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福特與大豆共同設立抗生素耐藥性,致命超級細菌 - 彭博社
Deena Shanker
亨利·福特(右)於1941年8月在密歇根州迪爾伯恩揭幕他的手工塑料汽車。車身的塑料由大豆和稻草、麻和亞麻等纖維製成。這輛車使用汽油和玉米乙醇作為燃料。
攝影師:美聯社照片
美國擁有太多,這正在殺死我們。
噴灑在過多玉米和大豆上的農藥太多,餵養的農場動物也太多。由於使用過多的抗生素,這些動物在狹小的空間內生長得太快。
現代美國食品系統的豐盈問題導致了稀缺問題。牲畜和作物的品種減少——它們的基因由少數幾家公司控制——抗生素的過度使用使消費者選擇有限,醫生可用來對抗我們創造的超級細菌的藥物也越來越少。
我們到底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亨利·福特和大豆。
本月出版的兩本書描繪了政府和行業如何在短期內幫助消費者和農民,但卻讓今天的美國人面臨一系列問題。這片受祝福的土地:一個美國家庭農場的一年(W.W. Norton & Co.),作者特德·傑諾維斯,跟隨內布拉斯加州的一個多代農場家庭,從收穫到收穫,回顧了鋪平道路的歷史關鍵時刻。瑪琳·麥肯納的大雞(國家地理)展示了二戰後在雞飼料中添加抗生素如何為餐桌帶來了廉價蛋白質,同時也帶來了快速增長的公共衞生危機——抗生素耐藥性。
大豆現在是美國食品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的起源與食品無關。大豆的種植是為了應對20世紀初迫在眉睫的石油短缺。而它最初的最大支持者並不是食品公司,而是福特,正如Genoways所描述的那樣。
在1920年代末,美國的穀物氾濫,農民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些穀物。1927年,《農場與爐邊》雜誌上刊登了一篇題為“需要:吃掉我們作物過剩的機器”的文章,建議政府或許可以資助研究將這些穀物轉化為工業產品。
福特喜歡這個主意。他依賴石油來製造和驅動他的汽車。而如果這個計劃得以實施,可能會增加對他的農用設備的需求,這些設備本身就幫助造成了穀物過剩。他只是不想讓政府主導這場經濟改革。他想自己來做。
福特擴展了他公司的農業實驗室,直接監督將植物轉化為塑料和生物燃料的新努力。在1929年股市崩盤後,美國農業部開始尋找新作物來拯救農民。來自中國的威廉·J·摩爾斯,一位長期對大豆感興趣的美國農業部科學家,收集了數千種品種供美國研究人員使用。福特得知了這個項目,並指示他的團隊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他們發現大豆可以生產潤滑劑和塑料,以及油和高蛋白飼料。
這時,多才多藝的大豆開始迅速發展。1931年,福特投入了一百萬美元用於研究,並停止關注那些其他令人失望的植物。接下來的春天,300種品種在密歇根州鄉村的8000英畝土地上被種植;一年後,種植面積達到了12000英畝。
不久,農民們種植了35,000英畝的大豆。福特購買了所有的大豆,並且也在銷售——他在公司食堂提供了基於大豆的烘焙食品和冰淇淋,並在主辦美國大豆協會大會時表示,他可以預見到有一天汽車“可以由農業副產品製造”。
福特機器為美國農民創造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大豆市場。在1934年夏季,正值一場嚴重的乾旱導致玉米和小麥死亡,大豆在亞麻籽和菜籽中脱穎而出,收穫了2300萬蒲式耳。第二年,這一數字達到了約7000萬蒲式耳;到十年末,收穫的數量接近1億蒲式耳。在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Genoways寫道,大豆為農民帶來的收入超過了大麥和黑麥。
這一切太美好了,無法持續。1938年,在沙特阿拉伯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石油儲備,便宜的替代石油的需求幾乎消失了。
幸運的是,乾旱導致的穀物收成下降給大豆作為牲畜飼料帶來了新的生機。這帶來了自身的挑戰,正如麥肯娜在她關於農業中抗生素崛起的書中所解釋的那樣。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蛋白質的需求幫助幾乎使雞肉生產增加了三倍,但戰爭結束時,行業迅速失去了其保證的市場,發現自己擁有的鳥類數量超過了可以銷售的數量。突然間,行業的飼料供應,魚粉,變得太貴了。
大豆則沒有。問題是,使用大豆作為飼料時,鳥類的生長速度並沒有那麼快。“人們談論需要增加營養補充,”麥肯娜寫道,“一種‘動物蛋白因子’。”
在默克公司,研究人員發現製造鏈黴素抗生素的副產品,可以用作飼料餵養雞隻,使其增肥,這一過程以施肥土壤作為原材料。1948年,競爭對手公司萊德爾實驗室也在用其一種抗生素——阿莫西林的副產品進行同樣的事情。
與此同時,行業開始將雞隻移入室內,它們的生活中失去了諸如昆蟲等自然食物,更不用説陽光了。這些抗生素幫助平滑了這一過渡,實際上改變了動物的代謝,以幫助它們適應新的、不自然的生活。萊德爾在1950年宣佈了其結果,整個行業都參與其中。到1955年,美國農民每年給動物提供近50萬磅的抗生素。
一些人已經開始警告可能出現的可怕後果。早在1945年,發現青黴素(第一種抗生素)的亞歷山大·弗萊明在《紐約時報》中警告説,使用劑量過低以至於無法消滅感染的做法(在農業中很常見)可能導致更具抗藥性的微生物的進化。
到1955年,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一個耐青黴素的金黃色葡萄球菌菌株從澳大利亞傳播到美國,感染了西雅圖附近超過5000名母親及其新生兒。萊德爾自己的獸醫,麥肯納報告稱,曾發出警告,稱將阿莫西林作為生長促進劑的銷售可能導致抗生素耐藥性。
如今,美國生產的約80%的抗生素被餵給農場動物,而聯合國已將抗生素耐藥性稱為“全球健康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2016年,前英國首相大衞·卡梅倫委託的一份報告估計,2014年因超級細菌引起的細菌感染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70萬。抗生素耐藥性細菌不僅可以通過食物傳播,還可以通過水源、灰塵甚至衣物傳播,然而,FDA在控制農場抗生素使用方面落後於歐洲監管機構。
“抗生素耐藥性的問題非常複雜,”全國雞肉委員會在回應大雞肉的聲明中表示。“我們知道抗生素耐藥性可以在動物中出現,並可以轉移到人類,有時會使他們生病。問題是:這是如何發生的?”
NCC列出了生產者今天採取的幾項預防措施,包括FDA藥物審查過程和監測與監督程序。同時,它拒絕了麥肯納書中的核心觀點,稱抗藥性從動物轉移到人類“不會以可測量的數量發生,甚至根本不會發生”,儘管這是一個廣泛持有的 科學發現。
現在世界上幾乎所有被吃掉的雞的基因都由兩家公司控制,Aviagen Inc.和Tyson Foods Inc.的Cobb-Vantress。正如Genoways指出的,牲畜飼料供應的基因——玉米和大豆——同樣是同質的。大豆市場中90%的作物和玉米市場中近四分之三的作物被稱為“除草劑抗性”,正如孟山都公司和杜邦先鋒所稱,基因改造以抵抗廣泛使用的除草劑Roundup。這使得農民可以大量施用除草劑——培育抗除草劑的雜草。
面對這一切,麥肯納顯得異常樂觀。消費者正在改變食品生產的方向。珀杜農場公司的雞羣現在有95%是無抗生素的。2014年,Chick-fil-A公司承諾在五年內依賴無抗生素的雞肉供應。貝爾與埃文斯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傢俬人家禽生產商,使用牛至油和茴香等飼料添加劑而非抗生素,每年處理約6000萬隻有機和非有機鳥類。在法國,Label Rouge是一個專門為在嚴格空間和户外訪問要求下飼養的傳統雞所保留的印章,已變得非常受歡迎。
“儘管發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們卻有了一個更加積極的消費者運動,”麥肯納在一次採訪中説道。“這使得公司像珀杜和Chick-fil-A那樣行動變得安全。”
吉諾維斯對消費者推動農業朝更健康方向發展的能力則不那麼樂觀。
“我們總是很容易説我們希望農業更加可持續,實際上,農民自己也是希望如此,”他説。“但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改變,我們需要選出那些瞭解這些問題、關心這些問題並能同時改善農民和消費者狀況的人。進步是非常脆弱的,很多時候負面影響是持久的,而改善卻是短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