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向在哈東干人贈500套漢語教材，東干人是誰？
5月5日，人民網發了這樣一條新聞，“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向在哈東干人贈送漢語教材”。咦，問題來了，東干人是誰？
在陝西西安，有一個絲綢之路中亞東干人博物館，裏面珍藏了很多與東干人有關的物件，其中有一副刺繡作品名為“思鄉圖”，這是怎麼回事？東干人和中國有什麼關係呢？
張漢暉大使向東幹人協會捐贈教材。（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供圖）
捐贈活動現場。（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供圖）
與會部分嘉賓合影。（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供圖）
5月4日，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張漢暉在哈首都阿斯塔納會見哈東干人協會主席安胡塞，並通過該協會向在哈東干人贈送由使館出資訂製的500套快捷漢語教材（包括2500冊教學書籍和500支點讀筆）。
張大使稱，在哈東干人作為兩國人民友好的重要橋樑，東干人在哈生活一百多年來不忘中華傳統文化，較好保留了陝甘地區的方言及風俗習慣。當前，在兩國領導人的親自關心和推動下，中哈關係快速健康發展。使館將一如既往地支持在哈東干人開展漢語教學，更好地投入到中哈友好事業中來。
安胡塞對中國使館一直以來給予哈東干人的支持和幫助表示感謝，他介紹稱，目前在哈已有15所東干學校，共有約1.7萬名學生，他們都非常渴望學習漢語。使館贈送的現代化漢語教材非常先進，可實現全程語音自助教學。這是給在哈東干人最珍貴的禮物，不僅有助於東干人學生學習純正的現代漢語，更讓大家感受到了來自故鄉的温暖和關懷。
“東干人保留了陝甘地區的方言及風俗習慣”？“來自故鄉的温暖”？
事實上，**“東干人”為中亞穆斯林民族（дунгане,Dungani,Tungani），是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眾多民族中的一支，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距今130多年前從中國移居至中亞的回族人後裔，少量為之後陸續移民至中亞的回族人及其後人。他們多能操陝西關中方言、和以陝甘方言為基礎的新疆伊犁漢族、回族方言。**哈薩克斯坦境內還有一個頗有名氣的“陝西村”，最近20多年來，中國國內有關東干人的報道、研究逐漸增多。
據悉，東干人現在西安、蘭州及北京學漢語的青年人非常多，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中國學中文。中國國務院僑辦曾資助了數百名學生到陝西師範大學學習。“這些孩子到中國學習，圓了東干數代人回故鄉學習的夢，很多人知道了自已的家鄉在哪兒。”
而上文提到的安胡塞，除了擔任哈薩克斯坦東干協會會長外，也是“陝西村村長”，哈薩克斯坦人民委員會常委、江布爾州陝西集體農莊主席。安胡賽經常往返中哈之間，熱衷漢語教育事業，將在哈東干人後代送回國內學習漢語，他自己也在西安尋到親人，曾參加黃帝陵公祭活動。2004年，新京報曾對這位滿口陝西話的安胡賽進行了一番有趣的對話。（採訪見文末）
哈薩克斯坦境內的“陝西村”/資料圖
位於西安的“絲綢之路中亞東干人博物館”是一個瞭解東干人的窗口。5月4日，陝西日報記者採訪博物館館長安和平稱，“在絲綢之路中亞東干人博物館裏，不僅可以看到絲綢之路上的湯瓶壺，絲路駝隊用過的銅水壺，中亞出產的絲綢之路地圖，還可以看到具有陝西元素的關於中亞東干人的起居、飲食、住行等方面的物件”，“博物館將中亞東干人早期的生活起居和風俗習慣等保存下來，也讓更多人深入地瞭解穿行在絲綢之路上的東干人。”
博物館中，陳列着一副用泥塑捏成的絲綢之路的場景圖，拖着商品的駝隊、易貨的商旅、舞蹈的胡姬等，再現了古絲綢之路上的繁華景象。在博物館的第三層中，收藏了很多東干人生產生活的物件，有色彩鮮豔的服飾、剪紙、繡片、虎頭帽、繡花鞋等。安和平館長特意介紹了東干人的一幅刺繡作品“思鄉圖”，圖中有城牆、鼓樓、石榴樹等標誌，代表着東干人對家鄉深深的思念。
用泥塑捏成的絲綢之路場景圖。來源：陝西日報
東干人服飾。來源：陝西日報
中亞皮畫/來源：陝西日報
絲綢之路紀念幣。來源：陝西日報
最早發現“中亞陝西村”的人
王國傑，陝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東干學專家，被稱為“找回10萬陝西鄉黨的人”。1993年，他自費赴中亞，專門考察散居在中亞三國的陝甘回民起義軍的後代———12萬東干人，著有《東干族形成發展史———中亞陝甘回族移民研究》。
王國傑曾在接受中新社採訪時稱，東干人靠種植業和經商貿易這兩項立足中亞，一直都是中亞經濟活躍、文化獨特的民族，“他們是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有生力量，很多東干人可以直接當翻譯。”許多東干人自己有企業，他們的其它民族的朋友也有企業，“這些企業可以加入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
王國傑/資料圖
王國傑祖籍陝西興平市，年少時就聽老人講過清末回民叛亂的故事，慘烈的情節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王國傑考上陝西師大碩士研究生，專業為俄羅斯問題研究。他的代課老師韓敏、邵宏模在研究陝西回民起義史中遇到一個難題，清末陝西回民起義過程中，有一部分回民起義軍被迫西去，但最後到了何處，境遇怎樣，沒有史料可查，成了課題中一個缺憾。這引起王國傑的注意。
1980年，王國傑從一份雜誌上看到定居澳大利亞的俄裔學者葛維達寫的一篇關於蘇聯東干人風俗習慣的文章，文中稱他們是1877年-1884年間定居中亞的陝甘回民起義軍的倖存者，但文中沒有東干人確切地址。
王國傑非常興奮，他的專業是俄羅斯問題研究，肯定有機會到蘇聯尋找東干人。機會是要爭取的。1989年，王國傑通過考試，被國家教委公派到蘇聯聖彼得堡師範大學留學。他向國家申報的留學科研課題為“蘇聯政治制度研究”，但他心裏有個更重要的計劃：到蘇聯尋找東干人。
1990年8月到蘇聯後，王國傑四處打聽東干人的消息，很快得知一個同學家在烏茲別克斯坦首府塔什干，而且他家裏來過東干人。同學非常熱情，邀請他到塔什干，住在自己家尋找東干人。經濟上捉襟見肘的王國傑，沒有資本客套，1990年10月，他向學校請了1個月的假，跟着同學去了塔什干。
“你是從大清國來的？”
王國傑沒有辦理到烏茲別克斯坦的簽證，而且當時的蘇聯對外國人監控的嚴密，所以到了塔什干，他不敢聲張，也不敢隨意走動，只能悄悄在街頭活動。塔什干有人口上百萬，東干族只有兩三千人，而且沒有集中居住區，與外人交談講的都是俄語或哈薩克語，特別是當地還有大量相貌和華人相像的朝鮮人，要找他們並非易事。王國傑到商場、集貿市場去找，見到相貌像華人的就打聽。然而找了兩個星期也沒有碰到，王國傑心急如焚。他向學校只請了1個月的假，擔心無功而返。同學的父親説，你不要着急，塔什干肯定有東干人，東干人還在我家住過，你一定能找到。
聽説東干人善於種菜，大多數賣菜的都是東干人，王國傑就找賣菜的問。一天，王國傑到市場上買水果，碰到一名50多歲開“拉達”小車賣白菜的老頭，相貌像華人，就上前用陝西話問：“菜咋賣呢？”
賣菜老頭説：“你個東干人買啥菜呢？”“我不是東干人。”“不是東干人，咋説俺東干話？”“不是我説你東干話，是你説俺的話。”賣菜老頭驚異地問：“你是從大清國來的？”
“我是從陝西來的，你先人就住在兒。我把你們找紮了。”
老頭把菜攤收了，激動地説：“走，咱回家。”
王國傑從同學家取了自己的行李，住到了這位叫馬回成的東干人家。
馬回成不僅賣菜，而且有個粉條作坊，3輛小汽車，種了幾十公頃的向日葵，年收入摺合人民幣約7萬元。馬回成的老伴一副關中婦女的打扮，頭戴黑色布帕，打綁腿，孩子們都説陝西方言。
馬回成問王國傑：“左宗棠的人還在不？”
王國傑反問：“你們這100多年都沒有回去過？”
“回不去，也不敢回去。”
王國傑説自己這次來，專門為研究東干人。馬回成説，這沒問題，他有個朋友專門研究東干人，還寫過東干人的書，就住在塔什干，見了他啥問題都解決了。
見到馬回成的第二天，王國傑認識了在塔什干社會科學院工作的麻乃。麻乃本身是東干人，父母還住在哈薩克斯坦“陝西村”。他上博士時，畢業論文為《東干人的飲食文化》。
麻乃説，東干人都想回老家看看，但不敢。王國傑建議他們先向陝西有關部門發邀請訪問函，建立上關係。後來他們以東干協會的名義，給陝西省有關部門發了邀請函，1991年，陝西省有關部門組成了第一個訪問東干族的訪問團。
王國傑在馬回成家住了3個星期，收集了大量資料，得知東干人主要分佈在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吉爾吉斯斯坦莫斯科區和烏茲別克斯坦奧什州。1991年11月回國後，王國傑寫了一篇文章《蘇聯有個陝西村》，文章見報後引起轟動。
從此，“陝西村”與陝西連接起來，往來頻繁。1993年，前蘇聯回族協會副主席黑老五應邀參加了陝西電視台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王國傑擔任翻譯。
有人稱讚王國傑研究“陝西村”的課題很有意義，建議就東干族寫本書。王國傑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但由於上次到中亞時間短，瞭解的膚淺，還沒有真正進入“陝西村”獲取第一手資料，他決心再去一次中亞。
2014年，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白貴統計的《近二十年中國媒體對“東干人”的報道》
二次西行訪問“陝西村”
雖然有人認為研究東干族有價值，但向有關部門申請這一課題經費還是不容易。知識分子在學術上的追求，往往不惜一切代價。1993年6月，王國傑懷揣家裏僅有的1萬多元積蓄，西行中亞，開始第二次研究東干族的旅程。
王國傑心情太迫切了，沒有過多考慮就上路了。王國傑主要目的地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但因是通過麻乃辦的簽證，簽證上是到烏茲別克斯坦。王國傑不管這些，半路到了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就停下來尋找東干人。因事先沒有和有關人員聯繫，在阿拉木圖舉目無親，只能住旅館，每天的住宿費
100元人民幣，一頓飯幾十元，找了一個多星期也沒有見着東干人的影子。一天，有個俄羅斯族人告訴王國傑，阿拉木圖市西北角有個中國市場，裏面有許多東干族商人。在這裏，他遇到了許多祖籍鳳翔的東干人。由於人家生意忙碌，王國傑獲得的東西不多，只好到吉爾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凱克尋找東干人。
在比什凱克一位老師家的牆上，王國傑看到一個叫“什娃子”的電話號碼，判斷什娃子是東干人，便按號碼撥了電話。聽了王國傑來中亞的意圖，對方説：“你不要動，我讓娃來接你。”不久，什娃子的兒子開着“拉達”車將王國傑接到家中。這時王國傑才知道，“什娃子”是姓，他的名字叫主麻·什娃子。主麻的哥哥亞色爾給王國傑提供了大量有關東干人的書和資料。主麻的外甥又正好是東干研究所所長伊馬佐夫，王國傑在那裏獲得了大量的文字資料。
兩個星期後，主麻的兒子送王國傑到60公里外的新渠。新渠和相鄰的營盤、哨葫蘆，是東干人居住的三大中心，特別是營盤，被十萬中亞東干人視為自己的根據地、大本營。在這裏，王國傑住了3個月，廣泛地和東干人交談，瞭解他們的歷史。
當地東干人對他這個從“老舅家”專門來給東干人“寫本本”的人非常熱情，挨家挨户請他到家裏做客，有的為請他吃飯宰牛殺羊。有關人員專門出面組織老人和王國傑座談。後來擔任第六任哈薩克斯坦“陝西村”村長的安胡塞，將自己收藏的1959年出版的《七河省的東干人》一書送給王國傑。俄羅斯學者（注：波雅爾科夫）1901年寫的《東干起義後記》一書對研究東干人非常重要，可惜找不到書。“東干族之父”白彥虎的孫子白六娃設法從聖比得堡博物館給王國傑搞來一套該書原稿的複印件。
有人對王國傑説，你是第一個能坐下來聽我們講述東干人故事的中國人。
曾經一位東干老人的話，令王國傑心裏久久不能平靜。東干人對祖國濃郁的懷念之情無法用語言表達，上世紀20年代，他們曾有4人克服重重困難，繞道莫斯科、北京，不遠萬里到達陝西尋根問祖，但當時沒有人敢接待他們。到了40年代，他們又來了7個人，依然沒有人敢接待他們，而且當時處在戰亂時期，民不聊生，餓殍遍野。回去後，他們傷心地説，人家不認咱了。
從此，東干人失去了和“老舅家”聯繫的信心。
王國傑從東干人口中聽到許多陝西俗語：“人離鄉賤，物離鄉貴”；“寧戀本鄉一捻土，不愛他鄉萬兩銀”；“官大一品，不壓鄉黨”；“鄉黨見鄉黨，兩眼淚汪汪”。
回國後，他撰寫了30萬字的專著《東干族形成發展史》，並且每年都要寫一兩篇關於東干人的論文。為研究東干人，並不富裕的王國傑個人投資4萬餘元，僅為出版《東干族形成發展史》，就花了他3.5萬元。
王國傑每年都要和回老家“探親”的東干人接觸，力所能及地給予幫助，和許多東干人成了老朋友。2000年為5名東干族學生到西北大學留學而東奔西跑。他表示，他想再去一次“陝西村”，進一步深入研究東干族。
東干人有多少？分佈在何處？有籍貫教派之分
去年11月，中新網刊發了“走進東干人”系列文章，介紹了東干人人口統計，分佈特徵及地點，內部構成，生活習俗等等。
關於東干人口長期以來有官方和民間兩種説法。按吉爾吉斯坦東干協會的説法是17萬，其中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各有7萬多，烏茲別克斯坦還有近2萬人。
**但據官方人口統計，至2016年底，東干人數有15萬左右，可能逾15萬。**其中吉爾吉斯斯坦約7萬，在吉國民族排名第4位；在哈薩克斯坦也接近7萬人，在哈國民族排名第11位。這在兩國各族人口自然增速中最快。俄羅斯東干人從無到有，而且增長很快，目前已達7000-8000人，多數由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遷移。只有烏茲別克斯坦不增反減，至今只約有3000-4000人。
此前有數據顯示，烏茲別克斯坦因東干族人口比例太少，沒有公佈其人口統計數，最後一次官方統計是1979年，只有2542人。
至於統計數字的相應減少，特別是烏茲別克斯坦東干人口大幅減少，這主要是異族通婚家庭成員在人口統計填報中變動所致，同時也與近些年由哈、吉兩國移居至俄羅斯的東干人增長較快有關。
據俄國官方統計，早期由新疆移居至中亞的回族人，有1萬餘人。1877-1878年，由新疆南疆逃至中亞的3批，到統計時有6259人；1882-1884年，由新疆伊犁遷至中亞的4682人；合計10941人。後來又有幾批、或零星從新疆遷移至中亞。
作為同一個民族，東干人與中國回族人具有類似的人口特徵，即居住呈現“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大分散”，顯然是指目前主要分居吉、哈、烏及俄四國；“小聚居”，就是集中居住在各個鄉莊、村落和城鎮社區。同時，其內部還有“老教”和“新教”之分，“新教”中又有“門宦”之別。
“我知道的回民聚居點有28個，現在還有新增加的，估計有30多個點。”2014年夏，王國傑在比什凱克對中新網記者如是介紹。
中亞東干人分佈示意圖。來源：中新網
東干人絕大多數分佈於吉、哈兩國，有七成多分佈於楚河兩岸的平原上。發源於天山西部中段支脈的楚河，雖然是吉國第二大河，但是卻是一條並不寬闊，也不算很長的河流，河水流速不緩，長年不斷，水量可觀。吉爾吉斯斯坦是個多山之國，人們主要生活在河谷平原上，而楚河谷地，是吉國最大的平原。這裏孕育了比什凱克和托克瑪克這樣的中亞著名城市，也哺育了東干人，被其稱為“母親河”。對中國人而言，提到楚河，人們會自然聯想到“楚河漢界”。此楚河與彼楚河有關聯嗎？恐怕人們至今也難以説清道明。在其上中游100餘公里的部分，蘇聯時期就是吉、哈兩加盟共和國的分界，兩國獨立後，成為了彼此邊民不能隨便往來的邊界。
這片多數東干人的聚集區，在楚河南岸吉國一側的楚河州和比什凱克市，居住着吉國絕大多數的東干人。記者當時與吉爾吉斯斯坦東干協會核對：東干人在托克瑪克市約有11000人、坎不隆約有7000人、米梁坊約有6000人、伊斯拉克(星火鎮)約有3500人，薩多維約有2500人、傑尼索夫卡約有1500人、阿勞爾則約有1000人。
這裏居住陝西籍和甘肅、新疆籍回族後裔。比什凱克市西郊的亞歷山大諾夫卡鎮及哨胡蘆村，是吉國東干人最多的鄉莊，合計約有17500人，為甘肅、新疆籍回族後裔。比什凱克市區約散居着7000-8000人。另外，吉國其它地方還散居着數百人。
除此之外，還有幾個東干人的聚集區，距伊塞克湖州府4公里的伊爾迪克(二道溝)鄉，那裏聚集着4000多東干人，同時還有散居於州府卡拉科爾市近800人，都是中國回族哲合林耶門宦的後裔，仍為哲合林耶派，為甘肅、新疆籍回族後裔。在南方奧什卡拉蘇區的伊萬諾夫卡鄉約有6000多東干人，奧什市區還有2200多人。這裏多為青海、新疆籍回族後裔。另外，在納倫州有約500人。其他還約有1500-2000人，散居於吉國其它各地。
在楚河北岸哈國一側，屬於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庫爾岱縣的幾個東干鄉村和縣城，聚集着哈國7成以上的東干人、約5.3萬人，大多是陝西籍回族後裔。距北岸吉國托克瑪克市2公里的新渠鄉，就是目前中亞東干人聚集最多的鄉莊，現有2.4萬人，是1902年從營盤鄉莊劃分出來的，幾乎是清一色的東干人；其北7公里，便是中亞最早的東干人聚集地——營盤鄉，有人口約1.8萬，幾乎亦是東干人。由此往西至縣城：(近日與哈薩克斯坦東干協會核對)東干人在阿吾哈勒德鄉約有7000人，稻(田)地村有近1000人，黑水村約有2000多人，縣城還有1000多人。
東干人在哈國前首都阿拉木圖市約有8000-9000人。其中市區西北角的署光鎮就聚集着5000多，多為甘肅、新疆籍回族後裔，少部分為陝西風翔籍回族後裔；江布爾州府塔拉茲市郊東南的東干鄉莊——江爾帕克-提別有6000多人，阿拉木圖州府及葉爾肯特(潘菲洛夫)區約有3000人，為甘肅、新疆籍回族後裔。近些年移居至新首都阿斯塔那市有近千人。
在烏茲別克斯坦也聚集着一些東干人，20多年前，在費爾幹納盆地與吉爾吉斯斯坦奧什相鄰的安集延，有約3000人居於此，但是至今只有少量，多數已被同化，或移居哈薩克斯坦。這些人多是青海籍回族的後裔。目前，首都塔什干市市郊的卡爾·馬克思農莊聚集着近4000人，塔什干市也有一些，多為陝西籍回族後裔，由哈薩克斯坦遷移而至。
由於籍貫之別和教派之爭，目前，陝西籍回族後裔的東干人主要居住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而甘肅、新疆、青海籍回族後裔的東干人主要居住在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有研究、統計認為：按籍貫的人口劃分，約佔東干族總數的55%是陝西籍回民後裔，約佔東干族總人口的45%的多為甘肅、新疆、青海籍回民後代。
東干人聚居地——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資料圖
東干人為中亞族羣中生育率最高，“英雄母親”最多生17個
二戰後期，由於人口鋭減，蘇聯政府對生育多子女的婦女和家庭給予獎勵。其中，對生育10個及以上孩子的母親，被授予“英雄母親”勳章，俗稱“英雄母親金牌”。蘇聯解體後，各獨聯體國家的對生育鼓勵政策有不同的變化，但鼓勵多生育的基本策略未變。
每一個東干人的鄉村，都有一定數量的“英雄母親”。東干人口最集中、最多的縣——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庫爾岱縣的營盤鄉，有一位百歲老人家就育有10孩子，早年被政府授予“英雄母親”稱號。該鄉莊有3位百歲老人，每人都有7個以上的孩子。
據説該鄉目前生育最多的婦女是烏格爾·海麥，1993年她50歲，已生育了15個子女。當年營盤鄉有許多“英雄母親”，有一位“英雄母親”竟然生了17個孩子，這也是東干人中生產和養育孩子最多的母親。她有63個孫子，繁衍了一個100多人的大家庭。
按民族人口比，東干人在中亞生育比例最高。據介紹，從東干人的第2代起，大多數家庭都有5個以上的孩子，到上世紀60-90年代，大約有1/11的東干家庭育有10個及以上的孩子。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農村的東干婦女平均生育8個小孩，而其他民族的婦女一般都要少於這個數字；居住在城市的東干婦女相對較少，一般生2-3個，而城市的俄羅斯婦女一般只生1-2個。
除了東干人多子多福的傳統文化，主要也是受政府的鼓勵。當時蘇聯獎勵“偉大的母親”有三種勳章，分母親勳章、光榮母親勳章和英雄母親勳章。母親系列勳章頒發標準，不是生的數量，而是撫養成人的數量。
凡獲得母親系列獎章的人員和家庭，都能獲得相應的優惠政策。據悉，蘇聯解體前，每生1個孩子，國家發給50盧布，當時可買200公斤麪粉。小孩滿週歲後，給每個孩子每月12盧布。營盤鄉的一位英雄母親曾介紹：“當時養這些孩子，在經濟上沒感到太多困難。蘇聯解體後，曾有五六年國家沒有補助，到1997年後，哈國自己的生育政策制定下來，也可領到一些補助”。
2016年時，在哈薩克斯坦，每生一個小孩，政府一次性補助約800多元人民幣，在單位工作的婦女，可休假一年半，領4個月的工資。一個婦女生育5個以上時，可獲“英雄母親”銅牌，小孩每人每月可以得到國家約合人民幣50元補助，直到18歲；生育7個以上的婦女，可以獲得“英雄母親”銀牌，並終身每月領取約100元人民幣補助，政府每年都要給這樣的家庭補助糧食300公斤，買東西也不用排隊。生育10個的婦女，可獲得“英雄母親”金牌，優惠更多，並免交房屋、農地税等。據説，從2017年開始，有關補助還要提高。
不過，由於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大，東干人的生育意願並沒有隨之增加。吉爾吉斯斯坦國立民族大學教師瑪麗卡·卡斯莫娃稱，“我的親戚朋友中已經沒有多子女家庭了，大多數家庭最多隻能負擔得起4個孩子。因為現在所有人都想給孩子最好的教育、日用品，但這都很貴，大家日子都過得很緊，條件不允許。”
吉爾吉斯國家科學院東干學漢學研究中心學者伊斯瑪耶娃·拉合瑪表示：“到我這一代，東干人生育孩子的數量已經大幅減少，現在的東干人家庭一般只會養育3-4個孩子，5個孩子已經少見了。我認為經濟條件是這些改變的首要原因。現在政府仍會對“英雄母親”提供一些優惠，但這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同時，農村的年輕母親也改變了觀念”。
新京報採訪安胡塞，2004年4月13日
在中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處，居住着一羣特殊的居民———黃皮膚黑頭髮，講着地道的陝西方言。他們稱呼政府部門為衙門，稱呼幹部為衙役，把飛機叫風船。村內的兒歌“月亮月亮漸漸高，騎白馬帶腰刀……”已經唱了百餘年，秦腔仍是村內人的傳統項目。他們居住的地方被統稱為“陝西村”。
1862年，正值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我國西北陝、甘、寧等地的回民聯合當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規模反清起義。
1877年，起義隊伍最後有約萬餘人向西翻越天山山脈，有數千人死在路上，最後約3314人來到中亞，其中由白彥虎率領的最大的一支隊伍在俄國秋河岸邊紮下“營盤”。
這些人被當時的沙皇政府稱為東干人（陝西方言“東邊的人”）。沙皇政府給了他們7萬畝土地，並免徵10年賦税。此後，這些陝甘人便在那塊土地上播種下從老家帶來的麥種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村落也由“營盤”向四周擴散。
1990年，被稱為國內“東干人研究第一人”的陝西師大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國傑在烏茲別克斯坦第一次回訪到一名東干老人。這名老人驚異地問王國傑：“你是從大清國來的？”“左宗棠的人還在不？”
前蘇聯解體後，這羣移民的居住地分屬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三國。目前的總人口已有12萬人。
“中國海外最大的移民團體”，歷史學家這樣為他們定義，這也是迄今為止陝西最大的海外僑民團體。
“陝西村村長”安胡賽今年44歲的安胡賽被人稱為“陝西村”史上第六任村長。他實際的身份是哈薩克斯坦東干協會會長、哈薩克斯坦人民委員會常委、江布爾州陝西集體農莊主席。4月初，安胡賽到西安參加西洽會並參加黃帝陵公祭活動，4月10日晚11時，在回哈薩克斯坦的前夜，滿口陝西話的安胡賽與本報記者進行了一番有趣的對話。
安胡塞/資料圖：新華網甘肅頻道
《新京報》：你好，安先生，你這是第幾次回家？
安胡賽（以下簡稱“安”）：都快30次了吧。俺經常回陝西。
《新京報》：還記得第一次回來是什麼時候嗎？
安：第一次離現在剛好十年了，是1994年的4月份，那一次我很激動，以前經常聽老人説我們是中國陝西人，是老陝，可是我們沒有見過陝西，也沒有來過陝西。
《新京報》：在哈薩克斯坦陝西村，您是第一個到陝西的人嗎？
安：不是，在1989年，原蘇聯東干協會會長來過，他是第一個回家的人。等他回到哈薩克斯坦，我們就開了一個會，光邀請的各村裏的幹部，就有四五百人，他講家鄉多麼好多麼好。
《新京報》：他怎麼講的？
安：他説家裏人都很熱情，後來在我們自己辦的《東干報》上專門作了一期回家報道，人們看了報紙都想回來。可那時手續辦不了。從1985年才逐漸有人過來，但是手續特別麻煩，現在好了。
“當地人都説東干人勤勞”
《新京報》：你這一次的行程是怎麼樣的？
安：咋的，你説？（記者注：安胡賽顯然聽不懂“行程”一詞）
《新京報》：就是説您這次回來都做了些什麼？
安：先參加了黃帝陵公祭，那麼多人都來了，可以看出中國人對祖先很尊重。我回去後要把黃帝陵告訴“陝西村”的鄉黨，讓東干人知道中華民族的歷史有多長，以後要帶更多那邊的人到黃帝陵祭祖。
《新京報》：聽説您這次主要是來參加西洽會的，談得怎麼樣？
安：這一次談得相當可以，俺談了好幾個項目，最先的就是教育，和兩個學校簽了約，讓哈薩克斯坦的陝西人到中國來學母語。
《新京報》：大家不是都會説漢語嗎？
安：是，陝西的方言保留得很好，但是文字沒有保留下來。還有那個啥，現在你看這個社會發展快，語言也發展着呢，出來很多新詞，像這個電話呀，電腦呀，飛機啊，這個以前都沒有。
《新京報》：你是説，這些詞，你們用陝西話都不會説，是嗎？
安：是的。都是俺從這裏學的。
《新京報》：那你們怎麼叫這些詞？
安：把電腦叫computer ，電話叫telephone，飛機叫風船。還有啊，俺們把陝西政府叫衙門，把幹部叫衙役。
《新京報》：你們豈不是還保留着古代的稱呼，你們是什麼時候去的哈國？
安：聽老人們講，1862年到1877年，陝西甘肅等地爆發回民起義。最後1877年起義隊伍有3000多人逃難到了中亞地區，在俄國秋河旁邊居住了下來，後來發展到了10多萬人，蘇聯解體後，咱們就分散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
《新京報》：那與當地人交往多嗎？
安：多。哈薩克斯坦共有134個民族，都很團結，中國人在那邊被稱為東干人，這些民族都喜歡跟東干人交往，他們説東干人勤勞。“把語言給丟了，就不好回家了”
《新京報》：今年要派多少學生來學習漢語？
安：計劃送30個娃到陝西外語學院專門學習語言，陝西省政府給予咱們優惠政策，不把我們當外國學生看待，跟國內的娃收費一樣。還有，香港影視學院陝西分院，答應免費為我們培養5個娃，他們學習三年，一年預科學語言，後兩年學影視導演。
《新京報》：到現在，你們送了多少學生回國學習語言？
安：16個。俺們集資供他們學習，希望他們回去教其他人學習語言。我害怕，把語言給丟了，就不好回家了。
《新京報》：那邊的陝西人有不會説漢語的嗎？
安：也有。像離我們集中居住地遠的兩地方的陝西人，他們都不會説陝西話了。一個地方離我們約300公里，另一個地方離我們約400公里，每個村1000來人，只有一些老漢還會説一兩句簡單的漢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俺給他們專門配了兩名老師，教他們東干文。
《新京報》：東干文是你們發明的文字？
安：對的。1928年，專門造出來的字母，剛開始用的是拉丁字母，1958年用俄文字母，拼出來專門發老陝甘方言的音。
《新京報》：那兩個村子的人願意學漢語嗎？
安：願意學。可是有一個問題，現在國內出現一些新名詞，老師也不會，哈薩克斯坦那邊很多東西都是從中國進口，他們學不到新詞不方便。
《新京報》：學生們在那邊都學什麼語言？
安：俄羅斯語言、哈薩克語言、英語，還學東干語言。
《新京報》：好學嗎？
安：也不好學。但必須學。
《新京報》：您會幾種語言啊？
安：俺原來沒學英語，學的德語。俄語、漢語、德語説得很慣，阿拉伯語會一些，英語知道一點。
《新京報》：這麼多。
安：大家都會好幾種語言。
“哈薩克斯坦總統向我學技術”
《新京報》：聽説你們陝西村很多老風俗習慣還保留着？
安：對的。飲食了什麼的，都是中國的老菜，咱喜歡吃麪食，像平常都吃拉麪、餃子、包子什麼的，還有米湯。咱們東干菜在哈薩克斯坦和原蘇聯都很有名，在首都阿斯塔納已經建造了30多個陝西飯館，生意都很好。
《新京報》：你們吃的菜是自己種嗎？
安：是的，很多都搞農業。哈薩克斯坦全國50%的蔬菜糧食都是東干人種的，1877年，我們的老祖先剛過去，他們就帶了好多種子，現在還有很多都保留下來，像辣子、茄子、芹菜啊，現在還都有。你看，有些咱們的菜名都用俄文叫開了，你像韭菜，俄文發音也是“韭菜”，還有芹菜，俄文也叫“芹菜”了。拉麪，原來還是蘇聯時，全蘇聯都知道東干拉麪。
《新京報》：他們那裏以前沒有這些菜？
安：嗯，對的。開始看到咱們吃韭菜，他們説是草，現在大部分都喜歡吃這個韭菜，跟咱們一樣當餡包餃子吃，做拉麪當調料。
《新京報》：除了這些菜，你們還種什麼菜？
安：不如中國多，現在陝西人吃的一些菜，俺就沒見過。1999年，我請了三個技術員，一個搞大棚菜，兩個搞蘑菇。後來，又請了一個搞磚廠的，一個搞餅乾廠的，一個搞麪粉廠的，讓他們把這些新技術帶了過去。
《新京報》：廠都建成了嗎？
安：建起來了，都工作着。
《新京報》：像麪粉廠，原來那邊沒有嗎？
安：有，離咱們住的地方比較遠，是別的民族的，咱們得走100多公里去買。
《新京報》：大棚菜和蘑菇發展得怎麼樣？
安：咱種了蘑菇，當地人都喜歡吃，都爭着買。當地有野蘑菇，但是隻有一個月，他們都不相信這個蘑菇還能自己養出來。
《新京報》：那你們種菜的很掙錢了？
安：還行，你像蘑菇，按公斤算，每公斤相當於人民幣6塊錢。
《新京報》：當地也都很支持你們搞這些工廠和種植吧？
安：是，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還把俺請到他的辦公室，問這個新技術。俺拿了番茄，蘑菇，他問怎麼把這個造出來的？從哪裏引進的？我跟他説，從中國，我的老家。
《新京報》：他怎麼説？
安：他説好，讓俺多引進一些這樣的新技術。
《新京報》：後來有沒有推廣這些技術？
安：推廣了，專門在陝西村，召開了一個哈薩克斯坦全國農業推廣會，農業部長還有幾個州的州長全都去了，後來在全國搞了很多日光温室，效益都很好。這一次西洽會，俺跟咸陽政府簽了協議，發展農業區，像現在那邊的玉米小麥產量都很低，小麥一畝產100公斤，玉米畝產只有200公斤，我們希望引進一些新的優良品種。另外，我們還引進了一些水果品種。
《新京報》：什麼水果？
安：主要是蘋果，像那邊的蘋果還是以前的黃元帥紅元帥等老品種，很多也退化了，像紅富士蘋果都是從中國進口過去的，這樣運費很貴，每公斤8塊錢到16塊錢。陝西村要建李白紀念館
《新京報》：你這個陝西村村長，帶着全哈薩克斯坦人搞農業生產了。
安（笑）：這裏有個説法不對，那裏有7個鄉都是住的咱東干人，有三個鄉百分百的都是陝西省的人。
《新京報》：我看這邊都把你們叫陝西村啊？
安：陝西村是咱們這邊叫的，那邊不是村，是鄉，我把我們住的那個鄉改成陝西集體莊園，有2000多户，12000多人，整個莊園就是一個大公司。
《新京報》：我聽有人叫您主席，您在莊園擔任主席是嗎？
安：是的，俺還是哈薩克斯坦東干協會會長，這個協會就代表這個民族，還是哈薩克斯坦人民委員會常委。回到陝西老家，大家都喊俺村長。
《新京報》：你在那邊叫什麼名字？
安：名字很複雜，你像俺的名字叫達吾勞夫·胡賽·西瑪勞維赤。
《新京報》：人們都直呼你的名字？
安：直呼什麼意思？
《新京報》：就是可以直接叫你的名字嗎？
安：噢，大部分沒有。跟俄羅斯的稱呼一樣，叫俺胡賽·西瑪勞維赤。俺覺得像這邊叫個小安、老安就很不錯，那邊還不習慣。
《新京報》：陝西村裏人都有兩個名字嗎？
安：都有兩個，一箇中國的，一個當地的。
《新京報》：那安胡賽就是您的中國名了。
安：是的，俺爸給俺起的，俺小時候他就跟俺説，你姓安，是安家的人，你的家在中國陝西。俺還聽這裏的專家説，中國唐代著名大詩人李白，他的出生地在唐代叫碎葉城，離俺住的地方不足3公里，俺已經向哈薩克斯坦國家民族委員會打了報告，俺想在“陝西村”內建成李白紀念碑和紀念館。
“她話沒説完，俺就哭了”
《新京報》：你們在中國還有親戚嗎？
安：俺上一次回來，還認了親戚呢。在西安長安區王曲鎮一個村上，一名82歲的姓安的老太太，拿出家譜來，上面還有俺老爺爺弟兄兩人的名字，安興虎、安興皇，他們就是從中國出生到哈國的。我同她論起輩分來，她還是俺的姑姑。
《新京報》：您就見到這一位親人嗎？
安：對的，見到一位就不容易了，她沒説完話俺就哭了，（同家族的人）100多年沒有見面了，俺帶着在這裏上學的幾個娃去（看她）了，後來，俺又把俺媳婦、兩個姐姐都帶去（看她）了。
《新京報》：咱們這邊的人有沒有去你們那裏？
安：有，咱們這裏有很多人在那邊搞貿易。1991年有一個陝西伊斯蘭教促進會6個人，專門去看老鄉去，他們那次去，俺印象很深，咱們專門派車到首都阿斯塔納機場去迎接，到了莊園，好幾千人去看他們，都哭了，沒有一個沒流眼淚的。那一次之後，咱們就把路子走開了，後來又發展貿易。
2000來户有3000多輛轎車
《新京報》：你們在那邊收入怎麼樣？
安：收入？是錢嗎？
《新京報》：對，對。
安：現在還可以啊，比當地的民族要強。你看咱陝西莊園，2000來户有3000多輛小轎車。
《新京報》：這麼多，都是什麼車？
安：像豐田、奧迪、寶馬比較多，那邊車便宜，一輛奧迪4000多美元，一輛寶馬5000到6000美元。
那邊家家户户都有車，每家幾畝地，圍一個莊園，種點糧食和蔬菜。
《新京報》：那你們每月掙多少錢？
安：一般教師每月收入合人民幣1200塊吧，有些做生意的比較多，一年最少收入1萬美元，多的可以收入10萬到上百萬美元，不過那樣的很少。
“不説媒就不能結婚”
《新京報》：你們的風俗習慣也保留得很好，能介紹一下嗎？
安：我們那邊的婚喪嫁娶風俗都沒有變，這一塊保護的特別好。娶親得先要説媒。
《新京報》：不允許自由戀愛啊？
安：自由戀？不行，就是戀好了，也得説媒。
《新京報》：要是不找媒人不行嗎？
安：沒有那樣的。不找媒人那不禮貌嘛，把咱傳統的文化都丟了嘛。
《新京報》：可是現在國內都可以自由戀愛啊。
安：咱要保留這些習慣，這樣才記得家。媒人到女方説媒，前兩次，不能給媒人喝茶，不給吃飯，最少他（媒人）要去三次，一般要去五次，才可以同意把女兒嫁給人家。
《新京報》：這麼麻煩？
安：次數少了你就同意，顯得你的女娃沒地位。
《新京報》：同意之後，接下來還有些什麼程序？
安：同意了，就要喝茶吃飯，媒人把男女兩方的家人，舅舅姑姑什麼的都叫在一起，見個面。後面，男方就要準備耳環、緞子啊，布啊，還要1000美元的禮金。
《新京報》：女方呢？
安：女方就開始準備嫁妝，要準備繡花鞋、繡衣服，最少得準備半年到一年，縫製這些衣服。
《新京報》：每個女孩都會縫製這些嗎？
安：都會，家家户户都要會。
《新京報》：結婚典禮怎麼舉行？
安：最少得熱鬧兩個禮拜，吃飯喝酒，好複雜，俺剛把兩個女兒嫁出去，好複雜，好不容易。
《新京報》：大家都願意保留這種風俗嗎？
安：願意，大家都知道這樣做咱才是中國人，是陝西人。
《新京報》：新郎新娘穿什麼？
安：手工繡花的袍子和靴子，新娘要穿繡花鞋，紅綢衣服，挽着清朝或者明朝時的髮型，插着簪子。
《新京報》：全都這樣？
安：你不穿那個，結不了婚，人都笑話嘛。
《新京報》：那用轎子抬新媳婦嗎？
安：現在都用汽車拉，部分人用馬車。
《新京報》：為什麼要用馬車？
安：原來咱們的風俗就是用馬車嘛，大家還是習慣那個風俗。馬車還是搞的中國那個老樣子，那個比用奔馳車還高檔呢。
《新京報》：現在咱們國內都沒有馬車拉媳婦了。
安：不行，咱們要保留那個。
《新京報》：一定得保留？
安：那是一定。現在俺想的啥，現在都稱咱那裏是中國古代的活化石嘛，我還計劃搞旅遊，好多陝西人都想過去看看咱那邊的生活，咱要搞一些賓館、民族大樓。
《新京報》：現在搞了嗎？
安：正在弄。
《新京報》：那你們平常都穿什麼衣服？
安：平常，什麼都有，有的穿這邊人穿的西服，有的穿清朝、明朝的袍子，披肩，大衣小衣，不過很少。
《新京報》：男的不留長辮子吧！
安：這個不留，俺看老相片都還有長辮子。原來都穿布鞋，現在都穿這個新鞋，這邊叫皮鞋，從中國進口去的。
“男女比例失衡最讓我頭痛”
《新京報》：那邊搞計劃生育嗎？
安：沒有，那邊生得越多越好，哈薩克斯坦的人口很少，人口經常降，原來蘇聯沒解體時是1800萬人，現在是1400萬人。
《新京報》：現在陝西村的人，一家有幾個小孩？
安：一般四個小孩。
《新京報》：您有幾個？
安（笑）：我有六個，五個女娃，一個男娃。六個不算多，1990年，俺當集體農莊副主席時，還選出了380個英雄母親。
他們都生了10個以上的孩子。生10個以上的孩子，政府就頒給你一個英雄母親的牌子，政府給你免很多費。
《新京報》：生這麼多小孩，養活得起嗎？
安：現在沒有這麼多，一般四五個。沒辦法，要生個男娃嘛。
《新京報》：結婚有沒有歲數限制？
安：按照哈薩克斯坦法律，男的18，女的17就可以，實際中，咱的娃結婚也太早，女的十八九就結婚了，男的一般22歲就結婚了。
《新京報》：當地人也這麼早嗎？
安：他們要比咱們平均晚三四年吧。咱們結婚太早，這不是個好習慣。
《新京報》：那你們有沒有想過讓你們的娃回到中國來找個媳婦或者婆家？
安：俺對這些留學的娃們都説了，我説你們學一上完，回去時候一定每人都找一個媳婦，把那邊的血緣都換一換嘛。
《新京報》：這是怎麼考慮的？
安：現在那邊家家户户都是親戚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100多年前的幾千人，現在發展成12萬人了，這個不好嘛，有些小孩身體都不好了。
《新京報》：那你怎麼沒説讓女娃在中國找個婆家？
安：也可以嗎，不過一般不允許女孩在外面找，可是現在都開放了嘛，也行。俺下一步也考慮，那邊女的比男的多，很多女的嫁不出去，咱們莊子1萬多人有好幾百女的就找不到對象，30歲以上，男女差了15%。可以讓女娃回到中國來結婚。
《新京報》：咱們不跟當地人通婚？
安：很少，連1%都沒有。女娃嫁不出去也不能找當地的，咱們覺得不太禮貌，他們願意娶，咱們不能嫁，這是中國的老傳統。
《新京報》：那嫁不出去的女孩怎麼辦？
安：這是我很大的頭痛嘛。原來我的大學同學，還有兩個沒有結婚。
《新京報》：那就把她們嫁到國內來吧。
安：是啊，這是個好事情。俺想把那些嫁不出去的都嫁到國內來嘛。
《新京報》：嫁不出去的才嫁回來啊？
安（笑）：不是不是。
《新京報》：她們願意嗎？
安：咋不願意嘛！她們都願意回中國來，中國是故鄉嘛。
《新京報》：很多風俗你們保留得這麼全，一夫多妻制沒有保留嗎？
安：娶多個老婆可以是可以，但是哈國的法律不允許，有的人也娶了兩個呢，但很少，一般的都是有的女的不生娃，就再娶一個，還有一個生了8個女娃，他也娶第二個希望生個男娃。
東干人婚禮習俗/資料圖
東干人的詩《給中國》
雖然中國我沒去，也沒見過。
可是時常在心裏，我可思想。
你的俊美我聽了，打爺跟前。
説是那頭他生了，百年之前。
好像綠嶺擺着呢，高山樹林。
冰山明明閃着呢，景景照紅。
長江黃河流着呢，打西往東。
一切活物飲着呢，河裏水清。
水清灘裏落着呢，老壩跟前。
在水裏頭浮着呢，悄聲叫喚。
跟前蓮花開着呢，開的喜色。
麻雀花上落着呢，不想要飛。
歷史書上也聽過，中國很早。
可是最後可開了，鮮花味道。
就像春天撒開了，花的氣色。
一切民族聞見了，她的香味。
———索尊實
索尊實是東干詩人索阿宏·達烏的筆名，意思是尊重史實。索尊實，今年60多歲，東干村民稱他為“寫家”。雖然從來沒回過中國，他寫的詩大部分卻是關於中國。