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鄧達德：國企怎麼做大做強？瑞典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鑑

國有資產經營、交通設施等公共資產的管理，在中國不但牽扯到重大理論問題，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挑戰與難題。

前幾日，中國國新集團成立了2000億國家風險投資基金，用於支持企業創新發展、促進國企國資改革，這是中國推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的有益探索，是中國國企改革從管企業到管資本邁出的重要一步。

那麼，下一步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的機制如何創新，再下來，鐵路橋樑、港口、森林、公立學校、醫院等等這些公共資產又要如何管，才使得公共資產保值增值，這是中國的國企改革仍然沒有破題、仍需探索的關鍵領域。

簡單私有，絕對不是解決辦法。巧合的是，日前，瑞典工業部原部長、瑞典國有企業Stattum前董事長鄧達德（Dag Detter）訪問中國，他剛剛出版了一部《新國富論》，此書着重論述國有資產及公共資產的管理，獲得多方好評。觀察者網日前在上海對鄧達德進行獨家專訪。

鄧達德在演講中

鄧達德曾在80年代留學中國，在復旦大學學習古代史。隨後，作為瑞典銀行中國區負責人援建農村清潔水源工程，幾乎走遍中國農村。

90年代，鄧達德開始擔任瑞典工業部部長。在此期間，他抵制住了私有化的壓力，領導瑞典國有商業資產邁出了轉型第一步，對瑞典的國有資產管理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引進私有部門工作紀律和股權文化，最終使瑞典國有資產投資組合的表現是當地證券市場漲幅的2倍，而且與原先私有化的部分組合相比，收益為其5倍之多。

據鄧達德向其中文版新書出版方遠東出版社副總編輯匡志宏透露，2000年初，中國匯金公司和國資委籌建之時，鄧達德與當時的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王岐山、國家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等一起參與討論，曾為中國獻計獻策。

現在，鄧達德作為投資銀行家和顧問，主要服務於亞洲和歐洲的企業、房地產及金融等領域。

針對國有企業改革的大問題，“‘賣’還是‘不賣’，這是在面對國家持有的公司股份、土地和基礎設施時，資金短缺的政府經常問自己的問題。而有關公私區別、左派和右派的爭論，通常是一場‘虛假的戰爭’。”鄧達德在他的新書《新國富論：撬動隱秘的國家公共財富》中如是説。

觀察者網編輯聽了他的講座，又和他一起聊了兩個多小時。60歲的鄧達德詳細闡述了他對國有資產、公共資產管理的認識和看法。其理論和實踐框架，與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史正富的觀點不謀而和。

從管企業到管資本，正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方向，而中國正在尋找和探索屬於自己的國企改革路徑，鄧達德的看法聽來大有裨益。

公共財富是金礦 但沒有被有效挖掘

我們知道，現在經濟和國有企業面臨一些問題，諸如生產率變低，銀行的壞賬率變高等問題，我們注意到了，鄧達德也注意到了。

很多人關注企業資產，可企業的資產只是冰山一角。但是，還有很多的公共資產，我們沒有完全看到。在海平面以下的，才是更大的、以前沒有進行測量和關注到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公共資產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和其它國家一樣，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社會保障等等，政府都急需資金。而利用公共資產增值，可能幫助政府實現經濟發展。

公共資產有多大的規模？鄧達德發現，公共財富和公共資產，和1倍的GDP等同。但是現在，一國有數據可考的國家公共財富，可能是總體公共財富當中的1/3。因為我們也知道在大部分的國家，很多的公共財富並不是在帳面上面的，很多情況下這些公共財富並沒有記載，可能是隱性的。換句話説這不只是一倍GDP的規模，很有可能是多倍GDP的規模。

比如中國，中國社科院的數據顯示，中國政府掌握的主權資產規模，在2013年底，其淨資產達到352萬億人民幣，等於中國當年GDP總值的619%。相比之下，美國的淨資產84萬億美元，佔GDP總值的499%。

不過，據鄧達德介紹，根據中國科學院、麥肯錫和香港方面研究機構的研究，中國的公有資產投資回報率比私有資產投資回報率低30%。

鄧達德説，幾個月前麥肯錫的報告表明，如果我們可以提高生產率，尤其是提高公共行業的效益，我們的GDP在2030年能增加5萬億美元的規模。在全球範圍內而言，公共財富1%的增長就會帶來年均全球GDP1%的增長，這等於沙特阿拉伯一年的GDP增速，如果説我們公共資產效率提高3%，比如説去看一下養老金基金和其他的一些專業資產還有一些房地產的管理等，就等同於全球全年基礎設施投入所需的資金。

鄧達德向觀察者網表示，為了要實現更高的回報，我們需要一些全新的觀念，我們需要新的資產體制改革，他覺得這個體制改革這個詞用得非常多了，但是最後還是得要用這個詞，因為它的確非常重要。如何能做到這兩點，一定要去認識到公共資產應該是可以轉化成兩個層面上的資產。

公共資產運營也需要一個競爭環境，第一個大類就是政策性資產，第二類是商業性資產。政策性資產一般是壟斷的，可以依靠税收支持，那商業性資產是參與競爭的，管理好可能產生的費用。

在中國，國企的這兩類資產，分別叫做公益性資產和商業性資產，鄧達德的説法並不難理解。

管理這好兩大類資產需要用兩套不同的方法。這是實現成功管理公共資產的第一步。

他表示並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應該放鬆政府管制，如果這些行業的管制被放鬆，那他們就應被歸類為商業性資產。但如果仍然處於壟斷之下，那就是政治性資產了。

那麼，究竟如何對公共資產進行分類，鄧達德認為是政治家們決定的事情，而不是他或者市場説了算。一旦政治家們決定放開市場，那政策性資產就會就會轉變成一個商業資產。而一些還沒有開放市場的資產，應當像那些花了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來開放的國家一樣，像開放市場一樣去進行管理，否則的話很難撤除管制。

政府不應充當資本家

由於政府具有三重身份：規則的制訂人，規則的執行人，資產的所有者，因此，鄧達德認為，三種身份的重合產生了一種風險——政府往往會浪費國有企業得到的種種優待，偏向企業員工的利益，而並非消費者的利益。

具體到中國來説，雖然中國有很多人在國企工作，但不可否認，大部分中國人都不在國企工作，尤其是那些喜歡挑戰和忙碌工作的人，他們會對在那些國有企業環境中四平八穩的工作不感冒。

鄧達德向觀察者網強調，即使政治不正確他也要這麼説，儘管這一切在中國、巴西、越南等國十分常見，“但如果政治家們只關注保護一部分的人民利益——那些在國有企業工作的人，那麼另外一部分人就會對此感到不滿。”

他説：“80年代時，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國有企業工作，而今天這一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我估計中國目前還在國企工作的人不到三分之一，未來這一數字還會繼續降低**。而在國企工作的人效率是比較低的，這是絕大多數國家的特色。”**

當經濟狀況變糟的時候，例如像希臘那樣，人們才會思考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鐵路公司員工的數量會是其他公司的五倍？為什麼一個沒有花園的醫院需要20個園藝工人？只有當事情變糟的時候人們才會去思考更深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政客會儘可能説萬事無恙的原因。

“想想衝浪時的潮起潮落吧，高潮的時候大家都會玩得十分快樂，而只有在低潮的時候你才會發現某個傢伙沒有穿泳衣。”鄧達德説。

談國企資本運營的機制改革，首先得承認，我們能輕易發現國有企業明顯效率低下的證據，例如中國工業部門的交通、能源等方面都屬於國有企業，這些龐大的國有企業們效率都十分低下，效率只有私有企業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而這對於中國的高速發展十分不利。

雖然中國政府正在試圖通過改革來解決這一問題，然而私有化並不是解決的方式，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本身。

另一個例子是銀行，銀行系統的效率越來越低，因為他們喜歡貸款給國有企業。儘管從商業上來看這並非是一個很好的投資行為，但由於政府不會坐視國有企業破產使得這項投資變得十分安全。

鄧達德向觀察者網提問：“中國的國有企業經營存在着巨大的風險。國有資產的價值是什麼？世界上有一個總理很早就回答了這個問題，新加坡總理，他知道每一筆國有資產的價值。”

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是鄧達德以及國內很多人推崇的國有資本運營模式：放棄私有化，而是創立一個跟民營企業一樣高效的國有資本運營機制，從而在全球四處投資，使得新加坡的國有資本獲得增值收益。

中國的國企改革，似乎也在朝着這個方向走，比如前不久國新剛剛成立2000億國有風險投資基金。但國有戰略性基金運營管理的機制尚在探索之中。中投公司海外投資時不時傳出虧損消息，這説明國有資本運營管理專業人才的培養也是中國當務之急。

鄧達德為此舉了個例子:“假設有一羣沒有接受過相關教育的人，他們在沒有地圖、沒有火炬的情況下進入了叢林之中，當他們孤立無援的呆在叢林中不知道怎麼走時，你會怎麼看？什麼都不帶地走入叢林中，什麼危險都沒有？事實上這是最大的危險。

那些什麼都沒有的人正是在沒有人監管的情況下使用着人們的存款。而幾乎所有世界上的大公司都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沒有足夠的國有戰略性基金管理人才，中國怎麼辦？鄧達德以新加坡作為例子進行了回答。

“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都是東南亞的經濟大國，他們也是穆斯林國家。他們的旁邊是一個比芝加哥還小的島國——新加坡。它直到1965還是軍事管制的國家，他們中甚至還有從中國來的難民，那些認為革命中的中國即將完蛋而逃到新加坡的難民。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這就是1965的新加坡，有着和牙買加一樣GDP的國家。牙買加是一個加勒比的島國，在60年代它和新加坡都是英國在殖民地。牙買加是一個處於和平環境的國家，由於美國充當了它的保護傘，這個國家一百多年來甚至沒有經歷過戰爭。

而新加坡身處充滿戰火的亞洲，這塊區域先後經歷了日本侵略戰爭和中國革命，

當時幾乎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是殖民地國家，都在爭取獨立，而且蘇聯的共產主義開始傳播到朝鮮。東南亞先後經歷了馬來西亞獨立戰爭、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60年代幾乎整個亞洲都在戰火之中，絕不是什麼和平的環境。

當時的牙買加和新加坡有着相同的GDP，幾乎一樣的人口，幾乎一樣的人均壽命。再看看現在，牙買加各個方面都嚴重落後於新加坡。而新加坡甚至擊敗了瑞典、美國、香港。哪一個國家能像新加坡這樣在戰火中發展起來。

當年新加坡還是個小村莊，一個英國殖民下的小港口、中國難民的避難所。正是那些沒有國家的難民們建立起了這個國家，而中國有着14億的人口，有着比歐洲更多的高等教育人口，一年能培養出歐洲十年數量的工程師，條件完全是優於新加坡的。”

國資管理效率更重要

鄧達德還表示，從政策上來看的話，從公共資產管理來看應該是全新不同的管理的實踐方法，同時目標也應該是要區別於其他的資產管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它是談到了里約熱內盧的科帕卡巴納海灘這樣一個市政學校。科帕卡巴納海灘的旁邊豪華酒店林立，但是當時在這邊有一個三層樓高的市政學校，歸里約熱內盧政府所擁有。

這個學校的位置其實和教育質量並不相關的，也就是説在這麼貴、這麼繁華的地段科帕卡巴納海灘，這麼多豪華酒店林立的情況下還建立這樣一個學校，説明教育的價值與土地的價值是無關的。

如果這個學校按照機會成本或地段成本來被收取租金，那這個學校就開不下去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這存在重大資源錯配的問題，這就是機會成本透明度的問題了。

鄧達德向觀察者網特別指出，他並不是指這個學校就應當立刻搬遷到遙遠的郊區或者關閉。而是指如果政府可以拿這塊土地出租或出售來獲得一個較好的回報，政府完全可以拿着收益在毗鄰的街區以更低的價格建立一個同樣的學校。顯而易見，投資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他稱，在我們的公共資產管理中缺失了兩塊拼圖，現在並不是談所有權的時候，東西方都已經浪費了50～70年的時間去談到底是私有化好還是國有化好，哪種產權管理公共資產更有效率，而他覺得所有權對於公共資產管理效率來説毫無關係，這就是一種簡單的資產管理效率問題。

從公共領域來看，有兩點他認為對於我們管理來説非常重要的，第一是資產負債表，這是商業管理當中非常看重的一點，風險管理，這是第二點。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目標，我們要把商業資產剝離出政府體系之外，真正難的點在於政治框架和政治環境，能否把這樣一些公共財產轉化成像商業資產一樣管理得更加有效。

就像是一個車輪當中的三個輪輻一樣，三個內容，它是彼此去相關的。如果我們能關注好這三大領域的內容，其實對於公眾來説，擁有公共財產和財富，管理起來和擁有起來也是非常簡單，是可以借鑑於商業資產管理的工具和理念的。

所以要讓一個資產清單上面的內容變得要有商業資產，該如何起步呢？編制資產清單，做粗略的市場估值等都是可行的做法。其實這樣的工作在全球很多國家已經推行了，現在在瑞典公司其實有很多這樣的措施，瑞典公司是瑞典很多資產的最大所有權，也有這樣一些投資的目錄和產品。

他稱，如果三年以後我們通過把公共資產變成商業資產般的管理，讓它變得完全高效市場化運營，使得投資組合優於當地的股票市場的表現，對於中國來説，對於其他國家來説，這樣做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這樣才能夠去催生強大的國際企業，可以幫助房地產部門進行調整，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吸引國際投資，推動經濟發展，提高家庭收入。但對鄧達德而言，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需要做的是一定要強化公共部門的資產負債表，要用商業資產管理的理念去做。這樣的模式也能夠為“一帶一路”政策的實行和成功提供補充，最終助力中國實現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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