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學家加藤陽子訪談：從太平洋戰爭到TPP諸問題之解讀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
安倍晉三14日在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日本和澳大利亞同意加強軍事聯繫，繼續推進TPP（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保障開放的貿易環境，還企圖説服特朗普保持在亞太地區的介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71年，但****無論政治架構、防衞體系、外交政策還是國民心理，或直接或間接，這個國家的各個領域仍然難以擺脱戰敗的影響，TPP等諸多決策也不例外。
繼上次針對偷襲珍珠港事件採訪東京大學教授加藤陽子之後，《赫芬頓郵報》日本版記者吉川彗就日本強推TPP、西方普世價值式微、天皇讓位、修憲以及修憲對戰爭歷史定位的影響等問題再次採訪了加藤陽子教授。觀察者網翻譯該訪談全文，供讀者參考。
1943年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會議”曾試圖將日本發動的戰爭合理化，但至今該會議在日本仍被紀念（詳見文中訪談）
太平洋戰爭1941年拉開大幕，至今已過了75年，距離《日本國憲法》頒佈也已有近70年，對於戰後日本來説，2016年堪稱是個重要節點。回顧過去的一年：7月，參議院選舉揭曉，修憲勢力在參議院中進一步壯大，修憲的現實正日益迫近；8月，天皇陛下表達了希望讓位的想法。2016年的確給人一種日本戰後政治架構即將發生鉅變的山雨欲來之感。
在日本，超過總人口80%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生的，面對即將發生卻無任何應對經驗可談的時代鉅變，我們能夠從歷史中學到什麼呢？
東京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加藤陽子曾因歷史著作《儘管如此，日本人還是選擇了戰爭》獲得2010年小林秀雄獎，近日她又出版了專著《滑向戰爭》，在書中她詳細敍述了日本滑向太平洋戰爭漩渦的來龍去脈。她一方面認為，“與戰前相比，日本國民普遍獲得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機會，這體現了日本社會的進步”，但她在談到TPP問題時也表示，“日本要是能在國際舞台上體現出更加高明的戰略眼光就更好了”。她這樣説，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請看我對加藤陽子教授的採訪。
加藤陽子在書店裏與書店員工手持《滑向戰爭》和《儘管如此，日本人還是選擇了戰爭》兩本書合影
■比較TPP和“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當年日本當局將對中國東北的侵略稱為“滿洲事變”，認為是地區性衝突而非中日之間的戰爭；2017年1月3日，中國教育部更改了原“八年抗戰”的提法，確定“九·一八事變”代表“十四年抗戰”的起點——觀察者網注）
吉川彗：太平洋戰爭開戰是在1941年，至今已有75年了，與那個時代相比，日本是否已經是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了呢？
加藤陽子：當然，日本的變化是相當大的。佔總人口一半的日本女性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以獲得普選權為開端，日本女性的政治參與度也獲得了擴展。關心政治的國民數量與戰前相比大大增加，這都是劃時代的鉅變。而過去以培養少數精英為己任的日本高等教育體制也早已實現了平民化。
曾經從事過終戰過渡工作的前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於1947年2月反省道，“在日本過去的教育制度下，普通國民接受教育的機會是非常有限的，教育事業僅僅是為了培養可以支配大眾的少數精英階層。如此一來，軍國主義和官僚主義很容易被灌輸到這一小羣精英的腦袋裏”。
吉川彗：從日本過去失敗的歷史經驗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呢？
加藤陽子：我們每天都面對各種難題，需要做出判斷。在苦於思考答案時，我們不妨稍稍停下來，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眼前的幾個解決方案或選項是否以正確的形式反應了問題的本質呢？”我們應該冷靜下來思考一番，並真正形成上述解決問題的思維習慣。這可以説是我們應該從歷史中學到的一個教訓吧。
下面我想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問題為例作出説明。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勝出的特朗普曾聲稱，在就任總統當天就會退出TPP。儘管如此，日本眾議院在特朗普當選後不久還是召開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TPP批准案。
即使已經明確了美國在TPP問題上的未來政策走向，為何日本還是如此急切地通過批准案呢？2015年11月，日本政府發表了《綜合性TPP關聯政策大綱》，其中這樣論述道：“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將涉及全球GDP的40%，將建立從未有過的、規模巨大的經濟協作體系，並將形成覆蓋8億人口的巨大市場”。這份大綱認為TPP將創造出符合自由、公正原則的單一經濟圈，將形成規模巨大的市場，日本絕不能不參加。
12個TPP談判參與國分別是加拿大、美國、墨西哥、秘魯、智利、日本、越南、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圖中金額為以美元計美國向各國出口額）
根據這一説法，似乎有很多“空白市場”等待日本公司前去開拓。但是，對醫療、保險、農業等日本國內產業來説，TPP的具體影響並不是清晰可見的。
政府為我們描述的選項是，“日本是進入覆蓋全球GDP四成以上、規模達8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呢？還是困守在國內？”我們不能被這個表面詞句所迷惑，應該在自己頭腦中描繪出一個正確反映問題本質的選項，為了做到這一點，時常關注新聞是非常必要的。
據日本亞太資料中心事務局長內田聖子介紹，為了使TPP協定生效，“在參與談判的12個國家中，必須獲得其中至少6個國家國會的批准，而且批准TPP的所有國家的GDP必須佔12國GDP總量的85%以上（其中美國佔62.1%，日本佔16.4%——觀察者網注）”。這意味着，如果日本或美國中有一個國家不批准的話，TPP就會化為泡影。
既然有了上述生效前提條件，為何日本政府還是急於推動國會通過TPP批准案呢？我想我們應該從歷史中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
為了釐清問題，我們不妨改變一下發問的方式：“如果日美兩國有一方不批准的話，TPP就無法生效。如今美國已經決定退出了，日本為何還要急於推動國會通過批准案呢？”
TPP協定有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共3個正式版本，分為30個章節，篇幅很長。這份協定在翻譯到日語文本時發生了誤譯問題（據日本《每日新聞》2016年9月27日報道，TPP協定日語文本中存在18處翻譯錯誤——觀察者網注）。我認為，各相關部門在自己所屬領域應該就協定內容進行詳細討論。
1945年，日本東京，一個美國士兵在路邊攤購物時受到圍觀
政府各部門專業官員在討論TPP協定內容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應提交國會進行辯論，但這還不夠，還應該向全體國民切實展示問題的全貌，這也是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學到的第二個教訓。我認為，在政府相關部門就TPP協定逐一審議並發現其中技術性問題之後，應該首先向全體國民説明，然後再提交國會進行辯論。
以東京霞關官僚羣體（自1936年日本國會議事堂建成以來，各政黨總部、政府各部門等政治中樞機構漸漸集中到東京都千代田區南部的霞關附近，此處借指日本政府公務員羣體——觀察者網注）的公正性和工作能力，他們在全世界來説也堪稱清廉、可信賴的典範。這樣一羣技術官員所發現的問題再由政治家們轉換為法律或政治術語加以討論並獲得反饋，我想這樣的處理方案是非常妥當的。
吉川彗：希望日本公務員體制的優點能充分發揮出來。
加藤陽子：如今社會上有很多人喜歡批判霞關公務員，似乎成了潮流。但是，像日本這樣通過公平考試來任用官員並使公務員體制得以成功運行的國家，在全世界來説也寥寥無幾。所以，就此次TPP協定附錄中的保留內容以及“投資者與國家之間發生糾紛的處理方案（ISDS）”等問題，希望能由政府各部門進行討論並彙總之後，向全體國民進行説明。
這份由30個章節組成的TPP協定全文，其翻譯過程也曾有所拖延。由於交涉過程是秘密進行的，取得共識之後如果不快一點向日本國內公開內容，就會耽擱國會對TPP內容的討論。1940年9月僅僅用了20天就締結了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當時日本樞密院僅就協定正文進行了審議，附錄內容並未成為審查對象。一味追求速度，從歷史上來看，是很難有好結果的。
安倍晉三在TPP談判參與國地圖前
吉川彗：日本在國際時局中到底處於怎樣的狀況和地位呢？無論過去還是當下，普通日本國民似乎都很難看清楚。
加藤陽子：的確如此。如果將TPP交涉事件與“滿洲事變”後國際聯盟會議上的討論相比較的話，恐怕很多人也難免一聲嘆息。下面給你介紹一下1932年11月被日本派往國際聯盟就滿洲問題進行交涉的全權代表團的事情吧。
其實當時的日本外務省向全權代表團交待，一定要穩妥行事。只要能確保日本的既得利益並且能繼續在滿洲駐軍就算完成了任務。但在國際聯盟的會議上，當日本被稱為“侵略國”時、當限制《日滿議定書》實施的決議獲得通過時，代表團卻接到了極力抗爭的指示。
《利頓報告書》出台後，朝野上下發出了高聲痛斥的言論，這其實是不符合外務省既定方針的。但是，外務省的既定方針當時卻並未被普通國民知曉。當然，在外交事務中，一些事情不予公開是難免的。但我認為，在保守國家秘密的同時，也應該將國家意圖以及國家前進方向向國民予以正確傳達。
因此，在提出上述關於TPP問題的同時，還應該耐心等待，靜觀其變。否則，鑑於“如果日美兩國有一方不批准TPP就無法生效”這一事實，以為只要日本批准了TPP，就會對美國加入TPP起到強力推動作用，這是太一廂情願了。
1945年，東京街頭
吉川彗：考慮到您説的日德意三國同盟僅用了20天就締結完畢，非常匆忙。而在美國宣佈退出TPP的情況下，日本還是匆忙地推動國會通過了TPP批准案，兩件事結合起來看，的確令人感到有些……
加藤陽子：人類歷史是一條單行線，兩個歷史事件不宜簡單放在一起比較，但耐心等待是很重要的。“不列顛之戰”等歷史事件的結果證明，等待是解決問題的一個非常好的辦法。我想，只要當時日德意三國結盟能再晚一個月的話，歷史將走上另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吧。
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日本對美國珍珠港展開攻擊的第二天，希特勒簽署了在蘇德戰場全線包括莫斯科方向轉入防禦的命令，遭到蘇軍反擊的德軍開始從莫斯科近郊撤退。由於蘇德兩國是從1941年6月開始進入戰爭狀態的，如果當時日本能再等一等，在見證蘇軍反攻後再定奪是否襲擊珍珠港豈不更好？
吉川彗：您這樣説，有點太狡猾了吧（笑）？
加藤陽子：是啊，的確有點。但明智的狡猾在歷史上也是有其價值的。
考慮到當時的氣象條件和石油儲量，軍方認為，對珍珠港進行偷襲是可採取的最後、最極端手段。但是，如果仔細探究以偷襲行動對美宣戰的原因，我想當時日本在軍用物資方面對美國的依賴度很高，如果不速戰速決便很難取勝是當時的主要考慮。
1923年日本頒佈的《帝國國防方針》表明，日本並未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若持久戰難以避免，則綜合戰爭能力是取勝的首要因素，但日本卻採取了僵化的戰略，認為只有通過首戰的壓倒性勝利使敵人喪失戰鬥意志才能最終取勝。
可一旦首戰未能取得壓倒性勝利該怎麼辦呢？後續方案應該展現一定的靈活性。我想，應該將“為了儘量避免開戰而靜觀時局變化”這一選項納入考慮。
曾經參加過日俄戰爭，後來成為著名評論家的水野廣德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中曾道破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真相：“在戰爭實現了機械化、工業化並嚴重依賴國家經濟實力的今天，大部分軍用物資都不得不仰賴從他國進口這一點對一個國家的戰爭能力來説是致命的”，這實際上意味着日本先天就是個沒有資格投入一場戰爭的國家。
■關於天皇讓位
《日本國憲法》原本中昭和天皇裕仁的手書
吉川彗：2016年8月，天皇陛下通過電視親自表達了讓位的願望，加藤教授對此有何解讀？
加藤陽子：我是1960年出生的，終戰時的玉音放送（指日本戰敗時播放天皇宣讀《終戰詔書》；由於日本天皇的聲音首次向普通民眾播放，其聲音被敬稱為“玉音”，“放送”意為“廣播”——觀察者網注）雖然對我來説只是個歷史事件，但似乎也能將自己代入到當時日本國民屏息凝神、緊張傾聽的情境中。
2015年7月，日本眾議院特別委員會舉行表決，並以自民、公明兩黨中贊成票佔多數的結果通過了《安全保障關聯法案》，安倍內閣通過此前的一系列動作，再加上這個法案，實際上針對的都是《日本國憲法》第二章第九條《放棄戰爭》的和平主義內容（日本憲法第二章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家權力發動的戰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上述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觀察者網注），這應該引起我們新的警惕。當年靠壓倒性武力擊敗日本的美國佔領當局的意圖是，在日本確立“象徵天皇制”與“和平主義”兩大支柱。
關於《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從制定到現在，其實一直存在着爭議。令人感到慚愧的是，所謂“象徵天皇制”，尤其是其中“象徵”二字到底有何含義？關於這一問題，可以説自終戰以來，並未得到大家認真的討論。老實説，由於昭和天皇以及當今明仁天皇的存在，的確讓廣大國民獲得了一種安心感。
但是，“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其地位，以主權所屬的日本國民之意志為依據”這種關於天皇地位的説法，在戰後長期和平環境生活的國民看來，的確有重新考慮的必要。
我在《儘管如此，日本人還是選擇了戰爭》和《滑向戰爭》兩本書中論述道，“戰爭的終極目的在於，戰勝國插手戰敗國的基本社會秩序（憲法），並對其進行重新規範”。美國就是這樣對日本戰前的天皇制國體進行了巧妙的改造。
明仁天皇
但是，與《日本國憲法》第二章《放棄戰爭》相關條文比較起來，第一章中與天皇有關的條文受到1946年宮內省、樞密院以及日本政府內部保守派的很大影響，美國人插手的痕跡卻並不明顯。
受到上述日方觀念的影響，《日本國憲法》第一章第二條這樣寫道：“皇位世襲，依國會議決通過之《皇室典範》（《皇室典範》係指兩者，一為《大日本帝國憲法》時代的產物，制定於1889年2月11日，新《皇室典範》是在《日本國憲法》下於1945年1月16日製定而成的——觀察者網注）規定繼承之”，實際上作為法律的新《皇室典範》中到底包括哪些內容，當時參與制定《日本國憲法》第一章的那些人恐怕也並不完全掌握。日本戰後制定的新《皇室典範》所包括的內容其實遠不止於此。
嚴格説來，現行的《皇室典範》其實並非是經過“國會議決通過”的。如同《日本國憲法》脱胎於昔日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新《皇室典範》也是由貴族院和眾議院所組成的“帝國議會”（即根據1889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設立的大日本帝國國會，從1890年11月29日的第1屆議會至1947年3月31日的第92屆議會——觀察者網注）的舊體制所制定的。當時有些帝國議會議員曾非常老實地表示：“現在的議院並非真正的國會，等新憲法施行而且正式的國會組成之後再討論制定新《皇室典範》也不遲”。
另外，新《皇室典範》中涉及的，在帝國議會上討論最熱烈的是，在《日本國憲法》中，並未規定女性不能繼承皇位。而且令人意外的是，在委員會層面上很多人都接受女性繼承皇位這一點。1946年召開的第91屆帝國議會在審議新《皇室典範》時，曾有人表達過這樣的觀點：“根據新憲法的精神，僅僅因為是女性就不具備皇位繼承資格這一點是不合理的，女性理應獲得皇位繼承資格”。可見當時憲法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吉川彗：戰爭剛結束時的日本議會內部似乎氣氛非常寬鬆啊！
加藤陽子：《日本國憲法》中並未寫明女性不可以做天皇。此次天皇表示希望讓位，似乎有必要重新回顧當年戰後議會的寬鬆氣氛。此次若能通過修正案，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國會能將“國會議決通過之《皇室典範》”最終確定下來，那將是好事一件。
吉川彗：終戰時似乎也存在關於“天皇陛下讓位”的暗示性討論吧？
加藤陽子：的確如此。無論是過去的帝國議會還是後來的國會，所有會議記錄都完整保留着，任何人都可以申請查閲。從目前的內閣方面來説，並未招募難以代表民意的專家學者入閣，所以首先還是應該在國會上就《皇室典範》修正案展開討論。
1945年，東京新宿
■戰後70年以來的價值觀正在解體
吉川彗：經過參議院選舉，修憲的現實意味越來越濃，而在東京都知事選舉中失敗的鳥越俊太郎曾指出，“日本的自由主義正在現實面前遭遇失敗”。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持續發表右翼言論的特朗普笑到了最後。面對這些事件，加藤教授有何感觸呢？
加藤陽子：我認為，戰後70年間一直持續至今的歐美普世價值的統治地位正在崩塌。歐美曾提出利於自身的自由貿易主義，不惜發動戰爭也要打破地域主義的經濟圈。賦予其行動合理性的，恰恰是即使有利於敵人也要予以推行的普世主義價值觀以及充滿自律、公正的政治運作架構。但是，現在的英國和美國將上述那些觀念統統拋諸腦後了，他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已經毫無顧忌。
不過，世界的變化還不僅限於聲名掃地的歐美普世價值。曾經長期受到排斥、對現狀不滿的俄羅斯、中國等國家今後也許會向全世界提出自己版本的、包含某種新型普世價值的世界秩序和理論，這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像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説的那樣，無論是在原同盟國還是在原軸心國，世界進入了財富平均化的無差別時代，這是非常可貴的。造成2000萬人犧牲的世界大戰之後，無論在受教育程度還是在收入水平上都實現了均等化的社會僅僅維持了70年，這樣的社會正在走向終結。今後，不通過戰爭這種世界上最殘酷的平等生成機制，是否也能創造出平等的社會呢？這一重任已經落在全世界各國有識之士的雙肩之上。
吉川彗：2016年7月，日本參議院選舉結果揭曉，修憲勢力在參議院中進一步壯大，修憲的現實正日益迫近，戰後70年以來的價值觀正在解體。戰敗後的日本通過新憲法到底得到了什麼呢？
加藤陽子：日本敗給同盟國之後，國家的基本秩序，也就是我們的國體被重新書寫了，新憲法可以説是日本為了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之上購買的“搭乘券”。1952年，《舊金山合約》開始生效，日本恢復了國家主權，日本與亞洲地區的貿易也開始恢復，為了不再捱餓，堅強地活下去，購買名為《日本國憲法》的“搭乘券”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作為戰後價值觀中的關鍵一點在於新憲法第11條的“享有基本人權”以及第13條“尊重個人”。
我特別希望指出的一點是，《日本國憲法》第13條規定：“一切國民都作為個人受到尊重。對於國民謀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權利，只要不違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國政上都必須予以最大尊重”。這意味着，當國家決定發動戰爭時，國民有拒絕被捲入戰爭的權利。
1945年，東京新宿車站站台
回顧戰前的日本，與英美等國相比，日本在武力方面並不是太過落後，但日本在能夠真正動員國民力量的議會制度和民主制度方面，與英美等國相比的確是有所欠缺的。我之所以特別強調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
吉川彗：根據自民黨的修憲草案，第13條“一切國民都作為個人受到尊重”中的“個人”被修改為“人”。加藤教授曾表示，“戰爭的根本目的在於重新書寫敵國的憲法”。那麼，自民黨如此修改戰後日本憲法，是否意味着對太平洋戰爭結果的一種否定呢？
加藤陽子：從理論上講，的確如此。根據《朝日新聞》2015年春進行的一項調查，在回答“關於日本當年發動戰爭的原因，你是否曾非常努力想弄明白”這一問題時，有65%受訪日本國民的回答是“否”（詳見2015年4月18日《朝日新聞》——觀察者網注）。如果作為戰爭結果的日本憲法被修改，我想我們就不得不對那場戰爭本身重新給出定義。
吉川彗：對那場戰爭進行重新定義？您的意思是？
加藤陽子：所謂重新定義，就是從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到1945年太平洋戰爭失敗為止的這場戰爭，我們需要為它給出一個新的歷史定位。
即使今天，“當時的日本受到英國、美國、荷蘭等國的經濟封鎖，不得不發動戰爭”這樣的解釋還是很有市場。其實，在1943年太平洋戰爭中，東條英機內閣的外相重光葵就曾採用上述“自衞戰爭”的説法來解釋發動戰爭的原因。
談到為太平洋戰爭給出新的歷史定位，1943年發生的事情非常有趣，當時戰爭還在進行當中。
1941年8月，英美兩國就戰爭目的和戰後世界秩序發表了著名的《大西洋憲章》。
其實，日本方面也就戰爭目的和戰後世界秩序準備了與之類似的倡議。看到1943年意大利的投降，日本也考慮到，一旦日德意同盟失敗並在戰後受到審判，如何為自己的戰爭行為給出有説服力的脱罪理由呢？為了將戰爭合理化，提出發動戰爭的合理理由是非常必要的。
1910年，西方列強殖民勢力在亞洲分佈圖（中國東北、外蒙古和新疆被俄羅斯控制，青藏高原和長江流域被英國控制，西南被法國控制，山東被德國控制，台灣被日本佔領）
1943年11月5日-6日，日本東京，日本主持召開了由當時歐美在亞洲殖民地的領導人蔘加的大東亞會議，在會上，各參會領導人痛斥了歐美列強在亞洲的殖民行為，從左至右依次為英屬緬甸總理巴莫、“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恵、“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衞、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泰國親王、日本扶植的菲律賓共和國第二任總統勞威爾以及英屬印度領導人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1943年11月，在時任日本外相重光葵的主導下，日本主持召開了由當時西方在亞洲各殖民地領導人蔘加的大東亞會議。當時重光葵非常自信地表示，“英美諸國曾説戰爭目的在於解放被支配的各民族，這也只是説説而已，而日本卻真正為很多國家的獨立做出了貢獻”。現在眾所周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當然不是為了幫助東南亞各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重光葵的説法不過是事後的就坡下驢之詞罷了。
而將太平洋戰爭定性為“自衞戰爭”實際上也是戰爭進行過程中才出現的説法。
2013年11月6日，日本召開“大東亞會議”70週年紀念大會，主題為：以創造人類文明為志願的亞洲人
與上述理解相類似，在2015年8月14日發表的“安倍談話”中，安倍晉三認為當年日本之所以發動戰爭，完全是被迫之舉（在談話中安倍晉三如此表述道：“100年前，以西洋各國為中心，殖民浪潮席捲全球，也波及到亞洲。對於日本來説，由之帶來的危機感是日本近現代化的原動力。日本在亞洲最早開創了立憲政治，日俄戰爭之後，打破了西方對殖民活動的支配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殘酷的戰爭洗禮，新的世界潮流隨之誕生。之後，世界經濟發生了嚴重危機，日本經濟也深受打擊，處在外交與經濟孤立無援困局中的日本，試圖通過武力解決危機，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體制又無力約束軍方的行為，就這樣日本陷入了迷茫；滿洲事變之後，日本退出了國際聯盟，日本逐漸成為國際秩序的挑戰者，遂弄錯了國家前進的方向，走上了發動戰爭的道路”——觀察者網注）。關於這一點，在我的新書《滑向戰爭》第一章中已經有所論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作為參考。
對太平洋戰爭進行再定義這件事，當年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了，各種角度的嘗試都有人提出。而我們現在重新回顧這段歷史，也應該在內心給出自己對那場戰爭的定義。
加藤陽子及其歷史著作《儘管如此，日本人還是選擇了戰爭》，該書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當時無論是善良的普通日本人還是聰明的精英階層，為何都認為‘除了戰爭別無選擇’了呢？”
作者簡介：加藤陽子(Youko Katou)，1960年出生於日本埼玉縣。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1989年完成東京大學大學院博士課程後，歷經山梨大學助理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等，於1994年轉至東京大學文學系任職至今。1997年取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2009年開始擔任現職。
加藤陽子教授專攻日本近現代史，主要從外交及軍事兩個角度展開研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週邊的國際環境及國際秩序是怎樣的狀況呢？日本陸軍當年是如何擴大其政治影響力的呢？她的學術貢獻在於，從國內、國外兩個層面同時思考處於戰爭時代的日本。她還將關注點放在美國構建的國際秩序與日本之關係，並以外交中的軍事及軍事中的外交為切入點，出版了《探索1930年代—日美關係與陸軍中堅分子》、《徵兵制與近代日本——1868年至1945年》、《日本近代戰爭史》、《戰爭的理論》、《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滑向戰爭》等多部著作，並於2010年以《儘管如此，日本人還是選擇了戰爭》獲得了小林秀雄獎。加藤陽子教授表示，希望今後能將研究領域擴大至巴黎和會與日本外交的關係、近衞文麿與對華政策等領域。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6年12月8日《赫芬頓郵報》日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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