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樂：所謂“民主化”能消除腐敗是個偽命題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章永樂】

【11月3日，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汪暉和北京大學教授章永樂在清華大學時代論壇上就“中國模式”進行討論。觀察者網獲章永樂教授授權，刊載其在會上的解説。解説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點評貝淡寧教授關於“賢能政治”的演講，在演講基礎上講解“賢能政治”在中國的實踐，另一部分為問答階段回應關於腐敗和高層領導選拔的問題。】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

剛才汪暉老師從非常宏觀的歷史與理論視野來思考賢能政治，我想接着汪老師和貝老師的話題，繼續討論一下賢能政治的中國實踐。

中國現行政治體制實際上是兩個因素的結合：一是繼承於帝制時代的官僚制度，二是誕生於20世紀革命的新式政黨。這種結合的發生，有一個非常深厚的歷史根源。19世紀，英國、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都在大力推進官僚制的建設，尤其是英、美兩國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推進。中國的官僚制原來可以説是列國之中最為成熟的，尤其是有持續千年以上的科舉制度。但是，當西方國家19世紀在大力推進國家建設的時候，19世紀清王朝經歷的是一個國家崩潰的過程，此後又發生辛亥革命，形成軍省格局。我做過民國時期的憲法變遷的研究，當時的中國可以説試驗了許多不同的政制，但是，因為中國的國家出現了碎片化，各種舶來的政制最終都無法實現政治整合。

國家碎片化問題最終是怎麼解決的呢？引入蘇俄的建黨經驗之後，中國的政治組織化程度發生了一場飛躍，而中國共產黨在許多方面實際上走得比蘇俄更遠，比如 “支部建在連上”，就比蘇軍的權威結構更強調黨的政治領導。通過革命，中國建立起官僚制和新式政黨相結合的政治。這讓帝國時代的官僚制遺產煥發了新的生機，它現在可以真正深入基層社會，同時提升了自身的理性化程度。而新式政黨的存在，又會從理念上強調科層體系中的官員要講政治，要對羣眾負責，並發展出了通過羣眾運動來問責的一些實踐，當然，有經驗也有教訓。

但這兩種要素畢竟遵循不同的組織原理，結合在一起時，還是會出現一種緊張，這種緊張在毛澤東時代表現得比較明顯。強調重工業的計劃經濟會不斷促進官僚化，科層體系裏講“專”，上層和基層的關係會越拉越遠；但毛澤東堅持這個政黨的許多源初理想，強調“紅”，對扁平化的、更貼近基層羣眾的管理方式感興趣，但我們知道扁平化的組織方式在幹很多大事的時候並不是最有效率的。“又紅又專”落實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在具體實踐中，也就會發生一些此消彼長的新變化。

美國政治學家Susan Shirk曾把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模式稱為“德性政治”（virtuocracy），我們有些學者就直譯為“德治”。“德性政治”的特點就是它特別重視一個人的政治覺悟，而不是把客觀的勞動績效產出放在第一位。我們過去選勞模，就是非常重視政治覺悟的，許多勞動崗位做的工作很平凡很普通，算產出的績效肯定不會高，但是如果在勞動中表現出了過人的德性，那麼就可以成為別人模仿的榜樣。而勞動模範在幹部培養體系中曾經是比較受重視的。我們比較熟悉的例子，如張百發、李瑞環，都是從人民大會堂工地上走出來的勞模，後來當了大幹部。

張百發，原為建築工人，後官至北京市副市長

但80年代以來，我們評選勞模的標準就發生了一些變化，比以往更重視勞動的產出績效。標準一變，勞模的構成結構也變了，現在大部分是管理者和技術人員，“老黃牛”就很難入選了。勞模隊伍中也出現越來越多的私企老闆。這個越來越強調績效的體系，就很難説是virtuocracy了。當然，另一個發展是公務員越來越職業化，在其他崗位上成為勞模，然後被培養為行政領導幹部，這個路也不是那麼暢通了。

《賢能政治》第三章對於賢能政治的腐敗、精英固化和合法性問題的討論非常重要。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政治體系和社會脱節的時代，中國經濟基礎的變化尤其大，由此帶來的“名實分離”的現象也就比較突出。中國的官僚制很有歷史積澱，能夠產生許多非常能幹的官員，但是他們的努力能否在社會層面產生政治與道德上的整合力，恐怕還是離不開中國體制中的另一個要素的積極建設。

在討論賢能政治下領導需要具備的素質時，貝老師強調了智商、情商和德性三個方面。從現實的領導幹部選拔制度來看，我覺得我可以補充一點點東西。現在組織部門考察人才的時候，往往會問：“這同志政治素質怎麼樣？”在今天講清楚什麼是“政治素質”不太容易，在革命年代就比較清晰一些：比如説，對革命政黨及其路線的忠誠，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能力，勇於負責、顧全大局和自我犧牲的精神，紀律觀念和保密意識，等等。這些政治素質是什麼呢？它似乎不是智商、情商和道德三方面可以完全概括的，它需要考察一個人對何謂“政治”與“政治關係”的具體的理解。

在今天，政治素質還是不斷被強調，而且是越到高層，越是重視。由於我們這個體系不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基層幹部想往上升，也需要接受相應的考察。今天講的“政治素質”和革命年代肯定不太一樣了，但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構成？我還需要繼續思考，也想求教貝淡寧等老師。

以下為問答階段評論：

1.關於腐敗

關於腐敗，其實每個國家對腐敗的界定不太一樣。在美國，很多權錢交易已經被合法化了。比如政治獻金，説白了就是財團出錢買政客的政策。政客選上之後，在位時收錢可能會被查，但等任期結束就海闊天空，別人在你任期內不能直接輸送的利益，就可以在任期結束之後以各種形式上合法的方式送給你。比如克林頓基金會，就有很多故事好講。這次美國競選，爆出不少克林頓基金會的料，可以讓我們看到權錢交易是如何以一種貌似合法的方式完成。中國政治制度不一樣，不少在美國合法化了的權錢交易形式，在中國是非法的。

在大多數國家，競爭性選舉制度本身就和權錢交易手挽手並行，所謂“民主化（指引入多黨競爭選舉）能消除腐敗”是個偽命題，雖然你可以通過把各種權錢交易合法化的方式，從定義上“消除”腐敗。但是，在競爭性選舉體制下，選民會覺得把腐敗分子選下去，可以構成一種懲罰，心理上有那麼一點安慰。中國提供這種安慰的空間比較小，所以就會發展出其他手段，防止腐敗問題變成合法性問題。

2.關於高層領導選拔

我不是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機制研究的專家。但大家從公開的資料就可以看到，很多高層領導一開始都是從基層比較低的職位做起的。一些幹部在基層和中層幹得比較出色，特別是在重大關鍵時刻表現突出，被高層領導看到了，於是就重點培養；也有一種情況，是把一些有提拔潛力的幹部下放鍛鍊，獲得基層和中層治理的經驗，同時也獲得一份比較完整的履歷。一個人管過工業，管過農業，在沿海省和內地省都幹過，還有民族地區任職的經驗，履歷完整，提拔起來就會比較有優勢。古代有個説法，“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這既是保障高層決策對於基層社會的回應性的需要，也是保持基層人員社會流動預期和工作積極性的需要。

剛才談到中國不存在政務官和事務官的二分，我可以再補充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許多地方幹部下鄉寫日記，大學生村官也寫日記，組織上是要檢查的。如果他純粹是一個政務官，寫日記跟他的政務有什麼關係？上級要考察他什麼？實際上就是看在具體環境中，他跟民眾是怎樣打交道的，他如何認識他所處的環境裏的政治關係，這就能對考察政治素質有所助益。這個制度實施得好不好暫且不論，但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種期待。也就是説，這些基層的幹部不僅僅是執行者，他們還需要體現出某些政治品質。從儒家到共產黨，在這一方面的強調有不少相似之處，值得我們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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