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肯：俄大使被殺後，曾經世俗的土耳其和埃爾多安將走向何方？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鄧肯】

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爾洛夫（Andrei Karlov）19日晚在安卡拉遇刺身亡，震驚了全世界。和以往世界上眾多的重量級政壇暗殺事件不同，此事第一時間的新聞含量就已經如此豐富：不僅有數張現場清晰的圖片被公之於眾，而且美聯社記者冒死記錄了幾乎這次刺殺事件的整個過程。卡爾洛夫溘然中槍倒下的驚悚鏡頭引爆了全世界各大媒體。在緊隨的後續報道中，土耳其官方宣佈被打死的案犯是被取締的居倫運動成員。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上院）議員康斯坦丁·科薩切夫（Konstantin Kosachev），12月21日晚間在“今日俄羅斯”阿拉伯語電視台接受採訪時，委婉地為土耳其官方辯護，認為埃爾多安沒有控制住局勢才導致事態發生，最多就是“翫忽職守”，並呼籲俄土兩國應該在敍利亞問題上繼續加強互信，不能再讓居心叵測者破壞俄土關係的大局。

而且幾乎在同一時間，土耳其軍方發佈消息，稱土軍在最近一次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作戰時，遭受介入敍利亞局勢以來的最嚴重挫折：14人戰死，30多人受傷。這則新聞透露出來的意味是，土耳其在敍利亞打擊恐怖勢力上沒有退縮和含糊，很“識趣地”配合了俄羅斯的立場。

再聯繫到美國白宮發言人柯比（Kirby）在第一時間駁斥“美國直接或者間接”和俄大使被刺事件有任何聯繫（居倫目前正流亡美國），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Cavusoglu）也毫不嘴軟，和美國國務卿克里通話時直接挑明：“無論俄方還是土方，都明白流亡貴國的居倫是幕後策劃者。”目前根據美俄土三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官方言論，看起來好像形成了俄土聯手抗美的諷刺性局面，這也説明了俄土兩國都實在不想把這場事件進行擴大化的解讀。

不過事情真的如同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簡單嗎？從整個事件來看，透露着一股濃濃的不協調感，整個事件的消息顯得特別的清晰和準確，幾乎就只有一個信息來源，而且前後呼應非常完善，從槍手身份，到最後定性是居倫運動，一切都顯得太順暢，太有效率。

實際上一般這種行刺事件，事後都是謠言滿天飛，從費迪南皇儲在薩拉熱窩斃命，到肯尼迪總統駕崩達拉斯，突發報道總是混亂無比，這也是信息傳播的基本特徵之一。如果過於清晰的傳播，那隻能認為是刺殺事件的整個信息發佈，是被土耳其官方完全控制的單路信息流。

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攜妻訪問薩拉熱窩，隨後他被刺殺，成為一戰的導火索

從這一點來説，哪怕土耳其官方實際上沒有直接策劃組織刺殺，也恐怕不能説土耳其官方連這件事造成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也完全無咎。

當然，實際上來説，土耳其官方確實有可能是無辜的，或者説不是直接的參與者。就像1891年俄國皇太子尼古拉訪問日本，在街頭被日本警察揮刀砍傷的事件，這種對於日本政府毫無任何利益的事情，只能歸結於這個警察腦子有病。這一次事件其實也是如此，如果要殺掉普京總統，可能倒是有利可圖的，但殺一個大使除了讓外交關係緊張以外毫無好處。

埃爾多安和居倫“相愛相殺”

但是，説土耳其官方沒有直接參與，也不等於説他們沒有關係。從最後宣佈是居倫運動的鍋這一點來看，對土耳其最近幾年政治生態有了解的人，都必然會心一笑。

居倫運動，其實某種意義上是土耳其的新東方集團，通過大量的補習班和學校，幫助年輕人考大學，從而在培訓的過程中進行蘇菲派傳教活動。居倫（一譯“葛蘭”），土耳其著名宗教學者，1941年出生，18歲成為教長，曾3次朝覲麥加，長期參與政治。1999年土耳其國家安全法院指控居倫“陰謀顛覆共和”之後，客居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並在當地主持着一個由跨越五大洲的學校、智庫、企業和媒體組成的巨大的地下網絡。光是在美國，他的信徒就建立了約100所特許學校。居倫本人信奉伊斯蘭蘇菲派神秘主義，主張清修。外界普遍認為他是保守的穆斯林，但絕不激進。

居倫運動的主張包括：倡導穆斯林迴歸傳統，但不應當以教法替代法律；堅決主張加入歐洲大家庭（不同於外長達武特奧盧的恢復土耳其突厥國家身份的“新奧斯曼主義”） ；主張維護冷戰時期的土耳其—以色列聯盟；反對捲入敍利亞內戰；譴責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對女性立場偏保守，但不極端。

早些年，埃爾多安（左）和居倫（右）也曾有過親密時刻

2007年以前，居倫派一直是跟土耳其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站在一起的，居倫甚至被認為是埃爾多安的精神導師，但是之後雙方因為權力分配問題漸行漸遠。2013年土耳其警方大規模的反腐敗調查，被埃爾多安認為是居倫派的陰謀，因此對警察部隊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雙方正式決裂。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發生軍人未遂政變。19日，埃爾多安即發表講話，指責流亡美國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費特胡拉 ·居倫策劃了15日的未遂政變，並要求美國引渡居倫。隨後埃爾多安下令對居倫主義者進行清洗。目前因涉嫌參與未遂政變被拘留和逮捕的人數達到約9000人。土耳其教育部19日宣佈，大約1.5萬名教育部所屬人員已經被停職，私立教育機構中2.1萬名教師的職業許可證已經被吊銷；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員會則要求全國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全部系主任辭職，人數超過1500人。另外，土耳其總理辦公室的257名僱員和情報部門100名僱員被停職。土耳其官方通訊社當天報道，土耳其媒體管理部門做出決定，將吊銷關聯或支持“居倫運動”的廣播電視媒體的營業執照。

埃爾多安和居倫派相愛相殺十幾年，很像是舊日本時代陸軍內的激進和保守派的區別，青年軍官通過激進的行動上位，之後行事偏向保守，結果新一代的激進派又上位頂上來了。石原莞爾等人策劃九一八事變，侵略我國東北，從而獲得巨大提升，結果到了1937年石原莞爾偏向保守，還被其他軍官威脅，實際上就是“你藉着中國人的血染紅了頂子吃飽了，就不准我們吃了？什麼東西！”

正發黨與“伊斯蘭教法”

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從其前身繁榮黨開始，就是以迴歸伊斯蘭為主要口號來號召民眾。這是因為世俗政黨執政之下，土耳其失業率長期高達20%以上，城市底層男青年生活在絕望之中，急需一個精神寄託。這實際上跟所謂茉莉花革命中冒出來的各國穆斯林兄弟會是非常一致的，傳統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是建立在軍閥政治基礎上的，而軍政府體制本身的僵硬和低效率也使得其在經濟上缺乏競爭力，導致嚴重的失業問題，到最後就會在青年中出現宗教的原教旨主義回潮的現象。

穆斯林兄弟會的徽標（古蘭經和兩把阿拉伯刀）和創始人哈桑·班納

其他的搞阿拉伯復興運動的國家，是因為世界經濟危機導致國內經濟徹底積重難返，軍政府體制崩潰，所以之後的體制重建非常困難。正義與發展黨藉助歐盟的民主化傾向，很早就上台執政，因此藉助21世紀初期的全球化浪潮，經濟發展順利，埃爾多安獲取了巨大的民望。所以正義與發展黨雖然是伊斯蘭政黨，在過去還不是特別強調教法問題，但隨着08年金融危機的發展，經濟發展開始放緩，就業問題再次成為一個巨大的考驗，這樣的情況下高舉伊斯蘭教法的大旗，也成為了埃爾多安和正發黨的必然。

在這樣的情況下，居倫運動作為在土耳其年輕人中影響力巨大，又較為温和的派別，在政治主張上必然就跟正發黨有巨大矛盾。隨着近幾年來土耳其更加宗教化和極端化，尤其是介入敍利亞戰爭以來，雙方矛盾更加激化，通過2013年的大清洗，以及今年的未遂政變，埃爾多安清洗了在土耳其國內軍警部門根深蒂固的傳統軍政府力量，以及在年輕人中號召力很大的居倫運動力量，鞏固了正發黨的徹底執政地位。

但是這兩次大規模的清洗，必然會導致教育和軍警部門大量的崗位空缺，一方面不得不保留足夠的人手，可能有“漏網”；另一方面，要更換大量被清洗的人員，如何保證他們“立場堅定”地支持正發黨，而不走極端，也是個難題。

襲擊者本人，據説在今年政變時就有異樣，還被調查過，但這些信息基本都來自土耳其國內媒體的報道。雖然土耳其官方言之鑿鑿認為他和居倫運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這也是一面之詞。最大的疑點是，居倫運動一直主張土耳其不要介入敍利亞衝突。而刺殺大使的警察，高呼“不要忘了阿勒頗”，清晰地表明瞭他的立場，顯然與居倫運動一貫的態度不一致。

無論真相如何，目前土耳其軍警內部還有多少“漏網分子”，新進的人裏有多少“潛伏人員”，都是未知數。

不管在土耳其還是在諸多的阿拉伯國家，軍隊和警察本來是保證世俗化力量的壓艙石，如果國家機器中的這一塊被宗教極端分子滲透，那隻能説明世俗化面臨着嚴重的危機。雖然埃爾多安一貫指責居倫運動“破壞世俗化”，但從他近幾年的一系列言論和政策中可以看出，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比如2013年2月他極力推崇土耳其女性重新戴上頭巾（他夫人在鏡頭前也總是以戴頭巾的面目出現）；2013年5月他甚至下達了“禁酒令”，禁止晚上10點之後城市各街區販售含有酒精飲料的飲品，而且宣佈不含酒精的“乳酪”飲品為“國飲”。這些動作的保守程度，恐怕都超過了埃爾多安所指責的“極端主義者”居倫。

“極端者”必然被“更極端者”所吞噬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不扣個帽子給居倫運動，埃爾多安怎麼解釋土耳其的政府和軍警內極端主義勢力不斷膨脹？如果真是正發黨的支持者乾的，埃爾多安也敢承認，他又應該如何應對？清洗掉政府和軍警內的這些支持者？那更是急性自殺了。雖然説現在這麼處理，已經是慢性自殺，因為今天殺一個大使，説不定明天就開飛機去撞克里姆林宮或者白宮了。

正發黨的上台離不開宗教的力量，但埃爾多安被這種發展趨勢所綁架，其政策導向必然會放任部分勢力走向極端化，這樣的問題幾乎是無解的。最近幾年來，埃爾多安用非常強力的手腕，清洗乾淨了軍政府力量和看上去還比較温和的居倫運動，這不也正好符合宗教極端勢力的需求嗎？但是如果宗教極端勢力繼續擴張，最終提出更進一步的需求，那會如何？

燈泡形狀的土耳其正發黨黨徽，目前正發黨黨員約有940萬人

到時候，很可能埃爾多安就變成了現在的“居倫運動”，被更偏向極端化的新一代力量所清洗。歷史上其實已經有了很多先例，從法國大革命到日本軍部，到蘇聯大清洗，以極端化主張取勝的政治團體或個人，必然被更極端化的團體清洗或者整體失敗，而土耳其目前很有可能走在極端化的高速公路上。

之前有個朋友對我説，我誤解了埃爾多安，他其實是很世俗化的人，土耳其也是很世俗化的國家。我只能説，石原莞爾在1937年也反對進攻平津，丹東也曾經呼籲珍惜人類的鮮血，而埃爾多安也曾經世俗化過。利益集團的意志，不會以區區一個埃爾多安而改變，極端化的道路一旦開啓，要麼被毀滅，要麼自我毀滅，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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