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鵬：論“廢除一切產業政策”當緩行——評析張林辯論（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曉鵬】
【國內兩位重量級經濟學者林毅夫和張維迎之間的學術爭論由來已久。11月9日，張林就產業政策的觀點交鋒更是將此一系列辯論推向了高潮，甚至有人將其稱為“世紀之辯”。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國家要靠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張維迎則呼籲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
然而，張林的辯論並不只是產業政策存廢這麼簡單，也不應該只從理論方面進行解讀。經濟學博士李曉鵬從事產業工作多年，作為一名一線工作者，他能夠切實體會到產業政策的利與弊。
以道路建設為例，如果廢除一切產業政策，大同不能重點支持煤炭業，麗江也不能重點支持旅遊業。在統一的標準下，大同和麗江的道路搞成一樣，絕對公平，沒有“產業歧視”，這聽起來還不錯。然而，最後的結果卻是大同的路用不了多久就會被壓得坑坑窪窪；而麗江的路修得很寬大，但小路太少，去旅遊的人只能自己爬山涉水去探險。如果是這樣的後果，我們還會贊成廢除產業政策嗎？本文中李曉鵬博士結合了眾多真實案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度解析。】
近日來，圍繞產業政策的利弊，張維迎和林毅夫兩位教授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張維迎教授更是喊出了“廢除一切形式產業政策”的口號，令朝野上下為之側目。很多著名經濟學者也紛紛參與了這場討論。但參與者大多是學院派人士，偏重於宏觀理論交鋒。我從事產業方面的工作已有多年，參與過中國一些地方產業規劃或者戰略的制定，因此想以一個一線工作者的角度，結合真實案例談一些看法。
林毅夫：我和張維迎30年的朋友，不同而和
一、什麼是產業政策？
既然爭論的焦點是“產業政策”，我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搞清楚產業政策的含義。尤其是張教授要求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面對如此驚人的呼籲，我們在決定贊成或反對之前，當然應該先知道他要廢除的到底都是些啥。
搜一下百度百科，產業政策的定義是“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目標而對產業的形成和發展進行干預的各種政策的總和”。
再看一下英文的維基百科，它是這樣寫的：“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a country is its official strategic effort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part or all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s well as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大意：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是指政府為了鼓勵國民經濟的某些行業——包括製造業和其它行業——的發展而採取的策略）。
至於學術權威的説法，比較有代表性的可見於小宮隆太郎在他的名著《日本的產業政策》一書。小宮認為，產業政策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政府針對“不同產業之間”資源配置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有關政策，包括重點產業的培育和保護、落後產業的調整等；
第二個方面：政府在調整“產業內部結構”方面的政策，比如推動企業的合併以提高集中度，組織協調企業調整開工量和投資規模，以及實施支持中小企業成長的政策等等。
小宮隆太郎與《日本的產業政策》
以上三種定義，總體上差別不大，最關鍵的有兩點。
首先，產業政策的主體都是政府——這一點應該沒有什麼爭議。需要注意的是，這三種定義都沒有區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管哪一級政府制定的針對產業發展的政策，都可以稱之為產業政策。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種產業政策的定義認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制定產業政策。
其次，產業政策是針對產業的結構性干預。如果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政策不是按照產業特點來制定的、不針對產業結構，那麼這種政策就不是產業政策。
對此，維基百科裏面也講了一句“Industrial policies are sector-specific, unlike broader macroeconomic policies（產業政策是針對特定行業的，不像宏觀經濟政策那樣寬泛）”。
一般來講，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主要就是兩種政策：一種是宏觀政策，另一種就是產業政策。央行調整利息、調整存款準備金，不針對特定的產業，那麼它就是宏觀經濟政策；反之，如果利息或準備金的調整是針對某些行業的，那麼它就是產業政策。
比如，2015年9月16日，央行宣佈“定向降準”：對農業發放貸款高於一定比例的金融機構，向央行繳納的準備金比例可以下調0.5個百分點，沒有達標的機構就不能降。這是在鼓勵金融機構把貸款更多得投入農業。這就可以視為一種產業政策，或者説是在宏觀政策中加入了產業政策的內容。
至於小宮隆太郎在《日本的產業政策》中列舉的各種政策措施，則説明產業政策的工具和手段是多種多樣的。除了向重點產業提供補貼、限制落後產業發展之外，諸如基礎設施建設、企業的合併重組、對產量和投資規模的干預等等，都可以成為產業政策的內容。
判定一個政策是否屬於產業政策，主要不是看政府採用了什麼樣的手段和工具，主要還是看這些手段和工具是不是針對某些特定的產業。
以兼併重組為例。如果政府只是制定一項政策，鼓勵企業通過兼併重組的方式做大做強，簡化相關審批程序，那麼它就只是宏觀政策而不是產業政策；如果這種鼓勵主要針對特定行業，那它就是一項產業政策。
2008年5月，中國移動、聯通和電信幾個電信巨頭在政府主導下進行了業務重組。中國移動兼併了經營有限電話和寬帶業務的中國鐵通，中國聯通的CDMA網絡被拆分併入電信。這次重組增強了移動的寬帶和電話業務、增強了電信的移動通信業務，可以讓這三家電信巨頭的業務範圍更加均衡、彼此之間競爭更加激烈，以促進中國通訊產業的發展。這樣的重組，顯然就是一種產業政策。
再比如，基礎設施的修建。如果政府只是按照客流量和貨運量規劃建設了一條連接兩座城市之間的高速公路，那麼它就不是一項產業政策；反之，如果某個產煤城市，為了本地煤炭更方便得往外運輸，由政府籌資修建了一條通往附近某個港口的煤炭運輸專用公路，那麼它就是一項產業政策。
二、大同和麗江：消滅產業政策的“公路悖論”
理解了產業政策的含義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張教授所呼籲的“廢除一切產業政策”的政策，若真的執行起來，可能會導致很多無法預料的問題。因為產業政策涉及的方面太多太廣，沒有產業政策的指導，政府的很多公共服務職能都會受到影響。
比如，交通基礎設施網絡的修建，是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之一。任何一條公路或者橋樑，真的要建起來，都要先拿出具體的規劃路線和技術標準來，不然沒法建。一條新修的公路，它是該繞城而行還是穿城而過？它的路面是隻能承受小轎車和普通貨車通行，還能可以每天承受1000輛載重幾十噸的大貨車通行？
要回答這些技術問題，就很難不涉及到一個地方的產業規劃或產業政策。
山西大同煤炭資源豐富，以煤炭相關產業為主導產業。大同的很多公路，就需要高標準修建，能夠承受每天通過1000輛甚至更多的載重大貨車。在公路網絡中多建一些承重標準高的運煤通道，可以促進本地區煤炭相關產業的發展。
相反，雲南的麗江以旅遊為主導產業。麗江政府規劃和修建道路，就不應該規劃太多高承重標準的公路。修一條高標準公路的錢，可以用來修三四條低等級公路。這些低等級公路走大貨車是不行的，但優點在於造價便宜、可以適應多種地形，可以方便小型旅遊車深入山林峽谷。這種低標準、多線路的道路佈局模式，就是在為旅遊業的發展提供支撐，有利於旅遊而不利於重工業，它也是一種產業政策。
如果要“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那麼大同和麗江的公路該怎麼修呢？該如何規劃佈局？按照哪種等級標準？
既然在張教授看來，產業政策是不公平的、沒有效率的，政府無法判斷產業創新的方向，政府資源對某些特定產業的支持是不負責任的“豪賭”，應該提供公平的、不干預產業的公共服務。大同和麗江的政府在修建公路的時候，就不應該偏向於發展煤炭產業還是旅遊產業，必須對所有的產業一視同仁。
這個理論聽起來還不錯。但説到底，這個公路到底該怎麼修呢？還修不修了？
如果要修，那就既不能重點支持煤炭產業，也不能重點支持旅遊產業，只能按照諸如人口數量、人均GDP這種跟產業沒關係的指標來修，按照每萬人多少面積的公路來修。至於路面承重，就按照平均水平來，大同和麗江的搞成一樣，這樣就沒有產業歧視了。
最後修出來，大同的路滿足不了運煤大貨車通行的需求，用不了多久就會被運煤的大貨車壓得坑坑窪窪；麗江的路修得很寬大，但小路太少，去麗江旅遊的人就只能自己爬山涉水去探險了。
如果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之後是這樣一個後果，我們還會贊成廢除產業政策嗎？
三、義烏和蠡縣：產業政策效用的一個對比
產業政策是很難被徹底“消滅”的。要找一個沒有產業政策而經濟取得成功的現實案例實在是太難了。
如果讓經濟學家們投票，在中國找一個市場力量發揮得最成功的典範，浙江義烏的得票率應該比較高。
義烏是一個縣級行政區，屬浙江金華市，地理位置在浙江算是比較偏僻的。境內多山，交通不便，也沒有出海口，在歷史上一直都非常窮。改革開放以後，義烏人依靠自力更生，從走鄉竄户的雜貨郎生意做起，三十年間把義烏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義烏商人也因此而富甲天下。這確實是市場經濟偉大力量的極佳展示。
義烏市場形成的歷史源頭：“雞毛換糖”
但即使在這個被公認為市場經濟標杆的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仍然在發揮作用，而且是不容小覷的作用。
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最初是居民自發形成的，分佈比較雜亂，跟中國很多地方的鄉鎮集市差不多。1984年，義烏縣政府發現了這個自發市場的潛力，提出了“興商建市”的戰略，把商貿業當成本縣的主導產業來發展。其具體的“產業政策”，就是政府出錢，在義烏火車站旁邊圈了20畝地，建立了有水泥板和木棚子攤位的集聚市場。這就是義烏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場”。
這個政策效果很顯著，把分佈在義烏各個地方的小商品交易都集中起來，市場規模一下子就做大了。各種小商品都可以在這個市場上找得到。周邊市縣的商販就都到這個市場來買賣小商品。這一下，就確立了義烏在小商品貿易領域的優勢地位。
到了90年代，義烏小商品市場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規模已經很大了，政府也對市場做了多次擴建改建。但大了之後，攤位數量太多太雜，某個類型的小商品在市場上找很久才能找到，如果要貨比三家，那就更麻煩了，在市場上轉悠一整天也未必能找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義烏政府就開始推行“划行歸市”的改革：把小商品的種類進行行業細分，然後聚集到一個市場裏面去，比如衣服鞋帽就在A市場，皮具箱包在B市場，廚具器皿就在C市場。
這個產業政策推動的阻力很大，很多商户並不願意搬遷，不想跟同行在一個屋檐下競爭。但義烏政府決心很大，經過一段時間的勸説，以及相關優惠政策和租金壓力，最後還是把划行歸市的改革推進了下去。
“划行歸市”後，同類產品放在一起，有了鑑別，競爭更為激烈，各個商家都想方設法提高產品競爭力，在質量、價格、適銷對路、上檔次等方面下工夫，從而加快了產品的更新換代。眾多經商户集中競爭，有利於客商瞭解商品信息和價格水平，迫使批發商不斷提高商品檔次和組織貨源的效率。
如今義烏市場內的分區井然有序
今天，同類型商品的聚集已經成為了中國各大小商品市場的基本規律，而在當時，義烏政府以超前的眼光推動這個政策，對於提高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競爭力是功不可沒的。
義烏有過五代小商品市場：1984年在火車站邊上建的集市是第一代，划行歸市後的市場是第三代。每一代小商品市場，都是義烏政府主導建設的。建設這個市場就是為商貿產業發展服務的，它的空間形態就是一間一間的小店鋪，除了賣小商品幹不了別的。顯然，它不是為所有產業平等得提供政府公共服務，因此當然屬於產業政策的範疇。
根據很多反對政府幹預市場的人士的思維方式，我們也可以説：義烏的案例並不能證明政府的產業政策是有效的。因為説不定政府不去搞這些產業政策，不去建設小商品市場，義烏的小商品市場可能會發展得更好，或者至少是跟現在一樣好。政府所做的不過是瞎折騰、無用功。
面對這樣的質疑，我們單純用義烏這麼一個案例很難予以反駁。因為社會經濟不同於物理實驗，沒辦法在實驗室裏面控制條件多做幾次。我們無法回到1984年，讓義烏政府不制定任何產業政策、不建設任何小商品市場，然後再來比較一下有產業政策的義烏和無產業政策的義烏，哪一個的經濟發展更好。
但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對此類難題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一個比較接近於重複實驗的方法，就是找幾個其它地方的類似案例來進行對照。
如果我們能找到有某個地方，政府不制定或者基本不制定產業政策，它的小商品市場發展得比義烏還要好，那麼，那些認為“義烏政府的產業政策無用”的觀點就可以得到支持。
反之，如果我們找不到這樣的地方，卻可以找到有些地方，條件跟義烏差不多，但地方政府沒有制定類似於義烏那樣的產業政策，結果小商品市場發展得不好。那麼，我們關於“產業政策有效”的觀點就可以得到支撐。
有沒有小商品市場搞得比義烏還要好的地方呢？不要説中國，全世界好像都沒有。因為義烏號稱“世界小商品之都”嘛，要有比它好的就不能稱“都”了。廣州也許可以算一個，它的箱包皮具等小商品交易也很發達，但小商品種類不如義烏豐富，聚集程度不如義烏高。再説廣州商貿業也有產業政策支持，最有名的比如“廣交會”，開創於1957年，還是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搞的。
那麼，我們再來看，世界上有沒有某些地方的政府在不制定類似於義烏的產業政策情況下，商品貿易產業發展遇到嚴重困難？
有的。而且還不少。
我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河北的蠡（讀音：Li）縣。
蠡縣歷史悠久。春秋時期，范蠡從越國宰相的位置退下來以後，帶着西施周遊列國，順便做生意，在蠡縣這個地方經營了一段時間的動物皮毛。蠡縣因此而得名。
兩千多年來，蠡縣人經營皮草的傳統一直未曾中斷。蠡縣地處中原之地，交通便利，蠡縣人也如同義烏人一樣，熱衷於經商。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蠡縣皮草交易極為發達，有“北蠡南温”之稱。也就是民間商業興旺程度可與浙江温州相比。
皮草交易的中心是位於縣城東南的留史鎮。鼎盛時期，這一個鎮聚集的人口就超過二十萬，全是南來北往的商販，控制了中國皮草市場近一半的交易份額。著名作家梁斌曾經題詞“自從范蠡過留史，天下皮毛第一家”。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的李克強還到留史鎮參觀考察過。
昔日輝煌過的留史鎮皮草市場
但是，蠡縣政府在產業發展上一直沒有清楚的思路。除了東部的皮毛產業，蠡縣的北邊還有毛紡業、西邊還有橡膠製品業，南邊還有汽車飾品業，縣城裏面有醫藥製造業。雖然皮毛產業比其它四個產業的產值加起來還要多，但蠡縣政府終究還是下不了決心支持哪一個不支持哪一個。用張維迎教授的話來説，就是不敢“豪賭”皮草產業。最後乾脆就放任自流，沒有像義烏政府那樣積極得去搞產業政策。政府始終沒有為皮毛業的發展提供多少特殊照顧。結果……
十年之間，留史鎮人口減少了一半，從二十多萬人減少到了不到十萬人。
這些人到哪裏去了？
都跑到隔壁的肅寧縣去了。
肅寧這個地方做皮草的基礎本來比較差，只是在靠近留史鎮的尚村有一些人到留史做生意，把尚村的皮毛加工業帶了起來。但是，肅寧縣政府很早就積極制定了支持皮毛產業發展的政策，跟義烏政府一樣，在尚村投資修建了一個巨大的皮草交易市場，“划行歸市”，不同種類的皮草集中到各個區域交易，各項公共服務也都做得好。“豪賭”了一把。
這個市場不僅把尚村的皮草商人聚集了起來，留史的商人也跟着跑了過去。十年下來，留史鎮的皮毛交易產業所剩無幾。皮毛批發商，都只知道有尚村皮草批發市場而不知道有留史。留史鎮保留下來的，就是最低端、污染最嚴重的皮草加工。
缺乏政府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的支持，大部分蠡縣的皮毛廠商，就始終停留在一家一户簡單加工然後開個小門面銷售這麼一個層次。他們沒法和隔壁的尚村競爭。當地人告訴我們，實際上，在尚村做皮毛生意的，超過一半都是留史人。
2013年，我帶着中興大成的研究團隊去蠡縣參觀考察的時候，整個留史鎮就像是一個大垃圾場，各種帶着血污和臭味的皮毛堆在街道上，街道上臭水橫流，四下冷冷清清。那個場面，真可謂是慘不忍睹。
誰能想到，十年前，這裏曾經的繁華呢？
四、經濟資源的細分配置問題
為什麼產業政策上的差異會讓義烏和肅寧在經濟競爭中勝出，讓蠡縣在經濟競爭中落敗呢？
這個問題，在這麼多年的產業規劃、產業政策研究過程中，我和我的同事們也一直在反覆地思考。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需要把很多的經濟資源進行優化配置。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常識。早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就把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歸結為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的有效組合。後來，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經濟增長方程：Y=Af（L、K、G），則把技術進步也納入了考量。
但這些理論模型的分析都是極為簡化的，真實的經濟運行過程要複雜得多。每一個經濟資源，都可以再細分為很多種不同的類型，它們的組合方式，遠非經濟增長方程所能描述。
以技術為例，在經濟模型裏面就是一個符號A，但這個A在現實世界裏，有很多很多的種類，每一個種類都有不同的特徵和發展規律。
比如，根據技術的高深程度，我們可以把它分為科學理論、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工藝流程以及具體的工作方法方面的改進等等。
最高一層的科學理論進步，比如牛頓力學、麥克斯韋電磁理論、愛因斯坦相對論，跟產業政策和企業家才能都沒有關係，只能遵循科學自身發展的規律再加上科學天才們的靈光一現。驅動這種理論進步的動力，既不是來自於產業政策的支持，也不是來自於企業家對利潤的追求，只能來自於科學家們對科學探索的純粹熱忱。
再低一級的基礎科學研究，比如納米技術、量子通信技術的研發，因為不確定性高、影響範圍大，而且向實際產品的轉化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往往需要政府來提供支持。
我們這樣説，並不是説企業家就比政治家目光短淺，關鍵是企業和政府的組織機制存在差別。企業家花錢，必須要考慮一定時限內的回報。企業的錢投入進去，三五年都沒有回報，就算企業家本人有這份“情懷”，企業的股東們也不幹。企業是為逐利而生的組織，它的組織特點決定了，企業家不能太講“情懷”。回報週期較長、影響面比較大的研究，總的來看還是由不追求利潤回報的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來投入更合適。
政府花錢支持研發，必然帶有一定的目的性。這種目的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服從於國防安全或社會治安，比如支持研究第五代戰鬥機、支持研究警用防暴武器；第二就是服務於國民經濟增長。
而經濟增長的核心，就是產業升級。政府必然會優先資助那些有助於產業升級的研究。如果沒有產業政策作為發展導向，就跟大同和麗江修公路一樣，政府就只能“無差別派發”研究經費，比如給每個教授或者副高以上職稱的人每年五百萬研究經費，讓他們愛幹啥幹啥去，或者乾脆派人在直升飛機上往大學校園裏面撒錢來支持研發。
顯然，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會這樣做。
到了基礎科學嚮應用科學轉化的這個技術層面，比如汽車的新能源、衣服或電池的新材料研發等等，這個階段交給企業來控制就比較合理。因為它是在三五年、最多十來年就能看得到成效的。政府一般也會提供支持。
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支持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基礎科學的影響範圍很廣，其好處很難被某個省市獨佔，因此由中央政府來資助更為合適；而科技成果轉化出來的產品，受知識產權保護和企業保密制度的約束，在一定時期內會由首先轉化成功的企業獨享。這個企業所在地的政府就能從中獲得税收、就業等好處。為了獲得這樣的好處，地方政府就願意為企業的研發提供補貼。政府補貼可以幫助企業分擔不確定性。一家企業的研發可能失敗，而政府往往同時補貼數十家上百家企業，少數研發項目失敗造成的損失可以從成功的項目帶來的好處中彌補回來。
越是基礎性的、研發週期長的項目，政府資助的比重就越大、資助的政府層級就越高。這也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
至於到最後，把某些技術變成工藝流程，以及在生產過程中的工藝優化，這個過程的確定性比較高，投入的回報週期短，不太需要政府來幫助企業分擔風險，因此就基本上完全由企業來完成，政府就不管了。
通過對“技術”這個經濟資源的進一步細化分析，我們可以得到這麼一個初步認識：投入到經濟活動中的各種資源，因為其自身特性的不同，而適合由不同性質的主體來主導分配——純理論研究適合完全由科學家們自己開展，基礎科學適合由中央政府支持，應用科學研發適合企業和中央政府分擔，科技成果轉化往往適合以企業主導、地方政府支持的形式推動，工藝流程的改進則適合由企業來完成。
這種對應關係不是絕對的，但大方向應該基本上説得過去。其劃分的理論依據，就是：經濟發展的主體的不同組織形式，具有不同的驅動力和思維方式，適合主導不同類型的經濟資源的配置。
這句話聽上去有點抽象，我們可以簡單地理解為：
頂尖理論科學家組織形式是單個的人，主要受理想驅動或興趣驅動，基本不涉及經濟利益，適合去解決超長期的、純理論性的問題；
政府的組織形式是官僚制垂直管理，中央政府主要受政治驅動，主要從長期的、全局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適合主導配置戰略性的科學技術以及全國性的交通、通信和能源網絡等經濟資源；地方政府主要受政績驅動，主要從中短期、區域範圍來問題，適合配置區域內基礎設施、應用型科技資源以及土地等空間資源；
企業的組織形式是市場化垂直管理，主要受利潤驅動，主要從中短期和產業鏈上下游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適合主導配置應用型科技、可移動可消耗的普通資本品、勞動力等經濟資源。
這些劃分很粗略，如果要細挑可以挑出一大堆毛病來，但大體應該是這麼個意思。
五、家庭作坊擊垮了飛利浦燈飾公司
用“細分經濟資源與經濟主體匹配”這個思路，我們再來分析義烏和蠡縣在產業政策上的成敗得失。
商品交易市場發展所需要的經濟資源，除了經典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資本、勞動力等以外，還可以包括進貨渠道和銷售渠道。這些資源都比較適合由企業家或者個體小商販來掌握。
除了這些，商貿產業要興旺發達，還需要其它更多的資源支持。比如，同類型的商品最好是聚集起來交易。這個在產業經濟學上叫做“聚集優勢”。這種聚集，方便商人共享進貨和銷售渠道，方便消費者比較和挑選，還會促進商人之間的競爭，逼着他們改進服務和商品品質。
“空間聚集”這種有利於商貿業發展的經濟資源，由地方政府來主導就比個體的企業家或小商販更合適。因為地方政府的權力範圍和存在的基本都是以一定的行政區劃為前提，它的理想目標就是整個區域空間的效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就會思考：在我的這個行政區域內，A產業可能在這裏聚集更合適，B產業在那裏聚集更合適。它是從區域一盤棋的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而企業主要關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關心自己行業這點事兒，最多再擴展到上下游。除此之外，別的企業佈局在什麼地方，它沒有那麼關心，也沒有能力去影響其它企業的佈局。A產業的企業要聚集，所有的企業主之間就得先開個會協調，在聚集區域內，往往會有B產業的企業，要動員人家搬走，又是個麻煩事。最好是B產業的企業主們也商量一個聚集區，然後有可能遇到有C產業的企業混雜其中……而搬遷需要成本，這個成本誰來支付？這種橫向協商的成本太高，最後可能就聚集不成。
正因為如此，一個地區的產業聚集程度，跟政府的產業干預能力密切相關。
如果我們研究產業聚集，會發現中國的產業聚集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像義烏這種小商品市場的空間高度聚集在世界上其它國家根本就沒有。
除了義烏，中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有數不清的“專業鎮”，每一個鎮都有一個或幾個地方出現了產業的高度聚集。像廣東中山的古鎮鎮，全鎮人民就只做一個產業，就是生產LED燈具。大部分企業都很小，也就幾個人，屬於家庭作坊的級別。但數量驚人，共有燈飾企業14000多家，燈飾配套的五金、塑料等企業3000多家，古鎮家庭有60%都擁有自己的燈飾相關企業。它的LED燈具總量就能佔到全國LED產量的70%以上。飛利浦這種國際巨頭就硬生生地被這種聚集效應帶來的威力打敗了，不得不在2016年5月宣佈關閉了它在中國的燈飾公司。
以燈飾為主導產業的古鎮鎮夜景
這種聚集是產業政策的功勞嗎？
產業聚集絕大部分都是來自於民間的自發，而不是政府的規劃。但自發聚集到了一定規模以後，地方政府足以觀察到其產業特徵，就會很快“集中火力”開始扶持這個產業，也就是開始張維迎教授所説的“豪賭”了。我們分析每一個專業鎮的產業聚集過程，都會發現產業政策的影子。
具體的政策手段有很多，義烏的“划行歸市”是一種，肅寧建皮毛批發市場是一種。古鎮鎮政府為了推動本地燈飾產業的發展，不僅跟義烏和肅寧縣政府一樣多次出資修建專業市場，還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創辦了《古鎮燈飾報》，幫助企業家瞭解燈飾的技術和市場情況；又建立了電視轉播站，每天晚上播放燈飾知識講座；還從香港引進了幾家大的燈飾企業來發揮龍頭帶動作用；組織企業家一起到廣州招聘人才，協調本地企業重組，成立了古鎮燈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負責宣傳古鎮燈飾品牌。從1999年開始，又每年負責主辦“燈博會”，邀請全球的燈飾廠家的批發商來展覽交流；2016年，又搞了首屆燈光文化節……
這些東西，全都是產業政策——我們能説它不是產業政策嗎？
古鎮鎮的燈飾就這樣從一點一滴開始起步，從佔全國市場份額不到5%，逐步上升到20%、40%，一直到現在的超過70%。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為了支持燈飾產業的發展，可以説是一天也沒閒着。
顯然，三十多年來，古鎮鎮燈飾產業的巨大成就既有企業家們的功勞，也有地方政府一份功勞。這樣的產業政策，廢除得了嗎，能廢除嗎？
我們只需要深入到中國每一個形成強大的產業專業化聚集的市縣鎮，就都可以發現這些地方的政府也都做過類似的工作，而且只會比我列舉的更多、更細。
東莞的小欖鎮，這裏號稱中國鎖城，專門生產門鎖，是世界上最大的門鎖生產基地，上萬家小微企業不幹別的就生產門鎖。前面列舉的古鎮鎮的產業政策，這裏當然也有。但本地政府搞得更出色的是金融支持，專門成立了一家擔保公司負責為小微企業提供信貸擔保。
為什麼擔保這個事兒由地方政府來做比較合適呢？因為小微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很難。這些企業購買的生產設備都特別專業而且冷門，就是鎖具生產上的一個專業環節專用的，銀行的人根本搞不懂這些機器能幹啥、值多少錢。萬一企業還不上錢，銀行也不知道該把機器賣給誰去抵債。在銀行看來，一台價值一百萬的鎖具專用機器，可能最多就能抵押十萬。
但是本地政府的人在當地工作十多年甚至幾十年，對鎖具行業的瞭解程度就很高，跟制鎖的企業家們也很熟。他們知道這些機器擔保多少錢合適。就算企業倒閉了，他們也很容易找到別的鎖具生產商來收購這些機器。所以，本地擔保公司給銀行提供擔保，一百萬的機器可能就能抵押貸款五十萬或者六十萬。這樣，就把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給搞活了。
作者簡介：李曉鵬，經濟學博士，中興大城首席經濟學家，主要著作有《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和《城市戰略家》等。聯繫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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