義不同，但都認為應當是先進的東西打敗落後的東西。如果這是唯一普遍的規律，那麼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不在德國發生在比德國落後的俄國發生？為什麼中國現代化走得比前蘇聯還快？歷史的路徑並不符合馬克思的設想。
列寧只對一半，他起碼發現發展是不平衡的。真正看到發展不平衡的是毛澤東。
第二種模式是落後打敗先進。毛澤東的農民戰爭創造歷史論，從西方理性來看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是是落後打敗先進，實際上是窮人打敗富人。
在歷史上，紅軍打敗白軍，窮人打敗富人的例子數不勝數，生產力落後的遊牧民族多次打進先進富裕的中原和江南地區。我是浙江人。浙江人很會經商，但是不能打仗。蔣介石江浙幫的國民黨軍，打不過湖南的農民游擊隊。
不是嗎？你去看西方也是這樣子。英國打仗冒險的是貧困的蘇格蘭人，發財掌權的是富裕的英格蘭人。
【陳平注：這段議論不嚴謹，引起一些讀者批評。問題提出的原因是：中國歷史上多次有人機械套用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論，用來論證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沒有可能。理由是中國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如今中國有人提倡自由資本主義，也是類似的理由。他們不懂得事在人為的道理。任何社會發展規律都是事後的歸納，不是事前的判斷。先進和落後只有相對，沒有絕對的意義。紅軍游擊隊軍事裝備不如白軍，但是組織和戰略高於白軍。倒是教條主義的李德要用蘇聯的陣地戰取代毛澤東的游擊戰，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國目前的金融市場亂象，很大程度上是盲目仿效“先進”的美國金融市場的結果。創新不僅可以發明更先進的技術打敗對手的技術優勢，也可能用現有的落後技術突破對手的盲區。制度是重要的，但不是萬能的。任何有效的制度都是由實踐中的勝利者創立，又被下一次的勝利者改進。所以只有與時俱進的制度，沒有永恆的制度。毛澤東的貢獻是，先因時因地制宜打贏人民戰爭，然後再來改寫制度、歷史和哲學。迷信西方教條不相信中國可以和西方競爭的人，可以給出許多理由，而歷史的反駁只需實踐：如果中國現代史上可以打贏朝鮮戰爭、改革開放、和金融危機，為什麼今天不能更上層樓，佔領國際分工的制高點？】
要理解中國革命、中國改革，毛主席説的就不是什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是恰恰相反，路線和幹部是決定性的因素。
革命和發展時期，毛主席講戰略和人的因素第一，不是物質條件第一。講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所以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不利的情況下靠戰略可以以弱擊強，以少勝多，以落後的農民軍隊，靠組織和戰略打敗先進的武裝到牙齒的西方列強。
西方領袖從來沒有人設想過落後的中國小農會打敗國企工人或者西方跨國公司的大資產階級。只有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鄧小平的中國改革，創造了中國道路的奇蹟。毛澤東敢説超越馬克思的話。拿了毛澤東思想到全世界看，中國的成功不是特殊情形，而是普遍規律。
現在你才知道為什麼西方衰落，為什麼美國人競爭不過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歐洲人害怕北非難民了。因為先進會轉化為驕奢淫逸，從而失去競爭力。這正是小波的特徵，因為任何技術優勢都和波浪一樣有生有滅。新制度經濟學保護私有產權的前提，是資產者的競爭優勢可以永遠保持。中國人的觀察是富不過三代，有的二代就衰敗了。窮人的努力才有希望。
第三種模式是農村包圍城市，邊緣區挑戰核心區。我認為毛澤東提出的這一模式更有普遍意義，也啓發了我觀察科學範式的革命。中心的變遷不是馬克思講的生產力在核心區的發展引起生產關係在核心區的鉅變，然後向邊緣區擴散。
新思想的突破往往在以往先進的核心區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阻力，不得不到邊緣區尋求發展，力量做大以後再反過來挑戰核心區的統治集團，用革命或其他手段突破現有體制的障礙，才能上一個經濟台階。
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戰略，對我們做新科學的發展戰略也是普遍規律。
即使科學的主流學派都會保護既得利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波爾的量子力學，普里戈金的非平衡態物理學，都首先出現成長於三流大學，在科學界成功之後才能進一流大學。
我們搞複雜科學、非均衡經濟學，哈佛就不讓你做。要研究中國道路，就要敢於在中國的邊緣挑戰西方的中心，這是普遍的發展過程。後面我要講，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崛起，也是邊緣挑戰中心。
現在我們回顧歷史，把這三種模式同歷史比較，我們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格局的變遷，來把握歷史機遇。
當然，歷史不是宿命，而是人民創造歷史。我要引一句拿破崙的名言。毛澤東雄才大略，能看得起的軍事家沒幾個，唯一看得起就是拿破崙。拿破崙有一句話對我做學問非常有幫助，叫做“機遇只對有準備的頭腦存在”。換一句俗話説，“情人眼裏出西施”。為什麼這個女孩子，你認為她漂亮，別人看不見，因為漂亮的視角不同。為什麼這些戰場機遇拿破崙看得見，別人看不見呢？因為雄才大略的軍事家和貪圖小利的庸人有不同的目標和眼界。
這個觀察可以上升到認識論的哲學高度。人對世界的認識不是像列寧講的簡單的唯物論的反映論，人腦不是像鏡子一樣反映現實，而是人腦有一個理論框架從許多神經元分散的信息中構造出來的外界圖景。不同的人有沒有戰略眼光，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今天給大家強調的是中國人的大視野，這是杜甫最精彩的一句話，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叫“一覽眾山小”。你站在泰山頂上看腳下羣峯，和新古典跪在巨人腳下仰望，得到的啓示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歷史的巨人都是偉大的。但是有些本本主義的中國人跪在巨人面前頂禮膜拜，你能超越巨人嗎？我要學就學牛頓站在巨人肩膀之上。幹嗎？不但要看到巨人的長處，還要看到巨人的侷限。所以我今天講演的開頭就跟大家講，第一個經濟學巨人亞當-斯密的貢獻在哪兒，侷限在哪兒，我們下面才有事可幹。否則要學生們做什麼呢？
三、中國不同的歷史定位和兩種不同的經濟戰略
今天我們討論中國和西方歷史定位的世界觀，不是象牙塔裏的無的放矢，而是中國面臨歷史變革的轉折關頭。下一步中國經濟往哪兒走？兩種不同的歷史定位觀。
一種是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中心聯合起來向我們國內推銷的收入發展觀，忽悠了中國許多人，説我們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是中收入到高收入。現在最重大的危險是什麼“中等國家收入陷阱論”。目的呢？矮化中國地位。
他們把中國的經濟地位用人均GDP測量，比巴西、伊朗、墨西哥、土耳其、馬來西亞還要低，那怎麼辦？當然只能聽命於美國了，當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順民，像日本、韓國一樣當美國的依賴經濟了。
我覺得世界銀行的收入分類是別有用心。因為如此分類，中國下一步的目標變成趕超俄國、波蘭，這些都是我前面觀察過的轉型失敗的國家。
前蘇聯十年轉型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二次大戰，超過一次大戰，甚至超過內戰加饑荒。而這發生在和平時期。中國為什麼要學蘇聯東歐？那是希望中國自廢武功。
學東歐轉型的華盛頓共識，中國哪裏還能成為美國對手？如果中國的目標只想學高收入國家，如現在發生危機的希臘、西班牙、意大利，這我都去過，比中國差遠了。
還要中國去學墨西哥、土耳其、伊朗，我原來差一個土耳其沒去過，我看完之後可以告訴你，這些國家的民眾和領導人都在學中國。中國人均GDP的數字肯定有巨大誤差，誤導了領導層的決策。
我的觀察，中國過去30年，硬件發展非常快，但是經濟學、理論界、軟件建設差距一大截。中國現在財政、税收系統、統計局、金融的數據，都是不可靠的。不可靠是高估還是低估？有些認為高估，我認為中國嚴重低估。
就憑個人經驗的直覺看，中國沿海地區已經超過南歐了，內地的中間地帶超過中歐和拉美，兩部分一平均，中國已經是高收入國家，肯定超過高收入國家的下限如波蘭和希臘。咱們這些國家去過的請舉手？沒去過你們爭取去走走。
我的治學經驗是要“翻萬卷書，遊千里路，會百家才”。為什麼要“翻”萬卷書，許多書一翻就知道不值得讀。現在信息爆炸，你讀萬卷書，腦袋就讀死了，書翻萬卷才知道，大部分都是一大抄，裏面只有幾本書可以讀，幾本書裏面只有十幾頁值得深入讀。
“遊”千里路是為了發現書上沒有的好多怪事。你只有發現和解釋了“反常”現象，才對科學有所貢獻。
經濟學的怪事是許多重要的事書裏面不解釋，例如規模經濟沒有均衡價格，解釋的是無關緊要的瑣事。如果市場波動只是噪聲驅動，還要研究什麼危機政策？
我的猜測，中國的歷史定位，絕對不是一些人講的，相當於19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韓國，因為他們認為高增長已經不可持續了。瞎説，中國的經濟規模比日本、韓國大多少倍？
中國最最重要的歷史地位，是中國有獨立完整的工業科技體系，金融和央行政策也獨立於美國，所以中國的經濟決策不受美國的制約，這連德國、日本都比不上。中國這三十年只是開發了沿海，大部分內地都沒有充分開發，中國怎麼會沒有中高速的成長空間？
目前沿海的發展放慢，只是因為中國過度學了西方的自由貿易體制，放任投機資本投資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擠出實業當然越搞越搞不上去。其它的中部地區沒多少泡沫，發展形態好着呢，怎麼會沒有發展空間？
放眼歷史，中國經濟決策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拿哪些國家做發展戰略的比較。世界銀行用計量經濟學的迴歸方法比較全球200多個國家的人均GDP，許多國家小到只有幾十萬人口。
這就像拿大象的某個生理指標跟蚊子、跳蚤比較，把沒有物種分類的數據作線性迴歸，能發現生物演化的規律嗎？太可笑了！科學研究連起碼的分類都忘了。
生物學家首先要給動物的演化階段分類，是爬行動物，還是哺乳動物，還是別的類別。不同國家之間的比較還得分析不同的發展階段。
拿中國的青年時代跟美國的老齡時代比，説發達國家老齡化不搞製造業了，要中國年輕人也放棄製造業，豈不是傻帽。學西方經濟學沒有中國文化擅長的歷史觀念，學新古典經濟學忘記馬克思的歷史發展階段論和生物結構的常識，再討論中國的發展目標，結論是完全不一樣的。
（3.1）中國今天的定位相當於1900年的美國，而非1970年代的日本
我個人的看法，中國今天的世界定位相當於1900年的美國。為什麼是美國的1900年？中國的人均GDP目前相當於1970年代的日本和二戰時期的美國。不是嗎？我認為人均GDP不反映真正的國際競爭力。
為什麼這麼講？英國工業革命的高峯在1850年，那時人均GDP 約$2300美元，中國1993年就達到了。如今英國的人均GDP比1850年增加了10倍，但是英國的世界地位已經從當年的世界霸主跌落為二流國家。因為金融等服務業虛高的GDP並不代表英國真實的國際競爭力。
我們觀察中國的世界定位和歷史使命，要關心的是中國在不平等的國際分工格局下，離世界制高點的距離。
我拿1900年而非1941年的美國作為中國國際地位的類比，因為1900年美國工業生產達到世界第一，超過歐洲主要國家的產量之和，但是美國並沒有掌握科學、軍事、和金融的制高點。1900年科學制高點在哪兒？在德國。軍事制高點，在哪兒？海軍在英國，陸軍在德國。金融制高點在哪兒？在英國。中國現在的地位很相似吧？中國現在工業生產世界第一，但是沒有掌握科技、軍事、金融的制高點，雖然已經坐二望一，距離制高點的目標並不遠。
所以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戰略目標，不是什麼增加人均GDP，不是用去工業化、城市化的辦法提高人均GDP。因為中國小康社會的目標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所謂的高收入國家。
我個人的觀察，中國的有效GDP，扣除那些虛擬金融，過度醫療、過度軍事化產生的經濟廢熱，物理學叫熵（無序的量度），遠遠超過美國。
西方經濟學的總量測量很奇怪，似乎沒有經濟的健康標準，人越胖越重越好，把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算進去，加成總的GDP。任何醫生都知道什麼是正常、健康的人體。太瘦了不行，太胖也不行，起碼對人體正常狀態有健康標準。目前西方經濟學的總量測量是非科學的。
中國有效的GDP遠遠超過美國，才能理解為什麼美國那麼多社會矛盾。美國黑人暴動的費格森、巴爾的摩都是美國的主要經濟區，人均GDP都是三到五萬以上，比北京、上海高得多。你去看看他們的黑人區，比中國內地的貧困區還糟糕。
我的觀察，人均GDP測的不是國家真實的發展程度，也不是居民的生活質量。測的只是商業化、城市化的程度。我去調查過浙江、廣西貧困縣的農村，發現農村老百姓的生活質量超過北大教授。
農民進城打工賺的錢回鄉蓋房，面積達200-400平米的房子，不少是二三層樓的小院，呼吸的是新鮮空氣，滿處都是氧吧，吃的是有機食品。算了影子價格嗎？沒算。因為有錢人集中在城裏呼吸污染空氣，吃各種激素催大的不健康食品，但是沒有健康生活方式的交易市場。
所以中國革命老區的農民生態好，但是無法交易，無法變現。不少進城打工的農民還在縣城買了第二套房子，比美國負債累累的所謂中產階級富裕的多。中國提出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其真實的發展水平遠遠高於西方危機中的高收入國家。
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戰略目標，應當是掌握科技、工業和金融的制高點。
要花多少時間？先看歷史經驗，美國花了多少時間？大約70年。美國到1944年建立布林頓森林體系才佔領金融制高點。
美國1969年發射登月飛船成功，科技總算超過蘇聯，花了70年佔領科技制高點。但是1971年以後，美國黃金和美元脱鈎，軍事、金融的霸權就開始動搖了。其實美國維持世界霸權的時間比英國、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城邦都要短得多。美國全面掌握制高點的時間也就幾十年。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世界包括美國競選總統的政客都明白美國的霸權在衰落之中。問題只是中國崛起的速度和路徑，能否擺脱美國已經百弊叢生的老路。
西方經濟學家經常問我，你們中國經濟還能高速發展多少時間？他們老在想，你們工資該漲了吧。只要中國工人的工資跟西方工資差不多，中國就該失去廉價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力吧？
我的回答是，中國還能高速發展多少時間要看美國犯多少錯誤，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發展機遇。美國打中東戰爭，搞阿拉伯之春，結果自己陷入中東動亂的泥潭，無法重回亞洲，中國起碼有20年到30年的發展機遇。美國再製造烏克蘭動亂，整個北約同時陷入和俄國與伊斯蘭的對抗，無法轉過來給中國製造麻煩，中國的發展機遇再加20年。
換言之，只要中國自己不犯大錯，不出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物自廢武功，中國足夠有20-50年的自主發展機遇。美國精英早就明白，中國是美國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挑戰者，但是美國四面楚歌抽不出身來。美國想要重返東亞，戰略上都明白，政治體制轉不過來。
目前的國際格局，只要中國不犯大錯誤，最快20年就能掌握制高點。犯點小錯誤，中國有試錯的空間，摸石頭過河，總得犯錯誤。去年的股災付了學費，我很高興。要不怎麼能夠知道李德和毛澤東的差別呢？你以為李德、博古代表的是西方先進的現代化，否定毛澤東的土包子。
誰對誰錯，由戰爭的勝負來檢驗。中國的股災可能損失上萬億美元，但是給金融自由化敲響警鐘，也許避免了中國實體經濟像蘇聯東歐那樣自廢武功。
看歷史大勢，我對中國前景非常樂觀，中國比美歐日都大有希望。在座的各位可以檢驗我的預言。2009年巴西開會請我做主題發言，會的題目就叫《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是世界中心嗎》？我給大家的回答是，也許。要看我們自己犯不犯錯誤，能否抓住歷史的機遇。犯不犯錯，要看我們拿什麼戰略和體制去打我們的戰役。
（3.2）反思中國失去的歷史機遇
我們不能只講好的，也得講講教訓。中國人要反思，反思什麼？中國失去的歷史機遇。世界歷史上的中國機遇也是討論李約瑟問題時提出來的。
法國歷史學的年鑑學派，影響了一個美國重要的社會學家華勒斯坦。他1974年寫過一本書很有影響，叫《世界體系》。他認為15世紀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那時中國是地少人多，西方黑死病以後人口大減，是地多人少。按照西方的理性邏輯，西方應該像中國曆代君王那樣，打完戰爭後鼓勵生育，增加人口；中國應該對外擴張，尋找生存空間。結果相反，中國大大增加人口，西方尋找生存空間侵佔了非洲、亞洲和美洲。
這是為什麼？這是華勒斯坦提的問題。我稱之為“華勒斯坦佯謬”。
進入2000年，英國潛艇艇長孟席斯退休了研究歷史上的海圖，研究哥倫布為什麼會向西航行。英國是個海洋國家，中國是個大陸國家。中國大陸在海洋身邊卻看不見海。我們奇怪中國人寫詩，講國家就講“江山”，不講“陸海”，好像江比海重要。中國人喜歡山，卻不喜歡大陸。西方人連沙漠、森林都要搶，中國人不重視不能種莊稼的土地。
所以中國人失去歷史的機會，源於中國小農經濟的眼光看的不遠。到了馬六甲海峽，就發現中國小農可愛啊，中國人的勤奮開發了東南亞。弱點呢，眼光太小，從來沒有西方大國要主導世界秩序的雄心。
孟席斯質疑流行的西方航海史。原來歷史家猜測，哥倫布向西航行發現美洲是蒙的，他自己的目的是向東航行找到通往印度和中國的航路。英國潛艇艇長最關心的證據不是中國考古的器物。他反思歷史，關心的是海圖。他查了全世界的海圖檔案，發現葡萄牙收藏的一幅海圖標出中國的位置，可能引導了哥倫布向西航行。他研究了半天，猜測這個海圖只可能是鄭和留下來的。
為什麼中國自己沒有海圖呢？因為明代信奉儒家的大臣認為航海是勞民傷財，不許再搞。把鄭和的航圖和航海日誌全燒了，後果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嚴重的多。這是儒家只講內向修德，不講外向競爭的最大愚蠢。
當然中國儒家對中華文化的保持也有很大的貢獻。我上個月訪問了馬六甲海峽，那兒都看到華人的貢獻。當初鄭和艦隊在馬六甲停了多次。中國人當初要有海權眼光的話，現在哪有什麼南海問題。即使馬來西亞和印尼本地的人口多，多半成功經營的企業家都是華人，世界的經濟地位超過猶太人。
為什麼？華人依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文化傳統。華人第一重視家庭，第二重視教育。但是我認為，孔子如果不跟孫子相結合，孫子如果沒有毛澤東戰略思想的發揚光大，今天的中國形不成國際話語權。中國辦的孔子學院，以為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我認為這是不全面的。中國文化包括老子、孫子、法家、儒家，還有中醫的哲學，綜合起來才能理解中國文化長達兩千年的凝聚力。
孟席斯研究中國明代的航海潛力越研究越厲害，他認為鄭和船隊可能發現了美洲、發現了澳大利亞，還可能到了佛羅倫薩，激發了文藝復興。他不是瞎猜的，有很多經驗證據。中國考古學家只重視挖出來的器物。西方學者兼顧人種學、語言學、DNA和巖畫等證據。
我訪問墨西哥博物館時，注意到墨西哥考古發掘出來的古代雕塑上有甲骨文。已經有中國學者考證出來，墨西哥人可能是中國人的後裔。當年周武王打敗殷商，殷人東渡到了北美。如此重大的歷史成果，如果是美國人的發現就大吹特吹了，中國人至今保持低調。你們有多少人知道這有關的研究？政治上的韜晦之計，不等於學術上不敢標新立異。咱們做研究的應該雄心大一點。有爭議才有新意。不要怕爭議。
中國為什麼失掉海洋的歷史機遇呢？我認為有幾條應當反思：
第一，小農經濟的觀念的侷限，不重視耕地以外的資源。中國人不僅不重視東邊的海洋，也不重視西邊和北邊大片的草原和沙漠，不重視控制貿易的交通要道，只重視流汗的辛苦錢。更不願意背井離鄉，走向世界。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人變了，全世界的窮鄉僻壤都看得見中國人，90後，00後，有沒有膽量闖蕩世界？不要守在門前幾分地，守住老婆孩子不出去，哪沒出息。
第二，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國內向型的財税體系是約束中國對外發展的。我後面會講，世界的中心不是西方，而是中東。東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有那麼大的疆域和那麼長的穩定，中東的財税系統絕不是中國式的重農抑商，而是農商並重。
中國的財税體系歷來依靠土地税、人頭税，屯田政策養大批農民，農民出身的大批步兵對付少數民族遊牧的騎兵。
歷史上中國抑商有非常大的軍事考量，理由是江浙沿海富起來的農民不願意當兵，金兵入侵大量農民軍隊投降或被殺。中國帝王的朝貢和抑商政策還有國家安全的考量，因為開放貿易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明清兩代禁海政策當成維護國家安全的武器。明清統治者沒有明白國際貿易可以是雙刃劍。
盲目開放可能引狼入室，但是自主開放可以大大擴大中國的戰略空間。
第三，官本位的金字塔體系限制了中國經濟外向發展的積極性。中國實現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靠的是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意味着金字塔的層級結構。好處是增加了社會流動性，窮人可以憑藉科舉考試往上移動。但是缺點是往上的通道越走越窄。
如果中國的激勵機制只有這一個文官體制，大家想過是什麼樣的社會體制嗎？這是一個鼓勵內鬥，制約外向的體制。所以每次中國的青春期都很短，就是王朝建立之始鼓勵能臣，建立之後就多用庸吏。對外只有開國帝王積極進取，多數繼位者都是消極防禦。
即使中國歷史上出現一些開疆擴土的大將，中國統治者害怕的是功高震主，削減邊疆大將的軍權遠比開疆擴土重要。這是為什麼中國農民出身的漢族帝王，除了漢武帝，很少有對外發展的積極性。
我到伊朗去，普通伊朗人都記憶非常清楚，中國軍隊上千年前被阿拉伯軍隊波斯打敗過。因為波斯俘虜了大批唐朝隨軍工匠，獲得中國許多先進技術。中國的史書對此失敗輕描淡寫，其實應當值得中國人反思失敗的原因。
歷史上中國多次錯過很好的對外發展機會，但是中國自己的內向型體制約束，中國的官僚體制沒有對外發展的激勵機制。明代更大的錯誤是沒有產業政策。
明代的出口規模跟現在非常像，是世界的出口大國。出口換來的主要不是資源和技術，而是大量白銀，替代自己的紙幣用於收税。白銀多了製造通貨膨脹，跟現在外貿順差多了換美元類似。
美元多了幹什麼？拿人民幣對沖，房地產泡沫起來了。卻不懂得用外匯儲備佔領科技和金融的制高點，才有現在的什麼產能過剩問題。有產能不會用，反而要削減過剩產能，學英美的去工業化。原因還是內向而非外向的經濟思維。
美國歷史學家還發現一件值得深思的事，鄭和的遠航為什麼不能持續，因為木船時代，關鍵的戰略資源是做大船桅杆的大樹。中國明代沒有保護海軍的產業政策。放任沿海木材市場“看不見的手”，為了做傢俱大量砍樹。大樹砍完以後就無法造大船，中國的航海優勢就完了。
英國殖民的基礎是海軍，為了保持海軍的壟斷地位，很早就立法限制北美殖民地的沿海地區，禁止私人砍伐大樹，才會保持英國海軍的霸權。把英美的強大説成是“看不見的手”，是編造的經濟學神話，不是真實的歷史故事。
西方編經濟學神話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愚外政策。自己成功的秘訣不能告訴外國人，對外宣傳的目的是叫你失敗和聽命於西方主子的教條。
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是我的朋友。他經常跟我講一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他説：”Do American do, don’t do American say”! 就是説，你學美國你不能照他説的做，要學他自己怎麼做。
美國天天高唱自由貿易，看不見的手，但是年年發動戰爭，用看得見的手控制制高點、話語權、和定價權。我們古人以前有句話，叫“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今天全球化的時代，不能先知己，後知彼。我們很多經濟學家一天到晚講的都是中國問題。卻不懂很多所謂的中國問題，反面也是中國潛力。今天你得先“知彼”，後“知己”，西方發動國家的困難和危機，本質都是富貴病。
中國和西方比，看起來比西方窮，競爭學習的能力比西方強得多。我們一批食洋不化的本本主義者，拼命要學西方失敗的高福利模式，使勁貶低中國的競爭能力，實際上是讀書沒讀懂的書呆子。
實際上西方很多學者已經開始反思西方中心論的歷史了，中國人的反思反而落在西方學者後面。一些中國學者以為我太狂妄，其實我不夠狂妄，西方真正的大家比我狂多了。嚴格講西方文化有個優點不能説是狂妄，而是西方文化非常鼓勵 ”critical thinking”, 也就是批判思維，即使對自己學派的祖師也是如此。
中國韓愈在“師説”中説：“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弟子只能給老師做註解，不能突破老師的侷限。中國再好的理論創新也就是舊瓶裝新酒。你看看西方人的思路傳承，一神教的起源，從波斯的拜火教，發展到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代代全是學生殺老師。中國文化，“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所以全世界的大家都喜歡中國學生，這是中國將來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文化基礎。
但是，中國學術傳統也要改革。咱們當然不會殺老師，但要學一半西方人的優點，就是要敢於質疑和發展上一代人的智慧。我們首先要質疑的是西方中心論主導的西方的社會科學。
（3.3）世界史上不存在西方中心，世界史主要是三大文明中心的競爭
我今天講座的結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對象，就是斯坦福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莫里斯2010年寫的書（中譯本為2014年），題目是：《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麼會落後，西方為什麼能崛起)》。
這本書想解釋為什麼中國能崛起，從西方優越論後退了一步。他綜合考古和遺傳學等跨學科的研究，承認到目前為止西方領先東方，不是什麼種族和基因的優勢，也不是什麼制度和文化的優勢，而是地理環境和社會的相互作用。
他和西方宣傳的普世價值論比，是前進了一步，對反思世界史有所貢獻。但是，他仍然想用歷史地理學的解讀來保留西方中心論。他的創新不是基於傳統地緣政治學來區分東方與西方，而是利用了哈佛人類學家研究160萬年前石器時代得到的所謂“莫氏(Movius)線”，把印度、中東劃入石器技術“先進”的西方，剩下中國、東亞、中亞、俄國、澳洲都算石器技術“落後”的東方。然後論證西方技術統治到現在是因為地理環境的原因。
這是非常奇怪的理論。似乎百萬年前石器時代的某些石器特徵能決定後來東西方文明的分野，其實國際考古人類學界公認的文明起源是一萬年前的兩河流域，加上埃及、土耳其、和伊朗地區，西方稱之為近東和中東。
我對世界科技史和政治經濟史的研究，要修改東西方的兩元模式，再多畫一條線。複雜性三是混沌和發展的起點。老子説“三生萬物”。什麼時候西方比東方先進？把文明史上確實先進的中東切一塊出來，從一萬年前最早的國家、城市出現於近東和中東，一直到一次大戰，世界的中心在中近東，西方只是西邊的邊緣，老想爭奪中心，為的是尋找通往東方的貿易通道。
我們新的世界三分法，就可以站在西方巨人的肩膀上，重新認識歷史的規律。
我給大家看一下世界地圖。
莫里斯現在還在講西方先進，東方專制。其實西方學者經常變換“西方”的概念。如今國際媒體常用的詞，諸如什麼中東、近東、遠東，出發點全從西方出發來看東方。過去西方人講西方先進，指的西方是希臘羅馬，他們的老師和對手，包括埃及、土耳其、波斯都是專制可怕的“東方”。
莫里斯現在講西方技術先進，用什麼莫氏線，把埃及、伊朗、印度全划進西方了。但是文化上的西方中心，只講希臘、羅馬，也就是地中海的西北面，連愛琴海東岸，土耳其西部的希臘城邦都不算。
西方人實際上不了解中國，他們腦袋裏的東方專制就是他們的老師和對手，包括老打他們的敵人波斯，和希臘神廟模仿的對象埃及。講埃及專制是源於水利社會，修水利需要中央集權。憑腦袋想，中國跟埃及差不多，也是水利社會。但
是我的觀察，中國和埃及不同。中國的中央集權，不僅要修水利，更要防止遊牧民族入侵。中國防禦的辦法是修長城，而不是造神廟，中國文化延續的基礎和埃及有同有不同。歷史的分類需要更細緻一點。
有文字記載以前的史前文明，真正人類起源的地方是在黑非洲這一塊。現在發現最古老的從猿到人的演化遺蹟，主要在非洲的肯尼亞一帶。因為氣候變化的原因，原始人逐漸外移。
石器時代先後出現農業、牧業，最早的城市和國家的遺址都在哪兒？在中間這一塊區域。中間這塊文明發源地，西方經常故意分成兩半，西方人講宗教，猶太人的聖經故事以巴勒斯坦為中心，實際上猶太人是遊牧民族，活動的範圍從埃及、敍利亞、一直到土耳其西部的安那託利亞。
實際上世界文明的發源地兩河流域（包括土耳其的東南部和如今的伊拉克、敍利亞），外加南方的埃及和北方的波斯（伊朗），原因是地中海的東岸和南岸有沿海平原，比愛琴海西岸的希臘土地肥沃的多。希臘羅馬的航海和戰車技術，都是從地中海東岸和南岸的非洲和西亞國家學來的。西方中心論顛倒了文明的發展史。
瞭解西方歷史要親自去看了世界地理才明白。為什麼西方文化不是從希臘發源？道理非常簡單。
我2010年訪問希臘，發現雅典周圍非常貧瘠，連土壤都沒有，到處是火山爆發造成的黑石頭。只能石頭縫裏長點葡萄和橄欖樹，沒法種糧，只能靠貿易進口糧食。所以希臘人重商和浙江沿海多山少地一樣，是地理環境逼出來的。
我上個月到地中海東岸，西邊的土耳其一看，海邊是大片的平原，比希臘富的多。怪不得文明國家首先出現在地中海東部的平原與河谷，領先了兩千年後，才吸引愛琴海西邊的的希臘人到東邊富裕的地方來搶。
荷馬史詩描寫的特洛亞戰爭，似乎處在土耳其西邊的特洛亞也是希臘城邦。去了土耳其才知道特洛亞帝國比希臘城邦早發達兩千年。希臘神話的源頭在埃及和土耳其。希臘文字的源頭在北非。美國現在製造的中東戰爭，正在摧毀西方文明的老師，世界文明的發源地。
為什麼從希臘、羅馬，到英國、美國，都要爭奪中近東，因為從一萬年以前，到一次大戰，中近東才是世界的中心。交通中心和貿易中心都在這塊，我現在還沒有發明新的地名，暫時就叫中近東，實際指的是世界中心。
中國之意是中央帝國。西方中心論也一直希望自己是世界中心。但是歷史上，中國和西方都沒有當過世界中心。倒是用不同方法推動了世界中心格局的演變。我們後面再講。
中近東文明的世界中心相對穩定，先後穩定的大帝國，包括赫悌王國，波斯帝國，巴比倫王國，埃及王國，都比西方多數後起的國家穩定得多。所以西方優越是個神話，羅馬帝國也就是500年。
東羅馬帝國差不多1000年，奧斯曼帝國500年，都比他長。波斯帝國中間斷過多次，加起來帝國也有2000年曆史，但是沒有像中國一樣2000年的國家、文字、語言都是統一的。如此統一的世界文明，只有中國一家。
東南方向還有一個印度文明歷史很老，但是對世界影響不大。因為印度歷史上沒有形成統一的大帝國，先是成為西北遊牧民族侵略對象，後來又成為西方航海民族的殖民對象。
今天我們以為阿富汗非常落後，其實印度最壯觀的泰姬陵，就是阿富汗入侵的伊斯蘭君主建的。阿富汗窮人起家的穆斯林軍隊一路打到巴基斯坦和印度。阿富汗的窮人軍隊類似中國的八路軍。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是普遍成立的。
世界當然還有其他相對獨立的文明，例如南美洲的文明和中美洲的文明。但是世界文明競爭的主戰場在亞非歐的橫軸上，三大文明競爭，規律非常穩定。
什麼規律？財富生產中心在中國，從當年的絲綢之路到現在的製造業大國，產品源源不斷出口，大家都願意買中國價廉實用的產品。
可惜，中國那麼多出口，但是不懂金融控制定價權，也不懂軍事劃分資源控制的勢力範圍，所以中國出口再多不發財。那麼出口那麼多幹了什麼？創造就業，增加人口，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靠人多抵擋遊牧民族的侵略，所以也是領土廣大的國家，但是人均資源並不豐富。這是我們祖宗的遺產，也是現在發展的基礎。
東西方之間貿易的必經之路就是控制中間通道的中近東地區，中間這個地方是必經要道，也是四戰之地。所以中近東的民族一個比一個好戰，不像中國農民那樣熱愛和平。
我和埃及人，伊朗人，土耳其人聊天，共同語言就是反對列強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幾個國家四面都是敵人。伊朗人至今記得俄國當年如何打伊朗，也記得中國的唐朝打到他們的中亞祖先。遊牧民族的戰爭記憶真是比漢族的歷史感要強。埃及沒有險可以守，四面的窮國都來搶，打不贏只好修神廟給自己壯膽，也用來嚇唬競爭者。但是後果並不佳。
為什麼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穩定性，比中國皇朝還要強，因為君士坦丁堡不僅控制了陸上的交通要道，還控制了黑海和地中海之間的海峽，同時維持強大的陸軍和海軍。奧斯曼帝國的財税基礎和中國不一樣，才能夠養一支龐大的職業官僚隊伍和一支龐大的職業常備軍。職業軍隊要發財，只能不斷打仗，不斷對外擴張。
中國沒有，中國一打仗就賠錢，所以維持和平的最小代價是和親政策，把公主嫁出去，意外的收穫是民族融合，沒有西方的種族矛盾，宗教戰爭和語言戰爭。其次是宋朝的下策，花錢買和平，最後輸掉戰爭。
中國文化重文輕武，是小農經濟決定的。中東和西方都尚武，因為控制交通要道收過路費比徵收土地税容易，控制交通就能控制金融，就可以養活龐大的常備軍。
許多中國人至今不明白佔領科技制高點，和佔領軍事金融制高點之間的關係，所以才會被斯密忽悠，以為看不見的手就能國家致富，歷史上沒有這樣的先例。
西方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當過世界的穩定中心，但是老想佔領這個世界中心。西方怎麼去搶佔交通要道？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發展技術，因為西方人口少，歷史內鬥又不統一，只能靠技術創新來奪取中心。早先的西方技術，都是從東邊學來的。唐朝西進中亞時打過一次大敗仗，阿拉伯人俘虜了大量中國工匠，學到許多中國技術。
中國歷史喜歡講成功的故事，不愛檢討丟臉的故事。西方啓蒙運動的源頭，包括科學技術都是從中國、阿拉伯等東方文化學來的。
這裏有件事值得我們今天考慮的，就是中國出口幹嘛？我認為明代最大的錯誤是出口主要拿來換白銀，跟今天出口換美元一樣。經濟學家誤以為錢就是財富，人人想發財，錢生錢。我們的代謝經濟學認為錢是虛的，資源是實的。獲取資源真正重要的經濟實力是國際競爭能力。
如果把出口商品只換來白銀或其他貨幣，只會引發通貨膨脹和投機。現在中國人聰明瞭，出口第一要換資源，因為中國缺資源。更重要的是出口積累的資本要換技術。
但是換技術是有限度的。現在美國歐洲都明白了，中國是西方的主要競爭對手，最核心的科技不給我們。怎麼辦？自己做。我們科學院的人最喜歡美國對我們下高科技出口禁令，因為逼我們自力更生。
美國封鎖什麼，什麼項目就上去。迷信貿易自由化的人真以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是洋務買辦的思維。中國有文化的比較優勢，到現在為止，沒有其它國家可以和中國比，就是中央集權和文字統一。
中國要像五四啓蒙家主張的那樣，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字母，中國每個方言都會變成新的語言文字，中國的大一統就會變成歐洲那樣的碎片無法統一，也就無法和美國、中國競爭。計算機發明以後，中國漢字輸入的速度可以超過英文。要中國全盤西化的最後一個理由也不存在了。
中近東有一個特點，它既是交通要道，也富藏資源。古代埃及是主要的糧食生產大國，出口供給羅馬帝國。問題在埃及的地理條件難以防禦南北入侵之敵。
中近東維穩的方式和中國不一樣，值得中國研究。馬克思可能低估了宗教的作用。中近東不斷出現穩定強大的帝國，和一神教的興起有很大的關係。各地文明最早都出現神話轉化而來的多神教。多神教，例如希臘、羅馬神話和印度教，都不利於國家的統一。
一神教最早的源頭是拜火教，後來變成波斯國教。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起源於中東的沙漠地帶，成為凝聚遊牧民族的強大紐帶。羅馬帝國把天主教變成國教，西方民族國家的興起都借用了天主教的社區建設力量。日常生活的程式化使伊斯蘭教帶來的穩定性超過基督教和後起的新教。
中國這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以發展經濟為重點，但是疏忽了思想文化的建設，搞得部分人見錢眼開、失去信仰、人心渙散，尤其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劇了民族矛盾。
這幾年去埃及、伊朗、土耳其的觀察，深感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必須整合經濟和文化的關係。中國知識界不能簡單地把伊斯蘭當成反現代化的落後文化。我發現伊斯蘭是比天主教更具草根性的信仰。啓蒙運動和理性主義誤以為科學會取代宗教。
歷史現實相反，科學越發展，技術更新越快，社會的不確定性越大，下層老百姓越沒有安全感，面對社會鉅變越依賴民間信仰。我認為馬克思低估了宗教的作用，毛澤東對思想教育的重視對保持現代化的正確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要認真的反思和研究民族和宗教政策，才能推進一帶一路的大計。西方教會對社區建設的作用，也是值得中國研究的。
西方的特點，氣候良好，雨量多，平原大，有利於發展大規模的農牧經濟。西方的農場、商場、工廠、銀行，都是越搞越大，傳統中國經濟的特點都是小，小農，小商店，小作坊。人人相當雞頭，不為牛尾，家族企業一大就分。
如今大家終於明白，規模經濟大的好處可以降低產品的平均成本。所以中國企業現在紛紛要做大做強，爭奪市場份額。
但是經濟學的一個常識卻被大家忽視，就是規模經濟越大越不穩定，因為沒有穩定的供給曲線。規模經濟雖然降低了平均生產成本，卻大大增加營銷風險。
中國推廣美國式的農村規模經濟，造成一波波的賣大蒜難，賣大白菜難，以及玉米、豬肉價格的大幅波動，使鉅額投入的大農場因為供銷脱節而面臨破產風險。規模經濟的營銷風險靠什麼解決？作為金融中介的期貨市場不但沒有平穩大宗商品的價格巨幅波動，反而加大槓桿放大投機熱潮，損害實體經濟。
其實美國大蕭條倒牛奶就是規模經濟引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市場無法解決規模經濟引發的經濟危機，才靠政府的凱恩斯政策來幫忙。
美國政府在國內給大農場補貼，在國外用政治軍事手段壓埃及、日本進口美國糧食。美國在爭奪國際市場上推行的“看得見的手”，值得中國領導人研究。單靠民間自發的萬眾創新難以解決供給側的問題。
中國經濟的核心短板出在金融中介和營銷網絡。國際金融和營銷網絡都控制在美國跨國公司手裏。沃爾瑪下的採購定單可以憑它的訂單規模大幅壓低中國的出口價格和企業利潤，才是壓低中國工人工資的主要源頭。
中國如果不掌握金融中介和營銷網絡，即使是生產大國也沒有國際市場的定價權。空講什麼市場化來追求高收入，純粹是經濟學的烏托邦。
西方目前的長處就是靠技術新陳代謝來佔領科技制高點，然後用金融和軍事控制全世界的資源。
美國低息發債，然後投資新興國家的核心企業獲得高額資本回報，拿回來養國內的高福利。問題是，這種國際分工格局能持續嗎？要看美國有無強大的競爭者。
因為現代科學技術更新非常快，羅馬帝國崩潰以後，西方國家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心，而是經濟政治中心不斷轉移，引發一連串危機、戰爭和宗教衝突。
西方的優點是技術更新快，權力更替也快，整合統一難上加難。在技術更新的條件下整合社會協作，中國文化的優勢比西方大很多。當今世界敢跟美國競爭的不是日本、韓國、新加坡，也不是巴西，而是當年有過帝國傳統的國家，例如中國、伊朗、土耳其、埃及和俄國。
我跟伊朗的普通老百姓聊天，發現伊朗民眾很自信，説別看我們日子過得不好，但我們不怕美國人。
土耳其人心裏也不服，他們記得敍利亞、伊拉克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省份。這是為什麼世界銀行故意把土耳其劃在高收入國家之外。歐洲人最害怕讓土耳其加入歐盟，儘管土耳其是北約最早的成員。
中國要打破美日對中國的海上圍堵，可以用經濟和文化外交，北美聯絡墨西哥，那是美國的命門，近東聯合土耳其，那是歐盟的命門。中國的外交和經濟戰略一定要知彼知己，對手的弱點，就是中國的機遇。要在世界的發展中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
（3.4）歷史上中國文明多次推動世界格局的劇變
我給大家看歷史的分岔圖，哲學上講是量變引起質變。
世界歷史上有兩次分岔，對中國和西方文明的走向發生深刻影響。世界各大文明之初，都是人口稀少，土地資源相對豐富，所以先後發展了漁獵、畜牧業和種植業，形成自給自足的混合農業。中國周代的社會制度和西歐的封建社會相似，封建領主擁有大片土地，分給農奴耕種，井田制保留了大量公地給社區居民使用，土地不得自由買賣。
世界文明發生第一次的歷史分岔，發生在公元前五世紀左右。中國、希臘、印度的主要哲學思潮突然爆發，為了應對環境和社會的巨大變化。
中國發生的鉅變在春秋時期，井田制瓦解變為地主制，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使粗放耕作的農牧混合經濟逐步轉化為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這一農業結構的重大轉變，並非源於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氣候的變化。
中原地區在商代氣候温暖，才使牧業有發展的空間。周代中期氣候變冷，導致牲口大量死亡，造成牧業損失巨大。春秋時期氣候回暖，種植業的恢復快於牧業，導致人口增長。中國多山少地的地理約束，只能發展精耕細作的農業，無法維持廣大的牧場來養活眾多的人口。
我對春秋時期中國社會變化的解釋跟郭沫若不同，不是郭沫若套用歐洲的五階段論，把商代定為奴隸社會，周代定為封建社會，而是氣候引起的農業結構和耕作方式的演變，從粗放耕作的農牧混合經濟，變成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從類似歐洲的封建制變為地主制，是為了適應中國多山少地的自然條件，來養活眾多的人口。
秦漢形成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本質是維護種糧為主的小農經濟的穩定性，用屯田和修長城的辦法來防止遊牧民族把農田轉化為牧場，否則無法供養龐大的農業人口。政府的功能還包括救災和興修水利，以應對中原地帶的半乾旱氣候和頻發的天災。
所以，中國春秋之後，再也沒有“看不見的手”和無為政府存在。這是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顯著差別。
世界史上第二次文明的分岔，發生在1453年，土耳其蘇丹攻佔了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阻斷了東西方貿易的絲綢之路，迫使西歐的海上貿易通道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和太平洋，這段歷史使我們今天來重新檢討三大文明中心互動的故事。
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隔着中近東文明，在鴉片戰爭之前沒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但是有間接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方式之一就是連接東西方貿易的絲綢之路，使西方商人對東方的商品有持續的需求，而中近東的地理位置獲取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吸引了歐洲的商人、海盜和十字軍，企圖佔領富裕的中東，造成中近東和歐洲長期的爭鬥。
影響方式之二是中華帝國的強大加氣候寒冷的衝擊，多次壓迫中國北部的遊牧民族大規模西遷，衝擊中亞、中近東、以及東歐。歷史上的著名例子包括匈奴西遷，蒙古西遷。迫使中亞的遊牧民族西入波斯和土耳其，再衝擊東歐，產生一串連鎖反應。打垮了千年的拜占庭（東羅馬）帝國的突厥人，現在的土耳其人來自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古名花剌子模），從漢唐開始就和中國交往。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發現是中華帝國的穩定迫使中亞遊牧民族西向，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奧斯曼帝國擊潰十字軍控制裏地中海通往東方的商道道，削弱了威尼斯海軍的霸權，使意大利的商業城邦衰落。逼着意大利的航海家去投靠葡萄牙、西班牙人，西出大西洋尋找通往東方的海上通道，導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刺激了英國的工業革命，帶動了西歐的科學革命，後面的故事就不用我講了。
可見，西方15世紀的崛起是中國文明和中近東文明先後衝擊的結果，而非西方文明具有先天的優越性。當然，地理環境限制了不同文明的反應選擇。
（3.5）雅典科學民主的神話和歷史真相
大家可能奇怪，中國人那麼保守、謙虛的民族，怎麼可能成為世界變革的源頭？西方的崛起不是源於西方的科學民主嗎？我從小就被希臘的神話、藝術和建築迷住。但是2010年我親自見到雅典神廟之後，立即發現西方所謂世界七大奇蹟的毀滅之謎是逆天行事，因為在地震帶建造大理石的神廟屢建屢毀。原來欽佩西方大理石的建築，比中國的磚木結構雄偉和堅固的多，相應的力學水平和工程難度也高超得多。
雅典神廟建於中國的春秋時期，埃及神廟更早，相當於中國的商代。古代西方的科學技術水平顯然遠高於中國。奇怪的雅典神廟建於港口的高地上，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廟建於沙漠地帶，如此工程浩大，卻毫無防禦和民生功能。究竟是為什麼呢？就像西方理論宣傳的只是證明他們對精神文明的追求？
顯然日本和東南亞的木質結構比希臘的石料建築更有利於地震帶的生存。東西方的建築材料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和思維方式。東方文化是節約資源、適應自然，西方文化是耗費資源、征服自然。這代表了中西方哲學和人生觀的基本差別。
今天的生態危機就是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引起的，是不可持續的，就長遠的發展而言，也是不科學的。將來中國要建設可持續的全面小康社會，應該發揚中國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學，而非人類獨大、逆天行事的一神教。
可惜中國目前推行西方模式的現代化，使中國的哲學傳統面臨嚴重的挑戰。搞美國日本式的城市化，造那麼多摩天樓，要是有自然災害或戰爭，斷水斷電怎麼辦？
更嚴重的問題是為什麼要修神廟，而非建軍事或民生工程？我問大家，**中國修長城和水利，埃及和希臘建金字塔和神廟，哪個文明更有穩定性和延續性？**誰的領袖更具戰略眼光？只要破除對西方優越的迷信，不難發現歷史演化的規律。
雅典神廟建築、科學和藝術的成就，無法掩蓋一個嚴酷的事實，即雅典神廟的建造不僅是西方古典文明頂峯的象徵，也是雅典民主共和失敗的開端。雅典興亡的歷史代表了西方模式的難以持續。
先講雅典興亡的故事。公元前五世紀波斯大軍進攻希臘，希臘上百個分散的城邦不得不聯合抵抗，當年希臘城邦聯合的動力遠比現在歐盟還大。聯軍統帥是雅典的伯利克里，西方民主共和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和戰略家。打仗的軍費是上百個城邦籌集的軍費，大量黃金放在雅典。
打敗波斯之後，伯利克里挪用了聯軍剩餘的黃金儲備修建了雅典娜神廟。建雅典娜神廟的目的和美國建自由神像與世貿中心類似，是為了給自己立威。
希臘每個城邦的保護神是不一樣的，雅典娜的起源也不是雅典，而是在土耳其。建雅典娜神廟為了強化雅典在希臘城邦的領導地位，同時也強化主持者自己的領袖地位。
成功了嗎？科技成功，但是政治失敗了。
因為第一，造神廟引發雅典的內外交困。挪用聯軍的戰爭儲備引起了斯巴達和雅典的分裂戰爭，導致雅典和整個希臘文明走向衰亡。
第二，引起雅典的內亂。為什麼呢？因為雅典是民主的城邦，民主最反對獨裁者。選民以個人野心家的名義免去了伯利克里的統帥職務，換上像奧巴馬那樣只會講話，不會做事的政客，敗得更快。西方民主的弊病從希臘到美國，一脈相承。
（3.6）埃及神廟和歷史的話語權
我對世界神話起源的興趣，讓我意識到希臘文化不是原創，而是從埃及學來的。埃及建築和石雕的規模要大得多。我2013年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動亂之間訪問了埃及金字塔和阿布•辛拜勒神廟，進一步發現埃及和希臘造神的目的是建立話語權。
以前讀歷史有一個誤解，以為中國失去話語權是因為戰爭打敗了，因為歷史是贏家寫的。到西方以後才明白，話語權也可以是用資本打廣告來造勢。西方的歷史是造神的宣傳家寫的。建神廟打廣告，都是交易成本，短期可以造勢蒙人，嚇退競爭者，獲取超額利潤，長期愚民愚己，敗給更有競爭力的對手。雅典的伯利克里重複的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故技。
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戰役距離現在已經3300年。這是歷史上記載最早的一次戰爭，發生在埃及和如今在土耳其的赫梯王國之間。戰爭規模達幾萬人和幾千輛戰車。戰後在公元前1258年雙方簽訂了歷史上的第一次和約。
歷史的疑問是戰爭誰勝了，籤和約是誰提出的？你們歷史電影中看到的羅馬戰車，實際上是從埃及的對手赫梯人學來的。現在的考古文獻表明，戰爭是赫悌贏了，求和也是埃及先提出的。然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覺得非常不爽，大事宣傳説是他贏了，合約也是對手提出的。
以什麼為證，就是舉世聞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廟。巨大的浮雕和象形文字刻下他的赫赫戰功，忽悠了全世界的歷史家3000餘年，直到現代文字學破譯了赫梯已經失傳的文字記錄，以及其他證據，才發現歷史真相是赫悌贏了，而且是埃及首先向對手求和。
這是歷史上最早的先例，即戰敗者可以靠文化宣傳改寫歷史，並嚇退可能的挑戰者。
中國的儒家強調謙虛的美德，這在內政上也許是對的，外交上卻可能吃虧。中國經濟的表現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了，但卻沒有國際話語權，因為中國改革的過程是摸石頭過河，摸完石頭過了河也不下功夫總結出經驗道理，只帶個帽子叫“中國特色”，讓讚揚和批評中國特色的人都可以大做文章。
厲以寧説，所有中國特色都是成功的，吳敬璉卻説，所有中國特色都有問題，要向西方高級階段過渡。中國經濟將來向何處去？對國內外的觀察家都是疑問。
我怎麼能發現修神廟的動機是為了宣傳造勢，而非真實的軍事民生工程？觀察修神廟的地點選擇就可以推測其目的。雅典娜神廟的選址是港口的山上，使來訪的海船沒進港就看得見。用來宣傳國力強盛上頗為成功，作為軍事防禦卻毫無作用。
歷史的結局是希臘成為奧斯曼帝國的行省，戰爭中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把神廟用來儲存彈藥。威尼斯海軍的大炮擊中彈藥庫，引發神廟的爆炸。目前看到的神廟是法國人在一次大戰後局部修復的。宣傳的目的埋下戰爭毀滅的種子。號稱文藝復興發源地的威尼斯海軍，在摧毀雅典神廟時從未珍惜過所謂西方文明的精華。
這令人記起下令焚燬圓明園的英軍統帥，也是自稱代表啓蒙運動的英國貴族將軍一樣，用毀滅前人文明的手段，來給自己的野蠻戰爭貼金。
拉美西斯二世修建的巨大神廟修在南埃及和黑非洲交界的岩石上，猶如中國把戰勝紀念牌修在戈壁沙漠和農業區的邊界上。原因是埃及最兇悍的對手來自南面黑非洲的黑人，建神廟主要用來嚇唬外來的野蠻民族，而非國內的老百姓。
如今的西方媒體也在不斷造神廟，做廣告，宣傳西方的普適價值，給西方潛在的挑戰者洗腦，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這種宣傳造勢也許可以嚇退多數人，但歷史上總有少數人不信邪。少數人就類似中國的劉邦項羽，看見秦始皇那麼招搖，反而立志“彼可取而代也”。
所以埃及希臘的神廟立在那裏炫富，招引周邊後起的野蠻民族和窮困民眾來打來搶。結果是埃及文明、希臘文明都沒有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這就給歷史哲學提出了問題，判斷歷史文明的先進落後用什麼標準？人生的價值究竟是追求短暫的輝煌，還是可持續的發展？
過去把中國文明的源遠流長批判為社會的停滯落後，把西方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當做先進的文明仿效，結果導致嚴重的生態危機和帝國的消亡。
最近中國媒體出現一股批判大政府和凱恩斯的思潮。就算修長城、運河、高鐵都是政績工程，和脩金字塔、神廟、摩天樓，和七星級豪華旅館的政績工程相比，中華文明、中近東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選擇，誰更高明呢？
（3.7）西方的心理戰和柏林牆垮台的秘密
蘇聯的瓦解原因是什麼？首先不是軍事或科技的失敗。許多人以為是蘇聯計劃經濟的失敗。但是我對東德經濟的觀察，意外發現柏林牆的垮台和中國海外學子的歸國，説明的是蘇聯和中國應對西方開放社會的心理戰，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西方在柏林牆垮塌之前一直標榜自己是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吸引許多蘇聯東歐的知識分子嚮往西方。如今面對非洲、東歐和中美洲的移民潮和衰老的西方經濟，美歐日紛紛築起阻擋外來移民的隔離牆，大幅限制移民的移居和工作權利。
為什麼科教先進的蘇聯東歐，在全球化開放競爭的條件下，輸給了科教相對落後的中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比較優勢不是比東歐更廉價的勞力，而是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和自信。
中國開放前沿海的知識分子很少人自願去內地和邊疆，因為去了就不讓你回來。我們1980年代出國的時候，教育部的人也害怕留學生不回國。鄧小平説，放學生們出去，只要中國搞好建設，他們會回來的。現在多少海歸回來了？
就這一念之差，決定了蘇聯封閉和中國開放的不同命運。蘇聯人二戰後修柏林牆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經濟學的均衡理論講資本和人才向稀缺方向流動，實際恰恰相反，二戰打完後，發展中國家大量頭腦外流，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流入發達國家，而非發展中國家。
馬克思講工人無祖國，也沒講對。二戰後的全球化，造成的是資本無祖國，科學無祖國，但是政治家和藍領工人有祖國。
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和人才保護主義的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都有很大勢力。蘇聯科學家願意到西方去做學術交流，蘇聯政府讓去。老百姓要去西方打工，也不讓去，蘇聯修柏林牆和中國改革前封鎖香港邊界。越這麼幹，人家就越好奇要出去看看。這給西德發明心理戰和宣傳戰創造了機遇。
我在2006年應邀去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意外發現東西德統一後，西德首都從波恩搬到柏林，沒有促進新首都柏林的繁榮，反而比波蘭匈牙利的首都還要蕭條，週末竟然找不到餐館開門。問了西德的師生才發現了問題的真相。
因為二戰後西柏林是東德和蘇軍包圍的一塊西方飛地，所以在柏林牆沒垮以前，西德各州的財政都補貼西柏林的高消費，然後用電視和廣播向東德和東歐人宣傳西柏林的虛假繁榮。讓東德和東歐的民眾相信，只要翻過柏林牆到西方的自由世界，什麼自由、民主、富裕、奢侈就都有了。
柏林牆垮後，西德各州都認為冷戰結束，沒有理由再補貼柏林的高消費。各州自負盈虧，柏林是政治、文化中心，但是沒有工業，變成最窮的地區。服務業也發展不起來，因為居民大量失業，到南部和西部德國去找工作。
過去南德窮、工資低，吸引了奔馳等汽車巨頭去廠，反而由窮變富了。中國現在有一批人在鼓吹輸出製造業，以為服務業的利潤高，不知道沒有製造業的服務業是無本之末。
蘇聯沒有敗在大饑荒，也沒有敗在兩次大戰，卻敗在冷戰的心理戰，中了西德的糖彈宣傳戰，這對中國是極好的教訓。中國經濟發展再快，沒有中國道路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中國的民眾和領導照樣會被西方已經百弊叢生的新自由主義忽悠。這不是危言聳聽。
（3.8）大數據和新科學揭發文藝復興編造的西方史。
大數據和新科學的結合，提供了新的數理方法系統分析已有的歷史文獻，發現西方宣傳的希臘羅馬文明沒有可靠的歷史證據，大量宣稱是從阿拉伯文轉譯的古典文獻，實際上是中世紀後期發動文藝復興運動的佛羅倫薩金融利益集團偽造的。
希臘、羅馬的歷史和哲學文獻，到現在為止不存在希臘文、拉丁文、或阿拉伯文的文本，倒是發現聖經的不同文本，是在中世紀寫成的。世界上有確實文字記載的文明史，除了已經滅亡的古埃及王國以外只有中國。希臘羅馬卻有不少片段的遺蹟，但是不連續、不完整，不同版本互相矛盾。
真正系統的西方文明史，不到一千年，遠比中國和伊斯蘭文明為短。這是伊斯蘭和中國始終不像印度和美洲文明那樣，被西方文化統治的歷史原因。（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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