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觀察者網網友對美國大選的討論水平高，我忍不住回應一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拙文《大選年看美國之一——精英與大眾的分裂》一文在觀察者網登出後引起了一些網友嚴肅的討論。筆者感到評論中的一些觀點和論述頗有價值，值得回應；同時也有一些事實陳述不那麼準確，需要澄清。所以，筆者在此做一個簡要的回覆。事實的澄清比較簡單，只是向讀者提供美國的一些具體情況。觀點的討論比較複雜，因為討論中涉及到一些目前並未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而這些問題筆者正在研究之中，並非一兩篇短文能夠闡述清楚。所以，筆者的這篇回覆也只是引玉之磚，僅供各位網友參考。

存款3000美元是個坎？

先澄清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美國儲蓄率極低的現象與税務部門的關係。有網友提出，美國人存款率低是有原因的，因為美國人在“銀行存款超過3000美金就有可能招來美國税務部門的關注和調查繳税情況，為自己白白引來麻煩”。筆者想在此指出，這個説法與現實不符，普通美國人儲蓄率極低與税務部門徵税沒有多大關係。

在美國，個人所有的正規收入，包括工薪和資本收入都跟社會安全號綁定在一起。由於這個機制，美國税務部門對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個人收入和財產狀況掌握得非常清楚，這與銀行存款的多少無關。但對於個人的銀行存款，税務部門只關心個人銀行存款每年產生的利息收入，要求每個納税人把銀行利息收入跟其它收入加在一起作為總收入報税。3000美元存在美國銀行的年利息大約只有幾十元，在年收入中的比例微不足道，所以美國人根本不會因為幾千美元存款產生的幾十元利息需要上税而不把錢存進銀行。美國税務部門也沒有把3000元銀行存款作為一個劃分線來確定税收的多少。許多美國人銀行裏沒有存款，或存款極少，主要還是因為收入太少、花費太多而難以積蓄，跟税務部門的徵税幾乎沒有關係。一個人的存款利息要對總收入真正構成重要影響，這個存款額至少要高達數萬美元以上。

美國國税局

當然，美國也有少數人不把現金存在銀行裏，但主要不是為了逃避税收，而是為了隱瞞收入以便申請政府福利。這種現象在美國華人社區時有所見。一些在餐飲和零售業工作的華人為了申請政府給低收入羣體的糧食券、住房補助、醫療補助等福利，有意向政府隱瞞自己的工作收入。這些少數人會把收入的現金放在銀行保險箱或藏在家裏，在銀行賬户上保持很少的存款。所以，在美國華人社區的銀行大都專門設有保險箱出租，一些華人會把現金放在保險箱，當然也有人會把現金藏在家中。這也是華人在美國容易遭到打劫的一個原因，很多美國人認為華人身上或家裏總是藏有現金。但這個羣體人數不多，在收入上仍屬於美國的中下層。

筆者澄清這個事實主要是想向讀者説明，美國人儲蓄率低是由收入低、花費高決定的，而跟美國税務部門徵税關係不大。

西方社會結構變化

下面着重談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變化。下面選了一段網友跟帖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評論：

“在美國，進入這個知識精英圈子的難度是極大的。私立學校從小學開始就是優質教育的代名詞，而且美國的大學不只看成績，還要看整體背景，而這種整體背景，很多都不是一個年輕人的智商和努力能決定的，大多數要看家長的資金夠不夠。高昂的學費讓很多普通人家的孩子即便上了大學，也會畢業之後就大量負債。引用覆雨翻雲網友的話，“美國是有醫師協會和律師協會會計師協會的，這些協會利用高額學費，延長學習年限，限制執業許可，排擠異端等方式壟斷了知識。從而能夠高收費。説白了就是減少供給，壟斷市場。”完全正確。更直觀的一個體現恐怕就是英語的醫學用語多為拉丁、希臘詞彙，普通美國人根本看不懂。我作為一個在美國讀到文科博士，詞彙量不低的人，這些詞都要一個一個記，很多還都不會，大家覺得美國的高中畢業生真能看懂多少？而中文，肺炎、鼻炎，一目瞭然，雖然並不精確，但名稱是可以細化定義的。一個詞就能擋住大多數人。

顯然這位網友的評論是經過深入的思考，提出的問題也極具現實性。但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變化是一個很大的課題，無論是我的上文還是這篇回應都難以把這個問題完全講清楚，這裏只是講講自己對美國社會的一些觀察和理論分析，這個問題還有待中國學術界進一步深入研究。

筆者在上文談到高級職業經理人、高收入的專業人員究竟算是資本的一部分，還是算是勞動者的時候，曾介紹了上個世紀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的一些學者的兩種看法：

“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有兩種不同解釋。一種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理論進行了解釋，認為只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才是剩餘價值的佔有者，私有企業股份化和職業經理人的出現並沒有改變資本的剝削本質；另一種觀點是把職業經理人看作資本權力的行使者或代言人，因而也是資本集團的一部分，職業經理層被看成是跟生產資料所有者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合夥者。”

筆者在上文引述的這兩種觀點究竟何者更符合現實？這需要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更深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才能回答。對這個問題簡單地進行AB選擇對社會的説服力並不夠。筆者以為，與其對兩種觀點進行AB選擇，不如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行更深入分析，讓社會各界真正瞭解當代西方國家的發展變化。

首先，全球化對當代世界最大的衝擊與改變是產業鏈的轉移和全球產業的重新佈局。按照西方經濟學的一般觀點，也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國學界和政界人士的説法，全球化過程中產業鏈轉移的具體內容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比如向中國轉移），當然也包括一些低端服務業的轉移（比如向印度轉移）。這種説法作為一種事實陳述並沒有錯，但卻忽略了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轉移意味着發達資本國家的工業化大生產有什麼樣的衝擊？對發達國家社會的基本結構，包括階級結構和財富結構會有什麼樣的改變？而這是我們理解當代西方國家發展現狀的關鍵。

馬克思在19世紀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揭露和批判，特別是剩餘價值理論的提出主要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分析，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關鍵。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大生產導致了社會關係簡單化，資產階級培育出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社會分裂為兩大階級：資本家階級和產業工人階級。

但是，當代全球化過程中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轉移，實際上是把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從發達國家轉移出去，在這個產業轉移完成後，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主體部分事實上已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種轉移一方面引起了承接了西方製造業國家的新的勞資矛盾，另一方面，原來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漸產業空心化，服務業在經濟中佔了主導地位，西方國家進入所謂“後工業時代”。

以服務業為核心的第三產業與以製造業為核心第二產業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這就是前者是佔社會人口比例很少的知識精英和技術精英社會提供專業服務，而不像傳統工業那樣以勞動密集型為基本形式。這樣一來，全球化使得西方國家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結構的內涵發生了很大變化，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對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理論分析在當代需要一個新的發展。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金融業，如何界定華爾街高收入的金融從業人員的身份？如何界定採取作坊式（個人所有制或合夥人所有制）的高端專業服務的性質？這需要一種系統的、全面的研究和理論創新。

此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剩餘價值的分析主要是基於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勞資結構，剩餘價值被視為資本家從市場上購買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之後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產品在市場交易只是剩餘價值的實現。但是，當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的主體，專業知識和技術成為獲取鉅額利潤的主要手段時，當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僱傭極少員工的條件下，僅僅從企業內部的生產（運行）過程來分析剩餘價值的產生就不夠了。資本對社會財富的攫取必須要放到整個社會的市場交易過程中來考察，需要當代社會科學者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需要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但發展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學習馬克思分析社會的基本方法。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是從最基本的元素—-商品入手，從最基本、最一般的商品關係入手。我們今天分析西方國家以知識密集型為主體的服務業也應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思想方法，自由市場中的商品交易是理解當代資本主義最關鍵的環節。

由於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的資本主義大生產轉移到國外，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發達國家企業內部僱傭的勞動者數量越來越少，資本對財富的攫取已經不侷限於對企業內部僱員的剩餘價值佔有，而是對整個社會的不公平剝奪。在今天的西方國家，資本對財富的攫取主要是在市場中憑藉壟斷地位對自己的服務對象不公平的利潤榨取。換言之，在當今以服務業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獲取利潤的過程已經主要不是依賴於本土企業內部的價值創造，而是主要依賴於自由市場的不公平交易過程，這個交易過程既包括在國際產業鏈中的生產外包，也包括最終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僅僅分析一個企業內部的階級結構和價值轉移已經不能完全説明資本主義剝削的方式。換而言之，當代資本主義的剝削不僅存在生產（服務）過程中，同時也存在於不公平的國際產業鏈和產品與服務的交換過程中。

在這樣一種全球化的交易模式中，資本的利潤在本質上是一種壟斷利潤，這種壟斷利潤來自形式上平等而實質上不平等的產業外包和自由交換。在全球產業鏈中，西方國家大公司的製造業外包雖然在形式上是與發展中國家企業的自由交易，但由於西方國家壟斷了高端的知識與技術，這種產業外包在本質上是不對等、不公平的，這一點在美國蘋果公司的生產外包過程中表現得很清楚。

在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服務業中，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術服務的服務者與客户之間在形式上雖是一種平等交易，但由於知識密集型資本的高度競爭，越是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高的服務，越具有壟斷性。在這種形式上平等的交易中，擁有專業知識的服務行業事實上居於一種具有壟斷性的主導地位。比如，一個律師可以用500美元一小時的服務費開價給客户提供服務。由於律師在知識和技術的壟斷性，客户在尋求法律服務中不得不接受這種遠遠高於一般勞動價值的市場價格。事實上，在西方發達國家，金融、會計、保險、法律、醫療、新聞、教育等知識密集型行業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壟斷，這些行業的市場價格數倍於社會一般勞動的價值已經是一種常態。由於這種知識和技術服務在市場上具有壟斷性，尋求服務者很少有議價能力。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相比於大工業生產時期的產業資本，這種以產業外包和知識密集型為主導的現代服務業不僅具有壟斷性，而且也更加帶有世襲性。在資本主義初期，即使在產業大資本的興盛期，創業的知識和技術要求比較低，資本進入的門檻比較低。所以在這個時期白手起家的資本主義企業家不在少數。這個時期的市場競爭儘管殘酷，但社會流動性相對比較高。但由於現代知識的教育跟家庭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所以在以知識密集型為主導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知識和技術具有很強的代際傳承，社會階層具有不斷固化的趨勢。這跟傳統的產業資本主義時代有很大差別。

兩個“兩極分化”

最後，再來談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兩個“兩極分化”。

貧富兩極分化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特徵，這一點不用多談。筆者想指出的是，隨着經濟的全球化，西方發達國家先後出現了兩種新的“兩極分化”，一種是企業規模的兩極分化，另一種是勞動力市場的兩級分化。這兩種“兩極分化”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就在一定程度存在，但直到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兩種“兩極分化”才日顯突出，並且開始改變整個社會結構。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在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要方式的大工業生產時期，資本與勞工的分野非常清晰。即使是可能被大資本吃掉的小資本，相對勞工階級來説，仍是有產階級，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進行階級劃分時，基本上遵循了這個原則。

勞動力的分化也是早就存在。馬克思主義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看成是形成社會不平等的三大差別之一。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都談到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的問題。但是，在19世紀的產業資本主義社會，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複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的差別雖然存在，但與資本和勞工的差別還不能同日而語。總體而言，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構成了社會的兩大階級。

“佔領華爾街”

到了二十世紀後期，隨着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現代西方社會開始居於主導地位，企業規模的兩極分化和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同步發生，並且越來越嚴重，最終使得社會的分層結構發生變化，貧富的分化出現了交錯現象。

一方面，資本主義的高度競爭不斷把企業分化為大魚和蝦米，大企業和小企業的獲利水平有着天壤之別，這就是列寧講的壟斷資本主義；另一方面，現代經濟的知識化和技術化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企業高管人員、專業服務人員（包括金融、會計、保險、法律、醫療、新聞、教育等行業的部分高收入人員）與普通勞工的收入差別也有雲泥之別。當這兩種“兩極分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傳統資本與勞工的分層與財富的分層開始發生交錯。勞動力市場一些高端精英的薪金收入遠遠高於小資本所有者通過僱傭勞動獲得的收入。在美國，甚至一些高級藍領的工薪收入也高於某些小企業主憑藉生產資料和僱傭勞工獲取的剩餘價值。

以上的社會變化是理解西方社會分裂為精英與大眾的重要原因。在精英集團中，資本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已經形成聯盟，一種精英聯盟；而在社會的中下層，一些普通勞工與部分農場主和本土中小企業主也共同形成一種政治聯盟，即所謂草根聯盟。這種精英與草根大眾的分野在英國脱歐公投和當前的美國大選中表現得非常清楚。所以，儘管今天的西方社會是高度的貧富兩極化，但階級鬥爭並沒有成為西方社會的政治主軸，更沒有形成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當前，美國政治鬥爭的主角，民主黨和共和黨，希拉里的支持者（包括共和黨內的許多主流人士）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一些過去的民主黨支持者，比如華人社會的主流），雖然在大選中立場分明，相互指責，但這種政爭只能界定為精英與大眾的對壘，而不能等同於階級之間的鬥爭。

筆者提出以上論述並不是説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説和階級分析學説有問題，而是説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理論需要隨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畢竟，從馬克思主義產生到今天，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世界已經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時代需要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肩負起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任。從這個意義上説，理論創新在今天的中國顯得特別重要。

另一方面，發展馬克思主義也是解決中國問題的現實需要，筆者在上文中主要是談美國的社會結構變化。但正如許多網友在評論中談到的，美國社會的這些不公平現象在中國也值得警惕。由於市場經濟會存在於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對市場的利弊應當有充分的理解和關注。市場經濟的高度競爭雖然會促成企業的優勝劣汰而推動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會加劇勞動力市場的兩級分化。目前，中國社會中的知識精英與普通勞工在階級分析上都基本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由於二者在工作方式和經濟收入上的差異，彼此之間的階級認同感已經很弱。隨着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和知識經濟在社會中佔的比例越來越大，中國社會應當如何防止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了的不公平現象在中國氾濫，這需要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提出新的理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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