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特朗普學不了鄧小平

【特朗普勝選後，各路學者眾説紛紜，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宏觀部主任賈晉京、研究員卞永祖等敏鋭地捕捉到，特朗普所面對的局面與當年的鄧小平有一定的相似性，獨闢蹊徑撰寫《若特朗普師從鄧小平，他會真偉大》一文，觀察者網刊發後，引發了熱烈討論。在爭議聲中，最主要的焦點是兩個：特朗普與鄧小平表面上的相似性，有着怎樣的深層原因；特朗普是否真能學成鄧小平？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的這篇文章，正回應了這些問題。】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王文院長和他的同事，都屬於立足中國立場、運用中國視角的學者，所以，特朗普成為當選總統之後，他們沒去糾纏民主還是民粹、寡頭還是共和等半真半假的西式問題，卻一眼看到了美國未來新領袖與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之間的一種內在聯繫。

“不帶預判地去看特朗普，其實可以認識到，一條主線貫穿着特朗普的理念，即‘做好美國自己的事情’；而檢視其言論，竟然不難發現特朗普‘師從’鄧小平理論之處甚多，堪稱‘鄧小平的學生’…”他們在最近一篇聯合署名的評論中如是説。

這個判斷裏有基本事實，也包括主觀願望。基本事實主要是，特朗普在競選中所表達的理念和主張，與當年鄧小平在推動改革開放時的一系列理論論述，兩者具有一致性。而主觀願望，則是寄希望於特朗普通過對中國的“理論尊重”和“師從”，減少對於中國的誤解，提高美中之間的戰略互信。

這兩方面都很正確，筆者也很同意。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特朗普意圖推動美國內政外交的大轉變，與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主政後給中國帶來的大轉變，兩相對照，的確有很多共同之處。但要進一步推測特朗普能不能真正做到鄧小平當年所做到的事情，發揮出鄧小平當年所發揮的作用，卻需要做一番更深層次的分析。

為什麼會有一致性？

“特朗普語錄”與“鄧小平論述”之間表面的一致性，源於兩個人各自所處的時代背景之間深層的一致性。

在鄧小平時代之前是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逐步將中國推到了“世界革命中心”的位置上，並在中蘇決裂之後，將這場革命的目標定為“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類”，計劃通過與中國革命類似的成功模式，首先號召亞非拉落後國家進行革命，走“廣大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道路，逐步奪取勝利。

1960年，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非洲14個國家及地區工會和婦女代表的會談中公開表示，“我們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鬥爭，……團結所有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做鬥爭的朋友，不管什麼國家，不管什麼政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勢。這些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中國有義務和責任把“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作為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62年，原定的“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少援助亞非拉人民鬥爭）政策，被定為“修正主義國際路線”受到批判。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二十五條”），重新樹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幟，提出要堅決支持亞非拉反帝革命鬥爭，以“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要”為號召，致力於建立一個包括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以及世界各國人民在內的“革命統一戰線”。同時批判了蘇共和意共、法共等的“和平過渡”思想。

在當時毛澤東的頭腦中，國力不是問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現在已經到了“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優勢”，而且“物質力量的多少不完全決定問題，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回顧地看，這些革命思想和革命口號就是當時的“政治正確”，而世界範圍的“革命統一戰線”，也就是當時的“全球化”。

不能説那一場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據統計，上世紀六十年代，世界各國曾以65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853種，其中有20個國家的20種文字翻譯出版了35種版本的《毛主席語錄》。從這一個側面即可證明，當時的確出現過左翼革命造反思想的“全球化”。

在左翼思想“全球化”的影響下，1966-1968年世界範圍的左翼運動，與中國同時期的紅衞兵造反運動交相呼應。在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由學生運動開始，繼而演變成席捲全法國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高潮時曾有900萬人參加罷工，佔領工廠。抗議示威者喊出“消滅資產階級”、“打碎舊世界”的口號，不少青年學生以毛澤東為偶像，宣傳“一切資產階級都是紙老虎”的思想。

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期間的示威人羣

在中國和法國兩個運動中心的共同影響之下，南美、東南亞、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中，先後湧現出眾多“毛主義”的政黨和組織。六十到七十年代，非洲的革命運動如火如荼，獨立國家達到了30多個，面積約佔非洲總面積的2/3，人口約佔非洲總人口的3/4。在一段時間裏，的確出現了“世界革命”即將進入高潮的一種形勢。

然而，這場世界性運動終於還是沒能成功，預想中那個“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的大革命遲遲沒有到來。最重要的是，隨着運動的持續，中國自己越來越不堪重負。

在國內，極端的“政治正確”變成了一種束縛自身的意識形態桎梏，所有具體政策都背上了“主義”之爭的包袱，改革無法進行，經濟發展停滯，革命動力衰竭。而在世界上，儘管毛澤東向全世界做出了“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的宣告，但對外輸出革命畢竟需要有巨大財力物力作支撐，而當時的中國自己還沒完成工業化，綜合國力嚴重不足，國民收入水平很低，要自己的人民勒緊褲腰帶去發動世界革命，即使動員出最大的革命熱情，引爆了“精神原子彈”，終究還是無法持續。

鄧小平的改革，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始。解放思想，就是解除意識形態桎梏，放棄世界革命和目標，不再揹負“政治正確”的重擔。而實事求是，就是回到中國自己的事情上，着手解決最基本的經濟和民生問題，搞活市場，解放生產力，埋頭建設基礎設施，為經濟起飛搭造平台。

1978年，鄧小平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與李光耀會談時，鄧小平強調：中國不會輸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謀求勢力範圍；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

這就是大轉向的開始。經過了一些波動和反覆之後，到1990年，鄧小平又確定了“韜光養晦”、“決不扛旗”、“有所作為”等新的原則，徹底完成了這個180度大轉向。

後來的歷史眾所周知。正是在“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情”這一總方針指導之下，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高速崛起。1978年的中國，GDP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已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從未用“讓中國再次偉大”做口號，但今天卻充滿自信地宣佈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了。

對比美國。差不多與鄧小平啓動改革的同時，美國掀起了一場以“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為名的“新自由主義革命”。

這場革命是靜悄悄的，不像無產階級革命那樣轟轟烈烈，但卻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或者説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對立面的真正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其目標同樣高遠，其規模同樣宏大，就是要建立一個由國際資本主導的新的世界秩序。

2005年出版了《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的大衞·哈維(David Harvey)認為，新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是一個“階級項目”(Class Project)，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在經歷了二戰後政治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凱恩斯主義的雙重壓制之後，藉助70年代的經濟危機實施的一次強力反撲，是其階級統治權力的恢復。諾姆·喬姆斯基和羅伯特·邁克傑斯等人的看法也與之類似，在2000年出版的《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一書中作者寫道“新自由主義……指的是這樣一些政策過程：相當一批私有業者能夠得以控制儘可能廣的社會層面，從而獲得最大的個人利益。新自由主義首先與里根和撒切爾關聯，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黨派、大多傳統左派和右派所採取的全球政治、經濟趨向。這些黨派及其實施的政策，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金字塔的頂層，他們通過控制美國及整個西方集團的國家力量來統治全世界。於是美國就自然而然成為了新自由主義革命的“世界革命中心”和新的世界秩序的塑造者。

與當年世界左翼運動“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要”旗幟正好相反，這一場世界右翼運動以“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三化”為旗幟，試圖將全世界所有地區都改造成對於資本和貿易自由開放的市場，同時也將全世界每個人都改造成拼命工作拼命花錢的“經濟人”。

相較於左翼革命者的革命熱情和精神力量，右翼革命者藉助的卻是更強大也更持久的資本力量。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進程，在全球範圍內實現了財富向最富階層的集中，伴隨這一過程的，是一大批巨型企業，特別是巨型金融企業的崛起。這一批富可敵國而且政治影響力超強的巨型企業，主導了整個公共生活。於是，傳統的市場與政府之間的二元對抗，現在變成了市場、企業和政府的三角關係。這就意味着，新自由主義不僅只是實現了財富的集中和權力的重建，而且通過巨型企業反過來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正是由於這一新型社會結構已經無法改變，寄生在其中的新自由主義也因此而獲得了更長久的生命。

這就是冷戰之後由美國主導的、由巨型企業特別是巨型金融企業通過強大的資本力量推動的、以新自由主義的“三化”為目標的新一波“全球化”。

然而，這場世界性運動同樣不能成功。因為隨着運動的深入和擴大，即使憑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實力，也同樣越來越不堪重負。在國內，“自由民主人權”這一套“政治正確”很快也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桎梏，政治上的黨爭難以調和，政府陷入“否決政治”，大量明顯於國於民都有利的改革卻由於利益集團的阻撓無法進行，大量明顯害人害己的壞事也都冠以“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

而在世界上，無論是推廣美式民主、主導“自由進程”，還是打擊“邪惡軸心”、遏制圍堵中國，要在當今這個四分五裂的國際社會上重塑世界秩序，更需要難以計算的巨大財力物力。事實明擺着，美國雖富甲全球，也同樣捉襟見肘，顧此失彼。正如特朗普在競選時所説的，只在中東一地，美國就已經花費了6萬億美元，這筆錢是重建美國基礎設施投資預算的兩倍！

就這樣，事情終於到了臨界點。一方面，歷經了里根時代、老布什時代、克林頓時代、小布什時代和奧巴馬時代，長達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在世界上並未取得預期的勝利，特別是由於中國的高速崛起，西方新自由主義遭遇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嚴重受阻，距離最初的一統全球的目標反而越來越遠。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債台高築，金融危機之後經濟增長乏力，國內貧富差別越拉越大，中產階級生活水平下滑，貧困人口有增無減，問題積重難返，社會衝突不斷。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左翼革命也好，右翼革命也好，無產階級的“全球化”也好，資產階級的“全球化”也好，一旦輸出革命的成本大大超出國力所能支撐的限度，任何形式的“世界革命”最終都將無力為繼。

川普應運而生。他稱自己的競選為一場“運動”，以此召喚起所有沒能從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中獲益的美國人、所有實際上成為了“新自由主義革命”受害者的美國人、所有憑自己的實際感受和生活常識就知道美國走錯了路、幹錯了事的美國人。

他從顛覆各種“政治正確”開始，放棄美國重塑世界秩序的宏偉目標和遠大抱負，呼籲回到美國自己的事情上，關注最基本的經濟和就業問題，推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修改移民、醫保、税務等方面的政策，重新搭造起“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經濟和社會平台。

就這樣，鬼使神差一般，2016年的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來到了與1978年成為中國領導人的鄧小平非常相像的一個時代轉折點上。這就是“特朗普語錄”與“鄧小平論述”之間表面上具有驚人一致性的根本原因。

但為什麼特朗普成不了鄧小平？

這又是一個大題目，限於篇幅，本文只點出幾個要點，以後有機會再詳細展開論述。

第一、鄧小平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推動中國的改革時，憑着經驗和智慧闖過了一系列重大關口，事後回顧令人感到驚心動魄。而特朗普從未擔任過任何公職，政治事務的複雜性遠超常人想象，單靠小聰明沒有用，特朗普不是天才，不可能生而知之，到了關鍵時刻，他不一定能過關。

第二、鄧小平來自與毛澤東相同的領導集團，而共產黨連續執政也保障了前後兩個時期的繼承性，這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即使包括了一些路線和政策上的180度大轉彎、意識形態上的大搖擺，也仍然能夠保持住政治上的基本穩定，和中央集權的基本穩固，使得改革可以自上而下地有序進行。

而特朗普沒有這個條件，他這一次的勝出，並不是代表共和黨擊敗了民主黨，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美國廣大的中下層擊敗了包括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內的建制派和精英層；這就意味着，他的改革註定要在美國政治和社會嚴重分裂的局面中進行，甚至要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精英集團的敵對和反抗下進行；最好的情況也只能是分裂程度逐步減輕，然後尋求妥協，最壞的情況將是美國愈演愈烈的四分五裂。

第三、鄧小平的改革，充分利用了當時十分有利的國際環境。平心而論，與“新自由主義”幾乎同時起步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確大大受益於這場革命。如果將西方新自由主義所開創的世界經濟局面視為一個在“全球化”推動下越來越開放的“股市”，那麼四十年總盤點，中國是最大的一個贏家，因為中國“跑贏了大盤”，GDP年均增長率高出世界經濟平均值6個百分點，比美國和西方這個“做局者”還要高出很多。

相比之下，特朗普也沒有這個條件，他面臨的最大困境是：美國經濟已經與“全球化”緊緊融合在了一起，美國企業得自於海外的利潤遠遠高於得自於美國本土的利潤，所以，退出“全球化”對於美國來説，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差不多相當於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第四、鄧小平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是中國近代歷史和文化的產物，但是，美國人民不同於中國人民，美國文化不同於中華文化，鄧小平當時推動改革所藉助的各種來自於中國人民和中華文化的外力，特朗普也統統都沒有。當然特朗普也會藉助於來自美國人民和美國文化的種種外力，但有沒有這個本事，就只有天知道了。

總之，特朗普雖然站在了當年鄧小平站到的歷史起點上，但他卻成不了鄧小平。他的改革能否成功，最終還是要靠那一句唸了兩百多年的老經文：願上帝保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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