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要理解一帶一路，先看看發達國家都在經歷些啥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即將在本週末拉開帷幕，中國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發起國和東道主，將迎接28個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論壇，參會嘉賓涵蓋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不但對中國自身的發展大有裨益，更為關鍵的是，它將為全球經濟注入新活力。
在此次論壇召開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西方世界的經濟正在發生什麼？本文發現的事實，對於理解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意義，將大有幫助。
“中國經濟將深陷危機”、“中國將遭遇硬着陸”等等聳人聽聞的預言一直頻繁見諸於西方媒體（1），但這樣的説法總是被事實無情打臉，導致中國公眾對此見怪不怪。
“西方，尤其是美國，經濟具有活力是依靠創新拉動”、“中國經濟陷入停滯與中國體制有關”等説法則屢屢出現在中國部分媒體及知識分子口中。這樣的説法顯然是錯誤的。下文將分析這種説法缺乏事實依據的原因。
而且，分析結果清楚地顯示，他們的説法恰恰與事實相反：同上個世紀相比，西方當前經濟增速相當緩慢，而非充滿活力。從歷史角度來看，可以形象地説，西方國家正陷入大停滯——確切地説，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率比1929年後的大蕭條時期更慢。
本文所用的數據並非源於中國或者無足輕重的機構，而是權威的國際經濟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的最新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為避免引起誤解，下文將顯示，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其破壞力遠甚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當前階段的特徵是經濟陷入長期緩慢增長，而不是像1929年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先衰退後出現相對快速的增長。這種經濟趨勢也意味着，1929年後的政治危機是以疾風驟雨式爆發的，2008年後的政治危機是慢慢積蓄，並最終集中爆發。
顯然，論述西方國家經濟緩慢增長的實際情況，不能僅僅分析短期趨勢，還要了解中國當前階段趨勢與國際趨勢之間的關係。特別是：
• 西方經濟相對停滯説明，潛在的經濟趨勢與實時事件（如美國在敍利亞的行動、美國對朝鮮政策）、西方重大政治事件（如特朗普當選、英國脱歐），以及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發展戰略（如一帶一路等）之間，是相互關聯的。
• 習近平在中國推出的大政方針政策，正是順應了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形勢的客觀變化。
•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創了全球經濟的新時代：相比中國建國以來以往經濟階段，中國與全球經濟的關聯度更高。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系列措施，也是全球新經濟的一部分。下文將就對中國之外國家的重要影響，以及其與中國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
有必要説明的是，本文將僅論述中國政策對世界的影響——雖然反腐等其他國內問題同樣重要，但這超出了本文範圍。而且作為一個外國人，我不便對中國內政妄加評論。因此，我將着重分析新經濟時代下世界經濟與中國的關係，希望有助於大家進一步瞭解中國和世界經濟形勢。
IMF：西方經濟停滯甚於大蕭條時期
鑑於1929年後的“大蕭條”通常被視為西方國家歷史上經歷的最大的經濟危機，要了解現階段世界經濟的基本特點，就有必要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趨勢，以及1929年後的發展形勢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進行比較（2）。
部分媒體宣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西方大蕭條之後最糟的經濟危機。這一説法具有一定的誤導性，會讓人們低估問題的嚴重性。事實上，2008年以來西方國家總體增速放緩、陷入停滯，幾乎已經等同於1929年後的大蕭條時期。
與此同時，根據IMF對西方國家未來五年的增長預測，到時西方國家經濟增長表現將比當前階段更糟。就形式上來講，這也不同於1929年後發展形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增長極為緩慢顯然對整個國際形勢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有必要重點分析中國當前面臨的趨勢。下文將根據這些分析作出結論。
IMF最新數據來源截圖
首先事實已經明晰。為便於大家一目瞭然，特製作圖1，呈現三個階段數據：（本節數據源於IMF，下文將依據IMF預測作出分析）
• 1929年後年西方發達國家增長趨勢；
• 2007-2016年西方發達國家增長趨勢；
• IMF最新預測的西方發達國家 2016-2021年趨勢。
大蕭條VS大停滯
圖1印證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1929年後的“大蕭條”，遠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大停滯”猛烈得多。1929年後，僅僅三年內，發達國家整體GDP就下降16%。
以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例，按照1929年每個國家經濟下降前的底線計算，1929-1933年美國GDP下降29%， 1929-1932年德國GDP下降16%， 1929-1931英國GDP下降 6%， 1929-1930年日本GDP下降7%——1929-1932年西歐國家整體GDP下降9%。
圖1
同樣，眾所周知的是，1929年後所發生的經濟閃崩隨即引發政治危機：
• 1931年9月，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滿洲里，開始軍事侵略中國；
• 1931年9月，英國放棄金本位制，導致當時的國際金融體系崩潰；
• 1932年11月，羅斯福參選美國總統，提出了實行“新政”和振興經濟的綱領；
• 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
但除了這些眾所周知和準確的事實外，人們並不是普遍瞭解，1929年經濟崩潰的初期後，發達國家經濟快速復甦了，而且後危機時代的增長非常強勁，只有美國是例外。
這從圖1可以明顯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的前一年——1938年的形勢。有一個有趣的統計巧合是，1938年距1929年是9年，本文所引用數據的最近的一年——2016年距國際金融危機的前一年——2007年也剛好是9年。
因此，下文將對相同時間跨度的1929-1938年與2007-2016年進行比較分析。相信歷史比較有助於大家瞭解這種趨勢，以及解釋為何現階段被視為“大停滯”的原因。
1938年最主要發達經濟中心GDP大大高於1929年水平的事實説明，繼1929年衰退後，最發達國家經濟強勁復甦，具體如下：
• 日本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37%；
• 德國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31%；
• 英國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18%；
• 西歐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13%；
• 發達國家整體GDP比其1929年水平高7%。
美國是個例外，其1938年GDP仍比其1929水平低5%。
事實上，正如圖1所示，發達國家的“大蕭條”是一個非常陡峭的V型反轉，而且“V”的上升幅度明顯高於下降幅度。1929年後經濟活動急劇下降，然後急劇上升，美國則是個例外。
除美國外，“大蕭條”一詞帶有輕微的誤導性——它只是反映了美國的趨勢，而非大多數發達國家趨勢。
1929年後，最發達國家首先經歷產出快速下降，然後是快速復甦、強勁增長。“大蕭條”一詞完全適用於美國的情況，但並非適用於大多數其他主要國家。
國際金融危機後：經濟下滑不如大蕭條嚴重
比較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當前趨勢與1929年後的趨勢可以明顯看出，兩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差異性，正如圖1所示。這可以概括為三個重要事實：
•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產出下降，遠不及1929年後的大蕭條時期嚴重——2007年發達國家GDP最大降幅僅為3.3%，1929年後發達國家GDP最大降幅則為15.6%；
• 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GDP沒有如1929年崩潰後快速復甦和強勁增長；
• 2016年發達國家從危機中復甦的速度幾乎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一樣慢，到2017年底其增速還將會大幅放緩。確切地説，由於增長緩慢，2007-2016年這9年間發達國家整體GDP僅總增長10.1%。
根據IMF預測，到2017年底，2007年後發達國家GDP增速慢於1929年後的增速——2007年後的10年間發達國家整體GDP總增長12.3%， 1929年後的10年間發達國家整體GDP總增長15.1%。
此外，正如下節分析，IMF數據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發達國家的潛在增長率將遠低於1929年之後的同期：2007-2021年這14年間發達國家整體GDP總增長率，將不到1929-1943年這14年間增速的一半——2007-2021年發達國家整體GDP總增長20.6%，年均增長1.3%，1929-1943年則分別為49.8%和2.9%。
自2007年以來，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極為緩慢意味着，用“大停滯”這個詞形容當前這個階段最貼切。
2016-2021年西方經濟增速不容樂觀
要分析2016年後趨勢，就需要用到經濟預測數據。本節所用的數據源自IMF2017年4月發佈的最新預測。此處運用IMF數據有三個原因：
• IMF就發達國家所作的預測數據不受中國或者任何反西方勢力的控制。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指責，這些數據對西方不公。
• IMF所作的世界經濟增長預測應用最為廣泛。
• IMF預測的西方發達國家增速一貫高於後者（尤其是美國）實際增速。（3）
根據IMF對發達國家2016-2021年這5年期間所作的預測，再來對比發達國家在2007-2021年與1929-1943年這兩個時間段的表現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極其驚人：
• IMF預測，2016-2021年，發達國家GDP將總增長9.6% ，年均增長1.5%。IMF還對單個國家作出預測，美國GDP將年均增長1.8%，英國為1.4%，德國為1.4%，日本為0.6%。 2007-2021年這14年間，發達國家GDP將總增長20.6%。
• 相比之下，1929-1943年這14年間，發達國家GDP總增長49.8%，也即是説發達國家1929-1943年間的GDP增速，是2007-2021年間GDP增速的逾2.5倍。（4）
換言之，2016-2021年發達國家GDP要年均增長6.4%，才能達到1929-1943年間的水平，而IMF的預測數據為1.5%。顯然，這對發達國家來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針對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特點，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 2007-2021年期間發達國家GDP年均增速，遠低於1929-1943年期間的年均增速，即發達國家在“大停滯”期間的增速遠慢於“大蕭條”時期。
有必要指出的是，經歷1929年崩潰的最後一個階段，1938年後發達國家經濟快速復甦，並不是依靠正常的和平手段。1938年後時期的特點是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然後是發動戰爭。
拙著《 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特別對美國的例子進行了分析：“美國政府基本上取代了私營企業，成為驅動固定投資的主要力量——1943年，美國83%的固定投資是由政府進行……美國經濟史上經濟擴張最快的時期，即確立它無可爭議的經濟超級大國地位，經濟增長是由政府而非私人投資驅動……正是這隻‘看得見的手’，而非 ‘看不見的手’，推動美國登上全球經濟霸主的寶座。”
但這樣的事實不會改變經濟現實。通過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或者發動戰爭，拉動經濟擴張的結果是經濟增長。雖然，除美國外，其他國家都是通過這種增長方式從1929年後的崩潰中快速復甦。但這不會改變2007年後發達國家年均增速遠慢於1929年後的事實。
事實顯而易見。就經濟增長緩慢而言，大停滯將比大蕭條更糟。在現代資本主義歷史上，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引發的巨大危機，導致當時一個階段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慢於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階段。這是因為一戰拖累發達國家產出大幅下降，進而導致經濟增速極為低迷。
4月13日，一帶一路夥伴國塔吉克斯坦學生熱加波夫·阿里熱（左一）在研究生導師沙地克·沙吾提（左二）的帶領下查看病房， “等畢業回國，我就開一家中醫診所。”阿里熱説。阿裏熱目前就讀新疆醫科大學。新華社|胡虎虎 攝
顯然，西方國家深陷停滯的事實，將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下文將就此進行分析。
中國形勢與世界經濟密不可分
首先，世界經濟發展的實際形勢表明，國際形勢和中國自身發展緊密相關。國際和國內因素並存，這有必要用一個合適的術語分析當前階段形勢的原因。
但結合國際國內發展形勢，審視中國不同的發展週期，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具體如下：
• 根據中國建國以來所發生的國內事件，通常分為五個階段，而各個階段的主要特徵對應各個階段領導人；
• 依據世界經濟發展形勢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中國建國以來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它們是：1949-1978年, 1978-2008年, 2008年至今。
通過分析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之間的關係，可以明顯看出中國發展過程中的這三個重要階段與世界趨勢之間的關係。
為便於大家瞭解這些趨勢，特製作圖2，以呈現這些階段數據與發達國家在中國建國前的數據，確切的數據見如下分析。當然，世界與中國的確切的時間數據會有一些微小的差距，但世界經濟發展與中國的重要階段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首先以世界經濟趨勢為例，具體如下：
• 1913-1950年，發達國家GDP年均增長2.0%，為緩慢增長的階段；
• 1950-1978年，發達國家GDP年均增長4.4%，為快速增長的階段；
• 1978-2007 年，發達國家GDP年均增長2.6%，雖然慢於上一階段，但仍算相對快速的階段；
• 2007年後的階段，為發達國家GDP年均增速十分緩慢的階段。2007-2016年年均增速為1.1%，IMF預測2007-2021年年均增速為1.3%。
圖2的數據清楚地解釋了，為何2008年以來，中國的發展與全球經濟新時代密不可分。
圖2
世界經濟這些重要階段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楚地説明，中國與世界發展形勢密切相關。下文將顯示這種相關性：
• 首先將簡要地分析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與中國之間的相關性；
• 然後根據這些趨勢分析當前形勢的特徵。
上個世紀世界經濟劃分為四個不同的經濟階段，每個階段也對中國產生明顯的影響，而且與中國經濟趨勢相互關聯。按時間順序，這四個階段的分析如下：
• 第一個階段從1913年後開始，以一戰引發的世界經濟體系危機為標誌，1929年大蕭條形成，繼而引發二戰——這個階段的動盪隨着二戰後初期發達國家穩定復甦結束。
這個階段的特徵是世界經濟體系徹底分裂、1929年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個階段的起點是一戰。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二戰後發達國家實現繁榮穩定約在1950年。中國建國終結內戰，顯然並非和這一階段的世界經濟形勢有關，但與國際事件和其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後果有關。
中國1949年建國則與這個階段直接有關——這在歷史層面上具有非凡的意義。在這個歷史階段，發達國家GDP年均增速較低，為2.0%。但平均增速這麼低，只不過是極度繁榮和極度衰退所產生的極端波動導致的統計效應。因此，這裏將1913-1950年作為第一個階段進行分析。
• 第二個階段是西方發達國家二戰後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這個繁榮階段的特點是，從1950-1973年所有主要發達國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在這個階段，凱恩斯經濟學在西方國家占主導地位。
1973年後，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經濟動盪。1979/1980年後，西方發達國家推行全新且激進的里根主義/撒切爾主義政策，引進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決裂。幾乎與此同時，1978年中國開始推行一項全新的、截然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改革開放。
這個經濟階段既可以劃分為1950-1978年，這符合中國國內發展形勢，也可以劃分為1950-1980年，這符合國際發展形勢——1980年是里根上任的前一年。
因為本文的重點是分析國際與中國國內趨勢之間的相關性，因此將以1950-1978年作為統計依據，雖然這與1950-1980年數據不會有太大的區別。1950-1978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年均增速較高，為4.4%，其中1950-1973年未曾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
中國在此階段實行計劃經濟，導致其年均經濟增速僅略高於世界經濟水平：1950-1978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為4.6%，發達國家為4.4%，中國為4.9%。
• 第三個階段是從1978年到2008年。此階段的特點是，里根/撒切爾開創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發達國家大行其道，相反中國則推行鄧小平開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
在此階段，發達國家GDP年均增速較戰後繁榮時期緩慢，為2.6%，但仍高於一戰所引發的深度危機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遠優於發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1978-2007年，中國GDP年均增速為9.9%。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橫跨中國五代領導人中的三個領導人任期。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田之一：上海浦東如今的樣貌
• 第四個階段是2008年至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正如上文分析，自那時起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就非常低，2007-2016年年均增速為1.1%，2007-2021年為1.3%（IMF預測）。
發達國家GDP年均增速顯著低於二戰後的大危機時期。但經過2007-2009年的衰退後，這個階段年均增速雖然低迷，但比一戰引發的危機所帶來的繁榮和衰退產生的極端波動穩定。因為2008年後發達國家復甦非常緩慢，因此用“大停滯”這個詞來描述這個階段最為貼切。這就是中國的新常態所面臨的國際背景。
在所有這些階段中，國際與中國國內因素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本文前半部分僅僅簡單論述了2008年前的前三個階段的國際特徵。確切地説：
•凡是嚴謹的學者都不會否認，中國1949年建國與始於一戰的國際危機、1929年後的大蕭條，以及二戰結束之間的關聯。
• 所有關於中國的分析都指出，1978年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而西方幾乎在同時——於1979/1980年，由里根/撒切爾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一事實在一些文獻中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以筆者的經驗看，甚至中國學者也沒有意識到，中國和西方几乎同時出現這樣一個重要轉折點，不是巧合。不管對此給出的解釋是何種答案，1950-1978/1980年對中國和西方國家來説都是一個歷史轉折點，1978/1980年對兩方來説都是一個新的起點。
•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內外都有人指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1929年大蕭條以來和平時期最大的金融危機。
但一些分析或明或暗地錯誤地將發達國家所遭遇的重大挫折視為暫時的插曲，認為西方經濟將很快恢復正常。中國所發生的一場眾所周知的討論中，有人或明或暗地稱，發達國家2007年後進入“V”形調整期——急劇下滑後繼而恢復相對快速的增長率。
本文開頭對此有過論述，我也還是堅持本人的觀點**：就經濟增長率而言，2007年後發達國家進入“L”形調整期——衰退後年均增速不會快速恢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數年以來的事實説明，發達國家年均增速處於新低。這形成了一個新世界經濟時代，而這也和中國有所關聯。
顯然，西方發達國家形勢對中國面臨的形勢帶來重大影響。如上文分析，也正是基於此原因，從國際趨勢角度看，中國建國以來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 1949-1978年；
• 1978-2007年；
• 2008年至今。
所以，中國當前政策是順應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而制定。
中國的國際倡議是審時度勢而為
中國面臨發達國家持久性緩慢增長的事實説明，某個階段的總體特徵和即時事件之間具有連貫性。這也説明，中國的國際倡議不是孤立或者不協調的，而是連貫的。
但要對此有進一步瞭解，就有必要把這些國際趨勢與中國近年來的國內經濟成就相結合來看。因為很顯然，世界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和中國國內發展階段之間具有相關性。
中國奮力拼搏，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奇跡
• 1949-1978年這個階段，中國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社會奇蹟。眾所周知，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社會整體福利水平最為敏感的指標。因為預期壽命概括了所有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積極因素（如經濟繁榮、良好的教育、良好的醫療保障、環境保護等）和消極因素（如貧困、糟糕的醫療保障、環境污染等）。
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29歲——從35歲升至64歲，即這27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每年增長1歲多。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從1950年的73%升至1976年的105%。
儘管中國在此階段取得了令人驚歎的社會成就，但中國經濟並未相應快速增長。正如上文所述，中國經濟增速僅略高於世界平均水平——1950-1978年，中國GDP年均增速為為4.9%，世界平均水平則為4.6%；中國人均GDP年均增速為2.8% ，世界平均水平則為2.7%。
• 1978-2007年，奉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經濟增長率遠優於西方經濟體——中國GDP年均增長9.9%，西方發達國家GDP年均增長2.6%。通過經濟快速增長，按照國際分類標準中國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經濟體到中上經濟體的過渡，並將邁入高收入經濟體門檻。
• 從2008年起的階段，中國到2020年將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並將在不久之後按照世界銀行標準躋身高收入經濟體。總之，西方國家陷入大停滯階段的同時，將會見證中國崛起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按照國際標準中國將從小康社會過渡到高收入經濟體。
總的來説，2008年以來的新階段特徵是：
• 從中國國內經濟角度來看，中國將從中高收入經濟體過渡到小康社會，然後按照國際標準躋身高收入經濟體；
• 從國際經濟發展角度來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非常緩慢。這與早期任一階段（1950-1978年或1978-2007年）有顯著的不同。
發達國家會陷入長期緩慢增長 但不會突然陷入危機
中國國內因素和西方國家當前增長極為緩慢的相互作用將產生諸多影響。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將只對一些主要例子進行分析。下文將首先分析純粹的經濟趨勢，然後再分析地緣政治影響，最後分析兩者對其他國家而非中國的影響和吸引力。
•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發達國家現階段的特徵，是年均增速較慢，而非劇烈的擴張和崩潰，正如其在一戰最後一個階段的緩慢增長一樣。
與此同時，雖然發達國家經濟不會大幅加速，但也沒有理由認為發達國家會發生1929年式的大規模經濟危機——一戰引發的危機全球經濟動盪，繼而引發戰爭，然後1929年後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些條件目前並不存在。發達國家會陷入長期緩慢增長，但不會突然陷入危機。
• 中國所面臨的發達國家持久性緩慢增長、但不會突然陷入危機的階段，意味着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增長前景將相對有限。
• 美國經濟持續緩慢增長，導致美國內出現貿易保護主義趨勢。儘管其他發達經濟體，比如規模最大的歐盟，仍然強烈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 這些國際趨勢是中國的新常態所面臨的全球大背景。
為避免引起任何誤解，在此説明，本文的分析是談中期經濟趨勢。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年均增速緩慢增長並不意味着，在這個總體緩慢增長的階段不會有個別短期階段出現快速增長。
比如，拙文《特朗普外交手腕背後 原來就是為了別國的錢袋子》就曾分析，美國2016年經濟增速較慢，僅為1.6%，但由於統計效應，2017年其經濟增速有可能有所改善。整體趨勢排除的因素是，經濟增長出現持續且大幅好轉。在此要談的是整個階段的積累特徵，而非純粹的短期經濟預測。
現在談談純粹的經濟趨勢對地緣政治的影響:
• 因為發達國家處於緩慢增長的階段，不想獲得“雙贏”的結果，而是熱衷於零和遊戲的美國新保守派，不知如何加速其經濟以應對不斷崛起的競爭對手如中國。美國新保守派等一些勢力的競爭策略，只能試圖減緩其他國家（如中國等）經濟增速。
拙著《 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對中美關係有詳細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前往查閲。至於中國，美國以前的策略是假借人權名義，尋找並支持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即試圖運用政治攻勢，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瓦解中國。但美國的企圖幾乎立即在習近平所推行的強調中國共產黨作用的“四個全面”面前碰壁了。
鑑於美國和發達國家的當前形勢不太可能持續且大幅加速增長，美國保守派轉而尋求試圖減緩中國經濟增速，以在中國內部製造危機的手段，去實現其戰略目標。
• 發達國家經濟長期緩慢增長必然引發其國內的政治動盪。比如，特朗普擊破美國大多數建制派心願當選美國總統，英國非理性的退歐決定，西方其他國家較小但顯著的動盪（比如法國國民陣線、左派領導人桑德斯、歐洲國家中一些公然仇外的流派崛起），等等。但這些不過是發達國家經濟長期緩慢增長的產物而已。
差點登上法國總統寶座的法國右翼黨派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與美國總統特朗普。
• 鑑於發達國家經濟緩慢增長，美國不太可能利用二戰/冷戰後的老方法——大規模經濟政策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穩定，即利用經濟上的“胡蘿蔔”，以及軍事上的“大棒”。因此，美國日益被迫依賴軍事力量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其政策。
比如，轟炸塞爾維亞、入侵伊拉克、轟炸利比亞等政策。如果特朗普大幅削減外援和大幅增加軍費支出的預算政策得到國會批准，這樣的政策將進一步加劇。
• 雖然許多主要的發展中國家繼續快速增長，但大多數發達國家緩慢增長，必然導致一些競爭力較弱的發展中國家陷入停滯或者動亂，或者由於受到發達國家經濟放緩的負面影響而受到衝擊，比如石油和大宗商品生產國受到大宗商品價格低迷的嚴重影響。這會引發社會動盪和局部戰爭。
不同級別的軍事衝突現已從西非、北非部分地區 ，蔓延到中東，向上延伸到烏克蘭，跨過相對穩定的伊朗到阿富汗。由於發達國家經濟緩慢增長，美國已經無法利用二戰後的老方法——經濟手段穩定形勢，因而。這樣的動盪和衝突未來一段時間會繼續存在——儘管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衝突局面可能會得到改變。
美國在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外交政策顯示，其更偏愛失敗的國家，即使這會助長恐怖主義，因為穩定的政權不符合美國利益。這顯然會給中國帶來地緣政治乃至軍事上的影響。
• 美國無力擺脱其經濟增長放緩的局面是一種危險，這會導致部分欠發達國家面臨嚴峻的政治動盪。中國經濟增長繼續表現優越，會導致美國試圖用軍事手段解決其所面臨的問題。
世界經濟事實説明，伊恩·約翰遜 （Ian Johnson）所警告的”經濟繼續停滯不前或將導致一些國家在海外冒險，以及將本國經濟困難歸咎於外國人的風險”的説法，是非常正確的——但這話適用於西方國家。
因此，中國加強軍事實力很有必要，這有利於全球和平，因為這可以平衡美國軍事冒險的風險。習主義（Xi’ism）強調的現代化和增強中國軍事實力是對此的一種回應。同樣，對其他國家來説，習主義成功抗衡西方國家潛在的危險和冒險傾向，也符合他們的利益。
到目前為止，上文主要從世界經濟對中國影響的角度，對世界經濟和中國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分析。但從另一個方向來看，這當然會產生因果效應——中國對世界經濟和中國以外的國家產生影響。這自然會反過來影響中國自身。2007年以來，由於兩種因素的疊加效應，這樣的因果效應大大增加了：
•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不斷上升；
• 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緩慢。
這些過程產生的結果是，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2007-2016年，31%的世界GDP增長源於中國，10%源於美國；按照當前美元匯率計算，44%的世界GDP增長源於中國。根據IMF預測，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6-2021年27%的世界GDP增長源於中國，14%源於美國**。**
因此，當前階段的新特徵是，中國不僅對世界經濟產生極強的直接影響，而且中國強大也符合與中國合作的國家的客觀利益。這樣的事實為了解習近平所提出的重要國際倡議，提供了一個清晰明確的視角。
• 從基本的理論和長期角度來看，習近平所強調的“命運共同體”理念非常正確，因為其源自於勞動分工的優勢，意味着國際經濟合作是互利互惠的事實。由於國際勞動分工的優勢，這種順應經濟規律的合作會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事實上達到一個雙贏的結果，而不像美國保守主義所崇尚的零和遊戲。
“命運共同體”也截然不同於特朗普政府核心成員所奉行的貿易保護主義戰略。正因為這個原因，習近平今年早些時候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強調捍衞全球化的講話，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
• 發達國家經濟緩慢增長，導致中國和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形成一種特殊的關係。中國的經濟增速遠快於美國，但美國仍然維持着全球軍事優勢。因此，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是經濟，美國的吸引力則是美國所擁有的軍事實力。説白了，中國為其他國家提供如一帶一路或亞投行等雙贏的發展機遇，美國則只能為其他國家提供大棒（軍事攻擊）或者軍事聯盟（胡蘿蔔）。
• 上面主要分析了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緩慢。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則快得多。當前經濟階級的特徵是發達國家增長緩慢，發展中國家增長更為快速。
一帶一路數據圖：紅色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藍色為海上絲綢之路。製圖|新華網
這明顯説明，中國的重要倡議（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無論是按比例算，還是按絕對值算，一帶一路地區的增長前景，遠好於北非或歐洲任一地區——這給予其他國家強烈參與此倡議以分享紅利的意願。
• 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極為緩慢，他們仍在繼續推銷“華盛頓共識”，事實顯示，“華盛頓共識”在經濟發展方面遠不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成功，越來越多的國家也受到中國政策的影響，至於詳細的分析請見拙文《 世行數據中隱藏着一個秘密》。因此，中國主動在國際上推行其經濟政策，就非常重要。
世界經濟增速越快的結果自然也會惠及中國，這反過來會幫助其他國家快速增長。
結論
上述數據表明，一旦對世界經濟實際情況進行分析，那麼就會明白當前階段的各種趨勢不是孤立的，而是密不可分的。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亞投行等等，並非互不相干的獨立個體倡議。相反，它們之間具有連貫性，而且它們是順應世界經濟新階段形勢而生。
應該指出的是，要準確瞭解國際和中國當前趨勢，就需要對中國和西方發達思想有所瞭解，這樣才能從全局（包括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分析問題。只根據一個或者一些方面（通常是國內）分析，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這從另一個側面説明，毛澤東思想理論對當代中國仍具有重要意義。要具體瞭解毛澤東思想，就有必要查閲他的著名著作《矛盾論》》中的分析：
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去看問題。例如，只瞭解中國一方、不瞭解日本一方，只瞭解共產黨一方、不瞭解國民黨一方，只瞭解無產階級一方、不瞭解資產階級一方，只瞭解農民一方、不瞭解地主一方，只瞭解順利情形一方、不瞭解困難情形一方，只瞭解過去一方、不瞭解將來一方，只瞭解個體一方、不瞭解總體一方，只瞭解缺點一方、不瞭解成績一方，只瞭解原告一方、不瞭解被告一方，只瞭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瞭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瞭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
列寧説：“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
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繫，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運用這種方法將世界經濟趨勢和中國國內趨勢結合起來分析，就會明白中國所面臨的世界經濟趨勢和前景。也即是説，中國經濟政策的提出，是集中國的發展階段以及新世界經濟趨勢的統一而形成的，這些政策不僅對中國自身發展有益，而且還會惠及他人。因此，這對國內外人士瞭解中國趨勢與世界經濟重要發展階段的關係，都非常重要。
註釋：
(1),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當屬一些非小説類文學作品，比如章家敦所著的《中國即將崩潰》、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 所著的《中國即將分崩離析》。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 ）甚至在《紐約書評》稱“中國經濟繼續停滯不前或將導致中國海外冒險，以及將本國經濟困難歸咎於外國人的風險”。這樣的説法數十年來屢屢見諸西方媒體，但一次次被事實無情打臉。
(2), 正如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統計》定義，1980年前“發達經濟體”這個詞主要指主要的發達國家中心——美國、西歐和日本，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80年後，IMF在其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加入了近來躋身發達經濟體的韓國和新加坡等幾個國家。但美國、西歐、日本仍在發達經濟體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新增的幾個國家不會對結果產生實質性的改變。
(3), 關於最後一點有必要説一下，應採用經過檢驗的假設分析數據，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如果IMF低估發達國家增速，其預測可能引發過度的悲觀情緒。但IMF在其一年發佈兩次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所作的連續預測，都過高預測發達國家增速。正如下文所示，趨勢顯然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使IMF的預測偏離合理的範圍，也不會改變基本面。
4, 以單個國家增長為例，1929-1943年這14年間，美國GDP增長87.8%，日本為67.4%，德國為 58.1%，英國為50.3%。1938-1943年增長尤為迅速：發達經濟體整體GDP總增長39.5%，年均增長 6.9%，其中英國GDP年均增長4.9%，日本為 4.0%，德國為3.9%。美國GDP總增長約97.8%，年均增長14.6% ——其這五年間的增速遠快於人類史上任何其他主要經濟體。
5, 從這個角度看，“大蕭條”這個詞並不貼切，而只是衰退後恢復正常。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